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廖凯原先生道治思想的萌生、发展过程与认识基础

1.廖先生道治思想的萌生与发展

廖先生对道的认识是从数年前接触《黄帝四经》时开始的。确切地说,廖先生对中式法治之道的认识是从了解商鞅开始的。他说:“当我在美国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有幸偶然读到了一本关于商鞅的书——《商君书》。商鞅富有创见的法治理念和厉行变法的改革勇气令我深深敬仰。……他的法家思想的遗产流传至今。……我认为商鞅的法治学说源于黄帝的法治理念。”《探寻中式法治之道》,2008年4月30日,在上海复旦大学法学院的演讲。不久前,他发布了一封公开信,回应某些人在网上对他的无端批评且回顾了自己的思想历程:“七年前,我于轩辕4705年(2008)在复旦大学发表了题为《探寻中式法治之道》的演讲。我建议我们应当珍惜至今在中国发现的最伟大的智慧瑰宝——《黄帝四经》。……从这份手稿中,我发现了中华文化文明的根源,更找到了我此生的使命。我的终身使命是实现轩辕之梦。我希望复兴由我们的赫赫始祖轩辕建立的中华文化文明。我希望构建不朽的由KQID提供动力的轩辕反熵运行体系2.0,来成就中国人及全人类。我希望实现轩辕—习近平的大同,使人人都能终身享有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和免费物质财富,并能自由追梦、寻梦、圆梦。”公开信,网上微博链接为:http://weibo.com/u/5698523879。文章发表于2015年10月9日19: 21《对马国川的反驳:廖凯原教授是华人的骄傲吗?》(Rebuttal to Ma Guochuan: ls Prof. Leo KoGuan the pride of Chinese people?)。

在廖先生提到的那次讲演中,他首次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中华文化重道,而道的思想源于黄帝。黄帝是中华文化的始祖,后来的百家争鸣是黄帝思想的分化和发展。黄帝提出道产生法,这一思想为后来的商鞅所继承发展并付诸变法实践。

此后数年来,廖先生持续着对黄帝思想与道治的关注,并发表了一系列的演讲和文章。他2008年9月20日在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发表了题为“中国特色的法治与礼治”的讲演;于2010年7月29日和30日在清华大学举行的中美法治对话会上发表了题为“黄帝范例:法治天命科学观反熵运作体系”的长篇演讲。以此次演讲为基础,他于2011年在《环球法律评论》上发表专文《黄帝四经新见:中国法治与德治科学观的反熵运行体系》,系统地阐述了他对黄帝思想和道的理解。2013年,廖先生在长沙举行的全国性的“黄帝思想与道、理、法研究”学术会议上发表了《轩辕运行体系2.0(轩辕纪年4708—永远)》一文,再次把黄帝思想与道联系在一起。该文已收录于《黄帝思想与道、理、法研究》,载《轩辕黄帝研究》(第一卷),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2013年出版。

他说:“黄帝认为,道创造并分配一切。因此,包括黄帝在内,任何人都不能超越道,道的面前人人平等。因为道从根本上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黄帝认为法与德皆源于道,故而二者在形式上皆等同于道。因此,每个人(包括黄帝自己)必须服从和遵守相同的法律和秩序。”其依据是《黄帝四经》中第一章《经法·道法》的话:“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刑名已立,声号已建,则无所逃迹匿正矣。”他据此认为黄帝在人类历史上是第一个明确提出并主张遵守科学法治观,以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等法治基本原则的人。廖凯原:《轩辕运行体系2.0(轩辕纪年4708—永远)》,转引自徐炳主编《黄帝思想与道、理、法研究》[《轩辕黄帝研究》(第一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第53页。

至此时,廖先生道治的基本思想开始形成。他认为,黄帝思想的核心在道,道有创造性、分配性和平等性,演化出法治与德治等具体形式并形成了有效的社会治理。2014年9月,他又向在涿鹿举行的“黄帝思想与先秦诸子百家”国际研讨会推出了《黄帝范例:轩辕反熵运行体系2.0》一文,发挥了此前的观点。2015年8月,沈阳会议上的文章的观点就是在这些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仅从2008年4月以来廖先生的演讲及文章的题目即可看出,他讲法治最多,旁及礼治与德治,但没有专门讲过道治。他的研究以探寻中式法治特点为开始,渐次论及礼、德等与法的关系,然后深入到中式治理的根本之道。可以说,道治是其系列性研究深化的必然结果,道治概念的提出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

2.廖凯原先生道治思想的认识基础——黄帝天命与大同

廖先生关于轩辕道的认识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认识?道治要服务于什么样的社会目的?易言之,道治思想是为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理想社会服务的?这就要讲到他对黄帝思想的全部认识。

廖先生关于道的思想是从赞颂黄帝的天命和大同开始的。

他认为,数千年前的黄帝是中华始祖。他创立了中华文化共同体,其理想是实现美好的人类大同,使每个人都过上好的生活。他把这种胸怀和理想叫作轩辕天命,或简称天命。廖先生对天命及其内容有过较详细的说明:“天命,就是上天的授权,授予每个人作为主权个体,体现了先予后取的反熵原则。天命具体表现为五条天命的运行,包括仁、义、杨朱六大自由、受调控且自由开放的市场体系、权利与义务的统一体。天命的运行从物理学的角度来看又是一个关于熵的自然过程。……五条天命就是上天的基本指令。这一体系可以被简化为先予后取。这是宇宙的原理,显示了宇宙的仁爱原则。……中国科学法治观下的反熵运行体系体现为五条天命,它们更具体表述为以下四个因素:商鞅关于法治的理论、孔子的以道为基础的互惠正义、老庄的自然无为思想、杨朱的物质—精神上的为我思想。”参见徐炳主编《黄帝思想与道、理、法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第70页。

天命即上天的指令,既发给人间的每一个人,也发给人间的统治者,使之遵循。天命来自于《黄帝四经》的《十大经·立命》中黄帝对自己使命的认识:“吾受命于天,定位于地,成名于人。……吾畏天、爱地、亲民,立无命,执虚信。……立有命,执虚信。”

大同一词来自于《礼记·礼运》中对人类美好生活境界的追求:“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在引用了这两段话以后,廖先生说:“大同,我们伟大祖先黄帝既已将其设为自己为之奋斗终生的目标。正如《黄帝四经》第十章所述,大同社会就是去帮助每个人实现他的生命目标。”概括为现代语言就是:“根据每个人的梦想和愿望,以其为始,以其为终。”他认为,这就是轩辕的大同之梦,是从远古的伏羲、女娲以至于今天的习近平的共同的中国梦。徐炳主编《黄帝思想与道、理、法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第52页。

为了实现这种天命和大同之梦,社会就要有一种自我发展的内生的动力。此种动力来自于何处?廖先生提出了黄帝之道和道治的思想,并赋予了自己的理解。他的主要文献依据是《黄帝四经》中的《经法》、《立命》等篇章,而赋予这些古老思想以活力的则是现代物理学角度。廖先生对道的认识是多层次和多角度的,既有哲学世界观等本体方面的认识,也有财富分配和社会治理等政策应用方面的认识。对道即KQID的论述是他的思想中最有特色、最有创造性、最有光彩,也是理解最为困难的地方。KQID之意为凯原量子信息力学,其具体内容详见他自己文章中的论述。以下将根据他的文章对此道加以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