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的学校分为小学和大学两类。不论小学、大学都是贵族学校，只有周天子、诸侯、公卿、大夫家的贵族子弟才能上学。太子、世子（诸侯之子）八岁入小学“学小艺焉，履小节焉”（《大戴礼记·保傅》）。所谓“小艺”指识字、计数，同现在小学的语文、算术相似。小节指学习洒扫应对进退的礼节。十五岁左右学射箭驾车，与现在的体育、军训差不多。大学的教材就是《诗》《书》《礼》《乐》《易》《春秋》，称为“六艺”，也就是后世说的《六经》。孔子开私人讲学之风，孔子伟大之处是把教育普及到平民。孔子继承了周代的文化传统，以六艺设教。《论语》上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述而》）朱子注：“雅，常也。”就是说孔子经常讲的是《诗》《书》，为什么讲“执礼”呢？因为“礼”不是口头讲的，“礼”要体现在行为实践上，重在执行，所以说“执礼”。这也说明孔子教学的课程就是《诗》《书》《礼》《乐》。为什么没有讲到“乐”呢？因为《诗》与乐是一体的。《诗》三百篇都是歌词，可以演唱，可以配乐。孔子是个音乐家，他曾学鼓琴于师襄，问乐于苌弘。他平时爱唱歌，所以《论语》说：“子于是日哭，则不歌。”《曲礼》说：“里有殡，不巷歌。”同里的邻居办丧事，就不要在里巷里唱歌，这是一种礼节。孔子是守礼的，所以在哭泣那天也不唱歌。他在齐国听到演奏韶乐达到痴迷的程度，称赞韶乐“尽善尽美”。《诗》的歌唱和演奏就是乐，所以言诗也包含乐在内。司马迁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史记·孔子世家》）这就讲得很明确了。为什么没有讲到《易》《春秋》呢？因为《易》理精微，《春秋》记社会历史变故，这两种都是比较高深的课程。孔子是研究过《周易》的，所以他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论语·述而》）。《春秋》是孔子晚年编撰的，所以孟子称孔子“作《春秋》”。又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易》以道阴阳，讲事物变化之道，预测未来吉凶，防患于未然。《春秋》明人事，正名分，明是非，正人心。这两部书都是比较高深的课程，难度颇大，所以孔子只给少数弟子讲过，而不是经常讲的课程。
孔子编撰整理的六艺，就是现在的《五经》，今分述如下。
（一）关于《诗经》，司马迁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史记·孔子世家》）
这就是后来所谓的孔子删诗之说。但是孔子是否真有删诗的事，把三千多篇古诗，大量地删削，只留下三百零五篇，这件事历代以来，有许多人怀疑。唐代作《毛诗正义》的孔颖达说：
如《史记》之言，则孔子之前，诗篇多矣。案书传所引之诗，现存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马迁言古诗三千余篇，未可信也。（《毛诗·诗谱序》正义）
有人问朱熹关于孔子删诗的事，他说：“那曾见得圣人执笔删那个，存这个？也只得就相传上说去。”（《朱子语类》卷八十）
清朝的崔述说：
以《论》、《孟》、《左传》、《戴记》诸书考之，所引之诗，逸者不及十一，则是颖达之言左券甚明。由是观之，孔子无删诗之事。（《洙泗考信录》卷三）
孔子曰“诵《诗》三百”，是《诗》只有三百，孔子未尝删也。（《读风偶识》）
魏源也说：“夫子有正乐之功，无删诗之事。”（《诗古微》卷一，《夫子正乐论》中）并举出三条论据。其余怀疑删诗的还很多，不一一列举。孔子一开口就说：“《诗》三百。”（《为政》）又说：“诵《诗》三百。”（《子路》）墨子也说：“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墨子·公孟》）儒墨读的诗都是三百，可见三百是《诗》原有的篇数，并非孔子删减的。《左传·襄公廿九年》载吴公子季札聘于鲁，“观于周乐”，为他演奏的就是国风、小雅、大雅、颂，同今天《诗经》的编次相同。十五国风排列先后的次序也基本和现在《诗经》差不多。当时孔子还是七八岁的小孩，可见《诗经》的编次在孔子以前大体上就是这样，孔子并未删减，也没有做多大的改变。《诗》是周朝贵族学校学习的重要课程。古代各国之间的来往，政治上、外交上都要应用它。春秋时代的朝聘，常常“赋《诗》以见志”，这方面的材料，《左传》里还保存不少。孔子很注意《诗》教。他说：“不学《诗》，无以言。”（《季氏》）“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路》）所谓“授之以政”和言辞专对都是指政治、外交活动而言，可见《诗》确是孔子教学的主要课程之一。孔子对《诗》究竟做了什么工作呢？司马迁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这句话许多人都误解了，认为三千多篇都是不同的诗，孔子删除了将近十分之九，只选取了三百零五篇，所以才产生后来的删诗之说。而孔颖达、朱熹、崔述、魏源等则认为孔子不会把古代的诗绝大部分都删去，并且就今天所见的逸诗寥寥可数，也证明孔子不会删去十分之九的诗，因此他们都怀疑或否定有删诗之事。从文献学的角度来看，孔子对《诗》的确做过搜集整理的工作。“三千余篇”是说搜集了《诗》的各种不同抄本的总数量；“去其重”是说经过整理把重复的除去，只剩下三百零五篇。王充说：“《诗经》旧时亦数千篇，孔子删去复重，正而存三百篇。”（《论衡·正说》）所谓“删去复重”就是《史记》上说的“去其重”；所谓“正而存三百篇”就是经过校勘订正的本子是三百篇。这证明孔子对《诗》是做过搜集、整理、校勘工作的。
（二）《尚书》据传说孔子也搜访到三千多篇[1]，这里面既有神话故事，也有不少重复。孔子加以编辑整理。司马迁说孔子“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孔子世家》）。《汉书·艺文志》云：“《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纂”就是编纂，《史记》言“编次”，《汉书》说编纂，都说明孔子对《尚书》是做过编辑整理工作的。据说孔子编纂的《尚书》本来有一百篇。秦始皇焚书时济南伏生把《尚书》藏在壁中，到了汉初亡失了几十篇，只存二十八篇，以后又加上民间所得《泰誓》一篇，共二十九篇。这就是今文《尚书》。鲁恭王坏孔子宅，从孔壁中得到古文《尚书》，比伏生所传多十六篇，是为古文《尚书》四十五篇。由此可见，孔子以前的《尚书》分量是很大的，经孔子编辑整理，删除了重复和神怪的部分。现存的今文《尚书》二十八篇，是孔子编纂《尚书》的一部分。至于现在的古文《尚书》比今文多二十五篇，乃是魏晋人所伪造的。它既不是先秦古书，也不是汉代孔壁所出的古文《尚书》，所以叫它为伪古文《尚书》。
（三）《礼》是孔子教学的重要内容。孔子对礼也的确下过工夫。他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八佾》）随着周代奴隶制社会的崩溃，作为上层建筑的周礼，从东周以来已遭到破坏，甚至销毁，所以说：“及周之衰，诸侯将逾法度，恶其害己，皆灭去其籍，自孔子时而不具。”（《汉书·艺文志》）孔子对礼也曾加以搜访，他曾到杞国去求访夏礼，只得到了一部讲夏代历法的书，到宋国去访求殷礼，只得到了一部殷代讲占卜的书。他也曾对夏、殷、周三代的礼做过一番比较研究，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为政》）他认为周礼吸取了夏、殷二代的经验和长处，是比较完备的，所以说：“吾从周。”《礼记·杂记下》说：“恤由之丧，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学士丧礼，士丧礼于是乎书。”可以证明至少有部分礼是经孔子整理才著录的，司马迁说：“《礼》《记》自孔氏。”（《史记·孔子世家》）孔氏就是指孔子一派的学者，这说明汉代的《礼经》（即《仪礼》）、《礼记》（大、小戴《礼记》）都是导源于孔子及其后学的。
孔子爱好音乐，也注重音乐教育。他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子罕》）司马迁说：“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孔子世家》）可见他的确审定整理过乐。不过是否有《乐经》则是一个问题。沈约说：“及秦焚典籍，《乐经》用亡。”（《宋书·乐志一》）但在《汉书·艺文志》以及汉朝人的著述里都没有谈到秦始皇烧毁了《乐经》的事，所以沈约的说法是没有什么根据的。[2]《四库提要》及邵懿辰《礼经通论》都认为乐本无经。《四库提要》说：
他书均不云有《乐经》。[3]大抵乐之纲目具于《礼》，其歌词具于《诗》，其铿锵鼓舞则传在伶官，汉初制氏所记，[4]盖其遗谱，非别有一经，为圣人手定也。（《四库提要·乐类总叙》）
邵懿辰说：
乐本无经，寓乎《诗》与《礼》之中，其体在《诗》，其用在《礼》。名为六艺，实止五经。（《礼经通论·论孔子定礼乐》）
又说：
乐本无经也，“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故曰诗为乐心，声为乐体。夫声之铿锵鼓舞，不可以言传也，可以言传则如制氏等之琴调曲谱而已。乐之原在《诗》三百篇之中，乐之用在《礼》十七篇之中。“子所雅言：《诗》，《书》，执礼”，不言乐也。四术有乐。六经无乐。乐亡非经亡也。周秦间六经、六艺之云特自四术加以《易》，《春秋》而名之耳。（《礼经通论·论乐本无经》）
现在看来，孔子的“乐正”只是在乐谱音律上的审订。乐即使有经也不过是乐谱一类的东西，不一定是什么文字著作。至于讲乐理及音乐与人生的关系等著作，则不是什么经，而是后来的《乐记》。
（四）《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可见孔子晚年曾研究过《易经》。但《十翼》并不是孔子所著，而是战国时代儒家著作。《系辞传》里有好些“子曰”就是证明。《汉书·艺文志》说：“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不言孔子而说“孔氏”[5]，孔氏指孔氏之徒，即儒家一派的学者。宋代欧阳修作《易童子问》，认为《十翼》不是孔子所作，作者并非一时一人。清朝崔述也说：“《易传》不出孔子而出于七十子以后之儒者无疑。”（《洙泗考信录》卷三）案《汉志》云：“孔氏为之”，正说明不出于孔子，乃孔氏后学儒者所著。
（五）《孟子》说：“孔子作《春秋》。”（《滕文公下》）以后很少有异说。其实《春秋》本来是鲁国的一部编年史。韩宣子适鲁，“见《易象》与《鲁春秋》”（《左传·昭公二年》）就是证明。《春秋》算是孔子的最后一部著作，现在还可以看出孔子以前未修《春秋》的一点痕迹，据《公羊传》说：
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之曰：“星 如雨。”（庄公七年）
何休《公羊解诂》说：“不修《春秋》，谓史记也。”说明“雨星不及地尺而复”，乃是旧史的原文，孔子修订为“星 如雨”。可见孔子对这部书的确是加工过的。不过现在看来，《春秋》只是个简单的提纲式的东西。大概孔子晚年想编写一部《春秋》[6]——当时的近现代史，也着手搜集了一些材料，所以司马迁说：“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但是，因为时间太短，还没有写成，只草拟了个大纲，在教学中给少数学生讲过，还来不及编写，他就死了。所以《春秋》就成了王安石说的“断烂朝报”的样子。《孟子》说《春秋》“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矣”（《离娄下》）。这里说的“其事”“其文”都是指过去的历史文献，属于旧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孔子编辑整理的书只是“述而不作”。但是孔子在修订加工和讲授中的阐发引申，当然有他自己的意见，这就是所谓“其义”的方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孔子是“有述有作”，或“以述为作”。如现存的《春秋公羊传》《穀梁传》讲了许多《春秋》笔法和道理，《礼记》《易传》中都有好多孔子说的话，这些话不能说全是孔子讲的，有许多是儒家后学的托辞，但也不能说这些话全是伪托的，要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司马迁说：“故《书》《传》《礼》《记》自孔氏。”（《孔子世家》）把这些看成孔子后学儒家一派的著作，还是比较稳妥的。
《五经》（包含《易传》《礼记》及《春秋》三传）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结晶，也是中国古代文化学术的渊源。《五经》的特点是：
（1）富于人文精神，以人为本。《诗经》反映了古代的民情风俗，而归之于温柔敦厚，淳正、和谐。《书经》记尧、舜及三代的历史、政教。讲修身以治国，正己以安民，至于万民和谐，万邦和睦。“礼以节人，乐以发和”。礼是行为的规范，礼乐调节性情，使人群和谐，身心安适。礼乐制度是随时变迁的，但是礼的本质是礼义，礼的原理原则是不变的，所以说：“礼之所尊，尊其义也。”（《礼记·郊特牲》）“礼时为大。”（《礼记·礼器》）义与时是礼乐的本质。人文精神就体现在礼和乐中。
（2）《易经》本是卜筮之书，但是孔子并不重视占卜，所以说“不占而已矣”（《论语·子路》）。他注重理性思维，重人而轻神。他把祭祀鬼神、祭祀祖先作为一种文化。所以说“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学而》）正如我们今天纪念英烈和清明扫墓一样，主要是学习他们的崇高品德和寄托哀思，而不是迷信鬼神。孔子从义理上阐发《易经》，把《易经》作为哲学著作。“《易》本隐以之显，《春秋》推见至隐。”《易》《春秋》都是忧患之书。易道生生不已，自强不息。《春秋》拨乱反正，以明世变，关系世运全局。
人文关怀和理性思维是孔子编撰《五经》的主导思想。这种思想影响中国文化至深且远。这反映到中国文化中就是宗教观念不强，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国教，也没有居统治地位的唯一宗教。中国文化宽容博大，不排斥宗教，各种宗教都可以在中国传播，信仰宗教自由。一个人既可以信一种宗教，也可以信两三种宗教，无神论与宗教并行而不相悖。康有为与他的弟子陈焕章想模仿西方基督教形式要建孔教为国教，结果也未能成功。
中国的历史悠久，古代也有不少的神怪传说，因为孔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孔子注重现实，注重理性，对于怪异神话不经之说，一概不取。讲常道而不讲怪异，尚德而不尚力，语治而不语乱，重人事而轻鬼神。所以删书断自唐虞，现在我们读《尧典》《皋陶谟》也能看出其德治精神和理性思维。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绍述孔子继承了这个传统。所以他说：“《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史记·大宛列传》）又说：“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史记·孔子世家》）
人文精神和理性思维是中国文化一贯的优良传统，应当好好继承，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