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估算结果与分析

为反映出全国总体层次上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及其构成的变化，我们运用几何平均法对各年度全国所有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农业曼奎斯特生产率指数值、农业技术进步指数值、农业技术效率提升指数值、纯效率提升指数值和规模效率提升指数值分别进行处理，得到各年度全国相应的值。如果是分析跨时期的情况，我们首先计算出该时期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构成的指数值，然后再计算几何平均数。

1.4.1 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构成的时序特征

从表1-4可以看出，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在1978～2011年的33年间，年均增长率为3.9%，而同期中国农业年均增长率为4.6%，这表明中国农业年均增长率的84.8%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贡献的，由此可见，中国农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来源于全要素生产率的进步。而在农业全要素生产率3.9个百分点中技术进步贡献了4.2个百分点，对中国农业年均增长率的贡献是91.3%；技术效率增进贡献了-0.3个百分点，对中国农业年均增长率的贡献是-6.5%。而在农业技术效率提升中，纯技术效率提升指数年均增长-0.3%，而规模效率提升指数年均增长0个百分点。然而，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明显的波动性。1978～1984年，中国农村开始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萌芽到全面铺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改变了中国农民的激励结构，导致农民采用新技术的动机增强，推动中国农业生产前沿面的外移，使农业生产率在这6年中增长迅速，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高达6.7%。但是，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中国的全面铺开，中国改革的重心由农村向城市转移，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在1985～2000年年均增长率仅为1.8%。全要素生产率迅速降低的原因主要有二：①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变革效应消耗殆尽；②改革重心从农村向城市、从农业向工业的转移，故惠农政策减少，从而不利于农业技术效率的提高。而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的农业生产率的增长减速，导致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中国农产品供不应求，特别是，1993年年底粮食价格迅速上升。为了保证粮食价格供应，中央政府采取了如下措施：①提高政府合同定购粮的收购价格，1994年收购价比上年提高了46.6%, 1995年比上年提高了29%, 1996年又比上年提高了5.8%; ②允许地方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对定购粮的收购价格给予价格补贴。这些政策措施的采用大大提高了农民种粮积极性，因此，1994～1999年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保持了正增长。但是，农业生产率增长带来的粮食丰收导致了“卖粮难”及农业结构性矛盾，致使农民增产不增收问题严重，影响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并妨碍了农民对农业的投资和农业新技术的采用，这导致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从1994年开始逐年降低，1999年仅增长0.3个百分点，2000年降为-2.4个百分点。进入21世纪，“三农”问题成为中国政府面临的最大挑战，为此，一系列惠农政策相继出台，如减免农业税、增加农业补贴等，这些政策的实施重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再次迅速上升，2000～2011年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5.6%。

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增长在不同阶段的源泉不同。1978～1984年，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的增长主要源于技术的进步，技术进步指数年均增长5.7%，技术效率提升指数年均增长0.9%。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是这一阶段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增长的关键因素：首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农民采用新生产要素（如杂交水稻）等技术创新提供了强劲动力，从而推动了农业生产前沿面的外移，带来了技术进步指数的高速增长；其次，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有利于农民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发挥，推动了中国农业对生产前沿的追赶，提高了农业技术效率。1985～2000年，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的增长完全来自技术进步，技术进步指数年均增长3.0%，而技术效率处于退化状态，年均增长-1.2%。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1984年基本实现全覆盖，其提升技术效率的一次性制度效应释放殆尽，技术效率提升缺乏推力。而1985年开始的改革重心调整，惠农政策减少，不利于农业技术创新和技术效率的提升。同时，随着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农业技术创新体系的市场化改革，由于基础性农业技术创新得不到足够财政支持而难以开展，从而限制了整个农业技术创新的速度。随着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市场化改革，基层农业技术推广组织和队伍基本崩溃，导致即使有新技术也难以到达农民手中，从而导致农业技术进步效率降低。2000～2011年，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的增长主要来自技术进步，技术进步指数年均增长5.3%，同时，技术效率也恢复了正增长，年均增长0.3%。21世纪以来的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取消农业税、农业补贴（粮食直补、农资综合补贴、农机补贴、良种补贴）等政策极大激发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推动了农业技术效率的提升。同时，这些政策也有利于农业新技术在农村的推广，推动了农业技术进步指数的增长。

纵观改革开放以来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构成，技术进步指数年均增长4.2%，技术效率提升指数年均增长-0.3%。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存在农业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退化并存现象，表明中国对现有农业技术的推广和扩散是不成功的。主要原因可能在于，随中国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经营农业的比较收益下降，致使农村人力资本存量水平下降和农民经营农业的积极性降低，二者共同导致农业技术效率的退化。但是，如果我们把考察时间放眼整个改革开放以来的时期（1978～2011年），中国农业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退化并存的现象仅存在于1985～2000年这段时间。

1.4.2 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构成的空间特征分析

表1-5给出了1978～2011年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按东、中、西划分的区域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及其构成变化的计算结果。1978～2011年，测算的中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仅有贵州和西藏出现了负增长，其他29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都实现了正增长。如果按照东、中、西三个区域看，三个区域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都实现了正增长，其中，东部地区增长最快，年均增长5.1%，中部地区次之，年均增长3.6%，西部地区表现最差，年均增长2.7%。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看，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之间增长速度差异很大，增长最快的前十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依次是江苏、青海、上海、北京、福建、辽宁、新疆、山东、天津和海南。增长最快的江苏省年均增长7.5%，增长最慢的是西藏，年均增长-0.8%，相差8.3个百分点，这可能是地区经济发展差异的重要源泉。

如果仍然以东、中、西三个地区作为分析单位，1978～1984年、1985～2000年和2001～2011年三个阶段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在三个地区都呈现“U”形演进轨迹。但是，如果从各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单独演进看，这种规律并不明显。其中，三个阶段持续上升的省份有安徽、河南；三个阶段持续降低的有北京、天津、广东、湖南、云南；先升后降呈倒“U”形的是江西。由此可见，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演进规律在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之间呈现多元化的特点。

最后，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构成看，在1978～2011年整个改革开放期间，无论哪个地区，农业技术进步指数都保持了正增长，而中部和西部的农业技术效率提升指数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负增长。特别是中部地区农业技术退化现象严重，而这一地区是中国重要商品粮、油、棉基地，因此，提升中部地区农业技术效率是保障中国粮食安全的重要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