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丁一凡

晓耕的《权力之巅：国际货币体系的政治起源》的出版可谓恰逢其时。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与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声音也越来越大。中国不仅要表达自己的愿望，要捍卫自己的利益，还要推出自己的说法，建立自己的规则。当中国提议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时，西方舆论沸腾了。愿意响应中国号召，成为亚投行创始成员国的国家达57个之多，远远超过组建布雷顿森林体系时的22个成员国。它们认为，中国的做法虽然不那么显山露水，却与当年美国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换句话说，中国终于要制定适合自己发展的国际金融、货币体系了。

话虽这么说，但中国在国际社会却是个后来者。套用荷兰经济史专家麦迪逊的话说，从公元960年到1820年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一直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但中国的“天下体系”却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际社会，中国没能创造出一套其他国家都接受的话语体系，没能创造出一套支配国际体系运转、其他国家都愿意服从的规则。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必须更深入地了解过去的国际体系，包括国际金融、货币体系，才能从中汲取经验、教训，从而培育自己的话语体系和国际秩序。而晓耕的《权力之巅》正好提供了一个这样的范本，读者可以从中了解到国际金融、货币体系形成的各种影响因素，了解大国如何进行博弈，以使国际货币体系更有利于自己的实力培养，更有利于自己的利益扩张。

国际金融、货币体系有一种“非中性”的意味，如果哪个国家对它缺乏深刻理解，盲目闯进去，最后会“输”得一无所有。相反，如果对国际金融、货币体系的逻辑和运作方式了如指掌，其会成为大国崛起过程中得心应手的工具。清朝的掌权者不仅不懂国际金融、货币体系，也不懂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除了征税外，不知道如何向社会借钱来实现发展。甲午战争前，日本政府向美国学习了发国债的经验，发了两笔国债，日本海军便购足了快船和弹药。清朝政府虽然向德国购买了大型军舰，却没钱购买弹药，没钱维修军舰和训练海军。后来的结果自然可想而知。

打仗虽然有各种偶然因素，但支撑战争的财政状况往往在战争发生前就决定了战争的结果。欧洲战场上，拿破仑领导下的法国其实先输在了金融市场上，输在了法国的战争融资成本是英国的几倍甚至十几倍之上。

日本打赢了甲午战争，用清朝的战争赔款建立了日元的金本位，再到伦敦的金融市场上发债，借着国际资本的力量迅速实现了工业化和经济起飞。清朝没有自己的货币体系，凭借市场上流通的白银随行就市，落了个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然而，战争赔款要付真金白银。当白花花的银子都流到英国、法国、日本等战胜国手里后，中国经济陷入了严重的“失血”状态。随着通货的流失，清朝的货币体系彻底崩溃了。清朝人没能像独立战争时的美国人那样，靠“打白条”、发行“大陆券”来维持自己的货币体系，而是任凭白银流失后的通货紧缩自由发展，结果市场上的价格暴跌，造成农民不愿种田、商人不愿开铺的局面：越种田越赔本，越开商店越赔本。鸦片战争前的中国还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占全球GDP的近1/3。但经过第一次、第二次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等一系列战争后，清朝不仅赔偿了大量白银，还让经济陷入了严重的通货紧缩，国力一路下滑，到清朝末年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已不足11%。回顾历史，我们不能不为大清王朝最终的衰败是因为不了解金融的作用，不了解国际金融、货币体系的作用而扼腕叹息。

当代中国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后，迅速发展起来，国力大增，民众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然而，我们的发展是在现有的国际体系中实现的。未来该如何利用手中大量的外汇储备、如何利用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规则来增强我们的国力呢？这就需要对国际金融、货币体系的形成、发展和变化有更深入的了解，从而因势利导地利用现有的国际秩序。同样，只有更深入地了解国际金融、货币体系发展的历史，才能找出规律，创建适合中国发展的国际金融、货币体系，以补充现有国际体系的不足。晓耕的《权力之巅》恰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这样的机会。

晓耕曾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受过系统的学术训练，后来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在导师张宇燕的精心指导下深入研究了国际金融、货币体系形成的政治逻辑。可以说，晓耕的这本《权力之巅》是部雅俗共赏的作品，无论是学者还是大众读者，都会在阅读晓耕娓娓道来的货币权力博弈的故事中获得极大的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