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永乐大典，朱棣的精神写照(2)

从《圣学心法》中大致可以看出，朱棣特别强调的有以下几点：

一、顺从天意，崇拜祖先。

中国的历代皇帝都自称天子，强调君权神授，借老天的力量压制苍生。在那个科技文化十分落后的年月，想让老百姓不迷信，就跟让今天的女孩子不化妆一样困难。

朱棣所受的那点儿教育，难以让他产生“人定胜天”的思想，他的身上，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时代的局限性。他无法否认“天人感通”之说的存在，强调要尊重天意，而不是逆天而行。“天道不言，四时行而万物生”，“天道至诚无息”，“天道至公无私”。

朱棣强调，统治者应按照“天道”行事，方能成为享受天命眷佑的圣人，否则就不会受到上天眷佑；普罗大众，应该接受仁君的统治。如果缺少必要的服从，违背了天道，那么，自然就得不到上天青睐了。

但是，朱棣并没有一味强调臣民的服从，而是要求执政者也要顺应天道，并将之作为统治能否长久、天下能否安定的重要因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相比那些只强调民众服从、不申明君主责任的统治者，朱棣的思想还是有所领先的。当然，他这样做的目的，也是要让知识分子更加没有心理负担地接受，更乐于接受他的领导。

朱元璋将自己视为汉人王朝的中兴之人，认为蒙古人已经失去了天命。而朱棣的认识却有了进步，他强调：

天运虽有前定之数，然周家后来历数过之，盖周之先德积累甚厚，其后嗣又不至有桀纣之恶，使夏殷之后不遇桀纣，未遽亡。若顺帝不恤军民，不理国政而荒淫无度，安得不亡！故国之废兴，必在德，不专在数也。

作为一国之君，能够认为元朝的灭亡并非完全是天数，而是德政出了问题，并以此来警醒自己，这在历代君王中，无疑显得难能可贵。作为天子，主动约束自己的行为，以顺应天意，“王者知有天而畏之，言行必信，政教必立，喜怒必公，用舍必当，黜陟必明，赏罚必行”。

全世界没有一个民族，能像中国人一样敬重祖先，将死人的坟墓修得比活人的住宅还气派还宜居，也只有炎黄子孙做得出来。中国一直没有占主导地位的宗教，祖先崇拜却能让国人得到一定程度上的心灵慰藉。而每一个帝王，都把去太庙祭祀当成最为神圣和重要的事务，并将自己的一切，当成祖先在天之灵的恩典。

因此，中国人大多情况下绝不赞赏改动与革新，而是执迷于守成和坚持。朱棣也说：

祖宗之法，所以为后世也。当敬之、守之，不可以忽，继世之君，谨守祖法，则世祚延长。衰世之主，败其祖法，则身亡国削。

他将能不能遵守祖制，上升到了能否保住江山甚至自己性命的地步，让今天的我们看来，无疑太过夸张，但对当时的人来说，却是相当受用。

至于具体做法，朱棣则有如此认识：

人君之所好与天下而同其好，所恶与天下而同其恶。群情之所好，而己独恶；群情之所恶，而己独好，是拂天理之公，而循夫人欲之私，则所蔽者固而溺者深。虽欲勿殆，其可得乎？

即便掌握了至高权力，还是不能肆意妄为，而是要与天下人同好恶，将自己视为天下人中之一员，而不是那个特殊分子。核心即是“与世同乐”。这和“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观点，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二、善待百姓，轻徭薄役。

皇帝及其统治集团当然无法直接从事生产劳动，创造社会价值。所有的收入来源，必然要依靠百姓的贡赋。而在那个社会生产极其落后的年代，大部分劳动者，从事的无疑是一种“糊口经济”，生存权成为他们追求的第一目标。对于这样微不足道的要求，如果统治者也无法满足，那恐怕就触怒被统治者的底线了。

朱棣当然也不赞成过度的压榨，他知道这样只会削弱政权的根基，他说：

民者，国之根本也。根本欲其安固，不可使之凋蔽。是故，圣王于百姓也，恒保之如赤子，未食则先思其饥也，未衣则先思其寒也。民心欲生也，我则有以道之，民情恶劳也，我则有以逸之……薄其税敛，而用之必有其节。如此，则教化行而风俗美，天下勤而民众归。

别说皇帝了，一个知府县令，都可以堂而皇之地自命为“父母官”，只要略微对百姓公正一点，就能得到“青天大老爷”的奖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施行仁政，其实真的没有多难。建立适度的剥削体系，给民众的生活留下余地，留有念想，才能保证既得利益者长久地存在下去。而广大黎民百姓，其实对这样的剥削也是完全能够容忍的。

为了让被统治者有饭吃有衣穿，提高执政集团的组织管理水平，当然也是非常必要的。今天我们看来，皇帝大略也相当于一个超大型公司的董事长，对于公司如何长久发展，他必须有自己的特殊贡献，有自己的管理哲学。朱棣当然没有这样的战略意识，但他也做出了一定的思考，他说：

经国家者，以财用为本，然生财必有其道。财有馀则用不乏。所谓生财有道者，非必取之于民也。爱养生息，使民之力有馀，品节制度，致物之用不竭……民者邦之本，财用者民之心。其心伤则其本伤，其本伤则枝干凋瘁，而根抵蹶拔矣。

朱棣他也明白生财要有道，让牛光犁地不吃草，都能把牛累死，何况大活人呢！因此，朱棣执政期间，确实也实行了一系列开垦荒田、修建水利、减免租税的政策，并为其后代儿孙所继承。

三、礼义教化，恩威并施。

自西周开始，历代君主都十分重视发挥礼乐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朱棣认为：

夫礼者，治国之纪也；乐者，人情之统也。是故，先王制礼所以序上下也，作乐所以和民俗也。非礼则无以立也，非乐则无以节也。教民以敬，莫善于礼，教民以和莫善于乐。

恩威并施是治国的要诀。历朝历代，统治阶级如果过于迷信自己的国家机器，往往会引发严重的后果。但如果用礼义廉耻来约束普罗众生，巧妙地将统治者的利益，转化成被统治者的需要，润物细无声地完成洗脑，无疑会对巩固统治大有好处。

当然，礼乐的解释权只能在统治者，只能由帝王牵着百姓鼻子走，而不能颠倒过来，相信广大读书人，也愿意站在皇帝一边，朱棣指出：

圣王之于天下也，不使卑逾尊，贱陵贵，小加大，庶先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得其所而礼义立。孔子论为政，必先于正名，春秋纪王法，必严于谨分。治天下者必明乎此，则君臣正，父子亲，夫妇别，长幼顺。上以统下，大以维小，卑以承尊，贱以事贵，则朝廷之义明而祸乱之源塞矣。

当然，国家既然是暴力工作，当然得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既要树立正面典型，也要严惩不识好歹，公然违背道德规范之人：

刑者圣人制之以防奸恶也，使民见刑而违罪，迁善而改过。是故，刑虽主杀，而实有生生之道焉。何也？盖禁奸革暴，存乎至爱，本乎至仁。制之以礼，而施之以义，始也明刑以弼教，终也刑期于无刑。

但是，朱棣自己就在建文帝治下吃过大亏，显然明白“压迫有多深重，反抗就有多强烈”的道理，对于秦、隋的短命而亡，他也是深深地引以为戒：

至若秦隋之君，用法惨酷，倚苛暴之吏，执深刻之文，法外加法，刑外施刑，曾何有忠爱恻怛之意？杀人越多而奸愈作，狱愈烦而天下愈乱。失四海之心，招百姓之怨，曾未旋踵而身亡国灭，子孙无遗类。是皆可为明戒。

就算是出于自身的考虑，行仁政都是必要的，一个礼乐之邦，人民懂得仁义廉耻，才能过上舒适体面的生活，何必提着脑袋跟国家机器作对呢！

四、广纳贤才，鼓励谏言。

在专制社会，皇帝是最高统治者，但如果没有一个可靠的领导班子，往往也会孤掌难鸣。皇帝需要很多得力的助手，来帮助他实现执政意图。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源自隋朝的科举制度，经过唐朝的发展，在宋朝进入了全盛时期，相比西欧中世纪贵族垄断国家权力，中国各社会阶层之间的壁垒，却一点儿都不森严。普通人家的孩子最终成为六部尚书甚至丞相，根本算不上稀奇事情。

而朱棣当政后，通过恢复和扩大科举等手段，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趋势，他认为：

致治之要，以育才为先……苟不养士而欲得贤，是犹不耕耨而欲望秋获，不雕凿而欲望成器。故养士得才，以建学立师为急务也。

任人之道当择贤才，择之审则用之精……取之至公，用之至当，不以私昵而妨贤，不以非贤而旷官。故善用才者，如百工之用器，各造其宜而已。

佐治理者，必出众之才。知其果贤矣，听之勿疑，则可以养其忠亮。授之以事，则可以责其成功。夫贤才在位，则不贤者远，官皆称职，而庶事咸康。

朱棣不愿意实行愚民教育，反而多方培育和造就人才，而且用人唯贤，听之不疑，如果真正落实了，对广大知识阶层无疑有极大的诱惑力。

历代的国君和高官，流传下来了不少“礼贤下士”的佳话。即便这是一种作秀，做都比不做要好得多。朱棣身为作秀高手，深知其中奥妙，他说：

人君之于臣下，必遇之以礼，待之以诚，不如是则不足以得贤者之心。夫君不独治，必资于臣。敬大臣非屈己之谓也，以道在是而民之所观望者也。是故，待下有礼，则天下之士鼓奋而相从。待下无礼，则天下之士纳履而远去。

相比老子朱元璋对知识分子人格尊严的反复践踏，儿子朱棣待之以诚的做法，自然能够让不少读书人真心拥护赞赏。他意识到，君主与大臣同属于一个利益集团，唯有尊重后者的聪明才智，让他们有职业成就感，方能更好地为君主制度出力（卖命）：

人君日理万机，事难独断，必纳言以广其聪明，从善以增其不及。虚心而听，不恶切直之言。宽大有容，以尽謇谔之谏。苟不谦己和颜，以接群言，则臣下虽有直言，不敢进矣。故听言者国之大福也。众言日闻则下无蔽匿之情，中无隐伏之祸，而朝廷清明，天下平治矣。

“二十一史”中的反面教材够多了（当时只有这么多），朱棣深以为戒：

若夫庸主则不然，好谀而喜佞，拒谏而饰非，恣其志之所为，极其心之所欲。享重禄者，固荣而保位，居下僚者，惧罪而畏诛。缄默不言，耳目壅塞，俱蹈败亡，可胜惜也！

惟昏主则不然，以聚敛者为足以称其欲，巧佞者为足以悦其心。胶固而不移，纠结而不释。如是则忠正者不得入，小人进而君子退，欲国不危，岂可得也？

朱棣的这些言论，并不完全是写给别人看、用来收买人心的，在一定程度上，他也真是这样做的。如此一来，他的政治理念，就更多地靠近了自己推翻的建文帝，而远离了口口声声要维护的太祖朱元璋，这无疑是个历史的悖论。但不管怎么说，朱棣能有这样的思想意识，确实相当难得。

朱棣巩固政权，推进文化建设取得了这样的进展，对于一个武夫出身的粗人来讲，也是相当不容易了。不过，细心的读者一定会留意，从坐上龙椅的第一天到永乐二年四月，朱棣犒赏功臣，清洗逆敌，创设内阁，扩大科举，重设锦衣卫，编纂永乐大典，等等，忙得不亦乐乎，似乎把一件大事抛在脑后了：他怎么不立皇太子呢？难道要和雍正一样，搞秘密建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