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爱，万物生(2)

母亲初遇艾迪时，并不对这段感情抱什么希望，因为艾迪要比她小8岁。但是尽管如此，他俩还是相爱了。卡伦、利夫和我也爱上了艾迪。第一次见到我们的时候，艾迪25岁。两年后，他娶了我的母亲，并承诺成为我们的父亲——一个能修会补的工匠。于是，我们离开了拥有冠冕堂皇的名字的小区，跟着艾迪搬进了一间租来的摇摇欲坠的农舍里。这间农舍的地板是用沙土铺成的，外墙上刷着四种不同颜色的油漆。他们两人新婚过后的第一个冬天，艾迪在做工时不小心从屋顶上掉下来，摔坏了后背。一年之后，他和母亲用12000美元的事故赔偿金，以一次性付清的方式，在德卢斯西边一个半小时车程的艾特金县买了一片面积为40英亩的土地。

这块地上没有房子，从没有人在这块土地上建过房子。这40英亩的土地上，到处都是树林灌木、丛生的杂草，还有软泥淤塞的池塘以及长着马尾草的沼泽。它们和方圆数英里的树林灌木、丛生的杂草、泥塘沼泽没有丝毫的区别。在成为“地主”的前几个月里，我们一起不厌其烦地绕着这片土地转来转去。我们沿着不靠公路的两个方向一个劲儿地走，好像这么做就能把我们的土地与外界划分开来，让我们能够“自成一统”。而渐渐地，我们竟真的把这片土地和外界划分了开来。原本看似与其他树木别无二致的树，在我的眼里却如人群之中老友的身影般渐渐清晰了，树枝的摇曳突然间有了意义，树叶也像我熟悉的双手一般向我召唤。那一堆堆的杂草，那沼泽泥塘的轮廓，在我们的眼中都成了一种地标，一种除了我们以外谁也无法破解的暗语。

还没搬家之前，我们把去这块新买的土地叫作“北上”。整整半年的时间里，我们每个周末都会“北上”。我们用双手清理出一小块土地，在上面搭起了一个只有一个房间的木棚，好让我们五人有个栖身之处。我13岁那年的6月初，我们一家搬到“北上”定居了下来。这搬迁的队伍中，除了母亲、利夫、卡伦和我以外，还有我们的两匹马、两只猫和两条狗，以及母亲在饲料店里买了25磅鸡饲料后免费获赠的10只小鸡。夏天，艾迪会在周末开车回来和我们住。到了秋天，他又忙了起来。他的背已经差不多恢复了，所以他终于又能开始做活儿了。秋季是木工赚钱的旺季，因此秋季一来，他就会抓紧机会去做工。

家里又剩下了卡伦谢莉尔利夫和母亲，与母亲单身一人时的情形没什么两样。那年夏天，无论是睡着还是醒着，我们都很少离开彼此的视野，除此之外也看不到其他人。在距离我们20英里处的两个相反方向各有一座小镇，东边的小镇叫作穆斯莱克，西北边的镇子名叫麦克格雷格。秋天的时候，我们就在其中较小的仅有400位居民的麦克格雷格镇上学。而整整一个夏天，除了偶尔登门造访的八竿子打不着的邻居，这里一直是我们四人的天下。我们拌拌嘴、聊聊天、开开玩笑、闹闹不和，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

“我是谁？”这是我们在游戏的时候一遍又一遍提的问题。在这个游戏里，有个人要先想好一位名人或普通人，然后其他几个人就可以无限制地提问，依照得到的“是”或“否”来判断这个人的人名。“你是个男人吗？”“你是个美国人吗？”“你已经死了吗？”“你是不是查尔斯·曼森？”

我们一面玩着游戏，一面打理着一个花园，它支撑我们在这片似乎千年来无人照管的土地上度过整个寒冬。与此同时，我们在这块土地的另一头搭建的房子也在一天天成形，有望在夏天结束之前就能完工。在劳作时，我们被身边的蚊子闹得一刻也清闲不下来。但母亲不允许我们使用任何损伤大脑、污染环境或伤害子孙后代的化学杀虫剂，而是让我们在全身涂上薄荷油或是胡椒油来驱蚊。夜晚时分，我们喜欢就着烛光来数自己身上的蚊虫叮痕，像79、86、103这样的数字，已是家常便饭了。

“总有一天，你们会感谢我的。”如果我们几个孩子因怀念曾经拥有的便利生活而心生抱怨，母亲便会这样告诉我们。我们从未享受过锦衣玉食的生活，甚至连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也无法企及，但我们毕竟体验过现代生活的便利和安逸。电视一直是家里必不可缺的物件，冲水马桶和拧开龙头就能接水喝的自来水更不在话下。但在这种“返璞归真”的新生活中，即便是最为基本的日常所需也需要疲劳冗长而枯燥的步骤，严密、琐碎而徒劳无功。一台科尔曼牌户外炉、一台艾迪做的用真冰来冷却食物的不大中用的老式冰箱、一只倚着木棚外墙搭起的水槽、一个装水的有盖水桶，这就是我们的厨房了。这里的每一个物件起到的作用，都不及我们在它们身上所下的功夫大。每样东西都需要我们修修补补，倒了装装了又倒，拉过来又拖过去，清空再填满，用泵抽水，添柴火，还得随时留心那些物件的使用寿命……

我和卡伦睡在跃层的床上，床与天花板之间的距离很小，我俩几乎无法直着背坐起身来。利夫睡在不远处一张小一些的床上。母亲的床就在地板上，艾迪在周末回来时会和她睡在一张床上。每天晚上，我们都是在闲谈中入睡的，就像举办睡衣派对似的。天花板上有一个和我与卡伦的床大小一样的天窗正对着我俩，天窗上透明的玻璃离我俩的脸只有几英尺远。每个夜里，黢黑而迷人的夜空和闪亮耀眼的繁星都是伴我入眠的好伙伴。有时，它们那肃静的美丽近在咫尺，让我不禁深深地体会到，母亲的话是对的，将来的某天我们一定会感谢她的。实际上，我当时就已满怀感激，胸中似有什么东西在慢慢发芽，如此强烈，如此真实。

几年之后，当我的生活被悲伤搞成一团乱麻时，我又忆起了当时在胸中发芽的东西。是它让我相信，这次跨越太平洋屋脊步道的徒步旅行，会让我寻回原本的自己。

万圣节那天晚上，我们搬进了自己动手用树木和木头边角料搭成的房子里。房子没水没电，没有电话，没有室内厕所，各个房间也没有门。在我的整个青少年时期，艾迪和母亲一直在为这幢房子添砖加瓦，使它更完善。母亲种了一畦菜园，秋季来临时，她把园内的蔬菜装罐腌制，然后冷冻起来。她不但会割枫树的汁液来制作枫树糖浆，还会烤面包、缠羊毛，另外还能用蒲公英和西蓝花的叶子自制织布染料。

长大后，我离开家到位于双城的圣托马斯大学念书，而母亲并未离我左右。我的录取通知书上说，学生家长可以在学校里免费上课。母亲虽然留恋她在现代喧嚣中的清静僻壤，但她一直渴望拥有一个学位。我们两人一起拿她的“执迷不悟”开涮，然后又一起权衡这其中的利弊。我们讨论的时候母亲说，她已年过40，上大学未免有些高龄之嫌。事实的确如此，我无从反驳。况且，到圣托马斯大学开车需要三个小时。我和母亲思忖再三，终于做出了决定：她决定去圣托马斯大学读书，但我要求我们俩各自过各自的生活。我住在学校宿舍，她开车来上学，下课之后回家住。如果我们俩在校园里相遇，我只要不和她打招呼，她也得装作不认识我。

“这一切可能都是枉费心机。”我们的计划一出炉，她就告诉我，“因为我十有八九会因为挂科被劝退吧。”为了做好准备，她在我高三的最后几个月里一直跟我如影随形，乖乖地完成跟我的作业一样的所有作业，努力磨炼自己的学习技巧。她把我的练习题悉数抄写下来，跟我写一样的论文，通读我读过的每一本书。我依照老师的打分标准给她的作业评分，但在我的眼中，作为一个学生而言，她真的不怎么灵光。

然而没想到，她却在大学里获得了全A的好成绩。

在学校里碰到母亲时，有时我会给她一个热情的拥抱，有时我则与她擦肩而过，仿佛她只是一团空气。

母亲被查出患有癌症时，我俩都在读大学四年级。我们在圣托马斯读了一年以后，双双转入了明尼苏达大学，她在德卢斯分校上学，我则转到了明尼阿波利斯分校。说来也巧，我俩选的竟是相同的专业。母亲主修的是女性研究和历史两个专业，我的则是女性研究和文学。到了晚上，我俩常常要煲上一个小时的电话粥。那时我已经结了婚，嫁给了一个叫保罗的男人。我们就在我家那片土地的树林里举行的婚礼。婚礼上，我身穿一袭带蕾丝的纯白缎子婚纱，这婚纱，是母亲亲手缝制的。

母亲生病后，我把自己的生活完全抛在了一边。我告诉保罗，不要寄望于我，我是去是留，全看母亲的需要而定。我想要辍学，但是母亲不应允，她恳求我，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一定要拿到学位。她自己暂停了学业，说这只是暂时的“休整”。其实，她只需要再修几门课就能够毕业了，她说她一定会毕业的，还说即便是死也要拿到文学学士学位。说完，我们俩哑然失笑，然后又四目相视，心中如打翻了五味瓶一样。她在病床上坚持完成了作业，我通过她的口述，帮她把作业录入电脑中。她坚信，不久之后，自己就能有精力完成剩下的两门课了。我虽然没有离开大学，但在征得了教授们的批准后，每周只在学校里待两天。这两天时间一结束，我就会赶回家里，陪在母亲的身旁。得知母亲的病后，利夫和卡伦几乎不知该如何去面对她，不同于他们，我不愿离开她哪怕一分一秒。况且，母亲需要我。艾迪虽然尽己所能地抽空陪在母亲的身边，但他不得不去工作，毕竟要有人来支付这一切。

我为母亲准备饭菜，她虽然很努力地试着下咽，但却几乎吃不进什么东西。如果她感觉肚子饿了，便会像个犯人似的坐在那里，直愣愣地盯着盘里的食物说：“看上去很好吃嘛，我可能缓一缓就能吃下去了。”

我把家里的地板擦得锃亮，还把橱柜里的东西全部清了出来，在柜里垫上崭新的纸张。母亲不是在睡觉，就是在呻吟，要么就是在数药片、吞药片。她的身体状况稍有起色时，她就会坐在椅子上和我聊聊天。

其实，我俩也没什么新的话题可聊。母亲是那么透明、那么坦率，而我又是那样喜欢刨根问底，以至于我们早已聊过了所有话题。我知道，她对我的爱大过了世间万物，大过了世间万物之外的万物；我知道，她在童年时喜爱的三匹马分别叫作“伙计”“老兄”和“酒神”；我知道，她在17岁的时候把第一次献给了一个叫迈克的男孩；我知道，18岁时她遇到了我的生父，也了解了他俩头几次约会时的情景；我知道，当她把未婚先孕的消息告诉外祖父时，外祖父惊得把勺子掉在了地上；我知道，她讨厌向神父忏悔，也讨厌自己所做的不得不忏悔的事情，比如对她的祖母出言不逊、破口大骂，又比如抱怨她的妹妹在旁边玩耍而自己却得摆餐桌，再比如穿着裙子出门去上学，然后再偷偷换上塞在包里的牛仔裤。小的时候，我不厌其烦地问啊问啊，让她一遍又一遍地给我重复故事中的那些情景，还盘问她谁说了什么、是怎么说的、她当时是何感想、当事人站在什么地方、事发时是什么时间……母亲时而不甚情愿、时而津津有味地向我描述着，一边笑着一边问我到底为什么如此好奇，然而我就是想要刨根问底，自己也说不出个缘由来。

而今，母亲正濒临死亡。我彻头彻尾地知道有关她的一切，她已经融为了我身体的一部分，不仅是我所熟悉的那个她，连我降生之前的那个她，也一并与我合二为一了。

这种在明尼阿波利斯和家之间来来回回的日子并没有维持太长时间，只有短短的一个月多一点儿。母亲的生命只剩下一年的消息犹如噩梦一般，我们一起到梅奥医院的日子是2月12日，而3月3日那天，母亲便因浑身剧痛难忍而不得不赶赴70英里外德卢斯的一家医院入院。穿衣服准备去医院的时候，母亲突然发现她已经不能自己穿袜子了。她把我叫到她的屋里，让我帮她一把。她坐在床上，我在她身前双膝跪下。我从未帮任何人穿过袜子，没想到竟会这般困难。那双袜子无论如何也不肯服服帖帖地裹住她的双脚，老是歪斜到一边去。我不禁对母亲愠怒起来，仿佛是她故意把脚摆成了一个让我没法帮她穿上袜子的角度。她紧闭着双眼，上半身向后靠着，双手在床上撑着身体，我听到了她深缓的呼吸。

“真该死，”我脱口而出，“谁来帮帮我！”

母亲俯视着我，一时间沉默下来。

终于，她凝视着我，伸出一只手轻轻地抚摩着我的头顶，只说了一个词：“亲爱的。”这句话贯穿了我整个童年，语气总是那样特别，那样清晰可辨。而此时此刻，在说出“亲爱的”这个词时，母亲所用的并不是我想听到的语气，而我却无力改变。这语气意味着，母亲对苦痛已然全盘接受了。她这无尽的乐观和好脾气，真是让我心如刀绞。

“我们走吧。”我终于笨拙地把袜子套到了她的脚上，然后帮她穿上鞋子。

她动作迟缓而僵硬地穿上大衣，扶着墙壁穿过屋子，她的两只爱犬紧随着主人，用鼻子顶她的手、蹭她的腿。我看到她轻轻地拍了拍它们的脑袋，那时，我心里的祷告早已没了踪影。“见鬼去吧”这句话早已被我咂得索然无味了。

“再见了，亲爱的。”母亲对两只狗说。“再见了，家。”她一边说，一边跟着我走出了家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