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理念渐入人心

中国在器物、货币、制度等领域的成就也引起了其他国家或地区对这背后的发展理念或观念一探究竟的兴趣，中国国家领导人阐述的中国关于世界、关于发展、关于和平的看法得到更多关注与接受。

和谐世界就是一个基于中国文化传统的系统观、整体观而提出的全球政治伦理、法律与国际关系建设的重要理念。2005年4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参加雅加达亚非峰会讲话中提出了和谐世界的理念。此后，和谐世界被写入《中俄关于21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作为国与国之间的共识进入国际社会视野。2005年9月，胡锦涛在联合国总部发表演讲，全面阐述了和谐世界的内涵。2006年8月，胡锦涛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讲话中指出，推动建设和谐世界，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和平发展的重要条件。2014年4月15日，胡锦涛的继任者习近平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也提出“对外求和平、求合作、求共赢、建设和谐世界”。和谐世界成为中国对外部环境的总体期许。

如果说“和谐世界”更多带有愿景和未来的色彩，那么“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则将世界各国广泛合作、共赢发展的现实性和紧迫性彰显了出来。2011年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指出，“不同制度、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相互依存、利益交融，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提出“要以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以同舟共济、合作共赢的新理念，寻求多元文明交流互鉴的新局面，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新内涵，寻求各国合作应对多样化挑战和实现包容性发展的新道路”。十八大报告进一步强调，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习近平就任总书记后在多个场所就命运共同体作出阐述。如果说包括十八大报告等关于命运共同体的阐述还主要强调的是人类在空间意义上的共同性，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在俄罗斯莫斯科关系学院的演讲，则把这种共同性延伸向时空的更饱满的维度，他指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这种对“同时性”或时间维度的强调，是对当前的人类共处一个伟大的时代，有机会去完成时代赋予人类的共同使命的呼吁与期待。此后，习近平又在谈中国与非洲关系、中国与阿拉伯关系、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时，并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博鳌亚洲论坛、二十国集团峰会、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亚信峰会等重要的国际场合，不断阐述命运共同体的观念和思想。不仅如此，习近平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等重大对外倡议以及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一重要治国理政方针的阐述中，也包含了命运共同体的内容。

无论是和谐世界还是命运共同体，都与中国固有文化传统与历史思想资源中的“天下大同”等概念有密切的联系。从中国历史思想文化中凝结出来的和平发展、不干涉等理念，也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理解与认同。中国的历史是一个紧密连续的过程，史官、哲人、文士、诗人、小说家、剧作家和演员很好地保存了两千多年政治经济军事与文化的记录。厚重的历史被挤压在现实的原点上，成百上千年前的英雄与佳人、忠诚与背叛、奇计与阴谋、高尚与卑劣以文字、图画、口口相传、曲艺等方式与历朝历代的生者相联系。站在赤壁之畔，仿佛还能看见三国相争的烈火。驻足乌江之边，似乎还可听见项籍自刎前的叹息。一代代中国人就在仿如昨日的长久历史中成长，延绵至今的历史和不断积累起来的思想文化，成为先人馈赠给历代中国人的弥足珍贵的遗产，这些资产对国家行为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外交家亨利·阿尔弗雷德·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在其著作《论中国》中就从影响几代新中国领导人战略决策的传统思想文化资源中，试图提炼中国战略行为的依据与规律。他看到了东西方历史观念上的若干不同。第一，中国对历史的理解与西方截然不同，这种观念差异对中国的战略行为有重要影响。西方认为历史是一个通往现代化的进程，其间人类在一次次与邪恶和退步力量的较量中大获全胜。中国传统的历史观则强调衰落与复兴的循环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可以认识自然和世界，但无法完全掌控。因此中国看重和谐。施加于敌手的策略和政治都是实现“斗争性共存”的方式，而不是赶尽杀绝。目的在于将对手导向弱势地位，同时加强自己的优势，或战略地位。基辛格用围棋与象棋的区别来譬喻中西方差异，十分精到。围棋不重在肉体上消灭对手，只要棋局未终，被围撤的棋子可以随时回到局中。就具体的得失，还有活棋一说，就是同一块地盘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赖、利益共享。即便局终人散、胜负已定，博弈双方在棋局中的力量对比也可能相差无几。高手对决时尤其如此，棋盘上布满相互交错的势力范围，外行甚至难以将胜负一目了然。象棋则不同。被吃掉的棋子彻底死亡。以杀伤对方成员为手段，以对方政权（以统帅为代表）的垮掉为目的。

第二，中国传统战略文化重在防御而非征服。执行战略的方式是运用一系列外交和经济手段将潜在的外敌拉入中国管理的关系网里，避免被侵略和防止蛮夷结成联盟。在强盛期，中国上述外交方略亦不强调从物质上占有别国，而是促进帝国权力在边缘地区的意识形态合理化。在衰弱期，这种策略可以掩盖中国的软弱并使中国能够暗中操纵各方竞争力量，将外敌分化瓦解，实现“以夷制夷”的效果。中国能够在历史上运用这套策略而获得较好的成果，与其文明远走在周边世界的前列有关。近代以前，中国从来没有正面接触过与之体量相当的另种文化，更别说还要发达先进的文明了。因此，在被英国以炮舰轰开国门之后，中国还寄希望于“以夷制夷”的老路，试图引群狼入室而欲驯化之。殊不知东西方力量对比过于悬殊，再精巧的策略也无法弥补实力上的差距，中国的文明遭受前所未有的冲击，时人视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第三，传统中国有普世的情怀，但没有普世主义的情结。中国有颇为自矜的伦理规范，也认为这种规范可以对“蛮夷”开放。“蛮夷”守“华夏”的礼仪就等同于“华夏”，“华夏”失掉礼仪也会沦落为“蛮夷”，两者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这是礼仪普世之处。但与美国满世界推销其价值观的做法不同，中国的做法是感化，或者说只发挥表率作用，静候秩序的自发扩展。正如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所言，中国的儒家理念并不具有向世界输出价值的特性。与之相比，美国的自由民主无论是主动传道他国，抑或被动展示自我，实际上是极具输出性的。

强调东西方历史思想文化的差异性并不是要完全否认施道安（Andrew Scobell）、江忆恩等人的研究。前者认为中国古代存在两种不同的战略文化，其中之一派是富有中国特色的绥靖派和防守思维文化，另一派则倾向于武力解决和进攻性行为。江忆恩则进一步指出，中国的孔孟思想在战略文化中只具有符号或象征的意义，真实发挥作用的是进攻性的战略文化，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传统文化表现为“说一套，做一套”。就其本质而言，与西方重进攻与征服的文化传统并无太大不同。

实际上，正如现实主义者所言，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人类都有一些共同的“本性”，比如希望满足欲望、趋利避害等。这些共同性奠定了面对对手，有动用武力和表现出进攻性的一面。但正是江忆恩所认为只有象征意义的思想符号上的差异，使得东西方在用自己的一套习俗或规则（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塑造和约束“本性”的方式与内容上，存在重大或关键的差异。这些差异对个体及群体的行为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从中国现实经济建设实践中总结而出的自下而上、基础设施优先发展的理念，也引起其他国家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大的兴趣。

一直以来，关于中国发展及国际合作的方式，并非没有争议。例如，一些批评认为中国不附带政治条件的对外援助，抵消了世界银行等机构“高水平”援助的效果，助长了受援国的独裁与腐败，加剧了受援国国内的不平等，等等。在中国之前，欧美发达国家也曾援助非洲的欠发达国家，可惜成效有限。中国所倡导的是一种基础设施导向的发展路径，这与欧美制度改革导向的发展路径有明显差异。后者的假定是，如果一个国家政治透明度低、经济管制程度高、金融自由化或深化不足，那么在这些国家进行援助或投资的风险就很大，还可能会助长其国内的腐败等问题，所以应该先要求它开展制度改革，实现市场化、自由化等，而援助和投资应当与这些改革绑定，有改革就有援助，不按照要求来，甚至要撤回援助，这个国家就会陷入困境。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与发展模式，可能降低了援助者的风险，但是被援助国的风险就非常大。

基础设施导向的发展路径与此有别。其假定是非常朴素的自下而上的“要想富，先修路”。路一通了，本地的劳动力、资源、资金等就能够通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接入全球市场，享受全球化带来的好处，一旦基层民众享受到了这些好处，观念也会随之逐渐发生变化，上升的欲望就会进一步要求制度上和观念上的开放与改革，推动整个国家更好地融入现代世界经济网络。这也是中国自己的基本经验。但鞋子合不合脚，只有自己才知道。每个国家都应当选择适合自己的道路，这既是这个国家的权利，也是这个国家的责任。中国的成功可以借鉴，中国也可以提供必要的帮助，但归根结底还要看各国自己的战略决断，中国绝不强加于人。

实际上，欧美坚持的多数制度改革或市场规则，中国并不反对。恰恰相反，中国主要是这些规则的受益者和支持者。正如习近平主席在论自由贸易试验区时所言，“要牢牢把握国际通行规则，加快形成与国际投资、贸易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基本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但从中国认识和实践的经验来看，从第一个阶梯上很难直接跨上最高一级阶梯。中国宁可把这个过程，当作自下而上、渐进地学习和自我教育、自我改革的过程。其他国家可以提供帮助，但不能拔苗助长，更不能越俎代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中国所做的也无非是向欠发达及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要素提供接入全球市场的阶梯或通道。中国与欧美做的，从坚持市场导向的发展道路来说，应是殊途同归。

美国经济学家庇古在其《福利经济学》中曾用“社会产品—私人产品”二元视角对马歇尔提出的“小企业的教育功能”进行了论述。他指出，不同规模和性质的产业单位除生产之外，还具有培训身处其中的劳动者的功能。社会中各种规模的产业单位分布比较合理，不啻为普通劳动者提供了发掘和提升自身才能的阶梯。一个社会的大部分产业如果为几个巨型联合体所控制，虽然它们的私人净产品能够实现最大化，但这样的后果是阻碍了更多拥有潜在才能的人经过“能力阶梯”不断培训企业家职能的机会，社会净产品因之不能最大。也就是说，对全社会而言，一个良好的经济组织生态，应该是不同规模和性质的企业共生的、多样性的形态。将这一结论推广到“全球社会”同样适用。中国所倡导的基础设施优先的合作，就是举自身及新兴市场之力，为欠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的成长，提供中间的“能力阶梯”，让它们不至于无力一步跃上发达国家的船舷而绝望。当然，维持国际环境总体的和平，是维持这个阶梯或通道保持通畅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