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始，我觉得他是个好男人，一个难得一遇的好人，连生性惮恐人类的我也彻底放松了戒心，甚至庆幸自己碰上了一个不错的东京向导。其实我这个人，独自一人搭乘电车时，会莫名地对售票员产生畏怯；想看歌舞伎表演，但是一看见剧场大门口铺着红地毯的台阶旁站成两排的领座小姐，便望而却步；走进餐馆用餐，轻手轻脚站在身后等候我吃完收拾空盘子的服务生会令我心中忐忑；尤其是买东西结账，当我以僵硬的动作付款的时候，不是因为心疼，纯粹是因为紧张，因为害羞，因为不安和恐惧，我会不由自主地头晕目眩，仿佛世界一片黑暗，几乎陷于半疯狂的状态，别说杀价了，不仅找零忘记收下，常常连买的东西也忘记带回。我独自一人根本没法在东京街头瞎逛，所以才不得不整日窝在家中。
而我将钱包交给堀木，随他一同游逛时，他非但杀价够狠，而且很会玩，他总是能发挥出以少许花销赢取最满意结果的本事，他不坐车费昂贵的计程车，而是善用电车、巴士和蒸汽小艇，用最短的时间抵达目的地，从而展现他的厉害本事。早上从妓院返家途中，他也不忘进行实战辅导，带我顺道至某家高级饭庄，泡个热水澡，然后点份汤豆腐，佐以一盅日本酒，所费不多，感觉却很奢华。此外他向我传授说，路边摊档卖的牛肉饭和烤鸡肉串既便宜又营养，还不容置疑地告诉我，让人最快入醉乡的非电气白兰地[8]莫属。总之，交给他埋单，我从未觉得一丝的不安和惶恐。
与堀木交往的另一个好处是，堀木可以完全不理会对方的心思，一味任凭自己的激情喷涌而出（也许，所谓“激情”便是无视对方的立场吧），一天二十四小时聒聒不休地谈鬼说禅，完全不必担心两人走累了，会陷入令人不堪的沉默中。和人交往时，我时刻担心可怕的沉默场面出现，因此，原本少言寡语的我才会抢在头里拼命地说怪话逗谑，而现在堀木这个傻瓜无意识地自动接过逗谑的角色，我则不必认真应答，只当它风吹马耳就是了，顶多间或附和一声：“怎么会哩？真没想到。”
不久，我逐渐明白，烟、酒、娼妇都是转移和排遣对人间恐惧的绝好手段，纵使只能一时转移和排遣。而为了寻求这种手段，即使倾尽所有家当我也会不顾不惜。
对我来说，娼妇既不是女人，也不算人类，感觉倒像是白痴或是狂人，躺在她们怀中，我反而觉得无比安心，倒头便能进入沉沉的黑甜乡。事实上，她们的欲望少得可悲，近乎无欲，也许从我身上感受到一种或许是同类的亲近感，娼妇们总是向我展示出不加虚饰的极其自然的善意——没有任何算计的善意，没有任何强迫的善意，对一个兴许下次再也不会光顾的客人的善意。有几个夜晚，我甚至从这些犹如白痴或狂人的娼妇身上，真真切切看到了圣母马利亚的光晕。
然而，在我为了逃避对人间的恐惧而寻求幽沉的一夜晏眠，前往妓院与“同类”的娼妇们狎玩之时，不知什么时候起一种不祥的氛围无意识中萦绕在我周遭，完全出乎我意料，可说是如影随形的“附赠品”，而且这“附赠品”越来越鲜明地浮出于表面，当堀木一语道破时，我自己也不禁愕然，接下来便心生厌烦了。以旁观者的立场来看，套用句低俗的说法，我是在娼妇身上修炼自己男女之道的本领，近来更是精进神速。都说这种修炼唯借由娼妇才来得最严苛，并且最有效果，我已然发散出猎艳老手的气息，女人们（不仅限于娼妇）凭借本能嗅到这种气息，从而主动投怀送抱。我得到的“附赠品”就是这样一种卑猥而又不光彩的讨厌气息，并且它变得十分显眼，盖过了我原本只想放松休逸的初衷。
堀木这样说，可能一半是出于恭维我的意思，然而我倒觉得是巧发奇中，因此心情甚是怫悒郁闷。举例来说，曾经有位咖啡馆的女孩给我写过幼稚的情书；樱木町的邻居将军家二十来岁的女儿每天早上在我上学时，明明没事情，却化着淡妆从自家门口进进出出；在餐馆吃牛肉饭，我没张口说一句话，店里的女服务员却……；我常去买烟的那家烟纸店老板的女儿，在递给我的香烟内竟然夹着……；去看歌舞伎时，邻座的女人……；深夜的电车上，我喝醉了正呼呼大睡……；老家亲戚的女儿莫名其妙地寄来一封情痴意绵的信……；还有，不知道哪个女孩，趁我不在家的时候送来一个亲手缝制的人偶……由于我生性极度消极，每件事情最后都不曾有下文，唯剩几个片断，没有进一步往下发展。看来我身上发散着某种令女人梦云襟期的气息，这不是炫耀，也不是捕风捉影的玩笑话，而是无法否认的事实。经堀木这样的人一语道破，我感到近乎屈辱的痛苦，并且就此对寻花问柳之事感到兴味索然了。
某天，堀木在爱慕虚荣的新潮思想驱使下（这事发生在堀木身上，除此我至今也想象不出还有其他理由），带我参加了一个共产主义读书会（好像叫R·S，我已经记不清楚了）的秘密集会。或许就堀木这样的人而言，共产主义的秘密集会也是东京的游玩项目之一。我被介绍给所谓的“同志”，买了一本小册子，然后听一名坐在上座、面貌奇丑的青年讲解了一通马克思的经济学。其实对我来说，他所讲解的内容我好像比他更加明白，理论上没错，但是人类的内心却有着更加复杂难懂、令人骇愕的东西，说是欲，稍嫌浮浅，说是虚荣，也不够准确，即使将色与欲两者并提仍然不足以贴切地将它表述出来。究竟是什么，我自己也是懵懵懂懂的，但我总觉得人类世界的深层不光是经济，还有像是鬼怪故事般的奇思异行，而向来对鬼怪恐惧不已的我，对于所谓的唯物论自然持肯定态度，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天经地义，但依旧无法借此使我摆脱对人类的恐惧，面对充满生机的新绿我还是无法欣然惬望，感受希望的喜悦。尽管如此，我还是一次也不落坚持参加R·S的集会。那些“同志”仿佛从事某件神圣的大事般，神情凝重，沉醉于几乎仅相当于“一加一等于二”初级算术般的理论研究，看起来实在滑稽可笑。我借着自己搞笑戏谑的本事，尽力使集会变得轻松些，大概由于这个缘故，研究会沉闷的氛围渐渐一扫而光，我也成为其中极受欢迎、不可或缺的人物。这些思想单纯的人，可能以为我也像他们一样，是个单纯、乐天而又滑稽有趣的“同志”。假使真是如此，那我便成功地将他们彻彻底底蒙骗住了。我不是他们的同志，但每次集会我还是积极到场，为众人献上戏谑服务。
因为我喜欢。我喜欢这群人，但未必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促成的这种亲近感。
非法。我暗自享受着这种感觉——不如说，它令我心情欣愉。世上合法的事物反而可怕（它给人有一种强势莫测的预感），其神机奇谲巧作、复杂难解，与其坐在没有窗户的冰冷彻骨的屋子里，我宁愿纵身跃入窗外非法的汪洋，一直游到精疲力竭而死，那样更能够令我感觉舒畅。
有句话叫“隐遁避世”，指的是那些见不得光，只好躲避别人耳目隐居于市井的凄凉的失意者、悖德者。我觉得自己打从出生起就是一个注定见不得光的人，假如遇到被人指为这样的人的同类，我必定会变得柔肠慈心，连我自己都会陶醉于我那菩萨般的温柔心肠。
还有一个词叫“犯罪意识”，尽管我在人世饱受这种意识的折磨，但它就像我的糟糠之妻，是我一生的良伴，我与它顾影对怜，一同寂寞地玩乐嬉戏，或许这也算是我的一种生存状态。此外，俗话说“腿上有伤怕人知，心中有鬼怕门叫”，我从小一条腿便落下这伤，长大后非但没有痊愈，而且越蚀越深，直达筋骨，夜夜承受的痛苦宛如置身于千汇万状的地狱之中，然而这伤渐渐变得比自己的血肉还要亲密，伤口的痛楚也就是伤口所寓寄的感情，就像充满了爱意的情人的低语（这种比喻或许有些古怪吧）。对我这样的人来说，地下组织中的氛围让我感觉莫名安心和惬意，换句话说，较之运动的本身目的，倒是那种氛围反而与我更加投契。堀木则像是矮子看场图热闹似的，参加一次集会将我做过介绍后，就再也没有出现。他和我开了句并不好笑的玩笑，说马克思主义者在研究生产的同时，还必须着重考察消费，因而一个劲地邀我去进行所谓的消费考察。如今回想起来，当时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者应有尽有，既有堀木那样出于新潮的虚荣心而以此自居的，也有像我这样，仅仅是因为喜欢那种非法的气息才置身其中的。倘使我们的本来面目被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信徒识破，想必堀木和我都会遭到烈火轰雷般的批斗，随即被当作卑劣的叛徒逐出门外。但堀木和我都没有遭受除名的处分，尤其是我，置身于那非法的世界，却较置身于合法的绅士的世界中还要气定神闲、游刃有余，故而被视为大有前途的“同志”，被委派了许多极为重要的秘密工作。事实上，我对这类任务从不推辞，从容地照单接受，也不曾因为举止不够自然而引起走狗（“同志们”都这样称呼警察）的怀疑和盘查，每次都笑着或逗着人发笑而准确无误地完成了他们口中的危险任务。那些地下活动者总是如临大敌般紧张，极度戒备，有时甚至蹩脚地仿效侦探小说中的桥段。交付给我的任务其实都是些微不足道的小儿科事情，可他们却夸大其词竭力渲染如何如何危险。我当时的想法是，即使成为一名党员而锒铛入狱，在牢城里终老一生，也毫不在意，因为我觉得与其咀嚼着人世间真实生活的恐惧，夜夜痛苦呻吟在不眠的地狱，铁窗内的生活或许来得更加自在吧。
父亲要么接待来客，要么外出访友，尽管我们住在樱木町别墅同一片屋檐下，但是有时候一连三四天互相都不照面。虽然觉得父亲难以亲近、令人发怵，我很想在外面租间房子住，但终究没能说出口。不承想，却听管家老头说起父亲有意要出售这栋别墅。
父亲的议员任期即将届满，准是出于各种缘由，他这次看上去斗志挫失，无意再参选了；并且，他还在老家盖了一栋隐居之所，对东京似乎已经毫无留恋，更别指望他为了只是一名高中生的我，会特意留下宅邸和下人供我使用，他一定会觉得是浪费（父亲的心思与世人一样，令我难以理解）。总之，这栋房子很快就要转手别人，我于是搬往本乡森川町一栋名叫“仙游馆”的公寓，房间陈旧昏暗且不说，更要命的是，我旋即陷入了囊中羞涩的窘境。
在这之前，父亲每月会给我固定金额的零用钱，虽然要不了两三天便花完，但是，香烟、酒、奶酪、水果之类日常用品，家中一应俱全，至于书籍、文具和衣服等物则是从附近的店里赊账购买，就算我请堀木吃荞麦面或天妇罗盖饭，只要是父亲经常光顾的店家，我都可以吃完后一声不吭地抬脚走人。
如今突然间不得不孤身借宿在外，一切都得靠每月的固定汇款应付，我顿时担心起来。汇款照例没过两三天便告用罄，我不禁惶急不安，慌忙发疯似的先后给父亲、哥哥、姐姐们又是发电报，又是写信，信中还洋洋洒洒叙说了详情（当然信中所说全都是虚构的，因为我觉得要开口求人，必须装腔作势将人糊弄得晕头转向方为上策），同时还依堀木所传授的，开始频繁出入当铺。尽管如此，最终仍是入不敷出。
我终究没有能力独自在这无亲无故的出租公寓生活。我害怕独自一人静静地坐在公寓房间里，总觉得有人想要袭击我，给我致命一击，于是我冲出屋子逃到街上，有时帮忙做些地下活动，有时则与堀木一起四下闲逛找廉价的酒灌肚，总之课业和学画几乎统统被我怠弃。就在我入读高中第二年的十一月，甚至还与一名比我年长的有夫之妇发生了殉情事件，我的人生境遇也从此急转直下。
学校缺席旷课，功课也不用心学，但每次考试答题我都似有神助，因而长期以来我成功地瞒过家乡的亲人们。谁料，似乎是校方将我严重缺课的情况暗中通报给了家里人，于是长兄代父亲写了封措辞严厉的长信来对我一通叱责。不过，我最直接的痛苦却是来自经济拮据以及地下学生运动，后者越发忙碌和激进，令我再也无法以半游戏的心态对待。我当时已担任中央地区（又或是叫其他什么地区）的马克思主义学生行动队队长，本乡、小石川、下谷、神田一带的学生全归我领导，根据上级武装起义的指示，我还买了把刀（如今回想起来，那不过是把华而不实的小刀，连削铅笔都不顶用），藏在雨衣口袋里，东奔西走，到处进行所谓的串联活动。我真想每天喝个醺醉，然后蒙头大睡，一觉酣梦，可是手头拮据不容我这样。P（记得我们都以这个隐语来称呼党组织，也可能我记错了）又接连不断地派给我任务，几乎忙得我无暇喘息，我本就羸弱的身体根本承受不住如此剧烈的活动。原本只是因为非法而对之产生兴趣，参与做些事而已，没想到如今却假戏真做，令我忙到无暇应付。我不禁对P暗生埋怨：有没有搞错呀，怎么不叫你们自己的人干呢？最后实在气恼不过，干脆抽身脱逃了。不过脱逃后毕竟很不是滋味，最终促使我做出殉情的蠢事。
当时有三位女性对我表现出特别的好意。一位是我租住的仙游馆老板娘的女儿，每次我忙完组织交给的任务，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回到公寓，顾不上吃饭倒头便睡时，她总会拿着纸笔来到我房间对我说道：“不好意思，楼下弟弟妹妹们吵得要命，害我信都没法写。”然后伏在我书桌上一写就是一个多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