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异彩纷呈的十年：将空间权益融入城市社会学的60年代

目前，学界的一个共识是：城市生态学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走向了没落，70年代以降，欧洲和北美社会学家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地注入城市研究中，方令城市社会学理论再获生机、实现复兴。这就令人奇怪地出现了一个萧条的城市社会学研究十年。对此，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理论的引领者之一卡斯特尔对60年代以及之前的城市社会学研究提出了疑问：“存在城市社会学吗？”这一提问可以从《城市社会学依旧长青！》对《城市社会学正在消逝？》的回应中看到此种偏见的由来。前文的作者斯本特斯和麦森尼斯认为“后者这种观点一部分原因在于没有读全文献而妄下的武断，更大的原因则是用自我对城市社会学设定的理论框架排斥了其他城市社会学研究的旨趣”。抛开这一偏见，60年代将是一个城市社会学研究百家争鸣的多元发展的繁荣阶段，在美国，不仅有芒福德研究城市前世今生的立体史诗般巨著《城市发展史》，还有雅各布斯“终结当时美国政府以铲除贫民窟和兴建高速路为特征的大规模城市更新运动”的《美国大都市的死与生》，以及凯文·林奇将心智图运用于城市研究的划时代作品《城市意象》等；在英国，雷克斯和摩尔一转英国城市社会学日益贫瘠的颓势，以《种族、社区与冲突》一书开启了城市社会学研究的新韦伯主义传统；在法国，1968年，列斐伏尔为纪念马克思《资本论》出版100周年撰写的第一部城市社会学著作《城市的权利》，这本书可视为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研究的宣言。60年代成为一个制造经典、异彩纷呈的十年，学术繁荣的背后是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五六十年代普遍出现的一场城市危机。

一 人本主义社会性规划的城市研究

伴随郊区化的进程，城市危机的一个主要表现是内城的衰落、贫民窟的蔓延。为遏制这一发展趋势的恶化，政府采用正统规划理论，试图通过一场以视觉美学、功能分区、几何规则为特征的城市更新与美化运动来改善城市环境，消除贫民窟。然而，经过大规模拆迁，大兴土木后，政府这一举措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反而刺激城市富裕的中产阶级更大规模地移往郊区，城市中心的衰败则继续下去，在许多地区甚至呈加速之势”。贫民窟也仅仅是位置的改变，而非数量得减少。对此，雅各布斯认为，只要投入大量资金就可以扫除城市中的贫民窟，这仅仅是政府的一种发展幻想，在城市更新过程中，缺乏空间维权手段的底层群体被政府以规划的空间权力从边缘之地放逐到另一个边缘之地，将底层群体多年形成的社会生态网络破坏殆尽，这种所谓的城市更新只能是加深了城市贫困。她认为，政府对城市的规划应当“找回现代规划遗失的对个体生活特别是对社会底层的尊重”。城市学者开始以空间权益的关注，批判规划师迷恋的视觉形式以及政府所谓辉煌政绩。

雅各布斯所著的《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被冯果川称为压倒权力与资本的伟大稻草。在该书中，雅各布斯认为霍华德提出的“花园城市”、柯布西耶的“阳光城”乃至伯纳姆倡导的城市美化等正统城市规划忽视了城市实际的运转机制，缺乏对城市生活本身的研究。以街道为例，在这一公共空间里，街道建筑和街道上的视线监控是有效保护社区安全的眼睛，街头上孩子们的嬉戏、邻里的交往是城市特有的“街道芭蕾”，有利于人们生活质量的提升，这些人们享有的空间权益不应当被权力与资本所控制的城市规划所破坏，成为城市更新的牺牲品。与其在1958年所写的《市中心为人民而存在》一文宗旨一致，她认为，城市规划的目标应当放到如何维护城市公共空间权益的合理生成与分配之上，应当在城市美化中体现出人性之美和社会之美。通过这些批判，“雅各布斯实际上重新设定城市规划学科所应面对的问题和考察这些问题的方法以及解决它们的方法，从根本上动摇了正统城市规划的理论根基。她揭开城市规划科学的、中立的外衣，展示其内在的社会性和政治性。”这本书给美国的城市规划带来深远影响，首先是美国的城市规划开始关注社会性规划，将民众的空间权益作为规划的考量前提；其次是美国城市规划学者渐趋成为中间力量，成为底层维权与政府治理之间的协调者。雅各布斯带来的是一种由工具理性空间规划向价值伦理空间规划转变的社会性规划。

芒福德虽然同雅各布斯在城市人口密度、城市空间稀疏等方面有过论战，但二者在城市发展的根本问题上殊途同归，都批判机械理性主义规划，反对把规划看作一项工程技术，指明城市是人们生活的场所，城市的规划应当尊重人们的空间权益，强调这种人本主义思想对于城市规划和建设的重要性。在被称为都市起源与演进的拓荒之作《城市发展史》中，芒福德试图通过揭示五千年的城市发展史中的是非曲直、功过得失来为城市找到一种重构理念，为人类创造新的家园。他认为希腊化的城市是一种理想的城市样态，在自由民主的空气中提升人的福祉，而罗马化的城市充斥着专制主义集权与剥削，人们居住条件恶劣、房价过高、贫民窟过度地蔓延已经超过了城市容忍的限度，罗马这一特大城市的发展应当是一次值得汲取的历史教训。他强烈抨击19世纪的众多焦炭之城，对中产阶级以自身空间权益的获得掩饰底层群体空间权益受损这一做法深恶痛绝。他认为城市规划与发展应当以满足人的需要为核心，应当“使城市恢复母亲般养育生命的功能，独立自主的活动，共生共栖的联合，因为城市应当是一个爱的器官”。持着这种观点，芒福德反对纽约城市公共工程项目“沙皇”摩西提出的高速公路与城市重建方案，认为他的方案将让城市产生令人窒息而又拥挤的特殊商业和工业，人们将会因为这种灾难而抛弃城市，留下来的是覆盖着城市遗骸的混凝土公路和断截面的坟墓。随着市中心的衰落，预言变为现实。因为这些出色的研究，芒福德被称为都市史家与都市先知。

唯技术论的城市规划并不属于城市社会学研究领域，也就是说，正统的城市规划打造的是一个纯净的空间，见树而不见人，忽视了规划城市空间过程中所产生的空间权益格局和空间权益分配问题。游走于纽约这一大都市，将心灵融入城市中，同是用“双脚的行走”写作的芒福德和雅各布斯在人们生活的多样性中敏锐地抓住了城市规划这一致命弱点，将对个人空间权益的尊重带入了城市规划中，打破了城市社会学在空间规划中的从属地位，这也是为何当前的社会事业规划正成为城市整体规划中最重要的环节，决定着城市建设的成败，因此，人本主义社会性规划也融入了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理论谱系。

二 “住房阶级”的形成：新韦伯主义城市社会学的分析

在这场普遍经济衰退所带来的城市危机中，住房短缺带来的社会问题在英国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也源于19世纪以来英国政府的不干预政策和开发商逐利行为的失控，贫困的工人、移民和一些少数民族为了求得在城市中的居住空间，“于是在城市里，从地下室到阁楼都变成了住宅，把原先的公寓房子或联排住宅，进行重新分割，出租给不同的人群，或者修建‘背靠背’式的大杂院式住宅”。同时，人口的不断膨胀导致这种情况越趋恶化，仅“从1951年至1966年以来，来自新英联邦的少数民族人口就从7.5万人上升到60万人”，居住空间紧张的供需关系成为国家不得不面对的一大社会问题。政府以及地方城市住房协会开始介入居住空间、基础设施的生产与分配中，而由于住房资源分配政策的不公正，带来空间居住隔离与极化现象，弱势群体的反社会情绪在不断积累，出现“擅自居住者”与政府的对抗。这种由于对弱势群体空间权益得不到保护而引发的社会冲突，成为英国城市社会学者分析的焦点。

雷克斯和摩尔“将芝加哥城市生态学派中伯吉斯的过渡区概念与韦伯个人行为动机理论相融合，带着空间维度对社会关系的明确关注，他们着手勾画了一个分析住房与种族关系的城市社会学理论框架”。1967年出版的《种族、社区与冲突》一书是这种思想的集大成之作。在对工业城市伯明翰一个内城区斯巴布鲁克如何成半衰落区的过程分析中，雷克斯和摩尔认为，郊区化的发展、富人从内城向郊区独立住房的搬迁以及弱势种族群体在过渡区的聚集，让城市居住的空间分隔为不同次级地区。如果按照不同的住房条件划分阶级，可能会分出无穷尽的住房阶级。他们认为：“根据不同居住地点的财产占有情况以及业已形成的不同生活方式可以将群体分为中产阶级上层、中产阶级下层和工人阶级三种住房阶级。”相对来说，上层中产阶级拥有最大的房屋，靠近文化与商业中心，但是远离工厂和其他影响居住环境的干扰之物；中产阶级下层拥有自己的住房，常常出租他们的房屋，他们渴望着郊区房屋拥有者的布尔乔亚式生活；工人阶级只能租用小面积的公寓，经历着相同的经济窘境，但这种共同体验让他们形成一种强烈的互相依赖的集体意识。雷克斯和摩尔认为，这种住房阶级形成的背后是个人在获得稀缺性住房资源在空间权益分配上的不平等，不平等的根源在于市场竞争机制以及科层制体系对弱势群体的双重排斥，前者以郊区的独立式住房让大部分城市居民可望而不可即；后者在住房政策上设置重重门槛，将大多移民和少数民族阻挡于公共住房之外。面对政府及地方代理人对居住空间的隔离政策，雷克斯和摩尔预言：“任何试图将贫民窟进行隔离的做法都将会成为冲突的根源，隔离政策所导致城市长时段不变的天命压制了弱势群体对提高地位的渴望，这最终将导致城市的骚乱。”仅仅一年，这种预言就成为现实了。

雷克斯和摩尔将空间结构与社会结构紧密结合在一起研究城市空间的变迁，这种分析对围绕住房资源展开的社会冲突具有一定的洞察力，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帕尔将这一研究成果进一步发扬。他根据空间权益与城市生活机会二者的辩证关系提出“真正的城市社会学应该关注作为因变量的受社会和空间制约的城市稀缺资源的获得途径和作为自变量的城市资源的管理者或控制者的行动及行动背后的价值取向”。他认为，应当关注有权分配公共资源以及决定政策优先权的科层制机构的经理人，对他们行为的分析是揭示不平等模式的关键所在。以雷克斯、摩尔、帕尔为代表的新韦伯城市社会学在60年代盛极一时，但随着70年代后期，经济自由主义的卷土重来，这一流派逐渐退出了城市社会学研究的主流，但对当今的某些国家发展的特定阶段来说，它的解释力与预见力仍在。

三 拒绝走向城市空间的边缘：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的先声

1968，城市危机的积累催发了巴黎的“五月之花”，意料之中与意料之外的绽放。意料之中指的是，面对社会怨怼的不断加深，一些有识之士已经感到火山口的热度，他们认为学生运动与工人罢工是社会内在矛盾的必然爆发；意料之外指的是，这场席卷欧洲和北美的红五月事件的剧烈性，几乎将法国引领到革命边缘，虽然迅速被政府抚平，但其显露出来的症状，依旧长期幽灵般地缠绕着法国的社会。研究这一事件最为出色的法国学者之一汤姆·奈仁认为，如果将“为什么发生”归因于法国悠久的革命传统，未免有些遥远，事实的真相是：对人之整体性的追求和政治威权主义的压制之间的矛盾，并且介于全民与政权之间没有一条变速皮带。他说：“国家的技术官僚可以只手遮天，能任意穿透经济与社会领域，不也是因为那条变速皮带向来不存在，所以底下的压力和利益无所向上表达从而产生必要的社会干预吗？”但这种压力和利益具体指的是什么，奈仁则语焉不详。对此，作为事件的参与者，列斐伏尔给出了切中要害的空间异化分析，就其学术历程看，他在此体现的是从日常生活批判到空间城市社会学研究的转向。

作为法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先驱者，他提出的“改造生活”、“不要改变雇主，而要改变生活的被雇佣”、“让日常生活成为一件艺术品”等观点成为“五月风暴”流行的口号，这种选择性亲和在于列斐伏尔对日常生活异化现象的批判。“即通过对诸如家庭、婚姻、两性关系、劳动场所、文化娱乐活动、消费方式、社会交往等问题的研究，对日常生活领域的异化现象进行批判。”无论是生产受控的社会，还是消费受控的社会，列斐伏尔将二者视为资本主义对人们日常生活的空间殖民化。因此，列斐伏尔认为日常生活异化的一个重大表象是空间的同质性、重复性与碎片化，他在《城市化的权利》一文中质疑：“有必要展示这些住在城市或郊区，将自己的人生埋没于城市中，埋没于将人变得模式化的各种陈旧的中心里，成为毫无意义的繁殖工具的这些人们的微不足道的，毫无生机的生活吗？人们从家里奔向或远或近的车站、拥挤的地铁、奔向办公室或工厂，再在晚上沿原路返回，在家休息一夜，第二天再继续重复头一天的生活。”他认为，民众解放的前提在于空间权益的获得，尤其是工人阶级应当实现主体性觉醒，在这个“将空间资源的重要性提升到前所唯有的高度的城市里，确立自己的形态基础并能够进行物质实践”。这首先需要民众拒斥以科学之名行意识形态统治之实的城市规划，争取城市规划中的权利，如有权拒绝从市中心向城市边缘空间的迁移，而更进一步则是争取更为本质的城市的空间权力，即：“公民控制空间社会生产的权力，有权拒绝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驱动等外在力量的单方面控制。”如工人有权利改变与机器做伴的青春与命运。在列斐伏尔的笔下，公民空间权益的彻底实现成为“五月之花”的社会之梦，也如安琪楼·夸特罗其和汤姆·奈仁所说的，“人们的革命不单是为了面包，还有蔷薇”。

列斐伏尔的城市空间研究演绎出的社会警示是：革命的发生不一定以无法忍受的悲惨生活为前提，在各阶级生活条件相对良好的国家里，革命也可能发生。这种可能性，在于人们对空间碎片化、单向度的拒斥，在于对空间权益的追求。列斐伏尔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以空间研究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新时代语境中得以重新出场，其视域中的新马克思主义形态渐趋成为城市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范式。虽然这一时期的列斐伏尔尚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空间理论体系，但其触及的重大议题开始极大地影响着众多城市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研究取向。

四 空间权益的沦陷与争取

在城市社会学百花争鸣的过渡期中应当提到的是，依旧存在对于空间维存这一主题的城市生态学研究，但研究对象逐渐转向南美、亚洲、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中，城市生态学还是具有很强的学术活力，但却处于城市社会学理论的边缘位置。北美和欧洲一些相对发达国家的学者已不再像城市化初期那样对人的生存现状进行主题研究，他们开始关注的是在城市秩序与稳定的光影下，被各种权力规训掩盖的城市空间，城市研究的前沿指向的是人在城市中的受损的空间权益。在空间分布和空间再造中，人本主义社会性规划学者认为政府对正统城市规划理论神话的信奉损害了公民的空间权益；面对空间隔离与空间极化社会问题，新韦伯主义学者认为政府的住房政策导致了具有内在冲突性的住房阶级的形成；在空间异化和殖民化中，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者认为公民应当争取日常生活中的空间权益。就三者而言，前两者所提到的空间权益强调的是：在空间资源的分配和使用上政府需要尊重公民的空间权益，批判自上而下的政府权力对空间权益的宰制，但缺少个体对空间权益自下而上争取的可能性分析，使得前两者的城市社会学对现实的解释缺失了底层的冲击力度。列斐伏尔弥补了这一缺憾，并将空间权益置于整个资本主义发展的背景下予以阐释，提出公民在空间权益中的主体性，但这一时期，他对空间权益的研究不够完整，尚没有将空间权益融入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交换、分配与消费的进程进行分析，从而揭示空间生产的本质。空间权益的整体性分析体现在20世纪70年代后学者对空间维权这一主题蔚为大观的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