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张宇燕

几天前李晓耕打来电话，告诉我她的博士论文经过修改马上就要出版了，并希望我为此书作序。我欣然答应。要知道，对老师而言，还有什么比看到自己学生的成果发表更让人喜悦的呢。翻阅书稿时，自然回忆起了三年前和晓耕讨论选题的情景。在我指导的研究生中，论文选题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学生根据个人兴趣自由选择，二是与导师商量后确定。晓耕这篇论文的题目更多的属于后一种。国际货币是我长期关注的一个领域，并且发表过一些文章和著作。晓耕选择此问题做博士论文，除了受我影响外，也和她自己的研究偏好与英国留学经历有关。

我记得对货币颇有研究的弗里德曼曾讲过一句话，大意是货币很像日本人家里的屋边花园，看似简单实则复杂，几乎每个细节都经过了精心设计和建造。对此我深有同感。三十年前我的学术生涯刚刚起步时，就从前辈们那里听说过一句话：理解世界经济最简便的方法，就是研究美元和石油。以今天的眼光看，这种说法虽有点偏颇，但如果把美元和石油替换成货币金融和能源，我以为仍不失为真知灼见。随着研究的深入，我越来越确信货币问题，特别是货币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问题，是经济学的两大基本问题之一。

我们普通人几乎每天都要和货币打交道，但真要问究竟什么是货币，则很少有人能答得出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货币起源及其性质做过经典性讨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各类畅销的教科书也都对货币下过定义，以至于绝大多数受过经济学训练的人都可以随口说出经济学意义上的货币属性，比如价值尺度、交换媒介、支付标准、储藏手段等。从历史上看，公元前二三千年前相互隔绝的文明或国家或部落，均不约而同地发明并使用了货币。对这一神奇现象的主流解释，是把货币起源视为人们降低交换过程中交易成本的努力结果。生产力的发展导致剩余出现，剩余催生交换需求，交换先于货币，货币方便交换，金融促进生产与流通。货币的逻辑似乎是一个纯粹的经济学逻辑。然而这一逻辑并非唯一。

人们或许会问：从物物交换到使用货币进行交换的条件是什么？换句话说，在货币起源过程中，有没有比降低交易成本更关键的因素？至少在德国经济学家南普看来，在货币起源，尤其是信用货币的起源过程中，国家扮演了主角。市场交换是以产权为基础的。尽管一个人可以通过给门上锁来保护屋内的财产安全，但不言而喻的是，国家或政府权力对财产的保护才是根本性的。国家先于市场或与市场同步进化这一逻辑，涵盖了国家先于或同步于货币起源的逻辑。国家的存在以税收为前提，具有不同用途的实物缴纳与储存，其效率远低于征收和储存一般等价物。当国家选择某一特定物品（比如金银）作为贡赋品，同时一切司法判案的经济惩罚与赔偿也以该物品为据时，那么我们便有了一个货币起源的非市场逻辑。

赞同货币起源与演进之政治逻辑者并不孤立。在希克斯眼中，货币的起源及演进与统治者的财政收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经济史领域，像希克斯这样从财政维度引申出货币的经济学家并不多见。古德哈特把货币理论区分为偏向市场逻辑的“金属主义论”和看重国家逻辑的“卡特尔主义论”，而他本人倾向于后者。从某种意义上讲，对“货币非中性”的讨论与强调，可以说是对货币的政治逻辑的一种至少是间接的支持。两百多年前，坎梯隆便提出了货币长期非中性命题；我和我的合作者对美洲金银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之间的关系进行的分析，亦从一个新的角度支持了货币非中性这一命题。基于此，有人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货币即政治。

货币的政治色彩随着信用货币的出现而加重。历史学家在划分历史阶段时通常使用的尺度是朝代和生产手段的进步程度。但作为经济学家，我们完全可以有自己的标准。首见于北宋仁宗天圣元年的“官交子”，可谓具有深远意义的事件。1023年将人类历史划分为金属货币阶段和信用货币阶段。遗憾的是，“货币文化”早熟的中国在使用纸币实现王权目标时并不成功，经过了元明两朝后又回到了银两制度。而英国等西欧国家，则成功地走上了以金属为本位的信用货币的进程。盛宣怀以银元取代银两的奏折和光绪帝上千字的朱批，今天读来令人唏嘘不已。一个在六七百年前就发明了纸币的国度，竟然还在为此等事烦恼。在人类步入电子货币时代的过程中，希望中国能够再次成为人类的领先者。

货币的政治性随着货币跨越国家或政治辖区而变得复杂且重要。根据陈隆文对先秦货币地理的研究，我们看到秦军征战的路线同时也是“秦半两”出土相对密集的地区。据此我们不难提出一个秦国由弱变强、最终完成统一大业的“货币政治”式的命题：币材丰富且铸造水平高超的秦国，其铸币“半两”被各国广为接受，从而为秦国的一系列军事行动提供了强有力的财政保障。在后来的世界史中，强国霸主同时又都是国际金融中心的所在国，它们的货币一定是国际关键货币，事关国际货币金融的制度安排由它们主导，均绝非偶然。1940年代中国上演的“边币”“法币”“伪币”之间的“货币战争”，亦是一个不同纸币发行当局争夺“货币流通域”以支持战场胜利的精彩纷呈的经典案例。

我将以上所述逻辑分析架构和案例分析统称为货币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虽然这类研究目前在国内货币金融研究中不是主流，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无足轻重。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货币政治的重要性并加入到这一研究队伍中来。李晓耕把论文冠以《权力之巅：国际货币体系的政治起源》并发表，从一定意义上讲填补了国内学界对国际货币体系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研究的空白。这便是我欣然为之作序的原因。

顺带补充一句，比之博士论文，晓耕的这部著作补充了不少文献，她提到的许多轶事读来饶有兴味。从她的引述中我得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著名经济学家穆萨每次路过陈列各国货币的走廊时，总喜欢描述他是如何重新发现了货币经济学中最强的一条定律的，即国家与货币一一对应的关系。在讨论信用货币起源时引用《浮士德》中的皇帝、首相、财政大臣和梅菲斯托之间的对话，着实为本书增添了可读性。如果她再把中国古代文献中的一些经典文字引入就更好了。管仲向齐桓公就“轻重”所做的解释，称得上是一篇货币政策在“国际”舞台上成功运用的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