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体系的诞生

中世纪的人们完全不了解那种机制。我们已经看到，营利的概念被认为是亵渎神明。如果更进一步，主张人人竞相求利，有助于整个社群密切整合，那一定会被当作疯子。

这种无知情有可原。市场会分配产品。但是“土地”“劳工”与“资本”这三个基本生产要素，在中世纪、文艺复兴时代，以及宗教改革时代——也就是16或17世纪之前的整个世界——根本不存在。所以人们无从想象市场体系。当然，土壤、人力与工具，一直与社会并存。但是人们并没有关于土地或劳工的抽象观念，就跟没有关于能量或物质的抽象观念一样。土地、劳工与资本这三个生产“要素”，成为客观而且没有人性的经济个体的概念，并不比微积分的出现早多少。

以土地而言，直到14、15世纪，都还没有将土地视为可以自由买卖、收租的财产。当然，庄园或采邑之类的土地确实存在，但它们显然不是可以看情况出售的房地产。这些土地形成社会生活的核心，是声望与地位的基础，并且奠定了社会的军事、司法与行政组织。虽然在某些情况下，土地可以买卖，但这并不是常态。一个有地位的中世纪贵族，不会想要出售他的土地，就好像康涅狄格的州长不会想要把几个郡卖给罗得岛的州长一样。

劳动力也同样不可买卖。今天的劳动市场，意味着一个可以让个人将其劳务出售给提供最高工资者的广大求职网络。前资本主义社会没有这种网络。各种农奴、学徒与工人在工作，但很少能够进入一个可以买卖劳动力的市场。在乡下，农人的生活系于其领主的地产上：他在领主的炉子里烤面包，在领主的磨坊里磨面粉，在领主的田地里耕作，并且在战时为其领主服兵役。这些服务几乎都领不到酬劳，因为这是身为农奴所应尽的义务，而非可以自由缔约的个体所提供的“劳动”。在城镇里，学徒替他的主人工作。关于要做多久的学徒、他同事的人数、他的待遇、他的工作时长以及具体的工作方法，都由同业公会统一规定。除非由于情况实在难以忍受，而引起了零星的罢工事件，否则雇工几乎没有与主人讨价还价的余地。

再以资本来说，私有财产当然存在于前资本主义社会。可是人们却没有将资金投入新颖且具有进取精神的用途的冲劲。人们的座右铭不是冒险与改变，而是“安全第一”。人们选择的生产方式，不是耗时最短且最有效率的，而是历时最长、最耗费劳动力的。产品不可以做广告。若一个主要的公会成员，生产出的东西比他的同业更好，就会被认为是一种背叛。当纺织业的大量生产，在16世纪的英格兰首次露出其可憎的面目时，同业公会向国王提出抗议。据说，这家“奇迹作坊”拥有200台纺织机，以及一群包括屠夫与面包师傅在内的可以供应工人所需的服务人员。由于这种工作效率与财富集中，会开创不好的例子，于是国王陛下判定它不合法。

由于未能想象出关于生产的抽象要素，中世纪自然无法想象出市场体系。尽管有着多彩多姿的地区商业中心与商旅，中世纪仍然没有市场。社会运作有赖地区的指令与传统。生产依据领主的命令而增减。若没有命令，就按照以前的指令。假如亚当·斯密生在公元1400年以前，就不会觉得有必要建构一个政治经济学理论。关于中世纪社会为什么能凝聚在一起，并没有什么秘密可言，其秩序与设计也是一望即知。关于低阶领主和高阶领主，以及高阶领主和国王之间的关系，还有教会的教导与商人阶级根深蒂固的营利倾向之间的冲突等，在伦理学与政治学方面的问题，确有许多需要解释和辩护之处，但在经济学方面则无。在一个仅凭庄园、教会和城市的律法，以及一辈子都不会改变的习俗就能明白解释的世界里，谁会去寻找抽象的供需法则，或是成本或价值的概念呢？在那个早先的时代，亚当·斯密或许会成为伟大的道德哲学家，但绝不会成为伟大的经济学家。那时根本没有值得他去研究的经济事务。

直到这个自产自足的世界，在忙乱、急促而又一切自由的18世纪迸发出来之前的数百年，任何经济学家皆无事可做。对于一场历时数百年，而非在一次暴烈的发作之后才出现的变迁而言，“迸发”一词或许过于戏剧化。但是这场变迁为时虽长，却绝非和平演变，而是痛苦的社会动乱，是一场革命。

就以土地的商业化来说吧。将社会的上下阶层关系，转换为许多空地和具有商业价值的地点，就须将已根深蒂固的封建生活方式连根拔起。不论在原先父权制度的借口下，对农奴与学徒的剥削有多严重，都要将这些“工人”从他们的寄身之处解放出来，就要创造出一个受到惊吓而又不知所措的无产阶级。要让同业公会的领袖变成资本家，意味着把受人豢养的胆小家畜，扔到丛林里去自求生路。

这个过程几乎不可能平静无波。没有人想要让生活商业化。唯有再对经济革命进行最后一次观察，才能体会到它曾遭遇多么激烈的抗拒。

我们回到1666年的法兰西。

市场机制逐渐扩张之后，必然导致变革。当时的资本家就面临这项令人不安的挑战。

纺织同业公会的领袖，是否可以改革其产品？这就是问题所在。官方的裁决是：“若一名纺织工人有意依据其发明来织布，就必须得到城镇法官们的许可。至于他想采用的丝线数量与长度是否得当的问题，要由同业公会中四名最资深的业者与四名最资深的纺工来考虑。否则，该纺工不可以依其发明来设定织布机。”我们可以想象，到底有多少改革的提案。

就在纺织问题获得处理后不久，纽扣制造业公会发出怒吼。裁缝师开始用布料来制作纽扣。这是前所未闻的事。这种创举会对一个既有的产业构成威胁，于是政府愤怒地对用布料制作纽扣的人课以罚金。但是纽扣公会的会长们，还是不满意。他们要求当局授权，以利搜索民宅与衣橱，甚至当街逮捕穿戴这种破坏性产品的人。

对于变革与创新的恐惧，不仅仅反映在一小群惶恐商人的滑稽抵抗上。资本正在认真地对抗变革，各种反动的方式都可以采用。数年前的英格兰，不仅驳回了一项关于长袜架的革命性专利申请，枢密院甚至下令禁止这种危险的新玩意儿。在法兰西，进口印花布已对纺织业造成损害。为此所采取的应对措施，竟造成1.6万人丧生！仅仅在瓦朗斯一地，某次就曾为了非法印花布的案件判处77人绞刑，58人被轮子碾死，631人被发配到船上做工，只有1个幸运者被释放。

资本并非唯一狂热地去避免市场生活方式的危险的生产要素。劳工的处境更为绝望。

让我们回到英格兰。

16世纪末，是英格兰向外扩张与探险的伟大时代。伊丽莎白女王刚完成巡视全国的凯旋之旅。然而，她却带着异样的悲叹回到宫中：“到处都是贫民！”这确实很奇怪。仅仅在100年前，英格兰的乡间大都是自耕农。他们是英格兰的骄傲，是世界上最大的一群独立、自由而又富足的人民。如今却“到处都是贫民”。究竟在这段期间，发生了什么事呢？

在这段时间里，土地所有权正开始大规模移转。羊毛已成为一种新颖而有利可图的商品，而生产者需要牧草地来牧养绵羊。原本的公有土地，在这个过程中被转为私人牧场。本来零星错落，没有设篱笆的小地块，仅仅用这里或那里的一棵树或一块石头来分界。人们可以在这些零散土地与公共土地上，牧养自己的牲口，或捡拾泥炭。突然间，庄园领主宣布，这些土地都是他的财产，于是当地居民便不能再使用了。自耕农被绵羊取代。一位名叫约翰·赫尔的人，在1549年记述着：“从前养活十几个人的土地，现在被一个人和他的羊群占据……没错，羊群就是把农业赶出乡间的罪魁祸首。从前生产各种粮食的地方，现在只剩下绵羊。”

很难想象这种圈地过程的范围与影响。早在16世纪中期，就有反圈地暴乱发生。其中一次造成了3500人丧生。在18世纪中期还有大规模动荡。这个历史性的恐怖进程，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中期。在美国独立之后将近50年的1820年，萨瑟兰公爵夫人还将794, 000英亩土地上的15, 000名佃农赶走，改为放牧131, 000头绵羊。为了补偿这些人，平均每户佃农获准承租两英亩产量不高的土地。

值得注意的不只是大规模夺取土地的现象。真正的悲剧发生在农民身上。使用公地的权利被剥夺后，他们就无法再维持“农夫”身份，即使愿意改行做工，那时却连工厂也没有，于是只能变成最悲惨的农业无产阶级。若无农活可干，就成为穷光蛋。有时变成盗匪，通常都是乞丐。英国国会对全国贫民大增的现象感到震惊，于是想把问题就地处理。为了让穷人们留在家乡，国会提供了些许救助金，同时对于离乡背井的流浪者，施以鞭刑、烙刑以及断肢之刑。与亚当·斯密同时代的一位教士，认真地将教区里的贫民收容所称为“恐怖之家”。最糟的是，英国以救济金让贫民留在家乡过活的措施，反而妨碍了此问题唯一的可能解决途径。英国统治阶级并非完全冷酷无情，但是他们不了解，市场可以让想找工作的流动劳动人口，移往有工作的地方。就像将资本商业化时所遭遇的情形一样，将劳动力商业化的每一个步骤，都遭到误解、惧怕与反抗。

因此，包含土地、劳工与资本这三大要素的市场体系，是在极大的痛苦中诞生。这种痛苦从13世纪就已开始，直到19世纪，市场体系才能自行发展。从来没有一个像这样不被了解、不受欢迎，而又缺乏计划的革命。然而创造出市场的这股伟大力量势不可当。不知不觉中，这股力量粗鲁地撕裂了传统习俗。尽管遭到纽扣制造业者声嘶力竭地反抗，那时的布质纽扣还是赢得了胜利。尽管枢密院曾经禁止使用长袜架，但是它却变得极有价值，以至于70年后，枢密院下令禁止长袜架出口。尽管面临被车轮碾死的刑罚，印花布还在急速成长。在打倒了最后的抵抗后，经济性的土地就从代代相传的地产中被创造出来。雇员和老板们的哀恸抗议，也无法阻止经济性的劳工，在失业的学徒与无产的农工之中奠定基础。

社会这辆大型马车，向来都是在传统的坡道上平稳前进，如今却发现自己被一具内燃机推动。交易、交易、交易，赚钱、赚钱、赚钱，成为新颖而又让人惊讶的强大动力。

 

是什么样的力量，足以粉碎原本舒适的世界，并以一个不受欢迎的新社会取而代之呢？

原因不止一个。新的生活方式，乃是从旧方式中酝酿而成，好像蛹中的蝴蝶一样，力量足够时就会破茧而出。经济革命不是由伟大的事件、个别的历险、单独的法律或有力的人物所缔造，而是一个多面向的自发过程。

首先是民族国家在欧洲的兴起。早期的封建残余，在农民战争与国王征服的打击下，被中央集权的君主政体所取代。民族精神随着君主政体的出现而成长，而王室也会赞助其偏爱的产业。比方说，伟大的法国织锦业，以及随着舰队和军队发展所需而出现的各辅助性产业。多如牛毛的法令与管制措施，曾经让莱夫等16世纪的商旅们备感困扰。如今却被国家法律、共同的度量衡，以及比较标准化的货币所取代。

让欧洲出现革命性变化的政治变迁之一，就是对海外探险与扩张的鼓励。13世纪时，无武装的商人波罗兄弟勇敢地前往大汗的土地。15世纪时，哥伦布也想前往同样的目的地，于是在伊莎贝拉女王的赞助下，扬帆出海。从私人探险转变为国家赞助的探险，就是从私人生活转变到国家生活的缩影。英国、西班牙与葡萄牙的航海资本家们，在国家赞助下出海远航，轮番将财宝以及对于财宝的意识，大量带回欧洲。哥伦布说：“黄金能让人实现在人间的理想，最后更能让人的灵魂进入天国。”这就是那个时代的观念。受此观念影响，一个以营利为导向、为赚钱而生活的社会提早出现。值得一提的是，过去东方的财富极为惊人。伊丽莎白女王认股赞助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的金鹿号航行，而这笔投资的回报，让女王还清了英国所有的外债，平衡了预算，还能大举投资海外。以复利计算，这笔投资相当于1930年时不列颠的全部海外资产！第二个重大的变迁，就是宗教精神受到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怀疑论与人文主义观点的冲击而式微。明日世界让位给今日世界。物质生活水平以及日常生活的舒适，就和尘世生活一样变得更为重要。新教的教义随着宗教宽容而兴起。该教义促进了一种对于工作与财富的新看法。罗马教会总是不信任商人，而且毫不犹豫地将放高利贷称为一种罪恶。如今商人的社会地位日趋上升，已不仅仅是一种有用的附属物，而是新世界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有必要重估商人的功能。新教领袖替精神生活与世俗生活的混合做好了准备。他们不歌颂与俗世生活分离的安贫乐道的生活，却在布道时反复灌输这样的观念：尽量在日常生活中运用上帝所赐予的天赋，乃是虔诚的表现。贪求之心成为一种公认的美德——不是为了个人享乐，而是为了上帝更大的荣耀。至此，精神上的完人与富人之间，几乎可以画上等号。

在12世纪的一则乡野传奇中，有一名放高利贷的商人，在即将步入教堂结婚之际，被一座掉落的雕像砸死。经过调查后发现，那个掉落的雕像也是一名高利贷商人。显然上帝不喜欢金融业者。我们可能还记得，直到17世纪中期，可怜的奇尼还为了他的商业行为，触怒了清教当局。市场体系很难在这种充满敌意的气氛下扩展。当精神领袖逐渐认为市场作风不但无害，甚至有益的时候，该体系才能全面成长。

还有一个蕴藏在物质变迁之下，影响深远的潮流，最终使得市场体系可能实现。我们习惯性地认为，中世纪是一个停滞不前、缺乏进步的时代。然而在500年的封建时代中，创造了1000个城镇（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并且以虽原始但可用的道路连接这些城镇，还能从乡下购买食品，来供应城镇人口的需求。这些都能让人们对于金钱、市场，以及与买卖有关的生活方式更加熟悉。在这场变迁过程中，权力很自然地从不了解金钱重要性的骄傲贵族手中，流向了明白金钱可贵的商人之手。

除了缓慢的货币化趋势外，技术进步也很重要。商业革命必须以某种理性计钱的方式为前提。尽管12世纪的威尼斯人，已经使用精密的会计工具，但是欧洲商人在这方面，仍然和学童一样无知。对簿记方法的需要，得经过一段时间才广为接受。直到17世纪，复式簿记才成为标准的业务。除非金钱可以被理性地计算，否则大规模的商业活动不可能成功运作。

或许科学好奇心的兴起，才是所有变迁中最重要的一项。百花齐放的技术进展，要等到亚当·斯密之后的时代才出现。不过若没有一连串基础的次工业发明，工业革命也无由发生。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印刷术、造纸厂、风车、机器钟、地图，以及许多其他发明都已出现。发明的观念已然形成，而人们也首次以善意的眼光看待实验与创新。

上述各种潮流中的任何一样，都无法单独将社会翻转。它们之中有许多，确实都能对人类组织造成重大震荡。历史不会急转弯，整体性的剧变要经过一段时间，才会蔓延开来。在较古老的传统生活方式中，就已出现了市场生活方式的迹象。等到市场已经由于实际需要，而成为经济组织的指导原则后，昔日的遗风仍然持续了一段时日。在法国，同业工会与封建特权直到1790年才被废除。在英国，对同业工会进行规范的工匠条例，直到1813年才被废止。

但是到了1700年，也就是亚当·斯密出生前的23年，这个曾经审判过奇尼、禁止商人携带不雅的包包、担心价格是否“公正”，以及为了维持其祖先的特权而奋斗的世界，已经日薄西山。社会开始注意到一组“不证自明”的格言：

“人皆天生贪财。”

“法律不能全面禁止图利。”

“图利乃是商业活动的核心。”

“经济人”这种新观念诞生了。这是一种苍白生物的幻影，随着他的计算机大脑所指引的方向前进。教科书很快就会讲述，漂流在荒岛的鲁滨逊们如何安排其生活的故事。这种安排的方式，就和那些锱铢必较的会计师一样。

在现实世界里，一股新的拜金与投机风气，已经弥漫全欧洲。在1718年的法国，一位名叫约翰·劳的苏格兰冒险家，成立了一家充满美丽幻象的投机企业——密西西比公司。这家公司将开采美洲的金山，并出售其股票。男男女女为了争夺认股权，而在街上大打出手。有人为此谋财害命，也有人一夕致富。一位旅馆的服务生，赚得了三千万里弗。当这家公司快要垮台，并导致所有投资人损失惨重时，政府试图延缓灾难发生，便纠集了上千名乞丐，给他们十字镐和铲子，让他们在巴黎街头游行，好像是刚从黄金国埃尔多拉多回来的矿工团体一样。当然，这个组织还是垮了。那群想要迅速发财的暴民在坎康普瓦街推挤之前的一百年，资本家们还很胆小怕事。后来大众的贪财之心，强烈到了连这种厚颜无耻的骗局都会轻易相信的地步！

这种转变并没有错。阵痛已经过去，而市场体系已然诞生。此后，生存问题不再仰赖习俗或指令来解决，而是依靠一群自由追逐利润的人们的行动来解决。这些人仅仅是透过市场本身，才能凝聚在一起。尽管资本主义一词要到19世纪晚期才被广泛使用，但是这种体系就叫资本主义！而从根本支持这种体系的利得观念，已然深植人心。很快，人们就深信它是人类本性中，恒久不变而且无所不在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