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严格摹仿自然

这种小说该怎样写法呢？菲尔丁把一切规律纳入一条总规律：“严格摹仿自然”。无论描写人物或叙述故事，他都着重“严格摹仿自然”。按十八世纪初期的文学批评，合自然就是合理，也就是合乎亚里斯多德和贺拉斯的规则。贺拉斯主张取法古希腊的经典作家，以为荷马是最好的模范；同时，他又劝诗人把人生作为范本，按照着临摹。菲尔丁处处要摹仿自然，又处处称引古人，师法古人，自称《约瑟夫·安德鲁斯》摹仿《堂吉诃德》的作者塞万提斯，《阿米丽亚》摹仿维吉尔，显然他对“合自然”的见解多少没有脱离他那时代的看法。其实他所谓“摹仿”无非表示他师法经典作家——师法自古以来大家公认为合乎自然的作品，并不是亦步亦趋地依照着学样。根据他下面的理论，他虽然尊重古人的规则，推崇经典著作，他只把现实的人生作为衡量的标准，对传统的理论只采取“严格摹仿自然”的部分。

菲尔丁描写人物的理论，可分为三点来讲：第一，关于摹仿自然；第二，关于概括共性；第三，关于描写个性。

菲尔丁认为描写人物应该严格摹仿自然，不夸张，不美化。可笑的人物到处都有，不必夸张；眼前看见的漂亮女人也够可爱，无需美化。他不写完美的人物，人情中见不到的东西他都不写。他的人物，在大自然登记簿上都有存根；假如读者觉得某人某事不可理解，只要细看自然这本大书，自会了解；他明知某人行为古怪，但读者只要查看大自然里存在的原本，就知真有其人；他处处严格贴合自然的真相，读者可仔细看看人物的行为是否自然。尽管读者对某一人物不大赞成，他的责任是按照人情来描写，不是随着他的愿望来描写；他是要描写合乎自然的人物，不是完美的人物。菲尔丁还认为人物该直接向自然临摹，若照书本里的人物依样画葫芦，那就是临摹仿本，得不到原本的精神；摹仿古人是不行的，必须按照自然描摹。菲尔丁这种严格按自然描摹人物的理论是他自己的见解，和《诗学》的主张有显著的不同。《诗学》泛说艺术创造人物，有的比真人好，有的比真人坏，有的恰如真人的分。接着各举例子，说荷马的人物就比真人好。喜剧的人物总描摹得比真人坏，悲剧的人物总描摹得比真人好。又说，悲剧既是描摹出类拔萃的人物，应该取法优良的人像画家；他们的画像分明和真人相似，却比真人美。菲尔丁写的是喜剧性的人物，但是他并不赞成把他们描摹得比真人坏；他只取一个方法：如实描摹得和真人一样。

描摹逼真并不是描摹真人，而是从真人身上看出同类人物共同的性格，把这种共性概括出来，加以描摹。菲尔丁承认他的人物确是从真人中来的，但是他声明：“我不是描写人（men），只是描写他们的性格（manners）；不是写某某个人（an individual），只是写某某类型（a species）。”譬如书里的律师，不但真有其人，而且四千年来一向有这种人，将来还一直会有。这种人尽管职业不同，宗教不同，国家不同，他们还是同类人物。又譬如那客店的女掌柜，尽管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位，她们终究是同类。菲尔丁不写个人而写类型，就是《诗学》所说喜剧不该抨击个人的意思。同时他也就写出了《诗学》所谓普遍的真实。所以小说里具有人类共性的人物比历史上的真人来得普遍；不仅个别的某人如此，许多人都如此。最有普遍性的人物，在各地方各时代都是真实的。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就是例子。

但是菲尔丁以为小说家不但要写出同类人物的共性，还需写出每个人物的特性。荷马《伊利亚特》里一个个英雄的性格都是特殊的。同一职业的人大多有些相同的品性，但是相同的品性有各别的表现；有同样毛病的人，性格还自不同。好作家能保存同类人物的共性，同时又写出他们特殊的个性。滑稽小说家写的人物既不是历史上的真人，就必须把他们的个性写得合情合理，才和真人相似。要写得合情合理，当注意两点：（一）人物的言谈举动应该跟他们的性格合适。譬如一件事在某人行来不过是意想不到，另一人行来就是不可能。（二）人物的性格当前后一致，不能因故事的转折，改变了人物的性格。作者需洞悉人情，观察入微，才能做到这两点。菲尔丁关于描写个性的两点，就是《诗学》所说的适合身份和前后一致，反复无常的性格，也该一贯地反复无常；这也就是贺拉斯所说：人物的言谈举动当适合身份，性格当一贯到底；也就是法国十七世纪批评家所讲究的人物性格的适当（la bienséance）。但菲尔丁紧接着就说作者需能洞悉人情，观察入微；可见他把这些理论建立在亲身的实践基础上。

菲尔丁叙说故事的理论也可分三点来讲：第一，关于“据事实叙述”；第二，关于情节的选择；第三，关于情节的安排。

菲尔丁认为小说家的职责是据事实叙述，尽管读者责备某某人物的行为不道德，他还该老老实实地叙述真事，尽管读者以为某人的行为不自然，“这怪不得我们，我们的职责只是记载事实”；“事实如何，我得照着叙述，读者如果觉得不自然，我也没办法。也许他们一上来看不顺眼，仔细想想，就承认不错了”；如果事情不合读者口味，“我们讲来也很抱歉，但我们说明是严格按照史实，不得不据实叙述”；他坐下写这部故事的时候，打定主意，决不讨好任何人，他的笔只随着自然的途径走；他的范围只限于事实；他的材料全是从自然中来的。这里菲尔丁所谓严格按史实叙述，并不是叙述历史上的实事。他不过主张正视人生的丑相，不加粉饰；这和他主张严格按自然描摹人物，不美化，不夸张，同一意义。菲尔丁明明白白地说，他的小说不是枯燥乏味的历史，他不是写家常琐屑的人和事，他写的是奇情异事。他不是笨笨实实地按时代记载；他有话即长，无话即短，有非常的事值得记载，就细细描写一番，否则就跳过几年，一字不著。他要严格遵守贺拉斯的规则，凡写来不是有趣动人的，一概略过。他以为好作家写的故事只要在情理之内，不必琐屑、平凡、庸俗，也不必是家家都有，天天常见的。他们最好摹仿聪明的游历者，要到了值得流连的地方才逗留下来。菲尔丁以上的话，说明他不是叙述日常真实的事，只是要从实事上概括出人生的真相，选择希奇有趣的事，按人生真相加以描摹。

菲尔丁认为小说家既不是叙述实事，就需把故事讲得贴合人生真相，仿佛实事一般。而且喜剧性的故事讲普通人卑微的事，不比悲剧性的故事从历史取材，有历史根据，有群众的习知惯闻作为基础；所以喜剧性的故事尤需严格贴合真相。要做到这点，选取题材时，需遵守两条规律：（一）不写不可能（impossible）的事；（二）不写不合情理（improbable）的事。菲尔丁说，一般人对这两条规律有两种看法。法国批评家达西埃（Dacier）以为事情虽不可能，只要合乎情理，也就可信。另有种人只要自己没有身经，就说是不可能。这两个极端都不对。不可能的事总是不可信的。诗人喜欢幻想，以为凭他们的想象，可以海阔天空，任意捏造。譬如荷马讲神奇怪诞的故事，人家就拿这话替他辩护。其实上帝天使之类不能写到小说里去，现代作家若要写神怪，只可以写鬼；但这像药里的砒霜，少用为妙，最好还是不写。菲尔丁说他写的只是人；他叙的事，绝不是人力所不及的事。另一方面，菲尔丁以为事情尽管离奇，尽管不是人人习见的，也可以合情合理。他说，好像亚里斯多德或别的权威说过，“诗人不能借口真有其事，就叙述令人不能相信的事。”但小说家该写真事；只要真有其事，就该据实写，不得删改。老实说，小说家果然只写真实的事，也许写得离奇，绝不会不合情理。假如小说家自己明知是假，不论怎么证实，写出来只是传奇罢了。故事若写得入情入理，那就愈奇愈妙。

菲尔丁以上一段也是他自己的见解，跟《诗学》和法国十七世纪批评家的理论略有不同。《诗学》以为史诗可以叙述不可能、不合理的事；只要叙述得好，听众也会相信。法国十七世纪的批评家大多根据《诗学》，以为史诗必须写神奇怪诞。勒·伯需以为听众如果已经准备着要听奇事，故事略为超出情理也不妨。但菲尔丁把神怪的因素完全摒弃，以为那是不可能的事，小说里不该写。这就和史诗的写作大不相同。历来的史诗，如荷马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维吉尔（Virgil）的《埃涅阿斯纪》（Aeneid）都有神奇怪诞的成分。至于情节合情合理这点，《诗学》这样说：历史记曾经发生的事，诗写可能发生的事；某种人在某种场合，总是按照合情合理的或必然的原则来说话行事。所以诗里描写的合情合理的事，比历史上的事来得普遍，来得真实。这种真实，就是法国十七世纪批评家所讲究的“贴合人生真相”（la vraisemblance），他们以为喜剧写卑微的人和事，不从历史上取材，所以尤其需要遵照可能或必然的原则。菲尔丁虽然采用这些理论，却补充说，只要真有其事，便是可信的。他仍是着重临摹“自然的范本”。

菲尔丁所说叙事当合情合理，不仅指故事的个别情节，而是说整个故事都应该合情合理。这就是说：情节的安排也该合情合理。所以他说，假如事情纠结得分解不开，我们宁可按可能的情形，叫主角上绞台，却不能违反真实，请出神道来排难解纷。虽说万不得已时可借助神力，我却决不应用这份权力。不能借助神力，就是《诗学》所说：故事的布局应该按照合情合理或必然的原则，故事里情节的纠结以及纠结的解除都应该从故事本身发生，不能到“关头紧要，请出神道”（deus ex machina）。贺拉斯论得比较宽，他说“除非到故事的纠结非神力不能排解的时候，不要用神道来干预人事”。菲尔丁虽然引贺拉斯的话，却应用《诗学》的原则。同时，他还是着重观察人生，“留心观察那些造成大事的种种情节和造成这些情节的细微因素”，看出“情节间非常微妙的关系”，按照这微妙的道理来安排故事。

菲尔丁不赞成夸张——不是说文学上不准有夸张的作品，他承认自己的闹剧就是夸张胡闹的，他只说“滑稽史诗”不该夸张，夸张就不合自然，虽然引人发笑，笑来究竟没有意义。人生到处有可笑的事，只要观察入微，随处可得材料，用不着夸张。滑稽作家惟一可以夸张的地方就是措词。他小说里常用夸张的笔法，套着经典名作的腔调来绰趣取笑。只要人物故事贴合自然，尽管措词夸张，仍不失为贴合自然的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