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家岭战役

胡翔

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战争打响后，在上海抗战三月有余，由于杭州湾登陆之敌与由宝山登陆之敌配合，向我在上海地区守军进行两翼包围，我军后方联络线受到威胁，遂沿京沪铁路撤退，接着南京保卫战无良好防卫计划，不久国民党首都南京沦于敌手。第四军原在上海罗店、大场与敌激战，双方伤亡惨重。第四军原为张发奎率领，叶挺即该军团长。北伐时，汀泗桥一战，大胜吴佩孚军，名闻全国，有“铁军”之称。第四军辖第五十九师（师长张德能），第九十师（师长欧震）。第四军官兵，北伐时多为粤人。八一三淞沪战争时，士兵由各方补充而来，军官仍多半是广东人，战斗力在国民党军队中，素称劲旅。第四军从淞沪撤退，未进入南京城，从其侧后退至安徽宣城、宁国之线，阻敌西进，军部驻于宁国河沥溪镇。一九三八年春，我由成都军校重兵器助教调该部任连长，旋调到第四军军部任少校作战参谋。不久部队奉调湖北麻城，我与上尉参谋周荣洛随吴奇伟军长经南昌株洲转汉口。在汉停留约十天，即赴湖北麻城，部队则由南昌经九江渡长江蕲春、浠水、新洲向麻城集结，企图在大别山脉阻止敌向西突进，围攻武汉。当时军部驻于麻城宋埠，在麻城只驻扎了两个月，一九三八年六月，吴奇伟调升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军长一职由欧震接替，突然又奉令调江西。记得部队还未全部到达麻城又折回渡江到赣北。这样忽而由安徽经江西到湖北，又从湖北调江西，这样劳师往返，我当时心想不知统帅部是如何打算的。后来我才知道，国民党的部队，最讲派系山头，谁指挥惯了的部队，在谁担任一方面战争任务时，都希望指挥原来自己领导过的军队。那时薛岳驻南昌，他也是从第四军起家的，大概由于这个缘故。同时，在江西的还有第六十四军李汉魂、第六十六军叶肇，都是广东部队，把第四军又调回江西，可能是考虑广东军队在一起，由广东将领薛岳指挥比较有利的缘故吧！

大概在七月初，我随吴奇伟总司令深夜到达南昌，欧震也在南昌，我同吴奇伟、欧震两人同乘一辆敞篷汽车深夜从南昌出发，经德安马回岭到达离九江不远的庐山脚下。欧震回第四军去了。我和吴奇伟在一茅屋内住着，不久朱副官与译电员吴道香带电台一部及少数卫士乘车赶来，我们就在茅屋内设了战斗指挥所。这时隆隆重炮声，从九江方向传来。我们与部队联系，才知日军第一〇六松浦师团附战车一个联队重炮多门，在兵舰炮火掩护下，在九江强行登陆。

当日深夜，张发奎率领参谋长及卫士二十余人，突然来到我们的战斗指挥所，他一进门，就说“丢那妈好家伙，几十艘军舰大炮齐向我岸上阵地开火，头也抬不起，只好后撤，脱离敌炮射程，我已命令各军撤至沙河铺东西之线，右翼依托庐山在沙河铺黄老门新堰铺、范家铺之线阻击敌人向西南突进。梧生（吴奇伟字梧生）这里交给你，我回南昌去了”。谈完之后，即连夜赶赴南昌。后来他调到曲江负责第四战区，南浔线最高指挥权交给薛岳，归第九战区节制，前线则由我第九集团军吴奇伟负责。电台架好之后，频繁地和军、师联系。记得列入第九集团军战斗序列的，有俞济时军团的第七十四军，李觉的第七十军，欧震的第四军，李汉魂军团的第六十四军，叶肇的第六十六军。我集团军右翼以庐山为依托，左翼接第三十集团军（王陵基的川军）在沙河一线与敌展开了战斗。总司令部处置如下：一、令总部各处人员及警卫部队附野战宪兵一连，迅速到达德安马回岭附近成立总司令部，记得总司令部是设在鸭嘴垅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的别墅内。二、通报各军向总部联系，并严令在沙河铺一线阻击敌人南下，特别是左翼的第六十六军要顽强阻击敌人西进。三、将情况通报第三十集团军。四、令兵站分监将弹药粮食补给向德安输送。我们在战斗指挥所待了几天，情况逐渐明朗，沙河铺战线已基本稳定，友邻部队和受指挥的各军师也已联系上，在汉口的统帅部和薛岳司令部都联系上了，吴奇伟带着我们战斗指挥部人员，就回到鸭嘴垅总司令部。

当时抗战形势是，敌人占领南京、徐州后，战略目标明显是指向武汉，其部署是分江北、江南两兵团从长江两岸齐头并进，采取对武汉实行南北大包围的钳形攻势，企图消灭我军主力，占领武汉，迫使国民党政府求和。从九江登陆之敌，陆续增加到三个多师团，并附特种部队，它是敌军南岸纵队的主力，准备从瑞昌经阳新、大冶、咸宁、崇阳、通城，直扑武汉之背。我军意图则是消灭西进敌军主力，尽量延迟敌军西进企图，使武汉有时间做一切保卫的准备工作，并在沙河铺一线，不时出击威胁敌军侧面，使其不敢放胆西进。因此敌军对我沙河一线不时攻击，以掩护其侧翼安全而倾其全力，向西突进。

武汉周围皆为沼泽地区，湖港甚多，山岭甚少，保卫武汉，必须在其外围阻止敌军进攻。在武汉东北面有大别山脉，在东南面则为幕阜山脉，幕阜山南则又有九岭山。修水则从两大山脉之间经武宁、拓林、永修，流入鄱阳湖。敌军向西突进，必须经过幕阜山，幕阜山山高地险，乱草丛林，由西向东北延绵，沿途险要之地甚多，如鲤鱼山、笔架山、万家岭、棺材山，都是阻击敌人的良好阵地。当时在这一线布防的是李汉魂军团的第六十四、六十六两个军。

一九三八年七月，敌主力第一〇六松浦师团，附重炮一个联队，战车一个联队，在空军掩护下突进至万家岭附近，我六十六军进行顽强阻击，战斗在崇山峻岭中展开。武汉军令部来电要我们将该敌消灭于万家岭地区。我和少校参谋石金格随同吴奇伟到箬溪附近第六十六军司令部指挥所，就近指挥万家岭战斗。敌军被阻于万家岭地区，继续增加兵力。我军亦将第六十四军投入战斗，形成对敌军包围态势。战斗越打越激烈，每个山头，每个村庄，反复争夺，一日而数易其手，敌空军每日均来轰炸助战，但有时双方相距甚近，敌机也不敢投弹。我们战斗指挥所，每日均被敌机袭击，总司令吴奇伟、军长叶肇和我们参谋人员，几乎罹难其中。当时前线无防空设备，听到飞机声，才由防空监视哨吹哨子报警。每每哨音一落，人还未跑出房门，敌机已飞临头上。敌机因我缺乏高射火器，飞得很低，擦树梢而过，而其飞行员竟伸出头来，将机侧飞，以观察地面目标。有一次，我和石金格跑不出去，只得卧于床板之下，敌机扫射，房屋中弹，满屋硝烟呛人，所幸我们均未受伤。被困于万家岭之敌，抱困兽犹斗之心，对我军围歼，顽强抵抗。有几次我军已攻至其师团部附近，但是夜间攻击，也不明了何处是敌首脑部，天一亮敌机就来助战，我军又退回原来攻击阵地。后来据敌俘说：“几次攻至师团部附近，司令部勤务人员，都全部出动参加战斗，师团长手中也持枪了，如你们坚决前进一百米，松浦就被俘了或者切腹了。”万家岭之战，由于每个山头，每个家屋、村庄，都反复争夺，因此双方伤亡惨重。记得七月的一天，敌机十余架，在万家岭上空投下二百余人，我们以为是敌以伞兵增援。后来据俘虏供称投下的都是排连级干部。至八月底，万家岭被我完全控制，残余敌人退到万家岭以东山地掘壕固守，以待援军。我军未能追击，暂成对峙胶着状态。

我军攻击万家岭时，曾通报友邻部队第三十集团军，他们派了联络参谋来，我参谋处告以我军企图，要求他们协助，派有力部门，防御麒麟峰敌人向西窜逃。在马回岭正面，从庐山经黄老门、王家铺之敌，是敌的左侧掩护部队，为了掩护其主力侧翼，并保证后续部队，从九江登陆继续西进，经常向我发动攻击，使用部队都不大，最多以联队为单位，但飞机则天天向南浔线进行轰炸，炮兵亦经常向我阵地轰击。我军当时是以确保德安以北防线不使敌进窥南昌，在这条线上，每天都有战斗，值得记述的是我军右翼，依托庐山，监视鄱阳湖湖面敌人动态，守军为第七十四军、第七十军，俞济时任军团长。第七十四军是国民党的中央军，辖王耀武的第五十一师、冯圣法的第五十八师。

八月初，敌人以一个加强营从鄱阳湖登陆，沿庐山东面向上攀登，妄图袭我之侧背，当他们爬至三角尖张鼓峰、香炉峰半腰一块平地时，竟敢架枪造饭。这一企图，被我军发觉，我军驻守庐山的一个团，把全团火力集中，布成火网，待敌军造饭时，一声令下，炮弹枪弹倾盆而下，将退路封锁，敌军措手不及，战斗约几小时，全大队五百余人，无一漏网，悉数就歼。这一仗打得干净利落。

在黄老门前线的为第四军的第五十九、九十、一〇二等三个师。左翼为第三师，连接第六十五、六十六两个军，在丘陵地带与敌周旋。再向左就是打万家岭的第六十四、六十六军了。记得第三师有一个连长叫陈德坒（四川人，军校十期学生），善于打逆袭战，敌人攻击时，他把部队撤至反斜面，待敌攻上来立足未稳，他就进行逆袭，又把敌人打下去，这样避免了在敌人炮击时在山头挨打，减少伤亡。在逆袭前先组织好火力，把敌人打下去又居高临下射击，杀伤许多敌人，这个打法要指挥员沉着和机智，大胆勇敢，特别是要抓住逆袭时机，士兵也要斗志旺盛，我们总司令部表扬了陈德坒。

赣江河流，多半是自西而东沿幕阜山脉流入鄱阳湖。七八月间，天气炎热，残暴的敌人把腐烂人尸、猪尸，抛于河中，敌人在上游，我军要吃下游的水，一股尸臭实难饮用。敌军在我第七十军正面施放毒气，我军又无防毒面具，只有用毛巾打湿后捂住嘴鼻，顽强战斗。当时江西省主席熊式辉不顾前方十几万将士在拼命击敌，竟下令南昌以北各县破坏南浔公路（南浔铁路已不通车了）。致使运输发生问题，军粮运不上来，一个短时期内，我们靠吃庐山脚下老百姓种的南瓜度日。我军将士就是在这样艰苦环境下奋勇杀敌的。

南浔路上空曾发生一次较大规模空战，当时苏联志愿空军，常常出击敌人，有一次在德安附近上空，与日机遭遇，发生空战，我方有几架飞机负伤，飞行员跳伞，而人民群众，辨不出谁是敌机，谁是我机，见着跳伞的就认为是敌人，开枪射击，等伞落下，才看见不是日本人，打了自己人和朋友。后来，志愿空军飞行员身上穿一个背心，前后用大字写“洋人来华助战，军民一体保护”，避免误会。

著名记者刘尊棋率领一个慰问团到第九集团军总部慰问，专门到参谋处采访。当时第九集团军参谋处，全是年轻人，处长刘之泽，三十来岁。作战科，我和石金格、张世、杨一鸣；情报科，丛立中、周荣洛；补给科，梁伯生等都是二十多岁。他们看见我们满屋都是作战地图，上面标志着敌我态势部队番号，电话不停地在响，一片紧张气氛。他们称我们是第九集团首脑部，给我们照相，合影留念，可惜这些珍贵纪念，都荡然无存了。

万家岭战役历时约一月，是一九三八年七八月间的事，歼敌约三万余人。松浦师团及附属特种部队全被歼灭。胜利消息传出后，军民振奋，武汉游行庆祝继台儿庄会战胜利之后的又一次大胜利。

可惜我军采取单纯防守战略，没有积极进攻，只是守着阵地，致使敌人从容增兵。敌第九师团在富池口附近登陆，八月下旬，敌人从九江派出大量骑兵，向第九集团军与第三十集团军接合部突进。一天敌突至我总司令部附近，威胁到我整个后方联络线，警卫营长王坦（四川人）来报告，子弹已落到总部门口，警卫营已投入战斗，建议迅速撤退。我们先向前线各军师发出撤退命令，叫他们自行选择路线，撤至修水之线进行防守，参谋处于夜间十二时撤退，翌日下午我们到达了涂家埠。各军师也逐渐撤至预定地区，沿修水建立了一条防线。突进之敌骑兵部队，转向第三十集团军右翼，迫使第三十集团军后撤。

一九三八年九月初，第九集团奉命增援广东，张发奎司令长官将广东部队（第四军、六十四军、六十六军）全部调回广东。赣北前线由俞济时等军负责。吴奇伟即命令部队向南开拔，总部经南昌、吉安、赣州，过梅岭到达南雄。十一月我奉令到重庆参加陆军大学第十七期复试，即经桂林、贵阳到重庆进学校学习，学习完后，我调远征军第八军到滇南战场去了，仍归第九集团军指挥，总司令是黄埔一期的关麟征。吴奇伟改任长江上游江防总司令，我到重庆后，才知广东部队调回广东原因，是英军要求我国以两个军驻于香港附近，必要时增援香港。国民党统帅部考虑第四、六十四、六十六等军，都是广东部队人地两宜，所以南调。

万家岭战役，已经过去将近半个世纪，我是总部主管作战的参谋，整个经过都是亲身经历，现写出来以作纪念。文中对时间、地点、部队番号，记错的不少，希望参加过南浔战役的袍泽，补充指正。

写完这篇回忆录，感想很多：

引起我对共同战斗中的朋友、上级的怀念。参加抗日战争时，我才二十几岁，第九集团军总部参谋处同事，都是军校同学，少校参谋杨一鸣、张汝勤、周荣洛等，有的为国捐躯，有的积劳成疾，缺医少药，死在工作岗位上。总司令吴奇伟是北伐军第四军老将，与张发奎、薛岳、叶挺、李汉魂都是四军中同事，我两次和他到第一线设战斗指挥所。第一次在庐山脚下一草棚内，正是敌从九江登陆，敌机终日扫射轰炸，我时而在树林中躺下隐蔽，时而进屋问吴总司令有何指示。他一直在茅屋里守着电话机，我去叫他出来避一下，他笑着说：“不要紧，‘爆’死算了（爆是广东话炸的意思），你快去隐蔽。”后来轰炸扫射更厉害了，我怀疑敌人已知道我们这里是指挥所，或者有汉奸指示目标，又跑进屋内去叫他，他却伏在桌上睡着了，鼾声还不小。他的沉着勇敢，镇定精神，我很佩服。还有他的夫人龙文娱，是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生队学生，她放着后方无危险的生活不过，到前线任总部战地服务团团长，带着从沦陷区来的一百多名男女青年，做救死扶伤工作，在湖北麻城宋埠，总部办了一个干部训练班，她任主任，我任教育长（刚筹备就绪，总部就奉命开赴南浔线），她穿军装打裹腿，腰插手枪，十足的一位女指挥员，她不愿人家称她吴夫人，要叫她龙团长，或龙先生。吴奇伟后来当了广东省政府副主席，逝世后，龙文娱在北京当一个托儿所所长，孩子们称她龙奶奶。当年这些并肩战斗在抗日前线的人们，都是为着抗日救国一个目标而牺牲流血，艰苦奋斗，今天中华民族扬眉吐气了，为抗日而流血捐躯的人们，地下有知，也当含笑于九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