第186章 酒魂西行（从维熙文集④）(36)

酒给李白带来的不仅仅是文学的情思，也演绎了李白人生命运的变奏乐章。他命运的曲线，都与酒事密不可分。在唐玄宗身旁为官的贺知章，力荐李白在长安为翰林。在皇宫的酒宴上，醉酒后李白居然当众让皇帝身旁的宦官高力士为其脱靴。这在几千年官场上的“唯一”和“独有”，虽然其光焰四射到令人头晕目眩的地步，但也标志了文人李白，永远不会是一个当官的料。高力士受辱之后，勾结杨贵妃，不断以各种谗言诬陷李白，唐玄宗出于爱才之心，虽然没有治罪于李白，但他的官运很快完结了。笔者试想，如果没有杯中的琼浆玉液使其忘形，李白或许不会有让高力士为其脱靴之举；没有此举，李白的官运也许不会短若昙花一现；但李白的天性与酒叠加，这一事实使李白无法完成对其在仕途上的梦想（李白是有仕途之心的文人，这是他不同于陶翁之处——包括他后来一度投身于永王，即使永王当了皇帝，而没有兵败成寇，李白的天性决定他难免还要演出类似“脱靴”的场景，因而无法在官场立足）。正因为李白饮酒，留下这么动人心魄的故事，后人才演绎出了许多有关李白的神话：比如，本来李白活了六十一岁，是浪迹天涯之后，于贫病交加之中死在安徽当涂的；可是民间传说，却说他是水中捞月而亡。一天，李白来到了燕子矶（今安徽马鞍山之侧）。当时，他背了一壶酒，坐在燕子矶的溪水之边，对着一轮明月畅饮起来。喝过几杯酒以后，酒力让他忘我，初饮时他觉得月亮在天上行走；酒浆烧膛之后，他发现天上的月亮跌进溪水中去了。于是，他借着酒兴，一步一步地走向水中，想捞起那轮天上的月亮，其结果是自沉于长江的燕子矶，为捞起水中一轮明月而亡！看，这样的死有多浪漫，它不是与李白《月下独酌》诗章，成了前后呼应的绝笔吗？

想来，如果天上确有“酒泉”的话（古人认为天有酒泉），李白在天之灵，当在大饮天上的酒泉的同时，笑看地上众多追随其后的醉酒者了！

2016年7月整理于北京

[女人酒韵——古今酒话之九]

自古至今，女人饮起酒来，无论在酒风和酒量上，都不比男人逊色。前些时日，笔者在一张“文摘”类的报纸上，看到这样一则奇闻：广西一位年近百岁的农妇，每天喝酒将近一斤，她不仅不醉，反而身体结实如牛；无论下地种田还是赶集上店，都不亚于年轻小伙。此新闻见报后，曾一度引起了“炒作”之嫌，后来报纸为了证实其真，还把那个老妇人的喝酒照片刊于该报“报眼”位置，同时发表如下声明：有认为此为伪事者，请带酒来与老人一会。这是今天的一件酒事奇闻，笔者从开始时就认知这是真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笔者算是半个酒人，也曾领略过女性喝酒之雄风。

20世纪80年代尾声，几个作家应邀出访贵州茅台酒厂。在酒乡畅饮之际，先是文坛酒圣陆文夫，语无伦次地失去了江南秀士的风雅；紧接着是见酒绝不让杯的剧作家叶楠，变成了语无伦次的顽童；倒下的是当地作家、贵州当地的酒杰何士光；我虽然在美酒之乡没有显形，但在酒桌上也飘飘然找不到北了。这时，唯有女作家谌容，依然在欢饮中面不改色，并时不时说两句风凉话，向几个男作家下着战表，十足地表现了她酒中女雄之声威。这是我第一次认知了女人饮酒的能量。第二次，是几位作家出访内蒙古草原，在蒙古包内与一位当地专事劝酒的女歌手“煮酒论英雄”时，留下过“败走蒙古包”的记忆。其实那天，我并无意与她拼酒，只是被其不断吟唱劝饮之歌的热情所感动——结果我先扣杯认输，并因此被罚唱了一曲俄罗斯的民歌《三套车》，才算了结了这场酒戏。

使我确认女酒痴饮酒雅量高于男性的第二个来源，是中国源远流长的酒文化记载。几千年来，尽管饮酒者中男人的比例不知要比女人高出多少倍，但女人饮酒的亮色，却常常使男人黯然无光。首先，造酒的鼻祖仪狄是女人，这是写进中国酒史的真迹，这已然是中国酒文化中的一个绝笔。据史记载，仪狄虽然是第一个品尝到酒滋酒味的人，但并不是一个嗜酒的女人；由于其父大禹因其酿出了酒，而疏离了她，这个十分孝敬大禹的女儿，便自觉与酒拉开了距离，因而酒神仪狄只是酒神而非酒痴。但是历史上许多帝王的宠妃和历史上的一些著名的才女（包括一些青楼红粉），却一反造酒女神仪狄的自我约束，叛逆成为酒的载体和酒的化身，酒成了她们追逐欢乐和排解愁楚的尤物。

其中，首推商纣王身边的妖妃妲己，她比男人更为善饮。据《酒轶》中记载，当纣王醉卧后宫，她却不因狂饮而与之同醉，而是“千人皆醉她独醒”，在纣王烂醉如泥时，她还能抚琴弹唱，因而可谓中国女性中饮酒之最。这位乱政于商代的妖妃，在商朝被灭之际，还留下了一个酒事典故：周武王兴兵伐纣，纣王与周武王会战牧野（今日河南淇县之南），纣王因兵败而自焚，不知她是否出自对纣王的情怀，抑或是她以酒增加她自尽的勇气，《古代酒事考》一书中记载，直到此时此刻，她才有了平生中的第一次酒醉——在踉踉跄跄的醉酒中，钻进悬于梁上的三尺白绫，在痴醉中去了天国。

周武王灭商之后，帝王传宗接代到了末代昏君周幽王，就如同气数已然熬到了尽头那般，在幽王身侧出现了一个类似于妲己的宠妃褒娰，这位来自陕西汉中的女子，在酒量上虽然无翔实记载，但其饮酒之法却是破天荒的：她只喜欢听绸子被撕裂之声，并在这种声音中饮酒作乐。周幽王宠爱她，每天召人进宫以撕绸之声助其酒兴，真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以今天的眼光审视，褒娰可以算作一个典型的心理变态狂。据史记载，她笑起来艳美绝伦；特别是在有酒助兴之际，她的“一笑倾城，再笑倾国”。幽王为博得其一笑，导演了一出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烽火戏诸侯”。周幽王下令，在烽火台上燃起簇簇烽火；当各路诸侯带领兵马前来护驾时，才发现这是一场闹剧——原来幽王此举不过是为换褒娰一笑，来护驾的诸侯们瞠目结舌，褒娰却笑得前仰后合。当然，古书《酒轶》中所记载下的这些陈年酒事，难免有民间传闻掺杂其中，但这两位女妃嗜酒乱政，似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唐代历史上，出了个“一朝选在君王侧，从此君王不早朝”的杨玉环。她贪杯之相，京剧《贵妃醉酒》只是表现了她嗜酒如命的一隅，史料中记载她比唐明皇还要善饮，因而炽热的酒浆，从早到晚染红她的双腮。难怪宋朝文人苏东坡，用了如下的笔墨为其绘形：“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据《开元遗事》中记载，身为君王的唐明皇，每天清晨比她要早醒；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她经常夜饮无度。《开元遗事》上有下列一段对她的描述：“贵妃每宿酒醒后，晨傍花枝，以口吸花露润肺醒酒。”（其花为木芍药）身旁的唐明皇，总是亲自为其折枝摘花，并劝其吮食之：“此花香艳，尤能醒酒。”据《冷斋夜话》中描绘，此时的杨玉环，腮红鬓乱，请求唐明皇不追究其晚醒的失礼之过，唐明皇笑答曰：“岂妃子醉，是海棠睡未足耳！”至此，杨贵妃酒后的千娇百媚之姿，已跃然于纸上。

杨玉环留下如是的酒歌，如果说还不足以为怪的话，其姐姐虢国夫人的酒事积习，可谓继褒娰之后，又一个千古酒事之绝。据《云仙杂记》记载，她喝酒用的酒器，名为“洞天瓶”，即是将干燥后的鹿肠悬于半空为瓶，让人将酒灌于肠中，饮时则解开肠端之结，让酒液流入口中。由此推想，她不仅有躺在床上仰面朝天饮酒之怪习，更有夜间饮酒的放荡无羁。为此，在唐代她获得了一个“洞天圣酒将军”的绰号。不仅开创了自商代之后的饮酒怪诞之最，还使堂堂七尺男儿，在其酒量之前感到汗颜。

读史想今，我曾探其内在成因：是不是女性的生理基因上，对酒浆有特殊的适应能力？不然的话，何以许多阳刚男儿常常败于红粉佳丽的酒杯之下？对此，笔者虽然在生理学上没能找到实证，却从后来翻阅远古酒事的源流考证中，确认了女性嗜酒者比男性善饮，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不信，你可以找一个真正的女酒痴对一下杯，那时你便知其中的高低深浅了！

2016年秋整理于北京

[人鬼酒话——古今酒话之十]

年底，整理我的酒柜时，从柜子的角落里翻出来两坛杏花村的陈年老酒。仔细回忆，还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前辈马烽的爱人段杏绵同志送来的。打开畅饮之际百感丛生，于是便在浓浓的酒香之中，写下这篇杯中酒话，以在花甲之年，忘却美酒中深藏着的历史往事。

仔细算来，我从年轻时与酒结缘，到2007年年底已然五十多年了。我不能说我喝遍了中国所有的白酒，但我能说我品尝过华夏大地的所有名酒。假如以人与酒的缘分而论，与我生命历程联系最为亲密的白酒，莫过于山西杏花村的汾酒了。之所以如此，不仅仅因为在我漫长劳改的生涯中，山西占去了我生命年轮中的九年；更大程度上，在于我与汾酒的情缘中，记载着我的欢乐与忧伤：我是在1969年年底，与北京的老右们一块儿被发配到山西的。在历经的砖窑烧砖、煤矿挖煤、化工厂的冶炼等劳役之中，驱散愁楚和驱赶严寒的法宝，就是以酒浆暖膛了。1976年春天，山西作协的段杏绵以及评论家李国涛等文坛友人，知道我流放山西之后，出于关爱之心，想办法把我从劳改单位调了出来。他们安排我到临汾文联工作时，迎接我这个苦海泅渡之人上岸的尤物，还是山西老酒。记得，第一次与临汾文联主席郑怀礼见面时，他是用一瓶汾酒和一瓶竹叶青，在临汾宾馆为我接风洗尘的。

当时，郑老举着酒杯对我说：“维熙同志，祝贺你‘上岸’了，今天咱畅饮一回，不知你爱喝哪一种酒？”

我回答郑老说：“我在劳改煤矿改造时，因为在井下挖煤阴冷潮湿，为了驱寒常喝六毛钱一瓶的白薯干酒。”

“那是酒精勾兑出来的，喝了有害身心。”他说。

“人在难处，就没法讲究科学了。”我坦诚地自白。

郑老沉默了许久，突然把我结满老茧的手掌，紧紧握在他的手里，同时抚摸着我五指上刀锋般锐利的茧子，饱含深情地对我说：“天道失公，让你遭受了这么大的罪！今天你多喝几杯，驱赶一下过去的苦寒吧！我读过你年轻时写的文字，知道你和刘绍棠既是文友又是酒友，两个人都能喝善饮，今天你就放开酒量，喝喝咱山西杏花村的汾酒吧！我嘛，一直爱喝竹叶青，咱俩来个一醉方休！”那天我当真喝得有些微醉了。这既为我第一次喝到真正的美酒而醉，更为人间的真情而醉。

两年多过去了，当1978年年底关于我的一纸改正错划右派的通知书，从北京飞到临汾之后，郑老为了庆祝我噩运到头，在我登上回北京列车的头天晚上，再次以酒为我送行。那天老人情绪更为激动，至今我还记得他的祝酒词：“祝贺你从小小的汾河，回归到文坛大海里去！希望你别忘记山西，别忘记汾河，别忘记为你文学创作灵感助兴的汾酒。为了这一点，我为你准备了几瓶汾酒，你带到北京去，算作你我的临别纪念吧。”说着，老人递给我一个包包，我用手提了一下，沉甸甸的；打开包包一看，里边有五瓶汾酒。老人非常细心，酒瓶之间还塞进了棉花，怕我在火车上不小心碰碎了玻璃酒瓶，让他的一片爱心付之东流。

由于我生命年轮中，留下了上述令我难忘的真情往事，因而山西的山，山西的水，连同这块沃土上孕生出的美酒，都成了我回京之后的依恋和向往。所以当1982年春时，郑老打电话给我，要我带几个文友到临汾为文学青年谈谈写作问题时，我立刻与友人林斤澜、刘绍棠、邓友梅赶赴山西临汾。当天，郑老以酒宴欢迎我们，摆在餐桌上的还是汾酒和竹叶青。

说来也巧，杏花村汾酒厂不知从哪儿听说我们到了临汾，转托山西作协邀请我们顺便访问汾酒酒厂。我们四个人中有三个是酒痴，于是便从临汾经太原，到了汾阳的酒泉之乡的杏花村。

当时，正是桃李盛开之时，酒乡那片杏树林，扬花似雪。走进酒厂招待所，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牧童骑在牛背上的雕像。虽然唐代杜牧写下《清明》诗章中的“杏花村”，是否山西汾阳的杏花村，文史学家一直难以界定，但此情此景仍然让我沉迷于诗中的诗情。是天意，还是巧合？我们到达杏花村的当天，天上的云送来一片迷离的细雨，这让我们没有喝上美酒之前，文心已然陶醉。因为“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的诗章，早在我们童年时，已融入我们的血液，成为中国文人梦中的相思——特别是我，在山西的两次命运转折，都与杏花村酿造出的汾酒，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心结，自然对牛背上的牧童以及破天而落的迷离雨丝，情有独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