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献综述

一 全球金融治理变革相关研究

大家都承认全球金融治理的实质是国际金融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过并没有从国际金融公共产品的角度来考察全球金融治理变革的文献，虽然全球金融治理变革的研究文献很多，但大多是议题导向。大多数学者如张礼卿和谭小芬将全球金融治理（Global Finance Governance）定义为通过建立规则、制度和机制来有效管理全球金融活动和货币事务，协调各种在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的利益关系。全球金融治理的目标是维护全球货币和金融的稳定和公平，进而推动全球经济、贸易和投资等各个领域的健康发展。然而关于全球金融治理变革的研究大多是就某一议题从技术性角度或国际政治权力性角度来论述的。

第一，偏重从技术性角度来考察全球金融治理变革的研究。如以乔依德为首的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全球金融治理课题组认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是当前全球金融治理的缺陷造成的，而且阻碍了世界经济复苏和金融市场稳定。他们从系统重要性国家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及国际协调、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国际金融机构、全球金融安全网和全球金融监管五个部分做了细致的技术性分析，并提出了改革建议。黄梅波、熊爱宗从特别提款权的角度探讨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问题，从技术上具体介绍了特别提款权的定值、分配方法等，并提出了特别提款权替代账户是较为现实的方案。同样McCauley和Schenk也就通过特别提款权替代账户来改革国际货币体系问题进行了技术上的考察。

第二，偏重从国际政治权力性角度来考察全球金融治理变革的研究。如李晓、冯永琦从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集体行动角度来考察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提出了“霸权空位型”、“霸权主导型”和“霸权参与型”三种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类型，并认为决定改革成败的主要因素在于霸权状态、共同利益诉求、集体行动的约束力和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判断；认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短期目标为“控制失衡”和“抑制美元风险”，中国应该通过G20机制来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避免单独挑战美国的核心利益。谢世清、曲秋颖通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大国实力的此消彼长、G20取代G8等现实情况，探讨了世界银行投票权改革的迫切性、必要性与可行性。

此外，部分学者从国际金融公共产品视角，应用博弈论方法分析全球金融治理。如蔡伟宏认为，根据国际制度理性设计的研究模型，大国主导下全球金融治理的目的是解决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国际货币金融合作所带来的问题。他通过建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博弈模型，提出国家偏好特别是大国偏好决定了全球金融治理的制度类型，考察了世界经济格局变迁下的全球金融治理制度转型问题，认为新型多边开发金融机构在未来能够使发展中国家在全球金融治理中不再被动，最后他也对中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提出了政策建议。

二 国际金融公共产品

国内外学界对于国际金融公共产品的深入探讨较少，国内外研究主要是在国际公共产品研究中涉及国际金融领域，运用国际公共产品相关理论分析国际金融合作等，少有直接以国际金融公共产品为主题的研究。在国内近年来有部分直接涉及该主题的研究，但仍数量有限，不过其中大量作品基本都出现在近三年，由此可见国际金融公共产品的研究正在引起关注。

庆幸是国内较早涉及国际金融公共产品研究的学者，他探讨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在国际金融公共产品供给中角色的变化。在涉及国际金融公共产品本身部分，他的主要贡献是明确了什么是国际金融公共产品并论述了国际金融危机前国际金融公共产品的供给现状特点。他将国际金融公共产品分为以下方面：①稳定且开放的国际金融体系，既能够提供充分的国际资本进行国际清偿以及资本的有序流动，又能维护国际汇率体系的稳定；②自由的国际金融货币体制，即国际货币间可自由兑换；③应急危机管理机制；④良好的国际自由贸易体制；⑤国际金融一体化；⑥国际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机制等。在国际金融危机前国际金融公共产品供给的现状部分，他认为国际金融公共产品的两大特点是主要由霸权国提供及供给不足。可能由于最早以此主题进行探讨，所以稍有美中不足，没能对国际金融公共产品本身进行深入的研究，当然这也给后人留下了广阔的探索空间。同时，对于他将完善的国际自由贸易体制也列入国际金融公共产品之中等，笔者也有不同的见解。

章玉贵在2015年发表了以“全球金融公共产品供给”为主题的论文，这是国内第二篇在题目中直接提到国际金融公共产品的文章。他在国际金融公共产品方面的论述着重分析国际金融公共产品供给的稀缺性与不足，继而探讨了中国应该如何向区域乃至全球提供具有中国元素与范式特征的金融公共产品。同样美中不足的是，他虽然以国际金融公共产品供给为主题，但是并没有从理论上对国际金融公共产品进行深入的论述，而是从实践上以IMF为例分析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的不足，进而提出中国等后起工业化国家供给国际金融公共产品的思路。显然，他只是将国际金融公共产品当作单纯的名称使用，把IMF、金砖银行等统称为国际金融公共产品，而并没有对国际金融公共产品做出理论上的贡献。

除以上直接以国际金融公共产品为主题的文献之外，还有众多在国际公共产品研究中涉及国际金融领域或者以国际金融领域为例以国际公共产品视角进行探讨的文献，学者们为我们加深对国际金融公共产品的认识做出了重要贡献。

刘玮、邱晨曦在探讨霸权国供给国际公共产品问题时，认为在正常时期霸权国注重合法性，一般使用委托-代理模式通过国际组织来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当霸权体系出现危机，霸权国衰弱时则会更加注重相对收益，这时会主要通过双边协议网络来供给国际公共产品。增加排他性使国际公共产品实现精细化的配置，集中向符合自身利益需要的国家供给国际公共产品，利用有限的资源巩固霸权国内—国际政治基础。随后他们以美国作为最后贷款人维护国际金融稳定为例，在日常阶段美国选择通过IMF作为最后贷款人，但当处于全球性金融危机时，美国会选择双边货币互换网络来充当最后贷款人，使美联储将有限的资源用于救助美国金融利益和战略价值覆盖的国家。他们对国际最后贷款人的实现形式，以及委托-代理国际组织和双边货币互换网络各自特点的论述为国际金融公共产品的理论探索提供了诸多启示。

李娟娟、樊丽明在探讨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是如何实现的过程中，提出国家异质性和各国策略互动，建立了分析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动态博弈模型，揭示了国家异质性的存在决定了各国领导者、跟随者或“搭便车”者的角色，使得国际公共产品得以供给，并以此解释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成立的原因。同样是李娟娟、樊丽明以国际公共产品的视角探讨了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成立的经济学逻辑，他们借鉴国际公共产品理论，指出金砖银行属于中间国际公共产品，其属性体现为其功能和服务对最终公共产品——金砖各国共同利益的促进作用。可以看出，李娟娟和樊丽明主要探讨了如何克服集体行动困境实现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问题，在此过程中以国际金融公共产品中的亚投行和金砖银行为例进行解释，这为探索国际金融公共产品的供给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不过仍旧没有就国际金融公共产品本身给予深入的论述。

在国外关于国际公共产品的研究中，稳定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一直被视为公共产品，最早追溯到奥尔森（Olson）的研究，他认为为多边贸易提供有序的金融安排是一种国际公共产品。其后，金德尔伯格提出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需要有领导国，尤其是在危机时领导国更需要提供反经济周期的长期贷款、商业票据贴现等措施。在此之后，吉尔平等学者也延续前人观点，将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稳定视为一种国际公共产品，认为它有利于人人可以得益的商业活动。

在《全球化之道——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与管理》一书中，在对国际公共产品进行系统的理论分析之后，在全球公共产品概念应用的个案研究中，史黛芬妮·格里菲斯-琼斯聚焦于国际金融领域，她不仅认为国际金融稳定是一种国际公共产品，也认为国际金融效率属于国际公共产品，这些产品尤其对发展中国家至关重要，其中金融效率指可以通过较少的中介成本和对稀缺资金进行可持续配置来促进经济发展，在高效的国际金融体系中，发展中国家能够更好地享有发展和经济增长所需的资金。接着，她对为得到这一公共产品所需的国际金融架构、国际金融改革及改革日程等做了探讨。虽然她指出了国际金融领域的公共产品——国际金融稳定和金融效率，并在前人基础上将国际金融效率纳入国际公共产品研究是一个重要的贡献，但仍如其他学者那样她并没有对国际金融公共产品进行系统分类与理论探讨。

由以上可知，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研究，都缺乏针对国际金融公共产品的系统性理论探索，对国际金融公共产品类型及其属性等研究不够深入，但前人的相关贡献也为研究国际金融公共产品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与基础。

三 国际货币金融的权力性

国际金融公共产品与国际公共产品有一个很大不同点，即国际货币金融具有更强的权力。

（1）国际金融权力相关研究

国内外文献中少有对国际金融权力本身的系统性理论论述，大多着重于国际金融权力的工具性运用。肯·米勒（Ken Miller）认为，中国通过直接或间接支持出口，从而积累了巨额外汇储备，这使中国获得了其从未有过的国际金融权力。丹尼尔·W．德雷兹内（Daniel W. Drezner）从债权国和债务国角度出发，认为债权国的国际金融权力可分为威慑（Deterrence）和胁迫（Compellence）两种：威慑是指避免债务国所施加的压力，即债权国拥有足够的外汇储备可对债务国自动形成威慑，使其减少在其他政策冲突中制造麻烦；胁迫是指强制债务国做出让步，即通常是债权国通过威胁撤回投资或减少新债购买、调整外汇储备结构、唱衰债务国货币等方式来胁迫债务国。可以看到以上两位学者都将外汇储备视为国际金融权力的重点。国内学者沈本秋借鉴巴内特和杜瓦尔的“权力论”对美国金融权力进行了评估，试图探索金融权力本身，但他只是从政治学中简单借鉴了几个权力的概念，之后在这几方面直接通过一些事例来评估美国在国际金融领域的权力，而且严格来说，美国的金融权力和其在国际金融领域的权力是不完全相同的，同时文中强调了美元在美国金融权力中的重要地位。此外，乔纳森·科什纳在《货币与强制：国际货币权力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对货币权力的工具性运用进行了阐述，他着重考察了国家怎样才能将国际货币关系当作一种施加强制性权力的工具来运用，这种国际货币关系是指一系列特定的安排和行为，而这些安排和行为能影响国家发行货币的价值、使用、稳定以及其他属性。他提出了货币操控、货币依赖和体系破坏三种国际货币权力的运用方式，而外汇储备在这三种运用方式中占有核心地位，很多时候都是通过外汇储备的使用来完成以上三种货币权力的工具性运用的。

（2）国际货币权力相关研究

在现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中关于国际货币权力的研究相对较少，国际货币权力论发展初期即20世纪70年代只有查尔斯·金德尔伯格、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科恩等少数学者的研究有所涉及，直到20世纪90年代仍然被乔纳森·科什纳称为“被忽略的研究”，在此之后相关研究才逐渐增多。

在20世纪70年代国际货币权力论发展初期，影响最大的是苏珊·斯特兰奇所提出的货币权力论。苏珊是最早将政治引入国际货币分析的学者之一，她试图构建一个国际货币的政治理论，该理论着眼于国际货币地位的成因和影响，即聚焦于国际货币形成的政治、经济条件和国际货币为发行国带来的政治、经济影响。与一般按国际货币职能的分类方式不同，她有意识地把政治、经济融合起来作为分类基础，进而将国际货币分为首席货币（Top Currency）、主要货币（Master Currency）、中性货币（Neutral Currency）和协商货币（Negotiated Currency）四种。其中，主要货币与其他三种货币的不同之处在于其最主要的基础是政治，该货币的发行国利用政治实力强制确立该货币在某一范围内的主导地位；协商货币是通过提供军事或金融上的好处来推动他国对该货币的支持；首席货币的发行国在世界经济中居于领导地位，其通过强大的经济驱动该货币的广泛使用；中性货币的国际使用源自非主导但强大的发行国经济地位，同时它虽不是由政治驱动的，但也必须达到一定的政治条件。这四种分类并非互相排斥，一个国家可以扮演其中一个或多个角色，甚至是四个角色集于一体，但每种角色所带来的政治影响仍旧是不同的。

国际货币权力论发展在经过沉默的20世纪80年代后，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黄金发展期。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科恩提出了影响较大的货币金字塔论，这一国际货币权力论主要是基于货币流通范围（货币流通域）这一关键概念，货币流通范围即货币的跨境使用，包括货币国际化和货币替代两种形式。科恩也曾试图量化基于货币流通域的货币世界结构，但他认为广泛和连续的全球货币使用数据的缺失使精确测量成为不可能，不能进行严格的定量分析，但可以使用某些指标进行粗略测量和估计，从而得到一个世界多种货币间竞争广泛和等级明显的图景。正是基于这种考虑，科恩通过对货币国际化和货币替代的数据描述，得到了一幅综合的货币流通地图，其完全不同于传统的严格以国家地理为边界的货币地图，他将此称为货币金字塔以强调货币间竞争的非对称性和不同的权威等级关系。基于货币的势力范围越大，其在金字塔中的位置越高的设定，他将货币分为七类，即顶级货币、高贵货币、杰出货币、普通货币、被渗透货币、准货币、伪货币。同时，科恩通过流通域的扩大这一概念将领土货币赋予国家政治象征主义、铸币税、宏观经济管理和与外界影响隔离的权力扩展至国际。基于以上两点，货币金字塔论认为处在较高位置的货币相较于位置较低的货币享有更大的权力。

在2000年之后，国际货币权力论进入相对繁荣发展期。科恩从货币权力概念本身着手探寻其本质，在借鉴关系性权力（Relational Power）这一概念基础上，认为货币权力与一般权力不同，不仅包含“让他国按本国意愿行事”的这种影响权，也包括“不受外界约束，自由行事”的自主权。自主权是影响权的前提，不可持续的国际收支失衡威胁一国的政策独立性，避免因收支失衡带来的调整压力便成了货币权力的基础，而这需要推迟调整或将调整成本转嫁他国的能力，只有获得这种自主权，一国才能够将注意力转向考虑影响他国的可能性。影响权分为两种：一种是内生于自主权，一国在获得政策独立性时自动产生影响权，因为如果要修复国际收支失衡，在一国避免了调整的情况下，只能由另外一国来承担调整的成本，也就是说一国获得自主权的同时必然存在某种程度的影响权，这是影响权的一种被动形式，由市场驱动；另一种则是一国为达到经济或政治目标有意识地使用影响权，这是影响权的一种主动形式，由政府驱动。

科恩在提出货币权力的自主与影响两个关键概念后，先后分别从推迟权（the Power to Delay）、转嫁权（the Power to Deflect）和国际货币职能的角度来探寻货币权力的来源。科恩认为在宏观维度最重要的货币权力是避免国际收支失衡经过调整带来的持续性损失（Continuing Cost of Adjustment）和过渡性损失（Transitional Cost of Adjustment），前者使赤字国的产出在世界总产出中的比例下降，造成其相对国力的减弱，后者会带来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造成国内经济与政治的不稳定，而推迟权和转嫁权可分别应对这两种调整损失。推迟权是通过一国较好的国际清偿能力（International Liquidity）为赤字融资，国际清偿能力的来源包括自身拥有的储备和从外部借贷的能力。转嫁权是通过结构性变量即“开放性”（Openness）和“适应性”（Adaptability）体现出来的，开放性体现了一国经济面对国际收支失衡时的敏感性，即受外部影响的程度，而适应性则体现了面对国际收支失衡时的脆弱性，即须承担调整的幅度。在此之后，科恩又通过把国际货币承担的计价、交易、价值贮藏三种职能分解为在私人和官方层面的六种职能，进而考察每种职能对于增强国家自主权与影响权的程度，以此来探寻货币权力的来源（见表1-1）。在此视角下，科恩认为货币权力的直接来源是私人层面的投资（金融市场）和官方层面的储备货币职能。

在2015年也有学者提出了另外一种货币权力论，他们从货币的政治属性出发，提出了货币的基础性权力和工具性权力。其中，基础性权力是国家政治、经济现实赋予货币的权力，包括基础威望和转化权。基础威望是一种软实力，即吸引市场行为者和他国政府认同、持有和使用该国货币，使他国认为该国理应拥有强大的货币。这种权力的来源：在经济上是该国的经济实力，政府采取稳健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以及经常账户和净债务状况；在政治上是该国政权稳定，透明的政治运作，国家政治理念。转化权是一国将国家实力转化为货币工具性权力的潜力，政府意愿是启动转化的“开关”，其来源在经济上是该国经济实力、贸易网络、金融市场，在政治上是政治影响力与军事力量。货币的基础性权力支撑了货币的工具性权力。

所谓工具性权力是与基础性权力相对应的，是货币赋予国家的权力，即给一国政府增加财富、自主或影响他国的实力。工具性权力同样分为两部分，即经济性权力和政治性权力。其中，经济性权力可分为财富权和反经济调整权：财富权是指可以获得货币收入；反经济调整权是指货币发行国在面对国际收支失衡和经济周期波动时可以行使货币权力来避免或削弱由此带来的经济调整，同时也可以减少因货币错配带来的成本，以此削减经济损失与确保政治稳定。政治性权力分为上层威望和影响权：上层威望与基础威望相对应，是货币赋予国家的软实力，一国货币的广泛使用既是强国的标志，也可重塑他国偏好；所谓影响权是指影响他国行为的权力，一种是关系性权力，通过他国对本国所有或控制的金融资源的依赖来直接影响其行为，另一种是结构性权力，一国凭借他国对本国的金融依赖来设定制度、规则、议程并以此来影响运行其中的货币发行国的权力。这种工具性权力的来源是贸易网络、金融市场和储备货币。

（3）小结

总体来看，国内外学界对于国际金融权力的本质及其来源的系统性理论论述较为缺乏，而国际货币权力的研究相对完善。不过国内外学者并未将两者进行完全的区分，其界限存在模糊性，并且对于国际货币权力的研究存在一定的泛化，并非专指本国国际货币带来的好处。也就是说，广义的国际金融权力和广义的国际货币权力是相互重叠的，本书将两者等同起来，统称为国际金融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