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刘知几有《史通·六家》之创，大别为“尚书家”、“春秋家”、“左传家”、“国语家”、“史记家”、“汉书家”之论，然此仅为史籍体例之分，殊非经世史之类别。我国经世致用之学，其分类较早见于《史记》之《河渠》、《平准书》，《汉书》之《沟洫》、《食货志》。降及唐代杜佑《通典》、宋郑樵《通志》与马端临《文献通考》等，不乏经世致用之作。其缀拾史料，条分细目，使后之治史者，晰然有所取舍；唯其对于制度得失，因果影响之分析，则殊少言及。故是书之撰，冀欲匡其不逮耳。
我国历史，源远流长，数千年来，史籍之作，卷帙浩繁，内容丰富，绝非数十万言所能尽其蕴义，故是书之撰，务在提纲挈领，使有志于经国济世者，借是书之分析讨论而得一门径，由之而登其堂，入其室。其无力或无暇深研国史者，倘精读是书，亦可得一明确概念与用世之宏旨，庶可矫正近世青年学子，懵然以为西方文艺足以救国者。
本书编制之内容，约可分为经济、政治、军事、交通等四大类。经济方面，其重点在讨论有关田土税制与商业经济等；政治方面，重点在讨论有关中央、地方政制，科举教育与监察行政得失；军事方面，重点在于历代军事体制得失的检讨；至于交通方面，涉及政治、经济、文化之发展者，多作重点之分析，而范围于经世致用者居多，并综合新旧史料，作详细讨论，冀使年轻一代的治史者有所启发。
本书之编撰、取材方面，主以二十五史、“十通”及历代有关经世之论著，略作取舍；尤以近百年来学者，有关本书讨论范围之精义，多有采用；并间以己意立论。其取舍标准，自成体系，非仅专供场屋应答为主；且本书体例重在分析议论，对于原文之引用，尽量删削。草印仓促，错漏在所不免，祈请通人指正至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