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人亚当·斯密

这位彬彬有礼的哲学家，究竟是怎样的人呢？

“我是一个只爱自己书本的雅士。”亚当·斯密某次自豪地向他的朋友炫耀他心爱的书斋时，曾这样自我描述。当然，他并不英俊。一个大奖章上的人像，显示出他凸出的下唇往上伸展，快要碰到他大大的鹰勾鼻；垂落的眼皮下，有着凸出的双眼。终其一生，他都为神经疾病所苦；他的头会颤抖，而且讲话也有点结结巴巴。

此外，他的心不在焉也是人人皆知。在18世纪80年代，当斯密快要60岁时，爱丁堡的居民经常可以看见，他们最杰出公民的滑稽模样：穿着浅色外套、及膝短裤、白色丝质长袜、带扣鞋，戴着宽边海狸毛帽，拿着手杖，沿着鹅卵石路走下来。他的眼睛注视着无尽的远处，嘴唇似乎在喃喃自语。每走一两步，他便踌躇不前，好像要改变方向，甚至退回原处。有个朋友说他走路的样子“像只蠕虫”。

有一次，他穿着睡袍走入自家的花园，然后失神地走了15英里才回头。还有一次，斯密与一位显赫的朋友在爱丁堡散步。一名卫兵举枪对他们致敬。对这种事早已司空见惯的斯密，突然着魔似的用他的手杖回礼。让他朋友更惊讶的是，他还一再模仿那名卫兵的动作，直到站上一长串台阶的顶端才恢复正常，而那时他的手杖还挥舞在半空中。他完全不知道自己刚才的怪异举动，将手杖放下来之后，他继续之前的话题。

这位失神的教授，于1723年生于苏格兰法夫郡的柯卡尔迪。柯卡尔迪当时已有1500人。在斯密出生时，仍有镇民把钉子当成货币使用。他四岁时，发生了一件最奇怪的意外：一群路过的吉卜赛人把他绑走了。他的叔父努力追赶（斯密的父亲在他出生前就过世了），使得吉卜赛人将这个孩子遗弃在路旁。他的一位早期传记作者写道：“我怕他可能成为一个可怜的吉卜赛人。”

虽然斯密会突然失神，但是他从小就是聪明的学生。他注定要从事教育工作，因此在17岁时就得到奖学金，骑马前往牛津大学，并在那里待了六年。然而，那时的牛津却不是适合学习的好地方。这点和日后的情形不同。绝大多数知名的教授，早已连假装教书都不愿意。一位外国游客，曾记述他在1788年时，在一场公开辩论会上惊讶地发现，所有四位参赛者，在该他们发言的时间里完全保持沉默，每个人都在全神贯注地读一本那时流行的小说。既然教授们很少讲课，斯密大部分的时间，就在无人教导的情形下，阅读他认为适当的读物。事实上，他差点因为房里藏有休谟的《人性论》一书，而被大学开除——即使对这位未来的哲学家来说，休谟也不适合被阅读。

在他还不到28岁的1751年，斯密就成为格拉斯哥大学的逻辑学教授，不久后又获得道德哲学教授的职位。和牛津不同的是，格拉斯哥大学的学风严肃，是所谓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中心，以人才云集自诩。但是它和现代大学的观念，仍大相径庭。拘谨的教授们并不十分欣赏斯密那种有些轻浮而又热情的举止。他曾被指控说，有时在宗教场合发笑（显然是在做白日梦），是大逆不道的休谟的坚定盟友，不支持见证基督的主日课程，请求大学评议委员会免除上课前的祈祷仪式，以及宣讲含有“自然宗教”意味的祈祷文。若我们还记得，斯密的老师弗兰西斯·哈奇森曾在格拉斯哥大学打破惯例，拒绝使用拉丁语授课这件事，就不会觉得奇怪了。

对斯密的非难并不算很严重。他仍在1758年被提拔为院长。毋庸置疑，他在格拉斯哥过得很愉快。他在晚上玩牌（心不在焉的问题，让他变成一名不太可靠的牌友）、参与学术性社团，过着平静的生活。他很受学生爱戴，尤其以讲学著称——连鲍斯威尔也前去听讲。而他怪异的步伐和说话方式，更让人竞相仿效。他的小型半身像，还被陈列在书店橱窗里。

他的声望当然不仅仅来自古怪的人格特质。在1759年，他出版了《道德情操论》。该书立刻引起轰动，并使得斯密很快便进入英国顶尖哲学家之林。该书是在探讨道德上的认可与非难之起源。为什么天性自私的人类，似乎可以受到制约，或升华到更高层次？斯密认为，这是因为我们有能力置身于第三者的位置，成为超然的观察者。如此，就能够深入个案的客观价值，而不只是站在自私的立场思考。

这本书及其探讨的问题，引起了广泛的兴趣。在日耳曼地区，亚当·斯密的问题成为人们热衷争辩的主题。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该书得到了奇人查尔斯·汤森的赞许。

18世纪似乎奇才辈出，而汤森就是其中之一。他不但机智，而且博学。霍拉斯·沃波尔曾说汤森是一位全才。倘若他像一般人一样真诚、一样稳健，而且拥有一般的常识，那么他必然会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人。汤森的反复无常经常被人诟病。人们讽刺地说：“汤森先生身体的某一边疼痛，但是他却不肯说是哪一边。”在担任财政大臣时，他先不让美洲殖民地人民自行选任法官，然后又对美洲的茶课以重税，从而助长了美国革命的爆发。这可以作为他缺乏常识的证据。

尽管政治眼光短浅，汤森却真心地在研究哲学与政治学，而且他还是亚当·斯密的忠实信徒。更重要的是，他有能力提供斯密一个难得的机会。汤森于1754年，和布克莱公爵的遗孀达奇司女伯爵成婚。这场婚事极为顺利，而且对汤森十分有利。如今，他得为他太太的儿子物色一位家庭教师。上流社会的年轻男子，往往都要前往欧陆旅行。在那里，可以学到切斯特菲尔德爵士所赞扬的优雅。汤森认为，亚当·斯密博士是陪伴小公爵旅行的理想人选，汤森提出年薪500镑（开支另外报销）外加退休年金500镑的条件。这种条件好得令人无法拒绝。斯密担任教授时，每年从学生那里领到的酬金，还不及170镑。值得一提的是，当斯密博士把学费退还给学生时，他们拒绝接受。这些学生们说，他们所学的已物超所值。

这位教师和年轻的公爵，于1764年前往法国。他们停留在图卢兹18个月。由于往来的朋友极端乏味，再加上斯密的法语十分差劲，相形之下，在格拉斯哥的宁静生活反倒显得自在放荡了。之后他们搬到法国南部（斯密在那里遇见伏尔泰，并且向他致敬，同时还冷淡地斥退了一位热情女侯爵的追求），接着去日内瓦，最后到达巴黎。为了排解在异乡生活的烦闷，斯密开始撰写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专著。这是他曾在格拉斯哥讲授过的主题，在爱丁堡的“择优学会”的许多夜晚与人辩论过，也详细地与他的挚友休谟讨论过。这本书就是《国富论》，不过还要等12年才大功告成。

在巴黎的日子就好得多。这时，斯密的法语虽然还是很糟，但已足以和法国最重要的经济思想家长谈。此人就是弗朗斯瓦·魁奈，路易十五的御医，也是庞巴度夫人的私人医师。魁奈提倡经济学上的重农主义，并且创制了《经济表》（tableau économique）。当时人们仍认为，财富就是金银之类的固体材料。魁奈反对这种观点，坚决主张财富源于生产，而且一手一手地传递，就像血液循环一样流经整个国家，并注满社会的身体。这确实是属于医生的洞见。《经济表》让人印象深刻——老米拉波将其称为能与书写和货币相提并论的发明。不过重农主义的问题在于，坚称只有农人才能生产出真正的财富，因为只有农业才能让财富从大自然中产生，而制造业的工人，只能改变产品的形式，实际上并没有增加财富。因此，魁奈的体系对于实际政策的帮助有限。它的确提倡自由放任政策这个划时代的主张，却坚称工业部门只能改变产品形式，从而无法看出，劳工也可以在土地以外的场域创造财富。

斯密最伟大的创见之一，就是发现了价值是源于劳工，而非源于自然。或许这是因为，斯密生长于一个贸易繁忙，而非像法国那样完全以农业为主的国家。无论如何，斯密都不能接受这派学者对于农业的狂热偏见（像米拉波等魁奈的追随者，只会奉承谄媚而已）。斯密个人非常钦佩这位法国医生。倘若魁奈能再多活些时日，斯密一定会把《国富论》献给他，但重农主义和斯密苏格兰式的愿景根本不合。

这场旅行在1766年意外中断。和他们在一起的公爵幼弟发烧了。尽管斯密竭尽所能地照护，还请了魁奈帮忙，但他还是在狂乱状态下死亡。于是公爵回到他在达奇司的庄园，而斯密则先去伦敦，然后再到柯卡尔迪。虽然休谟一再恳求，斯密还是在那里待了比较愉快的10年，而这本巨著也随之成形。在大部分时间里，斯密都是倚靠着壁炉口述，同时神经质地用头去摩擦墙壁，以至于在嵌板上留下一条黑色的条纹。他偶尔会去达奇司的庄园拜访他的学生，或是去伦敦与当时的精英们讨论他的观念。约翰逊博士就是其中之一。虽然斯密参加了约翰逊博士的择优学会，但是他和这位最年高德劭的词典编纂家总是话不投机。沃尔特·司各特爵士告诉我们，当约翰逊第一次遇见斯密时，就攻击他所做过的某个陈述，而斯密则为自己的论点辩护。大家都想知道：“那约翰逊怎么说呢？”斯密很愤怒地说：“他说，‘你在骗人’。”“那你怎么答复呢？”“我说，‘你这××养的！'”司各特说，这两位伟大的伦理学家第一次见面时，用的就是这些词。而这也是这两位伟大哲学导师间的经典对话。

斯密也遇见了一位兼具魅力与才智的美国人——本杰明·富兰克林。富兰克林提供了关于美洲殖民地的丰富信息，并且让斯密深切地体会到，这个殖民地将来可能扮演的角色。后来斯密对于这些殖民地所组成的国家有着如下的叙述：“它确实很可能变成世界上所曾出现过的最伟大，也最可怕的国家之一。”这无疑是受到富兰克林的影响。

《国富论》于1776年出版。两年后，斯密被派去爱丁堡海关工作，年薪600镑，而且几乎不用做什么事。斯密一直和母亲住在一起，直到她在90岁时去世。斯密的学者生涯始终祥和、平静。直到最后，他都很安详、满足，而且心不在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