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日军铁蹄践踏天津

天津作为中国北方重要的工商业中心，是联系东北与华北的枢纽，具有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战略地位。自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前期，天津一直是帝国主义国家“关注”和“重视”的目标和西方列强入侵中国的桥头堡，因而被迫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畸形城市。天津由于其在华北的重要地位，在日本人开发华北的计划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当时日本人的“华北”（即“北支”）概念与中国当时及现在的华北概念有很大的区别，日本人认为“北支”的范围包括现在的河北、山西、山东省的大部分及陇海铁路以北的江苏、河南省的部分。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天津在全国的经济地位虽远不及上海，但已成为华北最大的商埠，是华北最大的贸易中枢和工业基础最完备的城市，经济影响力远远超出华北范围。“抗战前夕年贸易额大约2亿元，约占全国贸易额的12%，为全国第2位。1932～1936年5年间对外贸易额平均计算，天津占华北六港（天津、青岛、芝罘、秦皇岛、龙口、威海卫）的58.73%，超过青岛的30.76%。据不完全统计，按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1936年天津工业总产值有3.56亿元以上”。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后，始终把天津作为其侵略扩张的重要目标，对天津垂涎已久。

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时，日本就在天津建立了军事殖民机构——清国驻屯军，司令部设在海光寺，1913年改称“中国驻屯军”，人们通常称之为天津驻屯军，在中国政府文件及报刊中则为华北驻屯军。天津不仅是日本在中国的驻屯军所在地，也是日本挑起七七事变的大本营。

抗日战争爆发前，日本对华北的工厂、矿山、交通、水利、农业、商业、金融、贸易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调查，掌握了大量详尽的资料。1936年2月，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理事十河信二来到天津，与日本的中国驻屯军司令多田骏及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密谋掠夺华北经济资源，与国民政府冀察当局进行多次谈判，根据双方谈判达成的协议，1936年8月，兴中公司投资兴建的中日合办的天津电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在海河建立3万千瓦的大型发电厂，基本垄断了天津地区的电力供应，公司名为合办，实际上由兴中公司独立经营。为把井陉矿山的煤通过塘沽港运往日本，兴中公司通过各种途径迫使冀察当局同意修筑津（天津）石（石家庄）铁路，委派亲日分子潘毓桂担任津石铁路工程局局长。1937年3月，兴中公司设立塘沽运输公司，负责将日方从华北各地掠夺的资源运到塘沽码头装船，由海路运往日本。兴中公司在汉沽以低价强行购买了10多万亩的滩地，由日本人直接经营年产约36万吨的盐田，以满足日本化学工业生产用盐的需要。

日本还不顾中方的一再反对，擅自在天津设立航空部，在天津李明庄强行占地2千亩修建特大型机场，作为华北航运的中心。1936年10月，日方逼迫冀察当局签订《中日通航协定》，开辟天津、大连线，天津、北平、承德线，天津、北平、张家口、张北线，北平、天津、锦州线。从此日军飞机随意飞行于华北上空，华北防务完全暴露于日军武装监视之下。

在驻屯军的掩护下，日本浪人进行疯狂的武装走私活动，破坏中国的海关行政和关税收入。天津日租界是日货走私的大本营和集散地，大和街、小和街、蓬莱街等处走私的货物堆积如山，200多家洋行负有转运私货、行销内地的任务，还在福岛街设立“特殊贸易协会”，使走私活动公开化、合法化。1937年4月19日，中国警方在天津葛沽（今津南区）附近一次就查获日本浪人企图走私外运的铜圆10万多枚。北宁铁路局在军粮城车站查获一起走私8250枚现洋的案件。据南京政府财政部统计，仅1937年上半年，全国因走私而损失的关税就达1900多万元，其中华北一隅即占1800万元之多。

为加快侵略天津的步伐，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扩充了驻天津的事务所，中国驻屯军设立了经济课和经济顾问部，此外还有天津兴信所、天津商工会议所等一批专门从事经济调查开发的机构。在日本政府与日本军队的支持下，这些组织对天津和华北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调查，内容包括政治制度、经济资源、社会人情与风俗习惯等。经过一系列精心策划与准备，日本逐步攫取了对天津经济命脉和重要战略物资的控制权，为此后的平津保卫战埋下巨大隐患。

七七事变前夕，天津的政治军事形势已经非常紧张，日本军方不经中国政府同意，擅自向华北地区增军，中国驻屯军人数不断增加，并在天津市区和塘沽一带频繁举行带有挑衅意味的军事演习，蓄意制造武装冲突事件，中国驻屯军经常在炮台庄（今南开区）一带举行巷战演习，为所欲为，极尽破坏之能事，动辄把机枪架在居民的屋顶上，严重破坏了天津正常的社会秩序，干扰了市民的日常生活。日本军队的这种强盗行径，激起天津人民的强烈愤慨。更为严重的是，中国驻屯军开始对驻防华北的中国第二十九军进行频繁、恶劣、蛮横的武装挑衅，作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第二十九军军长的宋哲元对日本政府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在日本侵略者的威逼利诱下经常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面对日本军队的挑衅，宋哲元一再忍辱退让，全部或大部分接受日方提出的无理要求，二十九军被迫退出丰台、通州等一些华北的军事战略要地。日军占据有利的攻击位置，随时可以向卢沟桥、北平等地发起进攻。与二十九军的一再妥协退让相反，大批日军的主要作战部队更是由国内乘船到塘沽登陆，经天津部署到北平近郊的一些重要军事地区，为发动七七事变和扩大对中国的侵略行动进行了充分的军事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