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孔子诗论》对《诗经》的认识

十年前,《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出版,这是新近发现的一批战国竹简文献,其中收有一篇非常重要的孔门论诗文献——《孔子诗论》。这篇文献现有完、残简29支,共约1006字。因为这篇简文连缀拼合有很大的难度,许多学者都参与了拼合整理,因而有若干不同的版本。我因为当时正研究经学,觉得这篇简文对诗经学非常重要,所以花了极大的功夫参与研究。我自己也作出一个文本,这个文本吸收了许多学者的重要意见,加上我自己的原创,应该说是当时最好的文本之一,后来被美国学术刊物翻译成英文发表。据我所知,这也是中国学者关于《孔子诗论》整理研究唯一被译成英文的文本。

几年前我在岳麓书院开《孔子诗论》课,讲了一个学期,我也发表过许多篇相关的文章,这里不想重复,也不拟多讲。这里只想谈两点新的认识。

第一,《孔子诗论》帮助我们确认《诗经》到底分为几个部分。传统的意见认为,《诗经》分为三大部分:风(十五国风)、雅(小雅、大雅)、颂(周颂、鲁颂、商颂)。这本来不是一个问题。但宋代程大昌作《诗论》十七篇,专门论述《诗经》原本分为南、雅、颂三大部分,他认为《诗经》中的“周南”和“召南”的“南”字,不是表示地域和方位,而是表示一种“乐”名,南和雅、颂一样,都是乐名。其他十三国诗,不入乐,也无“国风”之名。“国风”之名是汉儒起的。这就提出了一个新问题。不过传统儒者并不依从程大昌的说法。到了近代,梁启超提出《诗经》应分为南、风、雅、颂四大部分,其说暗袭程大昌的说法,而又有许多新的论证,文章写得非常雄辩。一些学者看了他的文章,在认识上发生了动摇,比如蒋伯潜、蒋祖诒父子合著的《经与经学》一书就采用了他的说法。那么,《诗经》到底分为哪几部分呢?读了《孔子诗论》,我们就有了答案。我们不妨录下其中一段:

 

《颂》,旉德也,多言后。其乐安而迟,其歌绅而藐,其思深而远,至矣!《大夏(雅)》,盛德也,多言□□□□□□□□□□,【矣!《小夏(雅)》,德】也,多言难而怨怼者也,衰矣!小矣!《邦风》,其内(入)物也博,观人俗焉,大佥(验)材(在)焉。其言文,其声善。

 

《孔子诗论》明确将《诗经》分为风、雅(小雅、大雅)、颂三大部分,那时不称《国风》,而称《邦风》,那是因为古来原本称《邦风》,汉以后因为犯了汉高祖刘邦的名讳,才改为《国风》的。所以今天,我们可以不受程大昌、梁启超的困扰,很有把握地说:《诗经》分为风、雅(小雅、大雅)、颂三大部分。这虽说是一个常识,但它是一个正确的常识。由于人们喜爱标新立异,许多时候要维护一个正确的常识意见,也很不容易。

第二,孔子的解《诗》态度。汉儒所塑造的孔子的形象是一位通天教主,张口就是道德教化,好像孔子出生的使命就是来教训人的。但我们在《孔子诗论》中所见到的孔子并不是这样,而是显示一种谦恭的学习、研究《诗经》的态度。我们不妨再录一段于下:

 

孔子曰:吾以《葛覃》得祗初之诗,民性固然,见其美,必欲反其本,夫葛之见歌也,则以绤之故也。后稷之见贵也,则以文、武之德也。吾以《甘棠》得宗庙之敬,民性固然,甚贵其人,必敬其位,悦其人,必好其所为,恶其人者亦然。【吾以《木瓜》得】币帛之不可去也,民性固然,其隐志必有以揄也。其言有所载而后纳,或前之而后交,人不可干也。见本书附录。

 

这段话比较晦涩,将它翻译成白话文是这样的:孔子说:我从《葛覃》的诗中得到崇敬本初的诗意,人们的性情就是如此,看到了织物的华美,一定会去了解织物的原料。葛草之所以被歌咏,是因为和绤织物的缘故。后稷之所以被人尊重,是因为(他的后人)周文王和周武王的德行。我从《甘棠》的诗中得到宗庙之敬的道理,人们的性情就是如此,如果特别尊重那个人,必然敬重他曾经停留的位置。喜欢那个人,一定也喜欢那人所有的作为。(反过来),厌恶那个人也是这样(一定厌恶那人所有的作为)。(我从《木瓜》的诗中)得到币帛之礼不可去除的道理。人们的性情就是如此,他们内心的意愿必须有表达的方式。他希望结交的心意要先有礼物的承载传达而后再去拜见。或直接前去拜见而后送上礼物。总之,与人结交是不可没有礼物的。

孔子通过学习《诗经》来重新认识民众的习俗和性情,以便调整自己的处事方式。我们从这些话中看到了一个敏而好学、通达事理、平易近人的孔子。这与《毛诗序》将《诗经》篇篇都看作“美某人”“刺某人”的认知方式大相径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