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

我想讲几点：第一点，我想讲生态文明跟贫困之间的关系。

其实这两者的关系我们也不是很清楚，富裕国家或发达国家生态文明没有这种关系，人一旦富裕起来需要一个好环境，欧洲、美国都在建设这样的好环境，只不过他们是先破坏后建设。但是穷的地方却是青山绿水，一旦老百姓富裕了，现代化了，这个过程就容易把环境搞坏。贵州现在处在一个比较关键的阶段，以前交通不便，比较封闭，是一个比较落后的省份，现在如果向现代化、工业化发展说不定就把环境破坏了。

第二点，怎么认识贫穷？现在的扶贫是很好，但是对于贫困要有一个科学的认识。反贫困是人类永恒的一个事业，最富裕的社会也有贫困，包括像北欧这样富裕的社会也有贫困阶层，像新加坡也有百分之十几的人口处于比较贫困的阶段，如果规定5年、10年就没有穷人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如何对付这个现象呢？我觉得关键是抓住生态文明和社会制度的关系。

今天这里要讲的社会制度，就像汤敏先生讲的，企业应该做什么，政府应该做什么，还没有想得很清楚。在中国这个体制下，政府有强大的能力，如果今后五年要让5000万人口脱贫，从数字上来看是可以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怎么样预防新的人口变贫困。以前中国城市没有贫困人口，但是中国城市现在也出现了大量的贫困人口，所以中国政府怎么把政府的能力转换为社会的能力是最最重要的。中国通过运动式的方式扶贫短期内很有效，但是怎么样长期可持续地脱贫，我是觉得要靠社会力量。其实我们今天讨论社会力量，包括社会组织之类的，也是成长，这部分力量必须要考虑进去。

在贵州看过很多材料，几千年来我们有一个家庭的传统，任何国家家庭永远是扶贫最基础的、最重要的。在贵州很多省份，尤其是在乡下，孤寡老人也好，留守儿童也好，全是家庭破坏了以后产生的。我来自新加坡，新加坡那么发达的社会都非常认同家庭这个单位的作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很遗憾的是，什么都发展了，但是家庭的解体是越来越快。现在随着计划生育制度的改革，能不能把家庭重建起来。政府起什么作用大家都讨论到了，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听到家庭起的作用。我的感觉，贵州好多贫困都是由于家庭解体形成的，这一点我们要特别小心。

贫困应当是一个多元主体参与的，如果光是一个单元，我想永远是不可持续的，所以这方面我理解汤敏先生所说的，如果你把整个社会力量发动起来，这个反贫困会有效得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