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译本序(1)

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1804—1864）的时代，是世界文坛现实主义小说大收获的季节，英国的狄更斯、特罗洛普、萨克雷和乔治·爱略特；法国的巴尔扎克、福楼拜；俄国的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等，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最高成就。各路文学批评家对他们的创作进行批评和总结，认为这个时期的文学主题是爱情、婚姻和战争。今天看来，这样的评定还是中肯的，不过战争题材，恐怕是批评家因人而定，几乎专为托尔斯泰而设的，难免偏颇。人类伴随着战争成长，但是战争在人类生活中所占的时间，毕竟比例太少；所发生的区域，也毕竟有限；所以，它带来的后果，无需正面描写战争，一样可以深入表达。爱情和婚姻呢，则算得上人类永恒的文学主题，是写实小说中的浪漫要素，至少人类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还可以这样说。

霍桑的《红字》是浪漫主义作品，写爱情和婚姻，理所当然，却又不大容易用一般的道理来评述，因为正面的爱情和婚姻描写，整部作品里几乎不存在，这是所有读过《红字》的读者都难免有的疑问。我认为，尽管《红字》一般被认为是写爱情和自尊的，但如若具体起来，却是从男女之间的那点事儿切入，又不铺开正面描写，而只写那点事儿发生过的结果。这个切入点，是作者的智慧所在，深刻所在，引起读者的看点所在。只要是人，但凡正常，没有谁对那点事儿不感兴趣的。那点事儿发生之前感兴趣，发生之后同样感兴趣，或许更感兴趣。所以，说说那点事儿，不难；可怎样说那点事儿，却大有讲究。自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西方经历性解放运动，文学作品对那点事儿解禁，如今不把那点事儿写得赤裸裸，都算不上到位了。霍桑的时代与此正好相反，别说那点事儿，连爱情都需写得高雅，严肃，深沉。不过，《红字》的背景比霍桑的时代还要远去二百年，那时候的美国还是英国的殖民地，清教徒营造的宗教气氛令人窒息，爱情无异于诲淫诲盗。霍桑也正是站在他的更具人性化的时代，审视二百年以前发生的事件，这不仅给了他相当空旷的想象空间，也给了他相当的时代对比度。

霍桑出生在美国的新英格兰。新英格兰自然是相对老英格兰而言的。不仅如此，美国在很长时间里，在英国人来说，都是新发现的大陆，是新世界。可是在“新世界”里，人们对待那点事儿的态度非常守旧，非常严厉，甚至令旧世界的保守态度望尘莫及。这样的保守态度，在霍桑的家族史上表现得格外明显。比如说，霍桑的两位祖先，都是殖民地政教合一的权力机关中的要人，据记载，都以清教徒的狂热迫害过异端；又比如，幼年的霍桑随寡母住在外公家的塞勒姆镇，这里正是美国历史上发生过著名“驱巫”案的地方。霍桑受过良好的教育，在宗教上深受德国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的影响，主张人在上帝面前仍是人，不在于遵守教会的清规戒律，而在于个人的信仰。在思想上，他是美国思想家和作家爱默生的追随者，认为美国人在“新的土地上”，是“新的人”，应该有“新的思想”，“每一种自然界都是某种精神的象征物”。从他上学期间就把自己家族的姓氏Hathorne，加了一个字母w，改为Hawthorne，看得出他早已在反思祖先的行为，并由此反思美国的历史了。

这点，在《红字》一书中，作为背景，一再提及，一再交待，甚至不惜用三万字的篇幅，写了一个代前言，取名《海关》，附在前边。说到这篇文字，霍桑说：“这本书有一个前言，把我在海关的生活写在一篇速写里，这里那里有一两处发挥想象力的笔触，也许比正本叙述都更有吸引力。后者显然缺乏阳光。”正是在这个“代前言”里，他说他发现了一块红布片儿，“仔细查看，认得出是一个字母的样子。它是那个大写的A字母”。围绕着A字母的出现，前前后后两千多字，迷惑了许多读者和研究者，让他们以为这是真的，而非虚构。实际上，恰恰相反。后来的研究者们断定，霍桑从来没有发现过什么红布片儿上的A字母。他创作这部小说的唯一根据是当初殖民地的法律里明确规定，凡是犯有通奸罪的女人，胸前都要戴上代表通奸罪的A字母，即英文adultery（通奸）第一个字母的大写体。把男女之间的那点事儿，具体为一个象征物，明明白白地挂在胸口上，这种惩罚看似文明，可设身处地为承受者想一想，是真够人受的。霍桑用《海关》这样一出搭戏（京剧里叫帽戏），吊起了读者的胃口，接下来的正本戏显然更有看头了。

A字母的事儿一旦发生得不正常，不合法，其结果最能考验人的态度。一般说《红字》这部小说是写爱情和自尊的，主要表现在小说的女主人公赫斯特·普林身上。她从牢狱出来，胸前戴着刺绣精美的红字，怀里抱着刚刚出生的私生女，这一形象在牢狱门口一亮相，就奠定了她在美国文学、也可以说世界文学中不朽的地位。“赫斯特·普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有贵妇人的样子”，原因就是她偏偏做出了A字母的事儿！这是作者的态度。但是，在她所处的社会生活中，尽管是一个孤单的事件，一生中只发生了一次，她却不得不戴着羞辱的沉重的红字，用一生的修行和善举进行忏悔。值得注意的是，她的失身怀孕，首先不是她的道德堕落，而是宗教狂热的献身。在《迷惑中的牧师》一章中，牧师遇见了最年轻的少女会员，有这样一段描写他教会中的那些处女在他周围变得脸色苍白，成了与宗教感情密不可分的激情的牺牲品，她们竟然把这种激情想象为全部宗教，公开把这种激情带进她们雪白的胸脯，当作她们在祭台前义不容辞的献祭。

世界上的许多邪教都有处女献身，这是普遍现象。任何一种信仰，不论是宗教的，或是什么主义的，一旦发展到邪教的地步，这样的现象在所难免。在某种教义的煽动下，多数人的行为都是盲从的，盲目的。思考是在盲从和盲目产生不良的结果之后。赫斯特·普林戴上了A字母，被排斥在社会之外，每天的考验都不尽相同，人身失去了自由，但她沿袭了思考的自由。从旁观察芸芸众生，她明白如果真相遍地可见的话，除了她自己胸前的红字，许多人胸前都会有一个红字。这种思考很深刻，一下子触到了男女性关系的要害男女私情古来有之，区别仅仅在于公开和隐秘，有结果和没有结果（所以，避孕套被认为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发明之一）。因此她经过多年的磨难、观察和思考，和迪梅斯戴尔牧师说：“那是一种情欲难耐的罪过，算不上原则性的，甚至不是有目的而为。”又说：“我们俩所做的事情，有它自身的神圣性。”这是赫斯特·普林这个女性形象逐渐丰满的重大要素。作者对她的这种转变这样评价：“值得注意的是，思考最放得开的人，往往对社会外部的条例默然接受，不越雷池半步。思想足以让他们满足，不会把思想本身在行动的血肉之躯上浪掷。”由此，赫斯特能够认识到，尽管在上帝面前，她的灵魂丧失了，可她仍然要尽她所能，为别的灵魂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