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爱，万物生(1)

THE TEN THOUSAND THINGS

PART ONE

巨大的幻灭，

应会生出更大的希望。

——威廉·莎士比亚，《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

爱，万物生

我只身一人前往太平洋屋脊步道进行历时三个月的徒步旅行，可谓下过几次决心。第一次是未经大脑、一时兴起地想尝试一下。第二次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决定要付诸行动。第三次是打定主意后，我花了几个星期购物、打包，开始了漫长的准备工作。我辞去了服务员的工作，了结了那场婚姻，把自己的家当几乎变卖一空，和朋友们道了别，又去母亲的墓前看了她最后一眼。之后，我驱车一路横穿美国，从明尼阿波利斯赶到了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几天之后，我飞到洛杉矶，坐车到莫哈维，又换车来到了太平洋屋脊步道和一条高速公路的交接点。

千呼万唤始出来，大显身手的时刻终于到了。但我很快意识到这次旅行到底意味着什么，不禁担忧起来。本来我这决心就下得无厘头又欠考虑，未知的艰险自不必说，途中肯定还充满了我始料不及的意外，况且我准备得又那么仓促……我转念一想：放弃吧？

但是，我的双脚已经踏上了旅程的起点。

坚持去做，不顾一切。尽管会遇到前所未见的大熊、响尾蛇和美洲狮，也会惨遭水疱、过敏、擦碰和划伤的折磨；尽管疲劳和贫困、严寒和酷暑、单调和痛苦、口渴和饥饿、荣耀和回忆一直困扰着我，我依然只身从莫哈维沙漠一路走到华盛顿州。

终于，在经历了漫漫日夜后，我真正走完了这条长路。我发现，我所认为的起点并非是真正的起点。实际上，我的太平洋屋脊步道之旅的起点并非始于我心血来潮决定上路的那一刻，而是始于我产生这个想法之前。准确地说，是四年七个月零三天前，当我站在明尼苏达州罗切斯特市梅奥医院的一个狭小的房间里，被告知：母亲就要走了。

当时我浑身上下一袭绿衣：绿裤子，绿上衣，头上戴的蝴蝶结也是绿色的。这套衣服是母亲亲手为我缝制的，我从小到大的衣服几乎都是她做的，其中有些恰好是我梦寐以求的，也有些我并不是很喜欢。我对身上这套绿衣服就不是很喜欢，但我还是穿了出来，因为它是我的忏悔，我的爱意，我的护身符。

那一整天，我都穿着那套绿衣服，和继父艾迪陪着母亲在梅奥医院楼上楼下地接受了一项又一项的检查。与此同时，我的心里却渐渐浮现出一句祷告。可能用“祷告”这个词来形容我心中闪过的念头并不合适，因为当时我在上帝面前一点儿也不谦恭，甚至不相信上帝。我心中的“祷告”，并不是“上帝啊，请怜悯我们吧”。

我想要的并不是上帝的怜悯。我根本不需要。我的母亲才45岁，看上去还算健康。她坚持素食已经多年了。她从不用杀虫剂，而是在花园四周种上了万寿菊来驱虫。我们几个孩子一患感冒，她就会逼着我们生吃大蒜来治病。像母亲这样的人，是肯定不会得什么癌症的。梅奥医院的检查结果一定会证明她是健康的，德卢斯市那些医生的诊断到时就不攻自破了，这是肯定的！德卢斯的医生们算老几啊？德卢斯又算老几啊？德卢斯？哼！那充其量只是个乡巴佬扎堆的小镇，那里的医生只会信口开河。一个45岁、不抽烟、常吃大蒜、崇尚自然的素食者怎么会到了肺癌晚期？这不可能！

让他们见鬼去吧。

对，这就是我的祷告：见鬼去吧，见鬼去吧，见鬼去吧！

可是，身在梅奥医院里的母亲，只要站着超过三分钟就会疲乏得支撑不住。

“要不要坐轮椅？”我们在一个铺有地毯的长廊见到一排轮椅时，艾迪问她。

“她才不需要那东西呢。”我说。

“就坐一下。”母亲说着，几乎瘫软在了轮椅上。她与我四目相视了一瞬，然后就被艾迪推往电梯间。

我跟在后面，不让自己胡思乱想。终于，我们乘上了电梯，准备去见宣判命运的医生。我们总是叫他“正牌医生”，一个已经把母亲所有的检查结果汇总，告诉我们什么才是真相的人。电梯徐徐上升，母亲伸出手来，一边帮我把裤子整理好，一边用手指摩挲着裤子的棉质布料。

“这样就好啦。”她对我说。

当时我22岁，母亲怀我的时候也是22岁。她22岁有了我，我22岁时她却要离开我……不知为何，这个句子就在我的脑海中萦绕，一时间盖过了那句“见鬼去吧”的祷告。我差点痛苦地怒吼出来。余生母亲就要离我而去了，这种对未知的已知让我快要不能呼吸。我竭尽全力将这个残酷的事实挤出脑海。在那一刻，在那个电梯里，我不能让自己那么想，并且尽力继续呼吸。我安慰自己说，如果医生带来的是坏消息，他肯定会把我们领到一间办公室，里面会放着一张锃亮的木制办公桌，医生会在那里通知我们。

可是事实并非如我所想。

我们被领到一间做检查的病房里，按护士的指示，母亲脱去上衣，穿上一件棉制的罩衫，罩衫上的带子在她的身侧松散地垂下。然后，母亲爬上了一张带软垫的台子，垫子上铺着白纸。她每动一下，身下的白纸就会发出哗哗啦啦的声音，听起来仿佛整间屋子都在炼狱之火中熊熊燃烧。我的目光落到了她裸露的背部，她腰间那微微凹进去的曲线依然散发着生命活力。她不会就这么离开的，她的背部就是最强有力的证明。我正盯着母亲的背发愣，我们的“正牌医生”走进了房门。他告诉我们，母亲若是能够再活一年，就是天大的奇迹了。他解释说，母亲的病已无药可救，医院已经回天乏术，决定放弃对她的治疗。之后他安慰我们说，肺癌拖到这么晚才诊断出来的例子，并不算少数。

“但她不吸烟啊！”我反驳道，仿佛这能让医生推翻他的诊断结果，仿佛癌症是按常理出牌的好好先生，可以与之讨价还价一样，“她只在年轻的时候沾过烟，况且她已经成功戒烟好多年了。”

然而医生只是忧郁地摇了摇头，然后便继续进行下面的步骤，他毕竟是有工作在身的。他告诉我们，医院可以通过放射疗法来减轻母亲后背的疼痛，通过这种方式，沿着她整条脊椎生长的肿瘤也许会有变小的可能。

我没有哭，只是呼吸，使劲儿地，故意地。然后，忘记了呼吸。我3岁的时候曾经昏厥过一次，当时我不想从浴缸里出来，所以在水里憋着气耍性子。那时我太小不记事。“你当时怎么办的？你当时怎么办的？”童年时我总爱缠着母亲，让她一遍又一遍地给我讲这个故事。这股刨根问底的劲儿，让我乐在其中。母亲一遍又一遍地告诉我，当时她伸出双手，眼睁睁地看着我的脸变成了铁青色，直到我的脑袋栽进她的手中，然后呼了一口气，就这么活过来了。

“我还能骑马吗？”母亲向医生问道。她坐在那儿，双手紧攥在一起，两只脚踝也勾在一起，就像把自己铐了起来一样。

作为回答，医生拿出一支钢笔，直立在水槽的边上，然后重重地拍了一下水槽边缘。“这支笔就是你接受放疗后的脊椎，”他说，“轻轻一颤，它就可能像薄脆饼干一样粉碎。”

我和母亲来到洗手间，各自将自己反锁在隔间里抽泣起来。我们没有说话，并不是因为悲恸让我们感到孤立无援，而是因为我们的悲恸是如此贴近，仿佛我们已然合二为一了。我感觉到母亲靠在隔间的门上，用双手一次一次地捶打着那扇门，整个洗手间的所有隔板都随之颤动起来。过了一会儿，我们从隔间里走出来，一边洗脸洗手，一边从亮得刺眼的镜子中看着彼此。

我们来到药房等着拿药，一袭绿衣的我坐在母亲和艾迪之间，头上还顶着那只绿色的蝴蝶结。环视药房，我看到一个胖乎乎的光头小男孩坐在一位老人的腿上，一位女士的一只小臂不停地抽搐着，她用另一只手死死地攥着胳膊，尽力让这抽搐停下来。她等待着，我们也等待着。还有一位一头棕褐色头发的漂亮女人坐在轮椅上，头戴一顶紫色宽檐帽，手上戴满了钻石戒指。我们三人出神地盯着她，只见一个貌似她丈夫的人和她其他家人向她围过来，她用西班牙语向他们说着些什么。

“你觉得她是不是有癌症啊？”母亲向我耳语道，声音却不小。

艾迪坐在我的另一侧，但我不敢去看他。如果我朝他看一眼，我们就都会像薄脆饼干一样彻底地粉碎掉。我想到了我的姐姐卡伦，想到了弟弟利夫，又想起了我的丈夫保罗，还有千里之外的外祖父母和姨妈。如果他们知道了这个消息，会说些什么呢？他们会如何悲痛欲绝呀？我的祷词变成了“一年，一年，一年……”这两个字在我的胸中，如心跳一般地搏动着。

那是母亲还能活着的时间。

“你在想什么呢？”我问母亲。这时等候室的扬声器中传来一首歌，是一首没有唱词的旋律，但母亲知道歌词，所以她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而是对我低声吟唱起来：“纸玫瑰，纸玫瑰，看似真玫瑰。”她把手放在我的手上说，“我小时候听过这首歌，在这种境地时听到相同的歌，想想真是不可思议，我从来没有料到过。”

正在这时，我们听到医生呼叫母亲的名字：她的药开出来了。

“去帮我取药吧。”她说，“告诉他们你是谁，告诉他们你是我的女儿。”

我是她的女儿，但不仅如此。我是卡伦，是谢莉尔，是利夫，是卡伦·谢莉尔·利夫，是卡伦谢莉尔利夫……在母亲的口中，我的名字与姐姐和弟弟的名字早已混成了一体。她低声轻唤过这名字，大声呼喊过这名字，尖声怒吼过这名字，也轻柔哼唱过这名字。我们是她的心肝儿，是她的伙伴，是她的终点，也是她的起点。我们三人轮流坐在车里她身边的副驾驶座上。她会把双手打开一掌距离，问我们：“我爱你们有没有这么多？”“不止这么多。”我们狡黠地笑着答道。“那我爱你们有这么多吗？”她不断问下去，双手分开的距离一次大过一次。但无论她的双臂打开多大的距离，还是没有她给我们的爱多。她给我们的爱太多，已经超越了双手能够比画出的长度。这份爱无以度量，无以容纳。就像《道德经》中所说的“有名，万物之母”一样，她的爱是无时不在的，是无微不至的，也是不加矫饰的。每一天，她都毫无保留地把爱献给我们。

母亲出生于一个信仰天主教的军人家庭。在15岁之前，她已经在两个国家和美国的五个州生活过。她痴迷于马，狂爱歌手汉克·威廉姆斯，还有一位名叫芭布斯的挚友。19岁时，她奉子成婚，嫁给了我的父亲。新婚不过三天，父亲就在家里对她拳脚相加。她一次次地和他分手，又一次次地回到他身边。她不愿忍受这种虐待，但还是选择了接受。他把她的鼻子打得流血，摔碎了她的碟子，他揪着她的头发，在光天化日之下把她拖到人行道上，磨破了她的双膝。但他并没能把母亲打垮，28岁时，母亲终于离开了他，再也没有回头。

母亲孤身一人，只有副驾驶座上的卡伦谢莉尔利夫伴她左右。

那时，我们四人在离明尼阿波利斯一小时车程的一座小城镇上辗转了好几个社区，这些社区都有着特别唬人的高档社区的名字，什么“磨坊湖畔”“巴巴利山庄”啦，什么“林荫洋房”“美景湖畔别墅”啦。母亲换了一份又一份的工作。她先是在一家叫“诺斯曼”的饭店做侍者，后又转到一家名叫“大无限”的餐厅。在那儿，她穿着一件黑T恤制服，胸前印着闪闪的彩虹色的“GO FOR IT”。她曾经白天在一家制造盛装高腐蚀性化学物品的塑料容器工厂上班，下班后就把残次品拿回家来用。这些容器要么有裂缝和缺口，要么就是在制作过程中变了形。我们拿这些容器当玩具，给玩偶当床，或是当作玩具车的车道。母亲没日没夜地工作，但仍没能把我们拉出赤贫的泥沼。我们接受了政府救济的奶酪和奶粉、食品券和医疗救助卡，还有圣诞节来临时，用来救助穷人的免费礼品。我们围着公寓楼的邮箱玩贴人游戏、红灯绿灯停、猜字谜。这个邮箱仅用一把钥匙就能轻松打开，里面寄来的，只有账单。

“我们不穷，”母亲一遍又一遍地告诉我们，“因为我们有好多好多的爱。”她把食用色素掺到糖水里，哄我们说那是黑松沙士、橙汁、柠檬汁之类的新奇饮料。她用不可一世的英伦腔问我们：“小姐，请问您还要再来一杯吗？”我们每次都被惹得捧腹大笑。她把臂膀大大地张开，问我们她的爱有多大。这游戏永远也不会有终点，因为她对我们的爱早已超越了世间万物。她是个乐观镇定的人，除了几次生气时她情绪失控，用木勺子打了我们的屁股。有一次，因为我们不愿意打扫屋子，惹得她大喊一声“去他妈的”，然后崩溃地哭起来。她就是这么一个纯真良善、宽容大度的人。她的男朋友有叫“杀手”的，有叫“毒品”的，有叫“摩托车手”的，还有一个叫“维克托”、喜欢滑雪的男人。他们都喜欢塞给我们几个孩子5美元，打发我们去商店里买些糖吃，好让他们能和母亲单独在家待着。

我们拿到钱，像小饿狗一样冲出房门，而母亲则向我们大声叮咛：“过马路左右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