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版前言 我的研究理路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谢寿光社长建议我整理出版自己的文集，但我对此一直非常迟疑，总感到已发表的文章达不到出版文集的分量，而且时过境迁，自己对以前发表的东西总是觉得不太满意。但在谢社长的一再催促下，我想通过整理文集，厘清自己的研究理路，对于自己把握好今后学术研究的定位，也是有好处的。

这里选出的是近十几年来发表的18篇文章，其中有7篇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有6篇发表在《社会学研究》，还有几篇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辑刊》和《中国人口科学》等刊物。

这些文章中的有些观点、看法、判断和解释，在今天看来可能很值得商榷，但我无意做任何的改变，因为它们记录着我的研究和学术思想的真实轨迹。

《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曾被《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作为头篇文章发表，它随后获得“第一届全国青年社会科学成果奖”三个一等奖之一（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尽管今天看来理论上有很多欠缺，但它对于推动把社会结构转型作为社会学研究的主题、对于推动确立一种新的发展观，是发挥了作用的。

《新时期阶级阶层结构和利益格局的变化》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3期。那个时候关于这个论题存在着很大的争议，不仅有学术上的争议，政治上也有很大的争议。由于《人民日报》用半版转发这篇文章的内容，使我处于争论的旋涡，尽管不少人认为文章能够直面重大的现实问题，并提出有解释力的论证，但批评的意见也很激烈。一派认为这是“海归派”用西方的理论和概念解读中国的现实，另一派认为这是“粉饰现实”的虚假乐观主义，这些并非都是学术层面的批评，当时给我造成了心理上的压力。但我坚持认为，尽管改革以来利益格局的变化存在很多难解之结，但中国绝不能走回头路。进入21世纪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虽然改革方向上的共识逐步形成，而贫富的分化并没有按照预期的那样出现开始缩小的转折点，而是加速扩大。我的看法也有了改变，开始认为贫富差距的继续扩大会造成很多人对改革预期的转变，从而成为中国发展的潜在风险。于是我写了《中国贫富差距的心态影响和治理对策》一文，这是我在利益格局分析上的一个判断的转折。

《老工业基地的失业治理：后工业化和市场化——东北地区9家大型国有企业的调查》作为《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4期的头篇文章发表。当时我一直期望，中国经济的新增长点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从珠江三角洲转向长江三角洲之后，能够继续北移，从而带动东北的重新崛起。但随后的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使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推迟实行。不过这项从就业问题入手的研究，却获得了一个意外的推动扩大教育的政策效果。这篇文章的最后一部分关于“扩大教育、推迟就业、缓解失业”的政策建议，通过一定渠道反映上去，得到当时中央领导人的批示，促进了中国高等院校连续数年扩大招生政策的实施。现在看来，尽管高校扩招中也出现了种种问题，但这个决策对于提高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人力资本的竞争力还是利大于弊的。

在我的研究理路中，我一直期望自己保持对“真实世界”的“问题意识”。这种“问题意识”，一是现实层面的，就是努力解读和回答那些重大的实践问题；二是学术层面的，就是注重那些具有知识积累意义的前沿问题。读者可以从《国有企业社会成本分析——对中国10个大城市508家企业的调查》（《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网络化：企业组织变化的新趋势——北京中关村200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调查》（《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2期）、《走出生活逆境的阴影——失业下岗职工再就业中的“人力资本失灵”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巨变：村落的终结——都市里的村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等文中，看到我在探索学术问题的持续努力。我不敢说自己取得了什么学术成就，但我确实从没懈怠，这种力量不是来自对什么学术声望的追求，也不是来自对完成课题的压力，而是一个学者内心深处的对“真实世界”的问题关怀。

我是1987年从法国巴黎第一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于次年回国的，我很庆幸自己作为一个研究社会发展的学者能够身处中国的大变革时期，因为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祖国发生的千年未有之变局，发生的社会结构之巨变，是对自己学术研究热情的极大的、持续的刺激。那种急切地想揭示发展规则和洞察未来趋势的渴望，是我留在国外的那些朋友们难以感受到的，我希望他们能够理解我的选择。

中国目前的经济已经进入新一轮的快速增长周期，在这样一个关键的发展时期，中央关于“五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在学界和广大人民群众中引起极大的反响，因为这是人们一直在期盼的一个新的发展战略和社会政策选择。

这个新的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可以说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思想，它是建立在中国正在“和平崛起”的经验基础上。正是“中国经验”的基础，使科学发展观具有重大理论意义。

为什么这么说呢？对社会学来说，协调发展本身并不是什么新思想，社会学建立的160多年来，经典的社会学家都在反复地重申这个主题：协调、秩序、进步等。在社会科学中，社会学的追求“协调”、经济学的追求“均衡”、法学的追求“公正”、政治学的追求“合作”，都是一贯的学科理念，与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原则是一致的。但在现实社会中，并不存在绝对的协调、均衡、公正和合作，绝对化的协调、均衡，就会沦为缺乏激励和活力的平均主义。所以在很多情况下，发展的突破和超越，恰恰是打破原有的所谓协调和均衡。中国的改革开放，引入市场机制，打破“大锅饭”，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都是要破除绝对的平均主义，增加激励，加快发展的速度，甚至是实现超常规的发展。然而，这种超常规的发展也带来新的问题，就是新的失调和失衡，在某些方面可以说是严重的失调和失衡。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们说科学发展观里的重要价值，它的内涵的精髓，来自“中国经验”的基础。

现在的一个现象是，国外的多数学者比国内的学者似乎更看好中国的发展，国外学者中尽管也有说“中国即将崩溃”“中国增长有水分”的一派，但更多的是认为中国的超常规发展将打破现有的世界经济政治格局，无论是提出“中国的奇迹”“中国正在崛起”的还是提出“中国威胁论”的，都是认为中国的崛起是不可遏制的趋势。而且他们从过去历史上国家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带来国际均势失衡的经验出发，很担心中国的崛起会使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产生难以预测的结果。但国内的学者接触现实生活问题比较多，他们的经验感受远远超出GDP的增长率，他们反而更容易对那些诸如中国的就业、收入分配、城乡差距、社会保障、腐败等难点问题忧心忡忡。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13亿人口和几百万或几千万人口是不同的量级。很多事物的通行发展规则，放在13亿人口的基数上都会发生新的变化。对于人口小国来说的彰显成就，除上13亿人口也许算不上什么，而任何微小误差乘上13亿人口，可能就是天大的问题。比如GDP的增长率，由于中国目前每年仍净增长800多万人，中国的人均GDP只有日本的约1/30，所以中国经济增长8%，只相当于日本增长2%，因此尽管有“崛起的中国、沉没的日本”的说法，我们自己也不要昏了头地飘飘然。艾滋病、出生婴儿性别比失调这种看似不大的问题，对13亿人口的中国来说，都有可能演变成大问题。

“中国经验”的重要性在于，它将来肯定会改写现代化和全球化理论的很多假设，会修改社会科学各门学科的一些既有规则，至少从我的专业角度来看是这样。这是因为一个13亿人口大国的超常规发展，提供了很多超出我们一般所说的“常态社会”的新经验。

长期以来，社会学的主流，就是研究“常态社会”，即认为在常态的情况下，社会的变迁是按照一定的既有规则进行的，即便是社会的变革和转型，也是长期变化积累的结果。社会学的主流思想，是坚信人的理性力量和社会发展的有序性，认为在社会发展领域不存在无法追寻因果关系的“裂变”和“突进”。所以，即便是专门研究社会问题的“越轨社会学”“灾难社会学”等，也都是从“常态社会”的角度来考虑。社会学以往对失业、人口过多、贫富差距、贫困、疾病、犯罪、教育短缺、社会保障不足、环境污染等社会问题的研究，也都是从“常态社会”的假设出发，把这些社会问题视为“常态社会”秩序的“失范”而已。

而且，很长一个时期以来，国际社会学界也被一种乐观主义的情绪所笼罩，从贝尔（D. Bell）的《后工业社会的到来》、托夫勒（A. Toffler）的《大趋势》到卡斯特（M. Castells）的《网络社会的兴起》，都在描述一种信息社会的令人振奋的前景。人们一直相信，我们对自然的征服和对社会的控制，将是一路凯歌的，新的技术进步将会自然地解决我们百思不得其解的那些问题。当然，国际社会学中过去也一直存在着悲观主义的危机学派，特别是20世纪60～70年代，正当西方发达国家陶醉于高增长、高消费的“黄金时代”时，罗马俱乐部发表了《增长的极限》研究报告，一些学者从人口激增、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角度，发出惊世骇俗的警告。近年来也有从文化角度提出预警的，如亨廷顿（S. Huntington）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福山（F. Fukuyama）的《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但这类危机的判断，常常被学术界主流排除在“规范研究”之外，总认为类似的危机预言，虽然轰动一时，但总是时过云散，因为人类的理性战无不胜，煤没有了我们有石油，石油没有了我们还有核电。直到德国著名社会学家贝克（U. Beck）和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A. Giddens），通过“规范研究”提出“风险社会”（Risk Society）理论，国际社会学界才开始认真地思考，我们是不是真的面对一个新的不同于传统“常态社会”的“风险社会”。但国内社会学界，由于大家集中关注快速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开放中的发展问题，还没有来得及反思“风险社会”理论对认识中国发展阶段变化的意义。

“中国经验”这个概念，对真正理解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意义非常重要。只有从“中国经验”出发，我们才能真实地了解中国发展中诸多社会风险的临界点在哪里，这些临界点单凭既有的规则是推论不出来的，不顾前提条件和约束单从原则推论出的结论往往会是虚假的。比如说贫富差距问题，规则中有一条是差距随发展先扩大后缩小的库兹涅茨（S. Kuznets）“倒U形”曲线，因为其他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如人均GDP 1000美元），会出现人口增长停滞、劳动力紧缺，劳工的谈判和讨价还价能力大为增强，从而致使劳动力相对收益增长、资本相对收益下降，但中国有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殊情况，所以近十年来在资本和技术收益都大大提高的同时，农民工非技术工作的工资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农民工的权益也必须由政府出面来加强保护，中国的贫富差距仍然呈现快速加大的趋势。再比如粮食问题，十几年前国外就有“谁来养活中国”的说法，中国耕地每年也的确都在大量减少，而人口每年还在大量增加，但这么多年过去了，粮食没有发生短缺，粮价在没有大幅度增加粮食进口的情况下也没有飞涨。什么原因呢？数亿人的消费结构变化会改变很多问题，水产品、蔬菜、水果、奶制品的大量增产，使城市人均年消费粮食从20年前的150公斤下降到今天的不到80公斤。我并不是说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不重要，但在我看来对中国粮食安全的最大威胁是“谷贱伤农”造成的抛荒，而不是农民的种植结构变化。再比如艾滋病防治问题，以前中国对这个问题缺乏正视，甚至有点“家丑不可外扬”似的，现在中国政府公开向艾滋病宣战了，因为SARS危机的教训让我们认识到，在中国这样的人口密集大国，虽然84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对于中国来说成人感染率不到1%，但我们并不清楚到什么临界点时它就会以超出常规的几何速度扩散。中国的人口总量对一些既有规则的改变，增加了中国发展中社会风险的“突发性”“不确定性”“难以预见性”。

只有建立在“中国经验”基础上的理论，才是真正的中国理论，才会产生它独有的学术魅力和影响世界的“中国学派”，而这个“中国学派”，将探索一条中国走向“现代和谐社会”的新路。这条新路对国际意味着，中国的崛起自然会带来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一些变化，但这种变化是对世界和平、稳定、进步的贡献，而绝不会是威胁；这条新路对中国自身意味着，中国决心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的道路，走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走有社会活力的共同富裕道路，坚决防止经济、社会、自然的重大失调，坚决防止一切权贵资本主义倾向。

李培林

2005年1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