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规律

现在，又有什么样的愿景呢？我们将会看到的愿景，不可能像霍布斯关于王权原则所描述的那样简单。亚当·斯密的愿景，更像是一个全新社会组织方式的蓝图。这就是政治经济学的方式。就今日的术语来说，这就是经济学的方式。

亚当·斯密对于两个问题的解决方案特别有兴趣。这也是该蓝图的核心。首先，他想揭露出让社会凝聚在一起的机制。一个人人追逐己利的社群，怎么可能不四分五裂呢？是什么因素，使得每一个人的私务，得以和全体的需要相符？既没有中央权威的规划，也没有古老传统的稳定影响力，又怎么能够让社会完成维系其生存所必需的任务呢？

这些问题引导着亚当·斯密去构想市场的规律。用他的话来说，他所寻找的就是“那只看不见的手”，让“人们的私利与激情”，被引导到与“整个社会的利益最为一致”的方向。

但是市场规律只是亚当·斯密所探询的一部分问题而已。社会将往何处去？市场的规律，就好像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个旋转中的陀螺，可以保持直立而不倒的法则一样。但是陀螺能否凭着自身的旋转，而在桌子上移动呢？这就是另一个问题。

亚当·斯密以及那些追随他的伟大经济学家，并不认为社会是一种人类的静态成果，会一成不变，一代又一代地自我复制；相反，社会被视为一个有自己生活史的有机体。的确，整部《国富论》就是一本伟大的历史著作。亚当·斯密将商业资本主义称为“完全自由的体系”。《国富论》就解释了“完全自由的体系”如何诞生，以及如何运作的问题。

但是，在我们随着亚当·斯密弄清楚市场规律之前，还不能转而碰触这个更大、更迷人的问题。因为市场规律本身，将是那个导致社会繁荣或衰败的更大规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让无心插柳的个体能够与其他人协调一致的机制，会影响到社会自身随着年岁的流逝而演变的机制。

因此，我们先来看市场机制。它不是会激发想象力或让人心跳加速的东西。不过它虽然枯燥乏味，却值得我们另眼相看。因为市场规律不仅是理解亚当·斯密世界的关键，也构成了卡尔·马克思那个全然不同的世界，以及我们现在所处的另一个大相径庭的世界的基础。无论知不知道，我们都要服膺市场规律。所以，我们有必要更仔细地对它详加检视。

亚当·斯密的市场规律基本上很简单。在特定的社会架构下，某种特定行为的结果，会产生全然确定而且可预见的后果。具体地说，市场规律告诉我们，在一个人人追逐己利的环境中，个别的自利本能会导致竞争；更进一步地说，竞争会导致社会按照它所想要的数量，以其准备要支付的价格，获得其所需的物品。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这是如何发生的。

首先，自利心驱使人们去从事任何社会愿意支付酬劳的工作。亚当·斯密说：“我们能够有东西吃，不是出于屠夫、酿酒人或面包师的善心，而是他们的自利心。我们不要诉诸他们的仁爱心，而要诉诸他们的自爱心；不要和他们谈论我们的需要，而要谈论他们的利益。”

然而自利只显示出这幅图像的一半。它驱使人们采取行动。另外还必须有某种事物，用来防止利令智昏的人们让社会付出过高的代价。仅靠自利心激起作为的社群，将会是一个无情奸商的社群。然而竞争，也就是市场中自利行为者之间的冲突，可以节制上述问题。每一个追求自身最大利益，而不顾其社会后果的人，都要面对一群有着同样动机、追求同样目标的对手。因此，每一个人反倒会过于急切地利用旁人的贪婪之心。当一个人利令智昏的时候，他的竞争对手早已把生意抢走了；假如某人的商品索价过高，或者给工人的薪资比别人给得低，他的客户或员工就会流失。正如同《道德情操论》所述，人类自私动机之间的交互作用，转化成最出人意料的结果：社会和谐。

让我们来考虑高物价问题的例子。假设有100个手套生产商。每一个人的自利心，使得他们希望让价格高于生产成本，以赚取额外的利润。但他做不到这一点。若他抬高价格，竞争者将以比他更低的售价把生意抢走。除非所有手套生产商共组一个稳固的联合阵线，才能收取不正常的高价。但是在这种情形下，一个来自其他领域（例如制鞋业）、富有进取心并决定投资到手套制造业的厂商，还是可以打破该联盟的联合垄断。因为这个厂商能够削价抢攻市场。

市场规律不仅仅能迫使产品价格有竞争性，还能让社会中的生产者注意到社会所需的商品数量。假设消费者决定，要比较多的手套与比较少的鞋子。如此一来，大家会争相购买市场上积存的手套，而鞋子的生意将变得很冷清。当消费者准备购买的手套数量比现货量更多时，手套价格就会随之上升。当鞋店门可罗雀，鞋子的价格会下跌。但是手套业的利润会与手套的价格一起扬升，而制鞋业的利润则会与鞋子的价格一起下跌。于是自利心会再次发挥效用，以重新恢复平衡。当制鞋业的生产规模缩小时，工人们就会离开这个产业，转而投入正在蓬勃发展的手套制造业。显然，手套生产将会增加，鞋子的生产将会减少。

而这正是社会最初想要的结果。等到更多手套进入市场，以满足需求之后，手套价格将回归正轨。鞋子生产量的减少，则会使得鞋子的剩余量很快地消失，于是其价格也将再次回归常态。社会将能够透过市场机制，调整生产要素的分配，以符合其要求。然而没有人发号施令，也无需主管当局规划建立生产的进度。自利心与竞争之间彼此拮抗，就能实现这种转变。

最后，市场不仅根据大众的需求来调节商品的价格和数量，同时还能调节合作生产那些商品的人们的收入。假如某种产业的利润高得离谱，其他厂商将蜂拥而至，直到竞争将过多的利润降低为止。假如某种工作的薪水超出寻常，其他工人将迅速转行，直到该职位的薪水降低到和需要类似技术与训练的工作薪水相近时为止。相反，当某种产业的利润或工资太低的时候，资本与劳工将会外流，直到需求再次引发供给为止。

这似乎有点显而易见。但是细想一下，亚当·斯密用自利动机和竞争调节解释了多少事情。首先，他解释了为什么价格和实际生产成本间的差距不至于过大；其次，他解释了社会如何能够诱使商品生产者，提供社会所需的物品；第三，他点出了高物价的问题为什么可以自行消弭，因为昂贵的产品价格，会使得这类物品的产量增加；最后，他解释了国内每一个重大生产阶层，基本上收入水平都很接近的原因。一言以蔽之，他已经在市场机制中，找到了为社会有秩序地提供所需物资的自我调节体系。

注意“自我调节”一词。市场的美妙之处，就在于它能够自我管理。假如产出、价格或某种酬金偏离了社会所规定的水平时，就会有一股力量将它们拉回来。这里有一个奇怪的悖论：市场既是个人经济自由的极致，也是最严格的监工。人们或许可以上诉要求计划委员会作出裁定，或是恳求某位大臣的恩赐。但是来源不明的市场机制压力，既不会对上诉作出裁定，也无所谓恩赐。因此，乍看之下人们拥有经济自由，其实只不过是一种幻象。一个人可以在市场上为所欲为。假如一个人反市场之道而行，那么个人自由的代价就是经济破产。

世界真的是这样运作的吗？在亚当·斯密的时代确实如此。当然，即使在那时，也已经有限制市场体系自由运作的因素出现。制造业者联合垄断，人为地维持高价；熟练工人组成的工会，抗拒将工资压低的竞争压力。更令人不安的迹象也已出现，有待人们去理解。隆贝兄弟的工厂，不仅仅是一项工程奇迹或观光景点，它预示了大规模的工业即将来临，在市场中拥有极大势力的老板就要出现。棉花厂里童工的市场力量，当然不能和提供床铺、伙食，并且剥削他们的老板相提并论。尽管这些偏差的现象与蓝图并不一致，18世纪的英国确实很接近亚当·斯密心目中的模式。在那时，商人们的确彼此竞争，一般工厂的规模并不大，价格确实随着需求起伏而涨跌，且价格的变化确实会造成产出和工作的改变。亚当·斯密的世界，被称为原子式竞争的世界。在那个世界中，无论是劳动或资本方面的生产要素，都无力对于竞争的压力加以干预或抗拒，人人都被迫在一个巨大的社会自由竞技场中，匆匆地追逐自身的利益。

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在今日仍起作用吗？

这不是可以简单答复的问题。自从18世纪以来，市场的本质已经大幅度改变。在我们所居住的世界中，已经有人可以与潮流对抗。这不再是一个原子式竞争的世界。今日市场机制的特征，在于参与者的规模庞大：巨型的公司与强大的工会，其行为方式显然不同于过去个别的业主与工人。他们的规模足以使之抗拒竞争压力、漠视价格信息，考虑它们长远的自身利益，而非当下日常买卖的压力。

这些因素显然已削弱了市场机制的引导功能。不过，自利与竞争的伟大力量纵然已遭淡化与限缩，却仍是市场体系中无人可以全然忽视的基本行为法则。尽管我们所居住的世界不同于亚当·斯密的世界，我们仍然能察觉市场规律的运作。

 

但是市场规律只是对于凝聚社会之行为的一种描述而已，必须靠另外一种力量，才能将它推动。在《国富论》出版后90年，马克思发现了能够描述资本主义缓慢、不情愿但又无可避免地步向灭亡的“运动规律”。尽管过程不会非常顺利，然而亚当·斯密的世界则会缓慢但是十分乐意地迈向天国。这和马克思主义者的预测不同。

绝大多数的观察家，当时都不认为最后能够抵达天国。在1792年拜访英格兰北部的约翰·拜恩格爵士，从马车的窗口向外望，并且写道：“为什么现在这里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大工厂……整个山谷都被侵扰……理查德·阿克莱特爵士或许替他的家人和他的国家赚进了大笔财富，但是作为一名游客，我却对他那已然蔓延到每一个田园谷地、摧毁了自然进程与美貌的计划，深感憎恨。”“哦！曼彻斯特就像个狗洞！”约翰爵士一到达该地，就说了这样的话。

说实话，当年英格兰的大部分地区，就跟狗洞没两样。300年来，激发了土地、劳工与资本的骚乱，似乎只会带来更进一步的剧变，因为最近被释放出来的生产要素，开始结合成一种新的丑陋形式：工厂。而工厂又制造了新的问题。在约翰爵士出游之前20年，靠着贩售女性假发而累积了一些资本的阿克莱特，发明（或窃取）了纺织机。但是在机器被制造出来后，他发现要找到操作的人员并不容易。地方上的工人跟不上制程的“规律速度”，而且人们仍然瞧不起领薪水的工作。有些资本家发现，他们新建的工厂，纯粹因为盲目的仇恨，而被烧成平地。阿克莱特不得不找童工帮忙，因为“他们小小的手指比较灵活”。而且孩子们并没有下田或做工的独立生活经验，因此更容易适应工厂生活的纪律。雇用童工甚至被誉为一种善行——这不是有助于改善这些“赚不到钱的穷人”的处境吗？

除了对工厂爱恨交织的情绪外，公众之所以关心这个问题，就是因为赚不到钱的穷人已经无所不在。在1720年，这样的穷人在英国已达150万。当时英国的总人口也只有1200万或1300万。认识到这一点后，就会明白穷人多得可怕。为此曾提出过许多安置方案，其中绝大部分都毫无希望。大家都在抱怨，乞丐的懒散问题无法根治，而且下层阶级的人竟然也想模仿地位比他们更好的人。工人居然在喝茶！一般百姓似乎偏爱小麦面包更甚于黑麦或大麦面包！当时的思想家们问道：这一切将如何演变？（爱搬弄是非的曼德维尔在1723年写道：“缓和穷人的需求问题是明智的，解决穷人的需求问题是愚蠢的。”）对于国家的福利而言，穷人的需求不是不可或缺的吗？假如听任社会所必需的阶级就此消失，社会将遭遇什么状况呢？

当时人们为了“下层阶级”这个可怕的大问题而感到惊骇，但亚当·斯密却不这么想。他写道：“假如一个社会中的大多数成员都过得贫困而又痛苦，这个社会将无法繁荣幸福。”他不仅胆敢作出这么激进的声明，而且还继续证明，社会其实一直都在进步。不论愿不愿意，社会都被推向一个正面的目标。它不是因为任何人的意愿，或国会可能通过法律，或英国赢得一场战役，才有所进步。社会之所以进步，是由于一股潜藏的动力，像一个宏大的引擎推动着社会整体。

英国劳动力的细微分工与专业化，大幅提升了生产力。此一事实令亚当·斯密印象深刻。在《国富论》的开头部分，他就对一间别针工厂发表评论：“一个人把铁丝抽出来，另一个人把它拉直，第三人把它切断，第四人把它削尖，第五人把顶部磨光，以利安装针头；制作针头又需要两三道不同的工序；安装针头、加以漂白，都是独特的工作；把它们别在纸上的动作，甚至本身就是一项手艺……我曾经参观过一家这类型的小工厂。该厂只有10名员工，其中某些人总是负责执行两三项不同的工序。他们十分蹩脚，也只配有最基本的机器设备。但是他们在全力赶工时，一天可以生产12磅别针。每磅有4000多根中型的别针。因此，10个人在一天之内，就可以生产48, 000根以上的别针……假如他们个别独自工作……显然每个人一天的产量都不到20根，或许连一根也做不出来……”

现代的生产方式，当然比18世纪时复杂得多。亚当·斯密对一间10人的小工厂，就已经印象深刻到加以专文论述；假如遇上一间雇有一万人的工厂，又将作何感想！但是分工的好处不在于它的复杂性——事实上，它把辛劳的工作简化了。用亚当·斯密的话来说，分工的好处，就在于“让最底层的民众都能享受到普遍的富裕”。以我们现代的眼光来看，18世纪的普遍富裕其实还是过得很苦。但我们若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待此事，将18世纪英国工人的命运，跟他们一两百年前的先辈相比，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他们平庸的生活已经比从前进步甚多。亚当·斯密很生动地指出了这一点：

 

观察一个文明且繁荣的国家的技师和日薪工人所用的设施，你将发现，为了生产这些设施，个别的工人只贡献了很小的一部分，但是要让一个人获得这些东西，所牵涉的人数多得难以计算。以日薪工人所穿的羊毛外套为例，或许很粗糙，但它却是一大群工人共同努力的成果。即使只是为了制造这个朴实的家用品，牧羊人、整理羊毛的人、梳毛工、染色工、纺织工、漂洗工、装饰工，以及许多其他的工人，都必须贡献其不同的技术，才能完成。此外，还需要多少商人和搬运人员……多少商业与航运业……多少造船者、水手、制帆工、制绳工……

以同样方式来检验他的衣服与家具的不同部分，他穿的贴身粗麻衬衣，罩在脚上的鞋子，睡觉用的床、做菜用的炉子……为了做菜升火所需的煤炭要从地底下挖出来，或许经过远程海陆运输才能抵达；他厨房中所有其他的器皿、桌上所有的用具，刀、叉、用来分装食物的陶盘或白镴盘；还有为了准备他的面包与啤酒所需的不同人手，能引进热量与光线又能挡风遮雨的玻璃窗，以及为了准备这些美妙发明所需的一切知识与技艺……我说，当我们检视这一切……就可以发现，为了满足一个文明国家中最平凡的人的生活所需，即使像我们所错误想象的那样简易，也必须上千人的协助与合作。的确，和大人物更加奢华的生活相比，他的生活无疑显得极为简朴。然而，或许一位欧洲王子的生活享受，与一位勤奋而又节俭的农民生活之间的差距，并非总是大于农民与掌握上万名奴隶生杀大权的非洲国王生活之间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