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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材料（一）如何看待官场风险？

一、一部分人认为官员是风险性低甚至最少的职业，另一部分人则认为是高危职业，应如何理解其背后的社会成因？

在今天的中国为官，到底是低风险还是高风险？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会得出不同的结论。笔者认为，相对于其他的职业，官员的职场风险是低的。不然的话，就无法理解今天仍然大行其道的“官本位”意识与行为，就无法理解几百人几千人为竞争一个公务员岗位而拼命拼搏的现状。

认为官员的风险性最小，有以下主要原因：当官应该是当公仆，是搞服务，为人民谋福利。但现在当官的做“老爷”、搞特权、谋私利的不少。做一个比较的话，一般而言，从工资收入来看，尽管官员工资水平不高，大多数处在当地中等水平，但很稳定，有保障。从社会保障水平来看，各级政府公务员的社会保障是最好、最全面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等方面样样不缺。从更高层次的福利来看，这也是老百姓津津乐道并羡慕的，常会听说，某某单位过年过节发了多少钱的福利品等。有人测算过，一个好单位的公务员实际收入相当于一般单位职工的两倍，不仅能购买到大大低于市场价格的非常值钱的房子，而且有的在公车制度改革中一年的“车补贴”就可以买一辆车。从社会声望和价值评判标准来看，中国几千年传统的官本位思想仍然根深蒂固，做官是非常有面子的事，声望自然高于普通百姓。评价一个人，往往以是否当官、官职大小、当什么官为标尺或参照，再有本事，如果不当官，就是没本事或本事不大，于是企业行政化了，学校也越来越行政化，跑官要官的越来越多了，潜心搞研究的越来越少。此外，官员有潜在而丰富的社会资本和价值实现的机会。官员拓展社会关系网络的机会相对丰富，人际关系成为无形的社会财富和社会力量，可以解决不少平常人解决不了的问题。而且长期在政府部门工作，对社会运行、产业结构等发展的方向和趋势将会有更多的了解和分析，这些信息无疑具有很高的市场价值且容易被实现。因此，做官是优越的、风险是很低的。

但目前仍然有不少人将官员视为高危职业，这主要是官员自己的看法，有的甚至将其与挖煤的民工相提并论，主要原因如下。一是责任性风险。现在“‘一把手’工程”越来越多，问责方面越来越宽，问责制度越来越严，压力自然大了。例如，“环境保护 ‘一把手’负责制”，环境保护问题在现阶段难以得到根本解决，负责环境保护无疑风险颇高，一旦出现问题就可能被问责和处理。二是道德风险。社会转型过程中制度设计的不完善和执行不力等原因使官员很容易陷入权钱交易和权色交易。三是能力风险。对个体而言，部分官员的执政能力和水平不够，不能很好地履行和扮演公仆的角色，言语行为引起社会舆论的质疑、愤怒或指责，于是乌纱帽不保。例如，某地一官员愚蠢地质问记者：“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人民说话”等。四是制度性风险。公务员框架内实施的各种政策本身带有各种“风险”。稳步推进的党内改革和政府改革，使得原本的铁饭碗变成“瓷饭碗”，日益加大的反腐力度和工作难度使官员压力渐增。呼之欲出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和“政府部门财政”公开制度（“阳光财政”）必将给党政部门的官员们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此外，网络已经越来越成为推进民主、监督官员的重要力量。群体性事件、“官二代”、官员“短信门”等都体现了网络带给社会的巨大的舆论监督力量和无形的心理震慑，官员也不例外。五是职业性风险。某些工作岗位的内容和属性，注定了它具有较高的风险性。例如，经常与金钱、重大项目等打交道的官员，犯错误的概率要高很多。如一个省的高速公路局，几个厅长接二连三地落马，这不是偶然的。

二、官员“高危”的特征与普通职业“高危”的特征有何不同？

官员高危与普通职业高危有很大的不同。首先，前者属于责任型公共权力高危，后者属于个人义务型高危。官员是社会公职人员，是人民的公务员，其行为不仅代表自己，更是代表其职责范围内公众的相应利益。所以，官员的作为更多地带有公共责任的性质，是公共权力的行使者所必须要具备的公共责任。官员在行使社会公共权力的同时必须履行好对社会公众的责任，往往在这个环节容易出现问题，如贪污、腐败、渎职等，因此做官的高危主要是公共权力型的责任高危。普通职业的高危则更多地带有个人义务的性质。普通公民在企业工作，签订劳动合同，在谈定的条件下工作，这个条件本身就包含着可能出现的风险，并要承担由此带来的后果。两者比较，前者影响面大，后者涉及面小；前者是公权，后者是私权；风险出现后处理的方式也不样。

其次，前者属于发展型高危，后者属于生存型高危。官员的高危，更多的是在满足了基本生活需求之后，在履行社会公共责任过程中出现的高危，是在更高层次上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中产生的风险，它属于发展型风险。而建筑业工人、采掘业工人、农民等则更多的具备生存型高危的属性。因为，这些行业的工人都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他们的工资和家庭收入都低于社会平均水平。为了养家糊口，他们修马路、进煤矿、清垃圾、背重担。他们发展机会少，拓展空间小，是典型的生存意义上的高危。

再次，前者是弹性高危，后者是刚性高危，改变的可能性和操作空间很不相同。弹性的概念是指单位因变量变化而引起的自变量变化。对于官员的腐败型“高危”，体制的漏洞和不健全是非常重要的原因。如果监督制度（因变量）健全起来，让公务员在有效监督下阳光行政，官员腐败现象就会得到很大的遏制。因此，这种高危可变因素多，改变余地大，属于弹性高危。而对于普通职业者来说，无论外界条件如何变化，他们的高危状况不会有很大的改善，这就是刚性高危，是生存型高危和义务型高危，所以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一直以来中国的采掘业、建筑业事故频发，即使国家出台各种政策，也仍然难以大幅降低事故发生频率，它必须借助于外部环境的根本性改观和个人的巨大努力。

最后，前者属于主动性高危，后者属于被动性高危。官员落马的高危，从发案规律来看，除了制度安排、政策设计等因素，最为普遍的原因就是个人没有能够抵抗住各种高风险的诱惑，其中金钱和女色总是最具有杀伤力和渗透力的，这是一种可选择的主动性高危。对普通劳动者而言，多处在养家糊口的水平，由于供大于求、老板心黑等原因，中国的劳动方不及资本方强势，导致了很多的被动性的高危。如工作环境的高危、工资收入的高危（低）、社会保障缺失的高危等。这种高危并非是普通百姓愿意接受的，是现实条件约束下的一种无奈，是一种迫不得已的“被高危”。

三、不同的“高危”特征揭示了怎样的社会转型期的运行逻辑？

1．风险和不确定性已经成为社会转型期的一个重要特征

“风险社会”理论认为现代化带来了各种风险，渗透到人们生活的细节。现代社会作为一种高级的社会形态，显然是一个追求确定性和稳定繁荣的社会，理性主义是其主要特征。通过理性的制度设计，现代社会在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保障、商业保险、公共财政等方面的制度设计极大地降低了不确定性，实现了稳定。因此现代社会应该是一个力图降低风险、寻求确定性的社会。但是在社会转型的强大冲击力面前，旧格局的打破和系统性平衡的失去，必然使得整个社会产生一种系统性的风险，各种不确定性使得人们在许多方面无所适从。高危职业和低危职业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是这一不确定性和社会失去平衡的产物。

2．中国社会转型具有高风险，表现形式多样

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旧的制度被打破，而新的制度尚未建立和完善。中国社会转型的本质是社会分化和整合，从不确定性走向确定性。不确定性使得短视心理和功利行为盛行，人们只重视和抓住眼前的好处，“捞一把”的心态十分突出。不确定性必然带来风险，于是人们为寻求确定性而动用各种手段：有资源的经营资源，有权力的动用权力，普通民众则是拼命工作，拼命存钱……在各种因素作用下，利益分配失衡、社会结构剧烈分化、人们心态浮躁不确定性带来的各种焦虑一览无余。

3．社会风险以各种利益攸关的方式投射到各个阶层和个体

中国目前的社会风险已经渗透到了不同的阶层、群体和个体。如对于工人来说，风险就是职业高危和失业风险，尤其是能力差的工人，很容易被淘汰；对农民来说，强制不规范非人性化的征地是最为严重的风险；对普通市民和中间阶层者而言，房子、就业、孩子教育、医疗等现实的潜在的开支巨大，他们不敢消费，稍有不慎就可能滑入贫困；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官本位、就业难环境下新的读书无用论无不困扰着自己，学校行政化无不压抑着探索真理的热情，还有亚健康、“过劳死”的隐忧；对官员群体而言，如上所述，各方面的风险也在逐渐增多。可见，社会风险已经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成为各个阶层、群体以及每个人都必须要面对的问题。风险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需要在全社会和更深的层面上着力解决。

四、如何看待中国转型中的社会风险和职业风险

1．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有风险是正常的，没有风险反而不正常

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的革命，中国社会从高度计划的国家主导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从一种确定性走向不确定性，然后迈向一个更高的确定性的过程，其间必然要经历各种阵痛才能实现，转型的过程必然会出现各种社会风险。2010年新年伊始，胡锦涛总书记就指出：“中国继续处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和社会矛盾凸显期，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任务艰巨繁重”。转型期中国的社会风险和各种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存在都是历史进程的必然，职业的风险自然就不言而喻了。

2．我国目前处在高风险期，困难在于既要控制风险又要保持经济社会较快平稳发展

收入分配不公已经成为威胁中国社会和谐稳定的最重要源头。现阶段中国社会在进入战略机遇期的同时，也进入了“矛盾凸显期”和“风险高发期”。风险过高的社会也是不正常的，中国社会既要发展，又要通过不断改革，通过更加公平合理的制度设计来控制风险消弭风险，这是矛盾的过程，需要有高超的政治智慧。例如，我们既要让一部分地方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但又不能使收入太悬殊，如何把握好这个度？面对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协调好利益关系已经成为目前中国社会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解决系统风险、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迫切之举。温家宝总理说：“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光辉。”这个问题解决好了，职业之间就不再是一个名利场，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而已。

3．中国社会官员高风险是件好事情

风险固然令人担忧害怕，但积极的、可以把压力变动力的风险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为官的压力和风险在很大程度上就属于这种情况。为官的高危在当下无疑暴露了中国吏治方面存在的问题，但也反映出了一个积极的趋势，那就是公众的监督、党和政府的改革正在稳步推进且成效显著。党的反腐倡廉工程、网络社会的舆论监督、各种净化党风政风的积极行动，构成了一个强大的、全方位的官员监督机制。从这个意义上说，官员岗位的高风险是一个利好的消息。岳飞曾言：“文官不爱财，武将不怕死，天下太平。”

因此，当官必须要有压力，当官必须要有风险，有压力才会认真去做事，用心去做事；有风险才能不会乱伸手，才有可能保持一个官员的基本底线。种田有种田的风险，打工有打工的风险，上学有上学的风险，世界上没有不存在风险的事，只是风险大小不同而已。当官有风险是很正常的事，为此那些大呼小叫的人，甚至拿自己与农民工比风险的人，实在是当官当得太舒服了。

如果每一位为官者都深感到责任的重大和神圣，切实感受到人民群众的殷切期望和严密监督，那么中华民族之伟大复兴则为期不远矣！

（资料来源：谢志强、吕鹏：《官场风险类型与“弹性”高危》, 《人民论坛》2010年第12期。）

阅读材料（二）官员应树立正确的风险观

“卖官书记”——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被查处后，绥化市掀起了一场“廉政风暴”，一批贪官纷纷落马。于是有人认为，官员已成为“高风险职业”。当地某县一位官员，刚到任半年就离职“改行”。个中原因，据知情人透露，是他觉得“官员风险太大、太可怕”。

乍一听，这位官员的“官员风险论”似乎很有道理，但仔细分析，他的观点是片面的。贪官因买官卖官、贪污受贿而被查处，实属罪有应得，也是反腐败题中应有之义，这怎么能说是“风险”呢？难道任凭贪官贪污受贿、大搞腐败而不受任何处理和触动才算没有风险？

这位官员所说的“官员风险太大”，究竟指什么？因没有明说，不得而知。笔者猜测，无非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因为做久了“太平官”，对官场的“不太平”不习惯、不适应；还有一种是因为了解了以前所不了解的贪官腐败的严重性，因而感到心有余悸、心存恐惧，感觉有点“可怕”。

如果是第一种可能，这也容易理解。长期以来，一些人总习惯于做“保险官”，不想有任何风险；只享受做官的权利，不愿承担义务。即使出了问题也不想受到追究，甚至贪污受贿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如今一旦看到“问题官员”被追究、被惩处，就感到不习惯，认为不正常。

由于种种原因，在一些地方，官员的职业风险是相当低的，而且为官环境还相当宽厚温和。如某煤矿局原常务副局长赵某，其子为煤矿企业法定代表人，当听到对煤矿进行整顿的消息时，他便申请提前退休。这样赵某不仅可以逃避整顿风险，而且还可以保留常务副局长的待遇，可谓一举两得。而当地组织竟然顺利批准了赵某的申请。市委领导对赵某可谓宽宏大量，难怪国家安监总局纪检组长对此大为光火。作为煤矿局的领导让其子当煤矿法定代表人，遇到整顿风波又逃之夭夭，这哪里有一丝一毫的风险？

如果是第二种可能，这位官员对官场腐败的恐惧心理则大可不必。诚然，这次绥化地区揭出了这么多贪官，而且贪污受贿的数额如此巨大，确实令人触目惊心。但是贪者自贪、廉者自廉，一些贪官之所以成为阶下囚，并不是职业造成的，而是他们思想上的贪婪无度所致，关键要从内因上找原因。看来，贪官的落马不是因为官场险恶，而是因为心理险恶。总之，这位官员的“官员风险论”的起因不管属于哪种可能，都是认识上的一种错位。

官员应不应该有风险意识？当然应该。而且随着人事制度改革的深入和廉政建设力度的加大，官员的风险系数会越来越大，成为真正的“高风险职业”。但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官员只要能做到“勤”“廉”二字，风险就不会降临到自己头上。

（资料来源：史占旗：《官员应树立正确的风险观念》, 《检察日报》2006年3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