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反共右翼团体的抬头

一 反共右翼团体抬头的背景

右翼团体被严令解散的同时，一批政治犯、思想犯被释放出狱，其中包括一批日本共产党人。1946年1月，流亡在外16年之久的日共领导人野坂参三返回祖国，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作为战争时期唯一反对战争的日本政党，其地位和声望迅速提高。短短几个月时间，日本共产党拥有党员7500余人，日共组织和领导下的劳动组合（工会）成员达七八十万之多，日共机关报《赤旗》发行量达9万份。日共站在国民运动的前列，协助GHQ揭发战争罪犯，追究和挖掘日本的战争罪行，同时发动和组织工农民众为提高工资、改善待遇、促进农地改革等展开各类斗争，一时间，日共如一颗新星升跃到日本列岛的上空，甚至被民众称为“救国党”。[16]

1946年10月，为反对当局和企业裁员，东京各劳动组合发动工人展开大规模的罢工斗争，参加人数达31万人之多，罢工的结果使当局做出一些让步，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工人们的利益。1947年元旦，吉田茂首相在新年祝词中攻击参加工人运动的都是“不逞之徒”，激起广大民众的极大愤慨，在日共的组织和支持下，260万公务员决定于2月1日举行全国大罢工，并明确提出倒阁的主张。就在双方剑拔弩张之际，1月31日，麦克阿瑟发布罢工禁止令，指令组织罢工运动的“全官公厅劳组共同斗争委员会”议长伊井弥四郎必须到电台宣读GHQ的命令，“二一罢工”遂告流产。

进入1948年，鉴于冷战的需要和国内工人运动一发不可阻遏的态势，GHQ改变了当初的对日占领方针，公开宣布了排斥共产主义的立场，立即得到朝野上下反共势力的呼应。当年7月22日，麦克阿瑟又致信芦田均内阁，明确否认“政府机关职工的争议权”。按照麦克阿瑟的旨意，芦田内阁颁布“201号政令”，把麦克阿瑟的旨意法律化，“剥夺了国家或地方公务员的罢工权和团体交涉权”。[17]从此，日本劳动组合运动以及日共领导的群众运动不断遭到GHQ和日本政府的排斥和镇压。

GHQ和政府当局的政治态度无疑成为右翼窥测风向的风向标，于是，以反共、反赤化为主要宗旨的一批团体开始抬头。早在1945年10月，右翼头目荒原朴水就打着“再建日本”的旗号，租借庆应大学的教室，成立一个“和平日本确立联盟”。进入1946年，又有一批右翼团体成立，到1948年前后涌现出100个之多。它们中，有的是战前或战时旧右翼的改头换面，有的是重新组织起来的反共团体。但是，这些团体的头面人物多是此前并不知名的“小人物”，当年的“右翼巨头”仍在窥测之中。这些团体大多以攻击日共、排除共产主义为运动宗旨，这一动向说明战后右翼从一出现就继承了反共的特性，也预示着战后右翼运动的反共方向。

二 反共右翼团体的涌现及其恐怖活动

GHQ占领政策的转换，为右翼势力的复出颁发了一道开禁令。1946年1月，“日本革命菊旗同志会”在九州的熊本市宣布成立，头目为战时翼壮系的福岛青史。该团体在《原则纲领》中声称，本团体是“日本最尖锐、最彻底打倒共产党运动的革命团体”，是“以实践和行动掌握天皇制理论，打倒共产主义理论的革命团体”。[18]1946年6月，新锐大众党在东京成立，宗旨是“排击共产主义，实践真正的民主主义和和平主义”。[19]该党成立不久就上街散发传单，进行反共宣传和煽动。1947年1月20日，新锐大众党员大冢广南、佐久间隆太郎前往全日本产业别劳动组合会议（简称产别，日共领导下的工人组织）议长听涛克己的私宅，要求对方下令停止“二一罢工”，遭到拒绝后，大冢等二人竟然掏出菜刀将听涛砍伤在地。事件发生后，新锐大众党首真木康年率两名凶手前往警视厅自首。[20]此事件前后，该党还制造多起强盗杀人、盗窃财物等事端，遂于1947年12月12日被强令解散。

在佐贺县，成立有“反共联盟大鹤青年部”，他们打出的旗号是“以坚强的团结排除企图破坏日本的日本共产党及其支持者”。[21]1948年7月19日，众议院议员、日共总书记德田球一前往佐贺市公会堂讲演，该联盟调查部长高桥嘉明、宣传部副部长古谷晃及“死士”古贺一郎事先潜入公会堂，向正在演说的日共总书记德田球一投出一枚自制炸弹，幸而炸弹与雷管脱离，仅雷管发生爆炸，德田腿部负伤入院一周。事件当时，古贺还散发一份《斩奸状》称，“德田之流欺瞒良民，推行苏联的独裁统治，欲亡日本并把世界推入暗黑地狱之中，对亡国之徒、国民之敌的德田球一，吾等代天诛之”云云。[22]

更引人注目的是，1947年7月，一批从中国回日的原“在华北日本民主党”成员创立一个“敬爱同润联盟”，打出“与中国国民党提携，以三民主义原理和精神为基调，驱逐和打倒共产党，实现东亚和平和繁荣”的旗号，鼓吹“当务之急是把中共军从中国完全驱除出去”。[23]为此，他们制定了具体的事业计划书，其内容一是“关于遗留在中共地区的日本人回国事宜及善后工作”，二是“以台湾为基地向反共阵营提供人力和技术的支援”。其中的“人力支援”指“直接作为战斗士兵编入国民政府军中对中共作战”。又具体规定有以下几个内容：一是“选择和训练渡台人员”；二是“研究台湾事情”；三是“同国民政府首脑部进行联络”；四是“渡台途中及渡台后的联络工作”；五是“渡台用的船只准备”；六是“资金工作”等。

另外，事业计划书中的“技术支援”是指“具有军需生产方面的技能者加入国民政府军的军需生产部门中，援助对中共作战”。[24]按照这一事业计划书，该团体选择了新龙夫、今井祐直、原田彻也、佐佐木克己等5人为首批渡台人员。另组织成员学习汉语，研究台湾事情，与国民党要员联系，并在原关东军大佐辻政信、原侵华日军中将根本博的帮助下，派员进入了台湾，具体筹划对台援助工作等。当时，GHQ明令禁止日本人前往台湾，该联盟不仅置之不理，而且公然宣称，“如果我们的行动违反占领军的法律方针，被认为紊乱日本的法律或秩序，或者，台湾方面将我们视为偷渡者处理，我们也甘愿受罚，毫不畏惧和避讳，我们已觉悟至此”。[25]可以说，这些人是战后日本右翼界最早反对两岸统一，鼓吹分裂，支持“台独”的鼻祖。

除上述团体外，还有新日本义人党、香月青壮年同志会、日本天狗党、日本鲤登同志会、日本皇道党、救国青年联盟、日本建青会、大日本独立青年党、防共新闻社、香川救国青年联盟、民族新生运动等团体。这些右翼团体大多是在反共排共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同时展开了积极的反共、反苏、排华活动。其主要手段就是实施恐怖活动，除前述的袭击日共领导人德田球一和产别组合负责人听涛克己事件外，1950年11月21日，防共新闻社4名成员闯进众议院议员会馆，就日本政局问题与共产党议员风见八十二会谈，双方会谈破裂后，4名防共新闻社成员将事先准备好的装满粪便等污物的罐子抛到风见八十二的身上，以此最龌龊的手段表明他们坚决反共的立场。[26]另外，“新日本义人党”、“新日本青年党”、“香月青壮年同志会”、“浅草更生寮”等反共团体也都先后制造了一系列恐怖事件。

上述反共右翼团体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天皇制护持”，他们拒不承认天皇的《人间宣言》，对宪法规定的“天皇象征说”深恶痛绝，鼓吹恢复明治以来的天皇地位和天皇权威。“菊旗同志会”纲领的第一条就是“天皇制护持，确立民族政治”。原归属“日本反共联盟”旗下的“香月青壮年同志会”也标榜该团体的宗旨是“天皇制护持，确立地方民主自治制度”。“日本皇道党”的纲领是，“以皇道为本义，予以实践和弘扬，以期万民万邦之发展”等。[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