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上海经济结构的服务化转型

（一）中国服务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世界发展历程来看，“经济结构服务化”是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开放格局下，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的深化，国际产业链全球延伸和再配置进程加速，不断影响着全球体系下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产业结构形态，“服务化”成为价值链增值和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路径。然而，就整体而言，中国目前仍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服务经济尚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距离形成服务经济结构还有较长的路要走。我们大致将服务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归结为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我国服务业总体上供给不足，结构不合理，服务水平低，竞争力不强，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不高，与经济社会加快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不相适应，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不相适应，与经济全球化和全面对外开放的新形势不相适应。这是服务经济发展水平的问题。

第二，在与服务经济发展的有关体制和机制方面，市场机制在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资源配置中，还没有有效发挥基础性作用；事业单位体制改革滞后，大量本应作为营利性市场主体存在的经营性机构存在于社会事业单位之中；政府职能改革不到位，存在审批事项多、多头管理和行政执法不规范等问题。

第三，受传统体制和发展阶段的双重影响，国民经济的专业化水平不高，服务经济发展缺乏来自源头的“活水”。这一方面把本来应该由专业化服务企业提供的服务活动长期内部化，致使企业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的提高受到一定的压抑；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服务业，尤其是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

第四，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成为服务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公共服务不仅为服务经济发展提供基础性条件，而且将大大降低服务业厂商的生产和交易成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既有公共资源方面的问题，也有供给方式方面的问题。

2005年10月11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要“促进服务业加快发展”。服务业已成为我国新一轮发展的重要内容和竞争焦点。同时，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服务价格管制的放开以及信息化水平的提高将持续推动服务业增长和结构升级。

针对服务业比重偏低和研发投入不足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特别提出了两个重要的量化指标：一是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和就业人员占全社会就业人员的比重分别提高3个和4个百分点；二是研发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增加到2%。

国务院根据“十一五”规划确定的服务业发展总体方向和基本思路，制定了未来一个时期《加快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下简称《意见》）。《意见》分别提出了到2010年和2020年，我国服务业发展的主要目标：到2010年，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比2005年提高3个百分点，服务业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比2005年提高4个百分点，服务贸易总额达到4000亿美元。有条件的大中城市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服务业增加值增长速度超过国内生产总值和第二产业增长速度。到2020年，基本实现经济结构向以服务经济为主的转变，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50%，服务业结构显著优化，就业容量显著增加，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显著提高，市场竞争力显著增强，总体发展水平基本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相适应。从上述目标的表述中不难发现，在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背景中，服务经济的发展有一个从大中城市走向城乡共同发展的过程。今后一个时期，在有条件的大中城市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成为服务经济发展，乃至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任务。“十二五”规划建议进一步提出，要“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取得重大进展”。

（二）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演变的特点与趋势

较长一段时间，长三角地区的发展定位是“全球制造业中心”。然而，资源匮乏一直是制约长三角发展的瓶颈，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土地、劳动、能源、生态等压力不断增大，商务成本持续提高，长三角地区外延式的增长方式已难以支撑经济的持续发展，依靠要素密集投入的粗放型发展方式亟须转向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集约型发展方式。当前，长三角地区的传统产业发展已不具有持续性和竞争力，很多中小企业面临生存困境，20世纪90年代后形成的苏南模式面临产业结构升级的重大挑战，金融体系还远未在长三角地区协调起来，长三角区域的发展对整个长江流域乃至中西部的辐射效应还不是十分明显。在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且市场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市场对现代服务业的需求快速增长，长三角地区正面临产业升级和转型的关键期，而发展方式转型只有构建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基础上才能最终实现，促使产业结构从制造业主导演变为服务业主导已成为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的必然选择。

长期以来，长三角地区都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第二产业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但在资源、环境等因素的倒逼下，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向“三二一”调整的步伐不断加快，发展服务业成为共识。近年来，长三角地区服务业的支柱地位已然出现稳步提升的态势。相关数据显示，2011年长三角地区实现服务业增加值38144亿元，增速均值为12%。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46.5%，比上年提高1.2个百分点。16个城市中有11个城市服务业增加值总量超过1000亿元，6个城市总量超过2000亿元，9个城市增速超过平均水平。

在“十一五”规划中，苏、浙、沪不约而同地将新的产业结构锁定为“三二一”，即加大对第三产业——服务业的投入，实现产业结构转型。更可贵的是，三地之间的关系是互补大于竞争：在服务业领域，江苏的发展思路是以向制造业两端延伸和中间分离为突破口，以软件业作为重中之重，拓展生产服务业的发展领域；浙江希望建立“高增值、强辐射、广就业”的服务业体系，着力推进服务业市场化，提升商贸物流、金融保险、旅游会展、文化和房地产等优势服务业；上海则强调在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创意产业的同时，在物流、金融和创建科技服务平台上领先一步。专家认为，长三角城市群虽然都在同步发展第三产业，但各自的定位不同，不会出现“产业同构”现象。

2007年12月19日，“长三角现代服务业合作与发展论坛暨首届服务业产品展示会”在上海举行，沪、苏、浙三地共同签署了《长三角现代服务业合作与发展协议》。尽管沪、苏、浙三地均要在发展现代服务业上下大功夫，但他们所签署的《长三角现代服务业合作与发展协议》则本着优势互补、资源整合的原则。三地在发展现代服务业方面，将各有侧重。苏、浙两地将发展服务业的重点定位在直接支撑制造业增长的生产性服务业，而上海则称其将凭借区位优势，强调在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创意产业的同时，在物流、金融和创建科技服务平台上领先一步，有助于更好地发挥长三角城市群首位城市的“溢出效应”，更好地服务长三角地区乃至全国。

2008年9月16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正式对外公布。《意见》要求长三角地区建立以服务业为主、制造业为辅的全面发展体系。《意见》明确要求，到2012年，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服务业比重明显提高；到2020年，形成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三次产业协调发展。《意见》要求，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努力形成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优先发展面向生产的服务业，加快以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为主的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进一步整合港口资源，尽快建成以上海为中心、以江苏和浙江港口为两翼的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积极探索金融机构、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等多种金融创新，健全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引进和培育高层次金融人才。这意味着，长三角的发展定位已由之前的“全球制造业中心”转为以服务业发展体系为主。《意见》同时明确，上海的龙头作用将继续保持，让它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世界城市。

作为上海经济发展的腹地和重要支撑，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基础、产业与城市集群、市场容量、发展潜力等可以对上海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长三角地区是中国制造业最集中、最具竞争力的地区之一。制造业的价值和竞争力提升有赖于服务业提供前期研发、设计，中期管理、融资和后期物流配送、市场销售、售后服务、信息反馈等支持。江、浙两省在制造业方面具有很强的输出能力，中低端服务业基本上也可以实现自给自足，但其高端服务业短缺，需要区外供给。特别是时下，中国沿海地区大批中小民营制造企业陷入困境，亟待产业链条的拉伸和附加价值的提升，这样一种需求显得更为迫切。对于上海而言，由于劳务、土地等要素价格的提高，发展一般性的制造业已经不具有优势，应该逐步将其低端的生产制造环节转移出去，大力发展高端服务业，如总部经济、专家咨询、信息传播、国际物流、服务创新产品、金融管理和服务、高等教育和专家医疗和国际会展等，除满足市内需求外，还将服务于江、浙两省及全国的发展。

上海现代服务业唯有真正融入长三角地区，通过服务半径的延伸，在更广阔的领域中优化资源配置，壮大服务主体，拓展服务功能，发挥国际国内“两个扇面”的作用，才有可能改变服务业“短腿”的局面，切实提升城市综合服务水平。上海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定位是：凭借要素市场齐全、对外开放程度高、科研院所相对集中等区位优势，强调生产性服务业、创意产业的同时，更在物流、金融和创建科技服务平台上处于领先，并在长三角城市群中发挥辐射和带动作用。

（三）上海服务经济发展概况

改革开放以后，上海服务业增加值逐年递增，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除个别年份外也呈递增趋势。1992年，上海市委、市政府提出了以“三二一”为序的产业发展战略构想，上海服务业增加值及其占GDP的比重迅速上升。1999年服务业增加值所占比重达到49.59%，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比第二产业高1.16个百分点，打破了“二三一”的格局。同时，服务业内部结构也得到不断调整和优化，城市综合服务功能有所增强。代表上海服务业发展方向的金融保险、商贸流通、通信服务、房地产、旅游等行业增势较强，服务网络、辐射地域迅速扩大；生产服务性行业中的研究开发、营销推展、融资筹划等服务性部门及其业务增长迅猛；信息咨询业、中介、现代物流等新兴服务业经过大力培育和扶植，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上海经济在加速结构高度化的过程中，高层次服务型经济特征日趋显现，进一步增强了中心城市综合服务功能。这标志着上海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工业化后期的新阶段（见表1-4）。

目前及今后一个时期，上海经济和全球、全国经济一样，将处于一个深度调整的时期。由此会引发一系列变化和问题。其一，全球金融危机及其引发的实体经济衰退，将使世界经济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其二，中国正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世界经济环境的变化，更加深了这一转变的迫切性；其三，这些年的实践表明，发展服务经济是上海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完善、提升城市功能的内生要求。在全球、全国经济调整的大背景下，如何实现这一要求，又给我们提出了新的难题。因此，如果没有发展服务经济的新的战略思考和创新举措，上海服务经济的发展将继续滞后，这势必影响上海这一轮调整的成果，以及为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可能创造的条件。面对新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机遇与挑战并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迫在眉睫。构建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既是适应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需要，也是上海进一步转变城市功能、提升城市竞争力的内在要求。

然而，目前上海在服务经济发展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

第一，服务能级不高。上海服务业规模尚小且服务能级较低：在总体发展水平上，上海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与其他国际大都市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从服务业内部各行业来看，其规模也难以与其他国际大都市相比；再从上海服务业内部结构来看，传统行业仍占较大比重，而代表服务业发展潮流的现代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等仍处于发育阶段，规模较小，服务功能薄弱。因此，上海服务业能级较低，服务空间有限，尚未进入以知识型、生产型等高级服务业为主导的发展时期。

第二，各服务功能发展不平衡。一般而言，国际大都市都具有很强的综合服务功能，能够满足不同主体多方面、多层次的需求。20世纪90年代以来，上海一些服务功能得到迅速增强，而另一些服务功能则发展缓慢，如社会服务业、教育文卫、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等，各服务功能间难以整合，造成服务供给不足、层次偏低。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上海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比较滞后、规模小、专业化程度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化程度不高，第二产业的服务投入率很低，对上海以外地区的服务功能更是有限，这严重制约了城市综合服务功能的发挥。

由于上海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还比较低，服务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联系相对松散，没有形成产业融合互动的良好运行模式，致使服务业发展缺少其他产业的支持，缺少外在的需求和市场。而若其推动力量仅局限在本产业内部和有限的几个相邻产业，它将很快地达到市场饱和状态，使得发展趋于停滞。一、二产业所使用的中间投入中，传统服务占主导地位，而传统服务与其他产业的联系由于比较间接，导致产业间的相互中间投入在数量和价值上都不高，从而难以形成对服务业层次提升的推动力。另外，现代服务业涉及的是金融、信息、技术等现代经济的核心领域，它们对资源配置和协调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充分发展这些功能的前提是现代服务业和其他产业保持比较紧密的联系。上海经济中现代服务业较弱的产业联系必然影响这种功能的充分发挥，从而难以有力地推动增长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这反过来也对现代服务业起到了抑制作用。

第三，功能集聚能力不足。跨入人均GDP 5000美元后的国际大都市，其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增长，功能性服务业的分工和专业服务水平不断提高，从而形成了功能布局集群化的特征。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上的主要城市都出现了金融业和某些生产性服务业向中央商务区集中的趋势。然而，从外国金融机构、跨国公司总部、研发中心等的数量来看，上海与纽约、伦敦、东京、香港、新加坡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生产性服务业的功能性布局水平也有待进一步提高。由于功能集聚能力的不足，上海为企业国际化经营所提供的综合服务水平至今仍难以有质的提高，而这反过来又影响了功能主体在上海的集聚。

第四，辐射功能发挥得不够。辐射功能反映的是一个城市对各类要素的扩散能力，是城市综合服务功能的重要体现。按照经济发展规律与国际惯例，经济中心城市的主要功能是带动周边地区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根据这样的要求，上海的经济结构应当是高度开放的，并且具有极强的辐射效应，这意味着上海的经济结构不仅应当具有“高位势能”，而且还应对周边乃至全国的经济具有组织、整合、服务、影响和示范的能力。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上海这一功能的发挥还很不够，一些要素乃至一些产业仍停留在自我循环、自我服务的阶段，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造成对外服务功能薄弱、服务半径小、辐射区域狭窄。

第五，资源综合配置能力较差。近年来，上海的证券、期货、产权、技术产权、人才、航运、钻石、黄金等市场立足上海、服务全国、辐射海外，在优化资源配置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某些要素、产权市场历史尚短，发育不足，结构层次不合理，市场功能主体缺位，未能充分发挥市场对要素资源基础性配置的作用，致使资源很难通过“市场的手”实现合理配置，而政府的介入和管制又往往导致低效和扭曲。

第六，制度性障碍依然较大。一方面，目前服务业行业分割和部门垄断仍很严重，竞争不充分，社会化、市场化程度低，经营机制僵化，抑制了服务业的发展活力，导致一些行业在层层保护之下，服务供给能力和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行业分割和部门垄断的存在，恶化了市场运行环境，不利于上海服务业整体效率的提高，制约了上海服务业与服务贸易的健康发展和整体竞争力的提升。另外，国家对金融、电信、航空、文化传媒等领域，在市场准入、价格制定、业务经营范围等方面仍然实行较为严格的管制。特别是在建设金融中心方面，国内的金融决策机构和主要商业银行总部都不在上海，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仍受到严格管制，对国际金融中心的功能限制较多，目前的金融服务功能远远不能满足对内对外经济技术交流日益扩大所产生的多样化市场需求。此外，对内开放的扇面尚未完全打开，制度性障碍依然明显，限制了某些层面的合作交流。地方保护主义的广泛存在大大增加了交易成本，阻碍了专业化分工程度的提高，不利于各地区间形成合理的梯度。

第七，中高端服务业专业人才匮乏。国际经验表明，人力资本是服务贸易发展的第一要素。可以说，人力资本的文化程度、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是服务贸易竞争力的核心。然而遗憾的是，中国虽然具备大量初级人才资源，但即使是在上海，中高端服务业专业人才也非常缺乏，特别是具有国际视野、市场经验、交流能力，能够适应服务业“走出去”的专业人才更是极度匮乏。我们的一项研究表明，上海中高端人才供需差距明显，尤其是金融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以及卫生事业等重点服务行业，这与国家战略的要求、与上海“四个中心”建设的要求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

第八，品牌建设滞后。服务业规模小、竞争力低下，服务业知名品牌严重匮乏。尤其在会计、审计、咨询、计算机服务、广告、公关、金融、保险和电信等专业服务业领域缺少本土知名品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服务业中有不少行业过去是国有垄断企业，品牌意识不强，民营企业则由于起步晚、规模小，创品牌有心无力；另一方面因为缺乏市场的评价体系和监管方法，所以服务业品牌的建设既缺乏内在的动力，也缺乏外部的良好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