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1961年 六十八岁

7月初 同由湖南来北京的文涧泉和赵迎（文涧泉，毛泽东的表兄。赵迎，毛泽覃原配赵先桂的继子。）谈话，详细询问家乡农民的生产生活情况。毛泽东说：现在农民生活很苦，国家暂时有困难，过几年会好一点。人民公社没有办好，群众有意见，下情不能上达，我们犯了严重的官僚主义。你们回去后，要及时写信，把农村情况告诉我。在赵迎谈了农村教育工作的情况后，毛泽东说：我对农村教育工作考虑得少了一点。我们是文明古国，旧社会，人民缺少文化，受人欺压，这个教训不能忘，要在农村普及文化。现在办学有困难，可以发动群众办，分散办，办农校、夜校。我在韶山办过夜校。把夜校办好，群众晚上上学，等条件好了，普及小学、中学教育。在我们这一代，总要为农民做点好事才行。

7月3日 约陈叔通、黄炎培、张治中、章士钊、傅作义、程潜、李烛尘（陈叔通，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黄炎培，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主任委员。张治中，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65年1月任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常委、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章士钊，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傅作义，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水利电力部部长。程潜，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李烛尘，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轻工业部部长、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副会长、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任委员。）到中南海谈话，并一起进餐，徐冰（徐冰，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1964年12月任部长）、全国政协秘书长。）参加。

7月4日 下午，同周恩来（周恩来，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全国政协主席。）谈话。

7月5日 晚上，乘专列离开北京南下。

7月6日 在天津同中共河北省委负责人刘子厚（刘子厚，当时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1964年3月任第二书记）、河北省省长。1961年9月又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等谈话。刘子厚提出在农村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毛泽东说：可以去试。

7月7日 下午，到达济南。在专列上同中共山东省委负责人谈话。毛泽东提出河北主张以生产队为基础，即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山东省委负责人说他们都这么办了。

7月8日 到达蚌埠。在专列上同中共安徽省委负责人谈话。曾希圣（曾希圣，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安徽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安徽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汇报安徽试行“责任田”的情况，说：过去包产的办法，只有队长一个人关心产量，社员只关心自己的工分；现在搞责任田的办法，不仅队长关心产量，而且每个社员也关心产量。田间管理，长年包工好处很多。缺点是：（一）可能私心重；（二）年年要调整，增减人口都要调整责任田。毛泽东表示：你们认为没有毛病就可以普遍推广。又说，如果责任田确有好处，可以多搞一点。

7月9日 复信张维（张维，早年同毛泽东有较多交往。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教授。）：“惠书读悉，甚以为慰。送上照片三张及薄物一份，尚祈哂收为幸。顺祝贵体早日康复，并问夫人安好！”

7月10日 到达上海。十一日，到达杭州，住汪庄。

7月12日 收到陈云（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财经小组组长、国务院副总理。）的来信。信中说，他昨天晚上由青浦乡间到达杭州，来杭州的目的是想找嘉兴、嘉善等三个与青浦情况相仿的地多人少的县，研究一下种双季稻和种春小麦的问题。在杭州耽搁几天，再想到苏州专区找几个县谈一下。希望到毛泽东处报告一些乡间情况。不久，毛泽东约陈云谈话。毛泽东认为他谈的意见很好，要他先向柯庆施、江渭清、江华（柯庆施，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华东局第一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江渭清，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苏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第三政治委员兼江苏省军区政治委员。江华，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浙江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浙江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62年9月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第五政治委员。）谈一下，等回到北京后，再提交中央政治局讨论决定。这些地方的情况有一些共同点。当毛泽东听陈云说青浦的自留地只占全部耕地的百分之零点五时指出：过去规定自留地是占耕地的百分之五到百分之七。

7月13日 上午，在杭州汪庄会见金日成（金日成，当时任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周恩来、陈毅（陈毅，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小组组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事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66年1月又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江华等在座。金日成问：国际上能不能打起来？毛泽东说：帝国主义很害怕。一九五八年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1964年10月被解除领导职务。）来的时候，我们讲了六七条，究竟是谁怕谁？是帝国主义怕我们多，还是我们怕帝国主义多？我说两方面都怕，我们怕他们，他们也怕我们。说我们一点不怕是不对的，问题是谁怕谁更多一点。我说我们怕，但不那么怕得厉害。帝国主义怕我们更厉害一些。这是主题。根据这个主题，我们讲了几条：紧张局势，实力政策，边缘政策，大规模报复政策等等。美国越是紧张，越压迫，革命就越多，反美运动就越发展。只有在一种形势下，帝国主义会进攻，那就是社会主义阵营分裂，天下大乱。这种时候，他们就会进攻；不是这种时候，他们就防御。我这个观点，赫鲁晓夫没有反驳。赫鲁晓夫同志大有好转，我们很高兴。核武器停止试验也停不了，这是看到真理了，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怎么会把武器抛到海里去呢？我说常规军不能裁，禁止核武器还有可能，因为它太厉害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曾禁止过化学武器——毒气（指1925年6月17日，几十个国家在日内瓦签署的《关于禁用毒气或类似毒品及细菌方法作战议定书》。），大家搞个协议，共同遵守。化学武器比核武器差远了，当时大家能同意不用。我想到，用核武器打起来，人类不是一半也得三分之一被搞掉，社会主义阵营受损伤，但资本主义要灭亡，他们敢打吗？我想将来还是要打常规战争。中国还没有原子武器，我们也在搞，哪一年搞得成，没有把握。要造就得几十、几百个，少了不顶事。会见后，毛泽东设午宴招待金日成。

同日 下午，同周恩来、陈毅谈话。

同日 阅一份日本关于国防工业发展问题的材料，批示：“林彪、贺龙、荣臻、瑞卿（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贺龙，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荣臻，即聂荣臻，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66年8月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瑞卿，即罗瑞卿，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962年9月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65年1月又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四同志：此件值得注意，你们谅已看过了。中国的工业、技术水平，比日本差得很远，我们应取什么方针，值得好好研究一下。可否请你们先谈一谈，然后在八月我同你们再谈一谈。”材料说：现在已到了洲际导弹时代，防御洲际导弹的办法只有用洲际导弹进行回击，因此不能生产洲际导弹的国家，其国防只不过是一种慰藉。日本国防的重点是保持地面部队的战斗力和海上补给力，军火生产应努力促进枪炮等常规武器现代化，加强地面部队的机动性，充实其通讯机能；航空方面应仅限于巡逻、侦察、联络、运输等中小型飞机的生产；海军方面可以考虑生产潜艇、猎潜艇、直升机、P2V飞机等。关于导弹生产，将生产若干小型导弹。

7月14日 下午，回访金日成，周恩来、陈毅陪同。十五日，金日成由杭州回国。

7月15日 晚上，同周恩来谈话。

7月16日 下午，在杭州汪庄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7月17日 晚上，离开杭州。

7月20日左右 到达庐山。

7月25日 应古巴《革命报》请求，通过该报向古巴人民祝贺“七二六”古巴人民武装起义八周年。祝词说：“在‘七二六’古巴人民武装起义的光荣节日，我代表全体中国人民，向古巴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古巴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为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民族民主运动，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并且大大地鼓舞了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斗争。中国人民把古巴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看作是对自己的一个有力的支持；古巴人民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维护民族独立和建设自己国家的伟大事业中，将永远得到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的全力支持。”

7月30日 写信给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信中说：“你们的事业，我是完全赞成的。半工半读，勤工俭学，不要国家一分钱，小学、中学、大学都有，分散在全省各个山头，少数在平地。这样的学校确是很好的。在校的青年居多，也有一部分中年干部。我希望不但在江西有这样的学校，各省也应有这样的学校。各省应派有能力有见识的负责同志到江西来考察，吸取经验，回去试办。”“中央机关已办的两个学校，一个是中央警卫团的，办了六七年了，战士、干部们从初识文字进小学，然后进中学，然后进大学，一九六〇年，他们已进大学部门了。他们很高兴，写了一封信给我，这封信，可以印给你们看一看。另一个，是去年（一九六〇年）办起的，是中南海党的各种机关办的，同样是半工半读。工是机关的工，无非是机要人员，生活服务人员，招待人员，医务人员，保卫人员，及其他人员。警卫团是军队，他们有警卫职务，即是站岗放哨，这是他们的工。他们还有严格的军事训练。这些，与文职机关的学校，是不同的。”“一九六一年八月，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三周年纪念，主持者要我写几个字。这是一件大事，因此为他们写了如上的一些话。”

8月3日 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对中共中央书记处商定的参加八月中央工作会议人员名单批注的两点意见，批示同意。周恩来的两点意见是：一、谭震林（谭震林，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1962年10月又任国务院农林办公室主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需来开会，北京恐仍以留陈毅同志为妥，并便于指导日内瓦会议我代表团的经常工作。二、在上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主席曾提到将来会议各省要来两人。这次可否规定各省、市、区党委除第一书记外，还可再来一位书记，人选由他们自己决定。

8月9日 阅刘宁一（刘宁一，当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1966年5月至1968年4月任代理部长）、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1965年1月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1966年8月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八月三日关于拟请会见古巴炮兵学校校长桑切斯少校的请示报告，批示：“可以见，如对方能推迟回国时间二三天，可于十五日或十六日见面，地点临时通知。”报告说：桑切斯是一九五六年跟菲德尔·卡斯特罗（菲德尔·卡斯特罗，当时任古巴革命统一组织第一书记、古巴革命政府总理。）乘“格拉马号”在古巴登陆的八十一人之一，是冲破巴蒂斯塔（巴蒂斯塔，原古巴总统，在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起义军于1959年1月1日解放哈瓦那前，逃往多米尼加。）军队包围的十二个英雄之一。他此次是第一次访问中国，多次表示敬仰毛主席之意，希望能见到毛主席。我们意见，如毛主席能抽出时间接见他一次比较好。

同日 致电赫鲁晓夫，祝贺苏联成功发射第二个载人宇宙飞船。电报说：在苏联胜利发射第一个载人宇宙飞船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内，苏联又成功地发射了第二个载人宇宙飞船，在人类征服宇宙空间方面，创造了新的奇迹。这一光辉成就，将大大鼓舞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争取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的信心。

8月14日 到达杭州，住汪庄。

8月16日 下午，在杭州汪庄会见并宴请加纳总统兼政府首脑恩克鲁玛，周恩来、周建人（周建人，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浙江省省长、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等参加。毛泽东说：我很高兴会见非洲的朋友，我曾见过不少非洲好朋友，都谈得很好。非洲人民正在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从事民族解放、民族独立的运动。我们亚、非、拉的被压迫人民都要团结起来，进行推翻帝国主义的斗争。你们的国家是一个很好的国家。当晚十一时半，毛泽东到杭州饭店回访恩克鲁玛，周恩来等陪同。恩克鲁玛谈到他这次到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访问，就是把加纳的命运投到社会主义这一边。毛泽东说：中国的经验只能作为你们的参考。方针、政策要根据你们的具体情况来制订，不要照抄外国的。在中国的历史上，有一个照抄外国经验的阶段。你们也可能有这样的阶段。过了这个阶段后，才会有所创造，按照自己民族的特点应用普遍的建设原则。当恩克鲁玛表示他们要同社会主义阵营建立直接的贸易关系时，毛泽东说：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同西方的贸易，另一个方面是同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国家的贸易。要像古巴那样使经济为自己服务，就会有宽广的活动范围，逐步减少同西方国家的贸易，向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国家开辟贸易途径。

8月18日 晚上，在杭州汪庄会见巴西副总统古拉特等，陈毅等在座。毛泽东说：看到巴西领导人和你的同事们，非常高兴。在谈到美国时，他说：我说的美国人，指的是美国政府、垄断资本，不是讲美国人民。美国垄断资本不仅对中国人民不友好，对世界各国人民也是不友好的。它不仅压迫社会主义国家，也压迫民族主义国家或争取民族独立的人民。在谈到发展工业时，他说：我们想搞点工业，需要时间。现在还搞得很少，因为中国搞社会主义建设还只有十一年。帝国主义决不帮殖民地半殖民地发展工业。要发展，也是为他们自己发展。古拉特说：最近巴西政策有很大变化，正在和人民中国建立关系。巴西总统任命我担任代表团团长来商讨初步建立贸易关系问题。我知道我是拉丁美洲第一个来华访问的政府领导人。毛泽东说：见到你我很高兴。世界事情发展快一点，我也可以去巴西看你们。现在障碍只有美帝国主义。由贸易关系将来可以进一步发展到政治关系。古拉特说：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出现人民的运动，形成人民的觉悟，英国过去雄冠全球，现在什么也没有了。毛泽东说：变化很大，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变化很大。许多国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独立的，比如印度等亚洲许多国家。非洲已有许多独立国家。现在拉丁美洲也在变化。这是帝国主义的三个后方，亚、非、拉。十九日晚上，毛泽东到杭州饭店回访古拉特，陈毅等陪同。在得知古拉特参观了杭州的工厂、疗养院、人民公社时，毛泽东说：可以到上海去看看工业区。中国现在还没有工业化，就是说基本上还是农业国。要工业化，就要时间，时间短了不行。也要各国朋友帮忙。我们不怕朋友多，就怕朋友少。你们是大国，你们应该发展起来。为什么北美能有一个美国，南美就不能有一个“美国”，我讲的不是帝国主义，是讲经济、文化上强大的巴西。

8月19日 下午，在杭州汪庄会见巴西共产党干部参观团和干部学习团，李启新（李启新，当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秘书长、中国拉丁美洲友好协会副会长。）等在座。毛泽东在询问巴西农村的土地所有制、地租形式和剥削制度之后，说：建议你们做一些农村方面的典型调查，进行阶级分析，要由中央的同志、州委第一书记亲自做，不能假手于人。中国的经验只能供你们参考，不能机械搬用。你们到外国考察不要光是考察外国党的胜利的原因，而且也要考察犯过的错误，我觉得这样对你们会很有用。你们不要满足看到中国党只有正确没有错误，中国党四十年中经过了曲折的道路，经过了胜利和挫折的道路。接着，毛泽东回答客人提出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在目前国际局势紧张的情况下，帝国主义会不会发动战争？还是能够和平共处？毛泽东说：我们的看法同去年十一月召开的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的看法一样。声明说世界大战可能不打，但也可能打，就这么两条。你们会说你没有回答问题呀，你没有肯定到底打不打呀。问题在于：按照社会主义阵营的意见，按照各国共产党的意见和各国劳动人民的意见，是不要打的，现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共产党和各国劳动人民的力量很大，资本主义也怕灭亡，因此有可能不打；但如果按照帝国主义以及它在各国的走狗的意见，那就要打。所以要警惕，每天说不会打，使大家睡觉，一个早上忽然打起来怎么办？还不如说帝国主义要打，准备好对付帝国主义要打好一些。就是说，做坏的方面的准备，做了准备，也许可以不打。帝国主义反对我们，如果我们都睡觉，那是很危险的。第二个问题是，中国和巴西建立外交关系是快还是会拖一个时期？毛泽东说：有可能快，所谓快也是一年、两年、三年；有可能拖一个时期，就是超过三年。要做两种打算。如果按照我们党、我们政府、我们人民以及你们党、你们人民的意见，应该快一点；但按照美帝国主义及它的走狗、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意见，事情要拖。无论快或慢，我们两国总是要建立外交关系的。第三个问题是，关于中国进入联合国问题。毛泽东说：也不能肯定回答。可能这几年不会，过几年以后有可能。第四个问题是，毛泽东有没有新的理论著作打算发表？毛泽东说：可以肯定回答现在没有，将来要看有没有可能，我现在还在观察问题。

8月21日 离开杭州，前往庐山，到后住芦林一号。

8月23日9月16日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庐山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会议议程有六项：粮食问题，市场问题，一九六一、一九六二两年计划和工业问题，工业企业管理工作条例，高等学校工作条例，干部轮训问题。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通称“工业七十条”）、《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通称“高教六十条”），作出《中共中央关于轮训干部的决定》。这次会议，强调“把工业生产和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降下来，降到确实可靠、留有余地的水平上”，以最大的决心，重新安排各项主要产品的生产指标。一九六一、一九六二两年计划规定全国共生产煤炭五亿吨以上，钢一千五百万吨以上。一九六一年钢的产量由原来计划的一千一百万吨降为八百五十万吨。会议通过的工业问题的指示指出：“一定要从实际出发，从全局出发，在必须后退的地方，坚决后退，而且必须退够。”“所有工业部门，在今后七年内，都必须毫不动摇地切实地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在今后三年内，执行这个方针，必须以调整为中心。”

8月23日 主持召开有中共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安排中央工作会议的议程。毛泽东询问各地的年成，各省、市、自治区召开三级干部会议的情况，贯彻“农业六十条”后农村的情况。大家说现在农村情况好一些了。毛泽东说：是不是好一些了？当然，现在不搞“几高”了，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中南的同志谈到现在土地、耕畜、劳力等归生产队所有，分配则是以生产大队为单位，所有制与分配有矛盾。毛泽东说：这个问题应当加以研究。接着，他说：我们有把握的、有成套经验的还是民主革命。民主革命搞了几十年，经过了陈独秀的错误，三次“左”倾错误，又经过了抗日战争时期的右倾错误，犯了许多错误，碰了许多钉子，最后经过了整风，才搞出了一套包括理论的和具体政策的为大家所公认的教科书。讲到社会主义革命，则不甚了了。公社工作条例六十条，讲的是所有制、分配、人与人的关系，都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究竟如何？你们说有了一套了，我还不大相信。不要迷信广州会议、北京会议搞了一套，认为彻底解决问题了。我看还要碰三年，还要碰大钉子。会不会亡国，蒋介石来，打世界大战？不会。会不会遭许多挫折和失败？一定会。现在遭了挫折和失败，碰了钉子，但还碰得不够，还要碰。再搞两三年看看能不能搞出一套来。对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有些了解，但不甚了了。我们搞社会主义是边建设边学习的。搞社会主义，才有社会主义经验，“未有先学养子而后嫁者也”。说没有经验，已经搞了十二年，也有一些，但也只有十二年。我们现在还处在斯大林时代即苏联两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还没有原子弹。这不能怪我们，因为我们时间还短。现在刚搞了一个“六十条”，不要认为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搞社会主义我们没有一套，没有把握。比如，工业，我就不甚了了；计划工作怎么搞，现在总搞不好。

8月24日 下午，在庐山人民剧院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由邓小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讲会议的议程和安排，周恩来报告粮食问题。毛泽东说：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时间大概要二十天左右。明天开小组会，讨论粮食问题。明天开不完，后天继续开。

8月25日 复信胡乔木（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1964年夏又任中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副院长。）：“八月十七日信（胡乔木在信中说：“从今年6月休息，到现在快3个月了。”“近半月来情况又有些变坏，还是走不动路，睡不着觉，认真谈话就觉得脑子发胀。推测起来，大概是因为这些时多看了一些文件，多谈了一些话之故。因此，原来想到庐山会议来听听报告，现在为求真正复原，免得反而拖久，只好请假了。”）收到，甚念。你须长期休养，不计时日，以愈为度。曹操诗云：盈缩之期，不独在天。养怡之福，可以永年。（见曹操《步出夏门行》。中华书局1962年6月出版的《曹操集》中为：“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此诗宜读。你似以迁地疗养为宜，随气候转移，从事游山玩水，专看闲书，不看正书，也不管时事，如此可能好得快些。作一、二、三年休养打算，不要只作几个月打算。如果急于工作，恐又将复发。你的病近似陈云、林彪、康生（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66年8月又任政治局常委）、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至1964年12月）。1962年9月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65年1月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66年5月又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诸同志，林、康因长期休养，病已好了，陈病亦有进步，可以效法。问谷羽（谷羽，胡乔木的妻子。）好。如你转地疗养，谷宜随去。以上建议，请你们二人商量酌定。我身心尚好，顺告，勿念。”

8月27日 阅田家英（田家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毛泽东的秘书。）八月二十四日报送的关于天津市第一钢厂和天津市机床厂的调查材料及他的附信，批示：“印发各同志研究。”田家英在附信中说：我感到，目前工业工作主要存在三个问题。第一，指标高，任务重。第二，管理体制有许多不当的地方，权力过于分散，瞎指挥作风严重，许多传统的协作关系被破坏了。第三，工厂内部的管理工作非常混乱，主要是各方面的责任废弛，不讲经济核算。

同日 致信胡乔木：“关于苏联在第一、第二两个五年计划时期大量缩减国家机关费用的经验，请着人摘录给我。又，斯大林答复丘吉尔说军队不缩减不可能进行经济建设的话，亦请摘录给我为盼！”

同日 晚上，在庐山芦林一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粮食问题和国际问题。

8月28日 下午，在庐山人民剧院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李先念（李先念，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财贸办公室主任、财政部部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报告市场和物价问题。

8月29日 阅林彪本日的报告。报告说：军队广大士兵热爱和迫切需要读毛主席著作，但由于书籍缺乏，且不善于选择必需读的文章。为着解决这一问题，总政从《毛选》中抽选了一部分文章拟印发到连队，以适应现实需要。但所选文章和章节，不知是否恰当，盼主席交有关人员予以审查。毛泽东批示：“田家英同志：请你看一下。如大体可用，即退回林彪同志办理。”

8月31日 下午，在庐山芦林一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邓小平讲工业的情况与调整的措施，他说：以前的计划实际上是大部分无计划，目前工业生产和建设大部分处于瘫痪状态。八字方针，中心在调整，用两三年的时间调整，建立新的平衡，在调整过程中不断充实、提高。只有退够才能调整。邓小平讲话后，李富春（李富春，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66年8月又任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讲工业计划问题。

8月 同卫士张仙朋聊天谈到自己的愿望时说：我有三大志愿：一是要下放去搞一年工业，搞一年农业，搞半年商业，这样使我多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我不当官僚主义，对全国干部也是一个推动。二是要骑马到黄河、长江两岸进行实地考察，我对地质方面缺少知识，要请一位地质学家，还要请一位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一起去。三是最后写一部书，把我的一生写进去，把我的缺点、错误统统写进去，让全世界人民去评论我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我这个人啊，好处占百分之七十，坏处占百分之三十，就很满足了。我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不是圣人。

9月1日 下午，在庐山芦林一号主持召开各中共中央局第一书记汇报会。周恩来说，今后两年补充计划初步确定，煤为五亿吨，钢为一千五百万吨。毛泽东说：我看现在这样的指标不是悲观的指标，因为只是这两年嘛，是补充计划嘛，就像我们红军在万里长征之后要补充一样。那时候，只留下两万多军队，一方面军只有八千多人。我在一个会上作报告说，留下两万多人，我们更强了，因为我们有了经验。后来果然如此，政策一变，又发展到一百二十万。不要以为现在的情况很坏，达于极点了就好了。（陈云：由中央有关的综合单位，按产业系统召开重点企业各方面人员参加的小型会议，让大家畅所欲言地从各方面把问题兜出来，然后一个一个地研究。）我赞成陈云同志提的办法，主要开小型会议，要取得一致认识，然后去做，接近客观实际就好办。（陈云：建议在《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中把综合平衡问题单写一条。）讲得好，请陈云同志为工业指示写一条综合平衡。毛泽东还说：生意我们总是要做的，美国人不跟我们做，他要政治条件，并不是我们不跟美国人做。

9月4日 下午，在庐山芦林一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谈到邓小平将率代表团参加朝鲜劳动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毛泽东提出请邓小平下山之前，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就当前的情况谈一谈自己的意见。五日上午，邓小平在大会上作长篇讲话，讲了五个问题：（一）对最近三年主要是最近二年工作的估计；（二）三年调整的目标，包括粮食、棉花、煤、钢、日用品、副食品、外贸、市场、物价、税收等；（三）方法问题；（四）集中统一，分级管理；（五）统一认识问题。邓小平说：毛主席说统一认识就好办了。我们这次会议把认识统一了，就可以在一个目标下面积极地去干。

9月5日 在庐山芦林一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9月6日 阅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八月二十四日编印的《农村简报》登载的《各地贯彻执行六十条的情况和问题》。这个材料说：各地反映，“六十条”初步贯彻执行以来，农村形势已明显好转，主要表现在十个方面：初步调整了社队规模；退赔已经部分兑现；进一步确立了以生产大队为基础的三级集体所有制；给社员分配和补充了自留地，发展了家庭副业；普遍地恢复了“三包一奖”和定额管理、评工记分等制度；过去用行政命令方式组织起来的“全民食堂”大部分有领导地解散了；普遍实行了粮食分到户的办法，农民的生活问题一般的比去年缓和；多数地方对于今年夏收比较重视；高级社时期一系列有效的经营管理制度，大部分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各地对于恢复和发展生产有了更大的信心，约有百分之十几的县、社、队有一两年的时间就可以恢复到一九五七年的生产水平和生产力水平，一般地区需要三四年时间，另有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县、社、队还需要更长的时间。存在的问题也有十个方面：许多地方群众留粮和国家征购的数字都不能落实，群众普遍要求把征购任务定下来；退赔普遍不彻底，有的地方又发生新的平调现象；一部分地区还没有按照规定给社员留足自留地；平均主义思想依然存在；在一部分生产力破坏严重的地区，相当一部分干部和农民对于集体生产丧失信心，以致发展到“按劳分田”、“包产到户”、“分口粮田”等变相恢复单干的现象，更值得注意的是，推行包产到户的做法，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差不多每个省、市、区都有发现，个别地方则是有领导地自上而下地执行这种做法；在经营管理方面，有些地方把全年一半以上的农活包工到户，导致变相的“包产到户”或“部分产量包到户”，损害了集体生产；有的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分得过小，不能充分发挥集体生产的优越性；去冬今春改造的一部分三类社、队中，错排队、错划成分、干部处分面过宽等问题，尚未处理；部分干部怀疑“六十条”是否“太宽了”，是否“倒退”；群众对“六十条”热烈拥护，但普遍存在怕变的心理。毛泽东阅后批示：“此件很好，印发各同志。并带回去，印发省、市、区党委一级的委员同志们，开一次省委扩大会，有地委同志参加，对此件第二部分所提出的十个问题，作一次认真的解决。时间越早越好，以便在秋收、秋耕、秋种和秋收分配时间政策实行兑现，争取明年丰收。冬春两季六个月整风整社，训练干部，也在这一次省委扩大会上作出布置，主动权就更大了。生产、征购、生活安排，同时并举，就更加主动了。”

9月8日 应宁夏同志的要求，为他们书写一幅一九三五年十月作的《清平乐·六盘山》。致信董必武（董必武，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宁夏同志的要求是由董必武转报的。）：“遵嘱写了六盘山一词，如以为可用，请转付宁夏同志。如不可用，可以再写。”

9月9日 作《七绝·为李进（李进，即江青。）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9月10日 阅中共辽宁清原县委组织部部长徐振叶八月二十八日的来信。来信说，清原县在八月召开的县委三级干部会议，开得很好，人人心情舒畅，个个畅所欲言，但当市委提出要给清原县增加五千一百八十五吨“周转粮”的征购任务时，与会同志的情绪大变，气凉了，劲懈了。因为这个县原定的征购任务一万八千八百吨，已在春耕前落实到生产队。正当这个时候，又增加征购任务，将会严重影响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将严重挫伤农民参加集体生产的积极性。毛泽东批示：“宋任穷（宋任穷，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65年1月又任全国政协副主席。1966年8月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同志：此件请你和黄火青（黄火青，当时任中共辽宁省委第一书记、辽宁省政协主席、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同志一阅。此事，省委如何处理，请告。原件阅后还我。”

9月12日 下午，在庐山芦林一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9月13日 阅彭真（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1965年1月不再兼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北京市市长。）九月十二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草案初稿）》和他的附信，批示：“退彭真同志办。”彭真的附信说：“主席、刘（刘，指刘少奇，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周、朱、林（朱，指朱德，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林，指林彪。）：这是根据常委扩大会和各组讨论的意见修改的稿，已同时分送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如你们认为原则可以，书记处即邀大家共同谈一次通过。”

9月15日 阅彭真九月十四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高等学校工作条例的指示、轮训干部的决定三个文件和他的附信。信中说：这三个文件，已于今日下午书记处扩大会议通过。这个会议，除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外，总理也参加了。请核定。毛泽东批示：“即送彭真同志照办。”

同日 下午，在庐山芦林一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说：四高问题（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高安排）、所有制和分配问题，不能失信于民。现在，我们已经退到极点了，退到谷底了，今后要稳步上山。关键在于做好我们的工作，工作不能越做越粗，要越做越细。要注意不好的地方，也要注意好的地方。农村、工厂都有好的地方，都是两头小、中间大，不是一律减产了。要用好坏典型对比来教育干部。

9月15日或16日 审阅《中共中央关于轮训干部的决定（修正稿）》（一九六一年九月十五日）。修正稿中说：“轮训的目的，是帮助干部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进一步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克服某些片面性的认识和在实际工作中右的或‘左’的错误”。毛泽东删去了“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九个字，批注“这个插句可以不要”。

9月16日 阅周恩来九月十五日报送的国家经委关于今后四个月煤的分配意见和中央批示草案及他的附信。附信说：今年煤的产量可达到二亿七千万吨，钢八百五十万吨。如果重点调整工作做得好，明年煤的产量可达到二亿六千万吨，钢八百三十万吨；后年煤可达到二亿九千万到三亿吨，钢一千万吨。粮、棉的问题较大，使后年秋后不再进口粮食，各地现在还计算不出。从现在起就需要在支援农业的任务上，重点支援商品粮食和棉花产量多的地区。回北京后，要将重点调整煤的生产和重点支援农业两项工作抓紧进行。毛泽东批示：“退总理。已阅，很好，可照发。”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为轮训干部编印的学习材料《社会主义建设的几个问题》，批示：“林克（林克，当时任毛泽东办公室秘书。）同志：此本已看，下本（指《关于党的生活的几个问题》（学习材料）。）待阅。请先将此本送交田家英同志。田家英同志：折页处有修改与恢复，共有六处，请你们酌定。”这个材料辑录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刘少奇和中共中央文件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若干论述，分三个部分：一、什么是社会主义；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几个问题；三、加强学习，克服主观主义。毛泽东审阅时，对摘录的他一九五九年三月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中所说的“现在有许多人还不认识公社所有制必须有一个发展过程，在公社内，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要有几年时间才能完成”这段话，删掉了最后一句“这个过程要有几年时间才能完成”。对摘录的他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一日在八届六中全会上讲话中的一段谈话：“头脑要热又要冷，又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冲天干劲是热。科学分析是冷。在我国，在目前，有些人太热了一点。他们不想使自己的头脑有一段冷的时间，不愿意做分析，只爱热。……另有一些人爱冷不爱热。他们对一些事，看不惯，跟不上。观潮派，算账派，属于这一类。对于这些人，应当使他们的头脑慢慢热起来。”删去了其中的“观潮派，算账派，属于这一类”。对摘录的他一九六〇年六月十八日《十年总结》中的“错误不可能不犯。……郑重的党在于重视错误，找出错误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错误的客观原因，公开改正”这段话，将其中“分析所以犯错误的客观原因”改为“分析所以犯错误的主观和客观的原因”。

同日 书写李白《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一诗中的四句：“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并题写：“登庐山，望长江，书此以赠庐山党委（指庐山管理局党委。）诸同志。”又应庐山管理局党委书记楼绍明的要求，书赠刘禹锡诗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9月17日 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讨论和试行国营工业企业管理工作条例（草案）指示稿和工作条例（草案）的总则，批示：“退彭真同志：指示及总则已阅，很好，只在指示有一些小的修改。”毛泽东删去条例标题中的“管理”二字。指示稿说：“这个条例草案的目的，是要用毛泽东思想，把我们领导工业企业的经验，特别是最近三年多的经验，系统地加以总结，制定出一个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和能够更好地为总路线、大跃进服务的，管理企业的规章制度”。毛泽东删去其中的“用毛泽东思想”六个字。指示稿强调“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要把讨论中的意见，在十一月上旬以前报告中央”，毛泽东将“上旬”改为“中旬”。

同日 下午，乘汽车离开庐山，前往南昌。

9月18日 晚上，乘专列到达长沙。

9月21日 晨，到达武昌，住东湖客舍（今东湖宾馆）。

同日 下午，同王任重（王任重，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1966年8月任第一书记）、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湖北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政治委员。）谈话。除向王任重了解湖北的旱灾情况外，着重谈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问题。二十二日下午，再次同王任重谈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问题。

9月22日 为即将在武昌会见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同熊向晖、浦寿昌（熊向晖，当时任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1962年任中国驻英国代办处常任代办。浦寿昌，当时任国务院总理办公室秘书兼英语翻译。）谈话。熊向晖说：蒙哥马利对毛主席十分钦佩，似乎想探询毛主席的继承人是谁，从一些迹象揣测，他可能认为毛主席百年之后，中国不能保持稳定。毛泽东说：“继承人”这个名词不好，我一无土地，二无房产，继承我什么呀？“红领巾”唱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叫“接班人”好，这是无产阶级的说法。浦寿昌说：英文里没有同“接班人”意思相近的字，“接班人”翻成英文，还是“successor”，习惯上理解为继承人。毛泽东说：这个元帅讲英语，不懂汉语，他是客人，就用“继承人”吧。这个元帅过去打仗很勇敢，打败了隆美尔（隆美尔，纳粹德国的陆军元帅。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蒙哥马利指挥的英国第8集团军在北非击败了隆美尔指挥的德国、意大利非洲集团军。）。这次在北京也很勇敢，讲了三原则（指蒙哥马利提出的和平三原则：大家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有两个德国；一切地方的一切武装部队都撤回到他们自己的国土上去。）。谁是我的继承人，为什么他不敢问呀？是不是也像中国人那样怕犯忌讳？你讲他是来搞战略观察的。我看，他对我们的观察不敏锐，对共产党的事情不那么清楚。共产党没有王位继承法，但也并非不如中国古代皇帝那样聪明。斯大林是立了继承人的，就是马林科夫（马林科夫，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后，任苏联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1953年9月只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1955年2月改任副主席）。1957年6月，苏联共产党中央通过《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马林科夫被取消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和中央委员的资格。同年7月，被撤销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职务。）。不过呢，他立得太晚了。蒙哥马利讲的也有点道理，斯大林生前没有公开宣布他的继承人是马林科夫，也没有写遗嘱。马林科夫是个秀才，水平不高。一九五三年斯大林呜呼哀哉，秀才顶不住，于是乎只好来个“三驾马车”。其实，不是“三驾马车”，是“三马驾车”。三匹马驾一辆车，又没有人拉缰绳，不乱才怪。赫鲁晓夫利用机会，阴谋篡权，此人的问题不在于用皮鞋敲桌子，他是两面派。斯大林活着的时候，他歌功颂德。斯大林死了，不能讲话了，他做秘密报告，把斯大林说得一塌糊涂，帮助帝国主义掀起十二级台风，全世界共产党摇摇欲坠。这股风也在中国吹，我们有防风林，顶住了。毛泽东还说：这位元帅不了解，我们和苏联不同，比斯大林有远见。在延安，我们就注意这个问题，一九四五年七大就明朗了。当时延安是穷山沟，洋人的鼻子嗅不到。一九五六年开八大，那是大张旗鼓开的，请了民主党派，还请了那么多洋人参加，从头到尾，完全公开，毫无秘密。八大通过新党章，里头有一条：必要时中央委员会设名誉主席一人。为什么要有这一条呀？必要时谁当名誉主席呀？就是鄙人。鄙人当名誉主席，谁当主席呀？我们的副主席有五个，排头的是谁呀？刘少奇。我们不叫第一副主席，他实际上就是第一副主席，主持一线工作。刘少奇不是马林科夫。前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改名换姓了，不再姓毛名泽东，换成姓刘名少奇，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来的。以前，两个主席都姓毛，现在，一个姓毛，一个姓刘。过一段时间，两个主席都姓刘。要是马克思不请我，我就当那个名誉主席。谁是我的继承人，何需战略观察？这里头没有铁幕，没有竹幕，只隔一层纸，不是马粪纸，不是玻璃纸，是乡下糊窗子的那种薄薄的纸，一捅就破。这位元帅讲了三原则，又对中国友好，就让他来捅。捅破了有好处，让国内国外都能看清楚。

9月23日 晚上，在武昌东湖客舍会见蒙哥马利并共进晚餐，王任重参加。蒙哥马利说：我想问的是，主席对解放十二年后的中国的看法如何，以及主席现在主要考虑的是哪些问题。毛泽东说：就是这两个问题？我首先谈对中国的看法问题。我们对搞社会主义没有经验，包括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在内，要取得经验需要一个过程。蒙哥马利问：在一九四九年，你们所面对的问题主要是什么？主席当时主要考虑的是哪些头痛的问题？毛泽东说：一九四九年，全国很困难，首先是恢复经济的问题。那时候，革命的性质由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必须解决土地问题，还有经济恢复问题，其中包括工业，扫除帝国主义的残余问题，就是这些问题。过去那一套我们会办的事情完成了，要办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怎么干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我们没有干过，没有经验。蒙哥马利问：主席能否告诉我，在什么时候你们才开始看到黎明？毛泽东说：一开始就看到了。对我们来说，前途一直是明朗的，至于道路，那是人走出来的。小路是人走出来的，大路也是人开辟出来的。逐步取得经验，逐步看到光明。蒙哥马利说：我想，那个过程就好比在一条黑暗的隧道里摸索，只能看到隧道出口处的一点亮光。在摸索前进的过程中，你们什么时候才开始感到走上了正确的道路？毛泽东说：没有那么黑暗，大局是光明的，但是摆在面前的困难很多，遇到许多过去没有遇到的事，如一九五四年这里的大水灾，汉口都几乎淹掉了，还有最近几年的大旱。你问我对中国怎么看法，我要说我对前途乐观。对于搞社会主义，我们已积累了十二年的经验。我们搞经济的经验还不很充分。同英国相比，我们还没有像你们那样会办工厂的经验。蒙哥马利问：一九四九年着手恢复经济的时候，有没有足够数量有能力的人？毛泽东说：根本没有。我们第一靠国民党留下来的工程师、知识分子、技术工人，第二靠苏联帮助。我们讲苏联帮助，指的是新建的工厂，上海就没有靠苏联，苏联专家没有去过，全部是靠国民党留下来的人。办学校也要靠国民党留下来的人，我们自己没有大学教授。我们连唱戏也不会，要靠国民党留下来的人。这批人对我们来说是宝贝。毛泽东说：你问我的第二个问题是我主要考虑的有哪些问题，首先是国内问题，其次才是国际问题。蒙哥马利说：你说的国内问题是哪些？是不是关于粮食问题，住房问题，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问题？毛泽东说：就是这些，无非是人民的吃饭、穿衣、住房、走路、生活用品。蒙哥马利问：“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句话，不知应怎样理解？毛泽东说：就是说革命要经过战争。蒙哥马利问：主席是否认为这句话现在还适用？毛泽东说：恐怕对有些国家还有效，我还相信这句话。革命不是哪个想干不想干的问题，我最初就没有想过干革命的问题，是因为形势所逼，不得不干。蒙哥马利说：中国革命胜利已经十二年了，你们做了很多工作，但不可能在十二年内把两千年遗留下来的暴虐一扫而光。毛泽东说：对，多少年还要遗留下去。蒙哥马利说：你们的工作做得很不错。毛泽东说：做了一点，还不多，要有几十年到一百年的时间，比如五十年到一百年。一个世纪不算长，你们英国的发展用了两三个世纪。蒙哥马利说：你们在十二年内所做的工作就已经很可观了，再过五十年，你们就应该很不错了。毛泽东说：可能好一点。但是我看不到共产主义了。共进晚餐后，蒙哥马利说：我现在想跟主席谈谈三原则问题，这三项原则我以前都单独提过，这一次我把三项原则作为一揽子提出。我认为西方把自己陷入了一个烂泥坑。在德国和中国问题上，西方完全缺乏常识。西方的人民越来越强烈地呼唤要一个和平的世界，但除非各国把武装部队撤回各自的国土上，就不可能有一个和平的世界。毛泽东说：一揽子提出更有力量，比分别提出更好，各国人民能更好地理解。反对的人会不少，欢迎的人更多。多次提出，总可以见效。提得对，提得好。蒙哥马利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我问斯大林苏联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吗？斯大林说苏联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中国的情况是不是也是这样？毛泽东说：中国也是这样，是社会主义，按劳分配，这个阶段可能要一个很长的时期，半个世纪到一个世纪。蒙哥马利说：那末你们为什么把自己党叫做共产党，而不叫社会党呢？毛泽东说：因为共产主义是我们的最高目标。蒙哥马利问：什么时候可以实现共产主义呢？毛泽东说：很难说，至少是半个到一个世纪后的事。要完成社会主义的阶段，需要很长的历史时期。最后，蒙哥马利说：今天谈话非常有趣，我能否明晚再回来谈谈。毛泽东说，明晚我到别处去了。

同日 收到王任重送来的关于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份材料。其中两份是：中共孝感地委工作组八月十二日关于武昌县锦绣生产大队试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调查和中共荆门县委工作组九月关于金山大队扩大生产队核算试行情况的材料。他们的实际做法是：取消“三包一奖”，生产队的收入除了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和上交大队的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之外，其余全归生产队进行分配。王任重附信说：两个大队试行这种做法，看来效果是好的，以生产队为农副业生产的基本单位和以大队为统一分配单位的矛盾解决了，瞒产私分的问题可以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穷队与富队之间“一平二调”的问题也可以基本上得到解决。这样在经营管理上简便易行，看来这样做适合当前农业生产力的水平和干部、社员的文化水平。信中还说：主席如有时间，希望找省委书记处同志和地委书记见见面，对我们的工作给予指示。二十四日，毛泽东对王任重说：按照这两份材料办就很好。当天，毛泽东接见了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和在武昌参加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的地委第一书记，再次谈了他的上述看法。

9月24日 下午，在武昌东湖客舍再次会见蒙哥马利，王任重在座。蒙哥马利说：我很高兴主席改变了主意。毛泽东说：我回去想了一下，你说还要见我，我想不见不好。我现在只有一个五年计划，到七十三岁去见上帝，我的上帝是马克思。蒙哥马利问：主席现在是否已经明确，你的继承人是谁？毛泽东说：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蒙哥马利问：刘少奇之后是周恩来吗？毛泽东说：刘少奇之后的事，我不管。当蒙哥马利谈到英国没有同俄国打过仗，希望以后也不跟它打仗时，毛泽东说：我们也不想跟美国打。我们的志愿军跟美国在朝鲜打了三年，美国军队是有战斗力的，它的武器好。但是，只要不打原子弹、氢弹，打常规武器，我们是有办法对付的。蒙哥马利问：在许多年打仗的时期，主席有没有亲自在战场上指挥作战？还是说主席主要是在上面指挥？毛泽东说：二十二年中有十年亲自在战场指挥，有四年当全军的统帅。他们要给我军衔，我不要。蒙哥马利问：主席对核武器是怎么看法？毛泽东说：我对核武器不感兴趣。这个东西是不会用的，越造得多，核战争就越打不起来。要打还是用常规武器打。打常规武器还可以讲点军事艺术，什么战略、战术，指挥官可以临时按照情况有所变化。用核武器的战争就是按电钮，几下子就打完了。蒙哥马利说：刘主席告诉我说，因为美国、英国、法国、苏联都有核武器，你们也要搞一点。毛泽东说：是，准备搞一点。哪年搞出来，我不知道。美国有那么多，是十个指头。我们即使搞出来，也只是一个指头。这是吓人的东西，费钱多，没有用。是不是能够像禁止化学武器那样达成一个协议，核武器也不用？蒙哥马利说：现在还做不到。又说：我认为，领导的艺术就在于为每一项工作选择适当的人。毛泽东说：对。我现在在北京一年最多四个月到五个月，别的时间我到处跑，中央的工作交给他们，我并不每天指挥。蒙哥马利问：中央的控制是不是很紧？现在是不是有些分权？毛泽东说：开头很紧，后来太松，现在不紧不松。紧了，底下哇哇叫，后来就下放，下放了又太松，原料不集中了，应该一致的也不一致了。蒙哥马利说：你们找到了一个折中吗？毛泽东说：找到了。现在是第三个时期，有了两种经验，所以不紧不松。一九五八、五九、六〇年，搞得太松，包括今年上半年。我学问不多，如搞社会主义还要积累经验。苏联、英国、美国、法国、日本的经验，我们都愿意接受。蒙哥马利问：主席遇到难题的时候，是不是同马克思联系？毛泽东说：他只有理论，他没有办过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列宁办过。所以遇到实际问题，要问自己，问苏联。至于办工业，我们也很愿意问你们。我看过一份报告，是我们的一个贸易代表团到你们那里去以后回来写的，很有趣味。他们说，看到你们的一些工厂，并不富丽堂皇，房子也不整齐，但是做出来的东西，质量好。谈话结束后，毛泽东和蒙哥马利来到长江码头。毛泽东邀蒙哥马利一起游长江，蒙哥马利说他不奉陪了，坐在船上观看。毛泽东游泳后上岸，亲自送蒙哥马利回到下榻的胜利饭店，王任重、李达（李达，当时任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国防体育协会主任。）、熊向晖、宋之光（宋之光，当时任外交部西欧司副司长。）等一同前往。毛泽东将亲笔书写的一幅《水调歌头·游泳》赠蒙哥马利，并说：送给你个人，希望不要发表。蒙哥马利问：主席为什么不在游泳池里游？毛泽东说：哪里能修那么多游泳池，要利用江水河水，长江就等于几万个游泳池。多游几次胆子就放大了。然后又问英吉利海峡有多少公里宽？水有没有长江这么急？还说，密西西比河是北美洲第一大河，我想去游一次，还有亚马孙河，不过恐怕不好游，太热。

同日 晚上，乘专列离开武汉。

9月25日 晨，到达郑州。在专列上同中共河南省委负责人谈话，听取他们的工作汇报。晚上，离开郑州。

9月26日 晨，到达邯郸。在专列上听取中共河北省委、山东省委负责人的汇报。（参加汇报的有：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刘子厚，河北省委书记处分管农业的候补书记王路明，石家庄地委第一书记康修民，邯郸地委第一书记庞均，张家口地委第一书记胡开明，邢台地委第一书记刘琦，保定地委第一书记李悦农，山东省委书记处分管农业的书记周兴，山东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程怀仁。）当刘子厚说他们想谈谈上次谈过的大包干问题时，毛泽东说：这是一个大问题。不以“脚”为基础，以“腰”为基础，“脚”去生产，“腰”在分配，闹平均主义。毛泽东问山东是怎么做的，当周兴介绍山东一些地方搞大包干的情况后，毛泽东说：噢！那就是交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还有征购粮。我过济南时说，河北唐县有一个公社几年来连年增产，并不闹大队统一核算、统一分配，他们叫分配大包干，年年增产，生活好，也能完成征购任务。真正调动积极性靠这一条。“三包一奖”，算账算不清，强迫命令定局，搞平均主义。“三包一奖”搞了六年之久，从来没有搞清楚这个问题。刘子厚说：“三包一奖”太麻烦，保定有个调查，三十七道工序，四十九个百分比，一千一百二十八笔账。张家口比较简单的办法，也还有八百多笔账。毛泽东说：这是烦琐哲学嘛。广州会议时，河北要在全省实行小队核算。山东开了个座谈会，也提出了这个问题，讲所有制名义在大队实际在小队。生产在小队，分配在大队，这不是矛盾吗？在广州开会时，我批了一个文件，让大家议一议，大家议的结果都不赞成。农村现在二十户左右的生产队，有人说规模太小。二十户不小了，山里头更小一些也可以，十来户、七八户搞一个核算单位。二十户有八九十人，三十个、四十个整半劳动力，不算少啦。生产队有四十来个劳动力，就是个大工厂嘛，再大了管不好。河北平均四十二户，有八十个到九十个整半劳动力，已经很大了。这个工厂难办，它是生产植物、动物的工厂，是生产活的东西，钢、铁是死的东西。刘子厚说：今春在北京开会讨论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时候，有人开玩笑说你们退到初级社了；有人又说对基本建设不利；第三是说征购辫子多了，头绪多了；第四是说有的队遭灾，不利于互相支援；第五是说不利于向机械化发展。毛泽东对这五个问题，逐个作了回答。他再次肯定唐县那个公社搞分配大包干的做法，说：粮食年年增产，牲口也很壮，照它的办法就行了，还有什么讲的？生产队富了就好办了，过去是搞“均”。整风整社，“六十条”是根据，可是“六十条”就是缺这一条。刘子厚又汇报到粮食如何按劳分配时，毛泽东说：按劳分配就是搞嘛。还有什么问题？还讨论了什么？唐二里那个地方，口粮按劳分配部分是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太少了。湖北孝感规定每人基本口粮三百六十斤，这不行。有了这些基本口粮，就可以不做工了。最好定一百八十斤，吃不饱就得努力。看来基本口粮高了不行。刘子厚说，对困难户进行补助，人们是同意的。对投机倒把的、只搞自留地小片开荒的、懒汉、盲流这四种人，人们都不同意补助。毛泽东说：基本口粮要减少。对只搞小片开荒的，给他算算账，有的可以不给基本口粮，懒汉、投机倒把的人不给基本口粮，盲流也不给。基本口粮定多了不好，就没有积极性了。最后，毛泽东说：什么叫队为基础，就是以现在生产队为基础，就是过去的小队。三级所有，基础在队，在“脚”。这样搞上十年八年，生产发展了就好办了。大队、公社有了积累，可以办些赚钱的事业。大队、公社兴修水利可以采用出工的办法。公社、大队、生产队各管些什么，应该有个细则。大包干以后，大队并不是没有工作做了。生产队的八权，再加上两个，一是耕畜、农具所有权，二是分配权。

9月27日 晨，回到北京。

9月28日 晚上，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古巴总统多尔蒂科斯，刘少奇、周恩来、陈毅等在座。毛泽东说：我们是兄弟国家，是好朋友。对于美国来说，古巴是一个意外，不是一个愉快的意外。你们的朋友很多，不孤立。我们过去打了二十二年仗，打到一九四九年，在国内国际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阶级斗争，这是武装的阶级斗争。所以，除了打原子战争，如果打常规战争，我们是有一套办法对付敌人的。打完仗之后，遇到经济建设我们就不行了。所谓不行了，就是不能用过去的方法来搞建设了，是新事情，完全是新的问题。我们没有工程师、教授，搞经济建设、办大学我们没有人，全靠旧社会的人。我们这些人不会唱戏，不会办工厂，开矿山。慢慢学，可以学会。在学习的过程中可能经历一些挫折，但是遭受挫折可能有好处，没有挫折就没有经验。干劲是第一的，没有干劲是不行的。有干劲，不会的可以学会。为什么革命可以学会，经济建设就不能学会呢？我就不相信。但是十二年我们还没有学会。

9月29日 关于解决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及有关各同志。全文如下：“送上河北深县五公公社耿长锁的一封信（指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人大代表耿长锁1960年12月30日给谭震林的信。信中分析了五公公社1960年比1959年减产的原因。），山东省委一九六一年三月关于大小队矛盾问题座谈会材料一份，湖北省委九月二十五日的报告（指中共湖北省委1961年9月25日关于试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请示报告。）一份，九月二十六日邯郸座谈纪录（指毛泽东在这次座谈会上作的记录。）一份，另有河北的一批材料（这批材料主要介绍保定、张家口一些公社试行分配大包干的情况。），请你们一阅，并和你们的助手加以研究。然后我们集会讨论一次。这些材料表明：我们对农业方面的严重平均主义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还留下一个问题。农民说，‘六十条’就是缺了这一条。这一条是什么呢？就是生产权在小队、分配权却在大队，即所谓‘三包一奖’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农、林、牧、副、渔的大发展即仍然受束缚，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仍然要受影响。如果我们要使一九六二年的农业比较一九六一年有一个较大的增长，我们就应在今年十二月工作会议上解决这个问题。我的意见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基本核算单位是队而不是大队。所谓大队‘统一领导’要规定界限，河北同志规定了九条。如不作这种规定，队的八权有许多是空的，还是被大队抓去了。此问题，我在今年三月广州会议上，曾印发山东一个暴露这个严重矛盾的材料。又印了广东一个什么公社包死任务的材料，并在这个材料上面批了几句话：可否在全国各地推行。结果没有被通过。待你们看了湖北、山东、广东、河北这些材料，并且我们一起讨论过了之后，我建议：把这些材料，并附中央一信发下去，请各中央局，省、市、区党委，地委及县委亲身下去，并派有力调查研究组下去，作两三星期调查工作，同县、社、大队、队、社员代表开几次座谈会，看究竟哪样办好。由大队实行‘三包一奖’好，还是队为基础好？要调动群众对集体生产的积极性，要在明年一年及以后几年，大量增产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以及猪、马、牛、羊、鸡、鸭、鹅等类产品，我以为非走此路不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过去过了六年之久的糊涂日子（一九五六年，高级社成立时起），第七年应该醒过来了吧。也不知是谁地谁人发明了这个‘三包一奖’的糊涂办法，弄得大小队之间，干群之间，一年大吵几次，结果瞒产私分，并且永远闹不清。据有些同志说，从来就没有真正实行过所谓‘三包一奖’。实在是一个严重的教训。”

9月30日 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和王后，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朱德，周恩来和夫人邓颖超（邓颖超，当时任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副主席、党组副书记。），贺龙，陈毅和夫人张茜等在座。毛泽东说：非常欢迎国王和王后陛下的来访。佛教发源于尼泊尔。很久前中国同尼泊尔宗教文化往来很多，中国的高僧玄奘和法显都曾经去过尼泊尔。尼泊尔是我们的很好的邻国，两国有很久的友好关系。我们希望你们好起来。毛泽东问：中尼边界问题这一次是否能定下来？国王说：这次肯定能定下来。毛泽东说：这是一件大事，对两国关系有深远的影响。

秋 作《七绝·屈原》：“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

10月1日 上午十时，和刘少奇、宋庆龄（宋庆龄，当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董必武、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在天安门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二周年庆祝大会，检阅群众游行队伍。晚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和群众联欢，并会见来中国访问的阿尔巴尼亚、波兰、匈牙利等国代表团。

同日 会见一些国家的首任或新任驻中国大使。这些国家是古巴、加纳、几内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马里、尼泊尔、阿尔巴尼亚、瑞典、罗马尼亚、阿尔及利亚。会见时陈毅、姬鹏飞（姬鹏飞，当时任外交部副部长。）在座。

10月2日 下午，到钓鱼台迎宾馆回访古巴总统多尔蒂科斯，周恩来和中国驻古巴大使申健陪同。毛泽东说：你明天就要走了，我来看看你。你这次访问促进了两国进一步的团结，很有意义。多尔蒂科斯谈到他们参观了一个人民公社，毛泽东说：人民公社我们在试验，在把一些缺点改正之后，有可能成功。公社组织必须适合农民的要求。在适合农民要求的情况下，农民的积极性就很高。人民公社还要经过一些年才能作结论。谈到国际问题时，毛泽东说：国际情况现在需要一种妥协。三种力量代表三个方面。反动势力代表美国，革命力量反映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革命力量的利益，中间力量反映中立国家利益。世界在变化，现在非洲在变化，看来拉丁美洲也可能在起变化。

10月3日 向邓小平提出，电话通知陶铸（陶铸，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至1966年8月）兼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至1965年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65年1月又任国务院副总理。1966年5月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同年8月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王任重、刘建勋（刘建勋，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河南省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南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刘子厚、李雪峰（李雪峰，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华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65年1月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66年5月、8月又先后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等同志，请他们日内到京，谈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问题。四日晨，又写信给邓小平、彭真：“索性请柯老、井泉、澜涛、任穷（柯老，指柯庆施。井泉，即李井泉，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西南局第一书记兼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至1965年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政治委员。1965年1月、3月又先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主任。澜涛，即刘澜涛，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至1962年9月）、西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政治委员（1964年6月任第一政治委员）。1965年1月又任全国政协副主席。1966年1月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主任。任穷，即宋任穷。）四同志，于五日来此一谈，使这个‘队为基础’的大问题，弄个明白。如大家同意进行调查，使省、地、县三级在两个月内都有所酝酿，十二月就可作出决定。如同意，请彭真同志即办。五日到，晚上即可谈一下，六日会毕，七日他们即可回去。”

10月4日 将中共湖北省委九月二十五日关于试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请示报告批给陈伯达（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66年8月任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红旗》杂志总编辑、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毛泽东的秘书。1962年10月又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1964年夏又任中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院长。1966年5月又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田家英阅，并让将这个报告加印十份给他。报告说：在今年六月间召开的全省三级干部会议上，就有人提出是不是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会后，孝感地委和荆门县委作了试点。这次我们根据主席的指示，在有地委第一书记参加的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认真地讨论了这个问题。省委认为，主张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的同志们的意见是有道理的。但是，由于试点时间不长，可能还有一些问题一下子看不出来；绝大多数的同志还没有亲身取得试点的经验，许多问题的讨论，目前还难以充分展开。为了慎重对待这个问题，省委请求批准我们进一步搞试点。几个月以后，再看试行的经验如何。如果还没有很大把握，就再继续试行；如果证明利多弊少，普遍可行，就在明年春季普遍推广。

同日 下午，同周恩来谈话。

10月5日 晚上，到钓鱼台迎宾馆回访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和王后，周恩来等陪同。毛泽东问：边界问题都解决了吗？马亨德拉说：都已经谈好了。毛泽东问：公平合理吗？马亨德拉说：是的，我们同意。毛泽东说：双方都同意就好。我们有良好的愿望。我们希望你们好起来，你们也希望我们好起来。我们不准备损害你们，你们也不准备损害我们。不能说一个国家比另一个国家高或低，我们是平等的，不平等待人是不应该的。我们教育我们的党员和人民不要犯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在中国还可以看到许多落后的痕迹，例如农业就是落后的生产部门，拖拉机很少，要机械化还得很多年，我们主要依靠手工。近代工业开始有一些，但不多。十二年前，旧社会给我们留下的东西太少了。帝国主义统治我们实际上有一百多年，他们就是从中国拿东西走，不在中国建设什么。现在，我们一方面要发展农业、畜牧业，解决吃的穿的问题；另一方面要搞重工业。没有重工业就没有钢铁，也不会有机器，这就不行了。我们的国家还是个穷国，要搞得好一些至少要五十年到一百年。一个世纪不算长，欧洲、美洲花了几个世纪才到今天的程度，我们用一个世纪超过就算好了。

10月6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有各中共中央局第一书记和王任重、刘建勋、刘子厚等省委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讨论人民公社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问题。

同日 阅胡耀邦（胡耀邦，当时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十月二日报送的农村考察报告《二十五天三千六百里路的农村察看》，批示：“此件写得很好，印发各同志，值得一看。原件退毛。”考察报告说：我带了三名工作人员，从九月四号到二十九号，在黄河、淮河平原农村跑了一趟，一路上，我们注意观察了生长的庄稼以及群众的劳动、体质和气色，有时候停下车来找群众作了一些访问。形势确实比去年好，群众生产情绪相当高。他们说，不平调了，不瞎指挥了，干部不打人整人了，能多劳多得，生产、生活都有了奔头。报告认为过去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五风”伤了元气，现在好转的原因，在于认真而具体地贯彻了“农业六十条”，强调调动生产队小集体积极性的关键是实行分配大包干。报告认为在安徽实行的分田到户或包产到户，是一种起过作用但具有危险性的做法。报告还就农村集市贸易怎样做到管而不死、活而不乱，以及水利建设和如何恢复农业生产力等问题提出建议。

10月7日 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稿，批示：“照印发各同志。请彭真同志办。”为指示稿拟题目《中央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指示》。指示说：为了进一步调动农民群众对集体生产的积极性，究竟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好，还是以生产队（即原来的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好的问题，很需要研究。从一些材料看来，就大多数的情况来说，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是比较好的。它最大的好处，是可以改变生产的基本单位是生产队而统一分配单位却是生产大队的不合理状态，解决集体经济中长期以来存在的这种生产和分配不相适应的矛盾。请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各地委、县委，在十月下半月和十一月上半月内，仔细地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各级党委的有关负责同志，都要亲自下乡，并且派得力的工作组下去，广泛地征求群众意见，深入地进行调查研究。各县还可以选择一两个生产大队进行试点，以便取得经验，但是目前还不要普遍推广。中央准备在今年十二月的工作会议上作出决定。在指示所列的参考材料中，毛泽东加上湖北省委九月二十五日的报告及其所附的两件材料，山东省的两件材料，广东省的一件材料。

同日 上午，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日中友协代表团、日本民间教育家代表团等日本客人，廖承志（廖承志，当时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国家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主席。1963年10月又任新成立的中国日本友好协会会长。）、刘宁一等在座。毛泽东说：日本除了亲美的垄断资本和军国主义军阀之外，广大人民都是我们的真正朋友。你们也会感到中国人民是你们的真正朋友。朋友有真假，但通过实践可以看清谁是真朋友，谁是假朋友。日本人民同中国人民是好朋友。我们两国人民都遭受美帝国主义的压迫，我们有着共同的遭遇，就团结起来了。我们要扩大团结的范围，把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全世界除了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以外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团结在一起。十个人当中，我们要团结九个人以上。在谈到中国革命的经验时，毛泽东说：我原来是个小学教员，过去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个共产党，也没有想过要进共产党。后来被压迫的环境迫使我们成立了共产党。一九二一年只有几十个党员，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时只有十二个代表。那时谁也看不起我们，说共产党吹牛皮，根本不在话下。关键问题是能否团结群众，有无正确的政治路线。毛泽东说：尽管斗争道路是曲折的，但是日本人民的前途是光明的，日本人民是有希望的。鲁迅是中国黑暗时代的伟大革命战士、文学战线的领导者。他写了一首诗《无题》：“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这一首诗，是鲁迅在中国黎明前最黑暗的年代里写的，说明他在完全黑暗的统治下看到了光明。我把我书写的这首诗送给你们。

10月9日 下午，同林克一起重读《矛盾论》英译本。毛泽东谈到有一些附属国后来成了大国。历史上西班牙统治拉丁美洲，现在拉丁美洲国家已纷纷独立；葡萄牙统治过巴西，英国统治过美国，巴西和美国后来都成为独立的大国。毛泽东又讲到中国，讲到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只有十二名代表。

同日 阅《光明日报》十月六日发表的《论假说——谈谈假说的一般特征和它的形成》一文，批示陈伯达：“此文可以一阅，阅后还我。请调查一下，作者是一个什么样人（作者是张巨青，武汉大学哲学系讲师。），在何处。”文章从假说是科学发展的形式、假说与世界观、假说形成的步骤、假说的内容结构、假说产生的根源等七个方面作了论述。

10月10日 在中南海怀仁堂观看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10月12日 下午六时，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晚上，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会见并宴请途经中国前往苏联参加苏共二十二大的胡志明、黎笋（胡志明，当时任越南劳动党中央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黎笋，当时任越南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在谈到老挝、南越的一些情况时，毛泽东说：南越形势很好，越南党的工作做得好。胡志明说：那里有些斗争形式，以前越南没有，中国也没有。

10月14日 签署中共中央主席致苏共二十二大的贺词。贺词说：从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以来，苏联人民在以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在全面开展共产主义的建设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苏联的工业和农业都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苏联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的生活水平得到了不断的提高。苏联载人宇宙飞船两次遨游太空，并且胜利地返回地面，为人类征服宇宙的事业作出了光辉的贡献。苏联人民在共产主义建设事业上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无可置辩地表明了社会主义制度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无比的优越性。中苏两党和两国人民之间一向存在着亲密的团结和友谊。我们两党和两国人民这种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之上的团结和友谊，对于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争取人类进步的共同事业的胜利，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同日 阅田家英十月十三日的来信。信中说：送上《人民日报》工商部记者写的《乐亭见闻纪要》一份，供主席参考。这篇报道里反映的目前城乡交流中的一些不正常现象，很可注意。农民手里的东西逐渐多了，可是国家拿不到。那些农产品，一部分“自给”掉了，一部分同国营企业“对流”掉了，还有一部分进入了自由市场。看来，怎样逐步地使城乡交流纳入正轨，已经成为当前经济工作中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大力恢复和发展轻工业、手工业，使我们有更多的工业品同农民进行交换，大力改进商业工作，使有限的物资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恐怕是当前搞活经济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毛泽东批示：“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及有关各同志。”

10月15日 阅国家经委生产办公室十月九日整理的材料《目前开滦煤炭生产中存在的几个问题》。这个材料说：从最近情况看，影响煤炭生产水平上不去的主要问题，是人的问题。总的说来，当前职工意见最多的，是工人家属粮食不够吃、蔬菜价格过高和如何能够买到日用品的问题，工资问题虽然有些意见，但不是主要的。毛泽东批示：“陈伯达同志：此件请一阅。你到唐山去时，请研究一下这个问题。阅后退毛。”

10月16日 审阅中共中央为轮训干部编印的学习材料《党的生活的几个问题》，批示：“此件已阅，除关于六十条者（指这份学习材料摘录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的第26条和第28条。）、已圈掉不用者（指这份学习材料在报送毛泽东前已圈掉的毛泽东1959年3月17日《党内通信》中的一段话：“我们的公社党委书记同志们，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凡是违背这两条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败。”）外，其他都可用。送田家英同志。”这个材料辑录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刘少奇和中共中央文件关于党的生活的若干论述。

10月18日 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刘少奇、邓小平、杨尚昆（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讨论出席苏共二十二大的中共代表团发回的周恩来在苏共二十二大的致词中拟增加的一段话。这一段话是批评赫鲁晓夫在大会的报告中公开攻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毛泽东表示同意增加这段话。

10月19日 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决定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报告中央对苏共二十二大的方针和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支持，并决定对赫鲁晓夫在二十二大的报告只刊登摘要。

10月20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在京的中央委员出席会议。刘少奇主持会议，他说：这次苏共二十二大是有斗争的。公开指责阿尔巴尼亚，实际上也就是要整我们，锋芒是向着我们的。这个问题在中央常委讨论过几次。这个问题是个重要问题，毛主席也认为是一个重要问题。接着由邓小平报告。他说：苏共二十二大，他们准备很久了，在我们中央同志的脑筋中也装得很久了，估计要出一点点子。出什么问题呢？不知道。没有估计到大会上这样公开骂阿尔巴尼亚，这是出乎我们意料的。这个问题出来以后，我们代表团的致词要给以回击，加了那么一段话，指出对任何一个兄弟党进行公开的片面的指责，是无助于团结、无助于问题的解决的。这种态度，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总之，常委讨论，主席也讲过，反正我们的态度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就是这样一个态度，就是这样一个原则。理论的斗争，看来可能这又是一个开始，我们也应该有准备。

同日 接见延安时期的劳动英雄杨步浩。毛泽东详细询问延安人民的生产生活、经济收入和分配情况，问延安的飞机场还有没有，问杨步浩去年分了多少钱和粮食，今年分了多少钱和粮食。杨步浩一一答复后说：延安人民很想念毛主席，希望主席回延安看看。毛泽东说：可以。最后同杨合影。杨离开北京前，毛泽东派人送去路费。

10月21日 下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是否公布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的声明（1961年10月20日，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发表声明。声明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上公开攻击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赫鲁晓夫把苏共领导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之间久已存在的分歧暴露在敌人面前，粗暴地违反了1960年的莫斯科声明。声明着重指出，兄弟党之间产生的分歧应该耐心地本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根据平等和协商的原则求得解决。赫鲁晓夫应对这一反马克思主义的行为及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负全部责任。声明还说：阿党不能保持沉默，将以事实和文件，说明阿党和苏共领导之间的关系的真相，揭露赫鲁晓夫及其集团的反马克思主义和反阿尔巴尼亚的行为。）。会议决定再等一下，并去电出席苏共二十二大的中共代表团，征求他们的意见。代表团复电，也同意等几天，看看再说。本日会议中，毛泽东还谈到不怕孤立的问题，说：哥白尼、伽利略，最初都是孤立的，法国、荷兰、比利时资产阶级革命时，也都是孤立的。

10月22日 阅中共河北邢台地委十月六日关于南宫县贯彻大包干政策促进粮食征购和种麦运动的通报，批示：“杨尚昆同志：河北省委所送《南宫县经验》一件，请你为中央起草一个转发指示，送我一阅为盼！”二十三日，对杨尚昆起草的转发指示稿批示：“少奇、小平阅后，请尚昆用电报发出。”

同日 同邓子恢（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1962年11月撤销）部长、国务院副总理。1962年10月又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1965年1月又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谈人民公社改变基本核算单位问题。邓子恢说：我看，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要几十年不变。毛泽东说：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现在根本不考虑，这是三十年、五十年以后的事情。毛泽东问邓子恢，基本核算单位划小下放后，会不会出现单干？邓子恢说不会。毛泽东将《河北省委关于分配大包干暂行办法》及其附件给邓子恢，说：你看看，他们的办法可不可以推广？邓子恢回去阅后，立即写信给毛泽东，说文件很好，应该在全国推行。

10月24日 中午，和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到机场迎接从莫斯科回国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周恩来1961年10月23日离开莫斯科回国，由彭真代理中共代表团团长，继续参加苏共二十二大。）。从机场直接到中南海颐年堂，毛泽东召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开会，听取周恩来汇报苏共二十二大情况和十月二十二日中共代表团与赫鲁晓夫等谈话的情况。会议决定公布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的声明。

10月25日 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10月28日 向杨尚昆交办一批文件，并听取杨尚昆汇报彭德怀的情况（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被错误地定为“反党集团”首要成员，撤销所担任的国防部部长职务，不再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关于彭德怀的情况，杨尚昆1961年10月23日的日记说：“上午去彭德怀同志处，谈话到12时始回，他要求下乡到湖南去视察，主席和常委都同意，要我去同他谈。”25日的日记说：“晚间彭德怀同志来看我，由8时谈到10时才走。”）。

10月30日 晚上，在钓鱼台十二号楼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出席苏共二十二大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请示（请示的内容，可能指在苏共二十二大闭幕后苏共中央举行的酒会上发言的问题。周恩来1961年11月9日、10日在给中央国家机关17级以上干部所作关于苏共二十二大的报告中说：我们再在酒会上发言，继续争论，也不会得出结果。所以，我们的方针就是不讲话。正好他的酒会不是闭幕后的当天晚上，是第二天开，我们的代表团得了这个机会，31日晚上就回来了。）。会议决定，对苏共二十二大公开指责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默声抗议，不写文章，并决定十一月四日召开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

同日 审阅杨尚昆本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农村工作的几点指示稿及附上的四个文件（指中共中央东北局1961年10月26日关于东北三省实行大包干办法的电话汇报；中共中央西北局10月23日关于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等问题给中央的报告；中共江苏省委10月24日关于贯彻执行大包干政策给中央、华东局的请示报告；中共广东省委10月18日关于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给中央、毛泽东并中南局的报告。），批示：“这些材料都可转发。”“即送刘、周、朱、陈、林、邓阅后，交尚昆发。关于材料部分，各同志可以不看。”指示说：对于改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在目前还是按照十月七日中央的指示，只进行调查研究和试点工作，不要普遍推广。关于实行分配大包干的办法，除少数地区可以分批推行以外，多数地区仍应先进行试点，取得经验，然后再分批推行。为了使牵动的面不要太大，各地的秋后分配和年终分配，一般地都按照原来决定的分配方案进行，不要轻易变动。

11月2日 晚上，在钓鱼台十二号楼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彭真汇报周恩来回国后苏共二十二大的情况。会议决定就苏共二十二大问题向干部作一次报告。

同日 阅林彪十月三十一日转报的萧劲光（萧劲光，当时任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视察北海舰队的报告，批示：“退还林彪同志。此件已阅。”报告从军训、政治思想工作、部队生活、领导问题四个方面汇报了北海舰队的情况。

11月5日 晚上，在钓鱼台十二号楼召开有各中共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从六日起召开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主要讨论四个问题：人民公社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粮食问题，苏共二十二大问题，第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是否按期召开问题。毛泽东说：这次苏共二十二大，赫鲁晓夫自己暴露了自己，对敌人和，对自己人狠，反阿尔巴尼亚、反斯大林、反莫洛托夫反党集团。反阿尔巴尼亚实际上是反我们。

11月6日 先后三次写信给田家英。晨六时信中说：“请找宋人林逋（和靖）的诗文集给我为盼，如能在本日下午找到，则更好。”上午八时半信中说：“有一首七言律诗，其中两句是：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是咏梅的，请找出全诗八句给我，能于今日下午交来则最好。何时何人写的，记不起来，似是林逋的，但查林集没有，请你再查一下。”后又写信说：“又记起来，是否清人高士奇的（应是明代诗人高启的《梅花》九首之一。全诗为：“琼姿只合在瑶台，谁向江南处处栽。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寒依疏影萧萧竹，春掩残香漠漠苔。自去何郎无好咏，东风愁寂几回开。”）。前四句是：琼枝只合在瑶台，谁向江南到处栽。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下四句忘了。请问一下文史馆老先生，便知。”

11月8日 阅谭震林十一月三日转报的陈正人的电话汇报。陈正人汇报说，他在湖北十多天，看过孝感与荆州两个专区，并找黄冈地委第一书记谈了一晚上。湖北农村一片新气象，有如一九五八年春，即使是重灾区，也看不出是灾区，人、畜都和非灾区一样，每户都有十几只或几十只鸡子，养猪的很多，人的脸色很好，群众很高兴。孝感早在七月已实行委托以生产队为分配单位，荆州也有相当一部分县以生产队为分配单位，凡是这样做了的，都比未做的更好。毛泽东批示：“请尚昆将此件印发到会各同志。同时用电报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

11月11日 阅《内部参考》国际版第一九五期刊载的《我歌舞剧院演出轰动了列宁格勒》和第二〇〇期刊载的《保人民敬仰毛主席，热爱中国》两篇通讯后，写一批语，题为《苏联和保加利亚的两件事》。批语说：“从这两件事，可以看出各兄弟国家的人民群众对中国人民所表示的感情的深度和广度。修正主义者一心一意要孤立中国，究竟被孤立的是谁呢？修正主义者脱离群众，使自己陷于孤立，而我们（所谓教条主义者）却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总之，一切剥削、压迫人民的反动派及其走狗，在全世界不过几亿人，只占百分之十以下，而革命人民及其同盟者则占百分之九十以上，达到二十几亿人之多，这是毫无疑义的。”

11月12日 晚上，在钓鱼台十二号楼主持召开有各中共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邓小平等关于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情况的汇报。毛泽东提议，全国人大决定不开了，召集县委书记来开个会，时间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后。他说：中央工作会议十二月二十日开，过年之后，一月八日县委书记报到。一个县一人少了，要来两个人，地委来三个人，省市来四个人，中央局也来四个人。要把这次会议当作小整风。几年来中央在工作上犯了什么错误，要讲。全局观念、纪律、先整体后局部后个人，要讲。现在小天地太多，一个县也是小天地。中央的账要讲清楚。我们交了心，才能要求他们交心。毛泽东表示他要在会上讲话，还要中央各同志和中央局的同志也讲一讲。各省不能只讲自己的错，不讲中央的错，要用这次会讲清楚，不要怕鬼。现在气不壮，很沉闷。收购不到东西，粮食状况不好，要两三年转过来。庐山会议（指1961年8月23日至9月16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说一九六三年转，明年要改观。现在不是没有东西，猪是少，但其他有，就是收不上来。要鼓气，就是总结经验、鼓足干劲八个字。总结经验就是讲清道理，好坏经验都找。会议搞十天，大会套小会，中央、大区同志都讲讲话，搞思想一致，解决小天地太多的问题、集中统一问题。

11月14日 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参加苏共二十二大后途径北京回国的胡志明，并共进晚餐，彭真、杨尚昆等参加。胡志明首先邀请毛泽东、刘少奇访问越南，并说：我已邀请过许多次。我来的次数越多，你们欠的债也越多。毛泽东说：债欠得太多了，还不起，要还只能还你一点。谈到苏共二十二大反对阿尔巴尼亚问题时，毛泽东说：赫鲁晓夫反对阿尔巴尼亚，其实就是反对中国，反对越南，反对朝鲜，反对日本党、印尼党，有连带关系。关于斯大林，毛泽东说：他领导苏联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打败希特勒，有功劳，但是他有错误，有缺点。我们曾说过，斯大林一生功过三七开，即是过三分，功七分。斯大林在战争问题上的确有过一些错误。他对希特勒进攻苏联估计不足，不在边境设防，不在波苏边界、波罗的海三国和乌克兰设防，以致苏德战争初期苏联吃了较多的亏。波罗的海三国不设防，致使列宁格勒遭受的损失大。乌克兰不设防，致使德军在南线轻易深入。虽然这样，最后打了胜仗，苏联把法西斯德国打败了。斯大林最少做了两件大事：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和打败了法西斯德国。斯大林在党内把肃反扩大化，把苏共十七大的代表搞掉百分之七十，犯了大错。但他整社会上反革命分子，搞错的是少数，搞对的是多数。我们这里也有搞错的。你们国内肃反，一个人也没有搞错，你能相信吗？我不信。阶级斗争进行得这么激烈，规模这么大，情况这么复杂，社会主义革命的事业这么艰巨，以前没有经验，在工作中犯错误是不可免的。在谈到赫鲁晓夫时，毛泽东说：赫鲁晓夫早就有野心，在斯大林还没有死的时候就有。他搞阴谋手段是有步骤的：第一步，杀掉贝利亚（贝利亚，曾任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内务部部长。1953年6月，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53年12月，被苏联最高法院特别法庭以“背叛祖国”、“组织反苏维埃的阴谋集团”等罪名判处死刑。），抓住公安；第二步，拉拢布尔加宁（布尔加宁，1953年3月任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国防部部长。1955年2月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1958年3月辞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一职，由赫鲁晓夫接任。1961年10月，在苏共二十二大上被指责为参加了“反党的派别活动集团”，未当选中央委员。），推倒马林科夫；第三步，搞反党集团事件，整掉莫洛托夫（莫洛托夫，曾任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监察部部长。1957年6月，苏联共产党中央通过《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他被取消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和中央委员的资格。同年7月，被撤销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监察部部长职务。）、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卡冈诺维奇，曾任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57年6月，苏联共产党中央通过《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他被取消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和中央委员的资格。同年7月，被撤销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职务。）；以后继续搞掉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伏罗希洛夫，曾任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61年10月，在苏共二十二大上被指责为参加了“反党的派别活动集团”，未当选中央委员。）等等。斯大林杀错人，难道斯大林周围的人没有份？贝利亚有份，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有份，赫鲁晓夫也不会没有份。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反斯大林，全世界来个反苏反共大浪潮，搞了一年多。然后是反党事件。现在是第三阶段，反斯大林，反反党集团，加上反阿尔巴尼亚。对阿尔巴尼亚的做法不得人心。你是大国，好比是房子，阿尔巴尼亚是小国，好比是茶杯，这么大的房子怎么容不下一个这么小的茶杯。到底是房子不容茶杯，还是茶杯不容房子，是房子怕茶杯，还是茶杯怕房子？霍查（霍查，当时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敢登赫鲁晓夫的东西，然后回驳，为什么霍查的东西苏联不敢登出来？我们是两边的东西都登。胡志明说：总的说来，现在是天下正多事。毛泽东说：天下正多事，人人自危之。

同日 审阅田家英十一月十三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稿（这个指示共有7项：（一）努力发展生产，克服当前困难。（二）提高对集体生产的积极性，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三）家庭副业必不可少，同时不要妨害集体生产。（四）发扬爱国热情，积极完成征购任务。（五）积极支援城市，支援国家工业建设。（六）厉行节约。（七）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指示所署时间是1961年11月13日。）和附信，批示：“已阅，退田家英同志，交尚昆同志办。”田家英的附信说：这个指示稿，已经发给各大区的同志看了。大家都同意，没有提多少修改意见。今天下午的书记处会议已经通过，准备日内即发出。

11月17日 晚上，和周恩来、邓小平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参加苏共二十二大后途经北京回国的艾地（艾地，当时任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主席。），并共进晚餐，杨尚昆、刘宁一参加。毛泽东说：苏共二十二大出了不少问题，同时也促使许多人觉悟。苏共二十二大主要不是讨论建设共产主义问题，主要是反对斯大林、反对反党集团、反对阿尔巴尼亚、反对中国。赫鲁晓夫连资产阶级民主都不讲，他采取封建统治的方法，凡是不同意他的，统统加上反党集团的帽子，把他们赶走。斯大林建成了社会主义的苏联，打败了德国法西斯，解放了东欧国家，他的功劳是主要的。他晚年有错误，把肃反扩大化，多杀了一些人。斯大林对中国，做了不少好事，他的错误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他支持我们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者，使我们党在白区的工作损失几乎达百分之百，在苏区的工作损失百分之九十以上，最后迫使我们长征。另一个是，他不同意我们同蒋介石打仗，这是在日本投降之后的事情。他考虑到，如果我们同蒋介石打仗，可能引起苏美间的战争。当时苏联处境很困难，苏德战争刚刚结束，在战争中苏联死了二千万人。帝国主义怕斯大林，不怕赫鲁晓夫。因为斯大林坚决地要革命、要反帝；赫鲁晓夫对敌人讲和，对自己人不讲理。二十二大的后果有多大，现在还很难判断。帝国主义欢迎苏共二十二大所产生的趋势。美国一面鼓励赫鲁晓夫继续搞所谓非斯大林化、民主化、自由化；一面继续施加压力，逼苏联对它让步。帝国主义利用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大肆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赫鲁晓夫每年总要搞一两次新花样，苏共二十二大花样特别多。你们看着，今后还会出现新花样，小平同志说得对，戏还刚开始呢！苏共二十二大之后，全世界又掀起一个反华运动。但是，赫鲁晓夫吓不倒阿尔巴尼亚，吓不倒我们中国，也吓不倒革命的人民。赫鲁晓夫搞的一套是不得人心的。反对斯大林并把斯大林灵柩搬走这件事，连西方资产阶级都有异议。开明的资产阶级的看法比赫鲁晓夫的看法还要高明些。他们说，反对希特勒法西斯的胜利，要归功于斯大林的领导，不能抹煞斯大林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功劳。

同日 作《七律·和郭沫若同志》（郭沫若1961年10月25日写了《七律·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咒念金箍闻万遍，精逃白骨累三遭。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教育及时堪赞赏，猪犹智慧胜愚曹。”他将这首诗送给了毛泽东。郭沫若，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兼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11月19日 写批语给江青：“一批材料（这批材料中，有关于解决公社食堂、试行“六十条”的3份文件，还有《美国军事家说西方国家无法对付毛主席的持久战战略》、《美国认为赫鲁晓夫是马列主义“理论的革新者”》等。），送给江青，从中选一些看，不必全看。我好，勿念。最近信已收到，待另复。”这批材料中，有一篇是《美国认为赫鲁晓夫是马列主义“理论的革新者”》。其中说，赫鲁晓夫令美国人难以置信的有三点：一、目前国际形势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空前有利，为什么赫鲁晓夫却偏偏要在这个时候“放弃世界革命”。二、西方仍有着“广泛的（军事）联盟体系”，“核打击力量，和遍布全球的基地网以对付共产主义集团”，赫鲁晓夫有什么理由断言“猎获物已放进口袋”或“资本主义包围已不再存在”？三、“非暴力的革命策略从来没有能够使任何一个国家落入共产党的统治之下”，赫鲁晓夫怎么会相信“在美国有可能在得不到苏联武装力量帮助的情况下实现一次共产主义革命”？毛泽东批注：“这三条都可以解释。”

11月21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陈伯达等谈苏共二十二大后的近况和一些理论上的问题，提出要准备文章。陈伯达提议写一篇《列宁主义的历史命运》。

同日 阅张有晋（张有晋，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数学教师。）十月二十七日的来信。信中说：现年满八十六岁，精力大非昔比，到八月手足冰冷，不着棉衣，则寒气丛生。虽文史馆每月工资八十八元，生活勉强支持，实无余资添置衣服，祗望主席再赐寒衣费数百元以济眉急。毛泽东批示：“送五百元给张先生，直接送去。”

11月23日 晚上，会见日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赤旗报》总编辑土岐强、日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安斋库治等，廖承志、刘宁一、吴冷西（吴冷西，当时任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1964年9月又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在座。毛泽东说：看到日本同志非常高兴。日共是伟大的党，工作做得很好，政治路线是正确的，特别是你们能自己判断重大问题，不请教外国，这点非常好。一个党开始时大概都会有这种情况，即遇事非同外国商量不可，我们也经过这个阶段，以后才做到了能独立自主。这当然不是不参考外国经验，外国经验是应该参考的。外国经验包括成功和失败的经验，要特别注意别国为什么走弯路，失败和受挫折的经验往往被人忽视。毛泽东在介绍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所犯的“左”、右倾错误后说：过去的错误，属于认识问题者居多，当时名之为教条主义，即不按中国特点办事，硬搬外国经验。一个党要把政治路线搞正确不容易。我们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四五年，差不多经过二十四年，全党才统一了认识。单有总路线还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各方面的具体政策，这些政策，通过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才能完满起来。如无政治、经济、文化、党的建设等各方面的比较完善的政策，总路线即不可能完全实现。你们对中国经验可以研究，但主要是靠你们在实践中找出自己的经验。我们的经验也是列宁的经验，即十月革命前后列宁在世时的经验，主要的是相信群众、组织群众，党的政策要反映群众的意见。在列宁的著作中，可以充分看到他对群众路线的重视。毛泽东最后说：慢慢来，革命急不得，越急越不成功。“左”倾路线就是太急，急了反而受损失。

同日 为转发邓子恢十一月九日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下放试点情况的调查报告，起草中共中央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批语：“邓子恢同志这个报告很好，发给你们参考。因为目前各地正在普遍试点，此件可发至地、县、社三级党委参考。认真调查研究，对具体问题作出具体的分析，而不是抽象的主观主义的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建议在十二月二十日以前，各省委第一书记带若干工作组，采取邓子恢同志的方法，下乡去，做十天左右的调查研究工作。”并批示：“总理、小平、彭真、震林阅后，尚昆用电报发去。另印发中央各部委党组若干份。”邓子恢的调查报告说，根据他在福建龙岩、连城派工作组在几个大队进行试点的情况，对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各级干部和群众一致拥护。报告还反映了生产队规模的调整，生产队改划以后土地和牲畜的调整、大队主要应该负担的工作、粮食分配和山林问题等方面的情况。

11月24日 上午，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巴西、厄瓜多尔、玻利维亚、萨尔瓦多四国共产党和巴拿马人民党派来中国学习的学员，周恩来、邓小平、彭真、杨尚昆等在座。毛泽东说：中国人对你们有没有大国主义？你们可能没有遇到，没有看到，所以说没有。我们党有一千七百万党员，其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我个人认为可能有二三百万人，是不太纯的，要对他们进行教育。三百万不纯，留下一千四百万是纯的，但我还不太相信，这数字还有些过高，还有左、中、右。任何党都有左、中、右。我们说左、中、右时，是指思想问题，指对问题的认识的水平，对马列主义的理解的问题。不要以为世界上的事情那么简单，事情不是简单，而是错综复杂的。左翼首先的问题是争取中间派，说服中间派，不是压服而是说服，不能用压服的方法，只能用说理的方法。我们叫做和风细雨的方法，不要心急，需要多少时间就给多少时间。但是，左翼就是容易犯气大心急的毛病。如果看不起中间派，尤其是看不起右翼，事情就办不好。要做真正的左翼，而不是教条主义式的左翼。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有很大的耐心，以同志式的精神去说服中间派，不能摆官僚的架子。毛泽东还谈到共产国际问题，他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是好的，一九三五年开的，它给了各国党以自主权，共产国际只能建议，不能下命令。当时季米特洛夫同志是领导人，他是很好的同志。那时共产国际最好是解散，后来也就解散了。最后毛泽东说：我还想说几句，你们在中国了解的经验，只能供参考，绝不能硬搬外国的经验，只能参考外国的经验，不然你们要栽筋斗。要选择。列宁讲过，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就是对具体事物作具体分析。这句话我们永远要记住，我劝同志们也考虑它。

11月27日 晚上，在钓鱼台十二号楼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11月30日 复信臧克家（臧克家，诗人。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诗刊》主编。）：“惠书收到（两次），因忙未能如愿面谈，还是等一会儿吧。我近日要外出走一遭，不久回来。明年一月内看能否找得出一个时间，和你及郭沫若同志一同谈一会儿。那时再通知你。”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谈了最近几天的情况和各党派座谈会（1961年11月2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各党派座谈会，周恩来作关于苏共二十二大的报告，30日下午各党派座谈会进行讨论。）情况。毛泽东提出在七年计划的基础上搞十年计划。

11月 阅张闻天（张闻天，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本月十一日来信，批示：“周、朱、陈、林、邓、彭阅，尚昆存。”张闻天在信中说：听了周恩来关于苏共二十二大的报告后，完全同意中央的看法和中央所采取的方针；拥护中央制定的“工业七十条”以及有关教育方面的和科学方面等的指示，经过工作经验的不断总结使总路线不断具体化，不断完善，就能保证社会主义取得不断的胜利。

12月1日 乘专列离开北京南下。二日，到达上海。三日晚上，到达杭州。

12月5日 下午，在杭州会见委内瑞拉加拉加斯市议会代表团，江华、冯基平（冯基平，当时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1962年6月又任书记处书记）兼外事工作小组组长、北京市副市长。）在座。谈到中国的情况时，毛泽东说：中国人口六亿五千万，城市一亿三千万，还有五亿二千万在农村。我们现在有重工业、轻工业，工人已经达几千万人。美国是一个工业国，大概有四五千万工业工人，它的生产效率高，技术高。我们的生产技术不如他们，差得很远，机械操作程度差得很远。我们也有高级的机械，也有精密的机械，但是太少。当得知委内瑞拉的面积有九十一万二千平方公里时，毛泽东说：你们有相当于我国九个浙江省的面积。浙江是二千六百万人口住在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你们是七百万人口住在九十一万二千平方公里土地上，所以你们国家的前途是大有可为的。你们事业的环境是很好的，人口和国土的比例是很好的，有发展余地。革命之后，这么大的国土，丰富的资源，解决七百万人口的衣、食、住、行，就同我们完全不一样了。我们革命胜利后，首先对付的是几亿人民的吃饭、穿衣、住房、交通问题。中国的人口是个大问题，但有办法解决，我们正在用各种办法来解决。准备用五十年至一百年来根本解决工业、农业生产问题。我们不是讲大跃进吗？但是我们需要时间，大跃进也需要几十年到一百年的时间来解决问题，使很穷的国家变成一个比较富裕的国家。十二年来成就是有的，但我们一穷二弱，现在还是这样。有人说我们是一个强大的国家，我不同意。有什么可讲的，每人只有几公斤钢。在谈到如何用马克思主义方法来分析国内情况时，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有很多书都要看，但其中有几卷特别值得仔细看的，就是关于列宁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是对于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就是说深入分析具体情况。当代表团团长、加拉加斯市议会副议长谈到他家里挂了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等人的画像时，毛泽东说：我的画像不值得挂。马克思写过《资本论》，恩格斯写过《反杜林论》，列宁写过《谈谈辩证法问题》，他们的画像是应该挂的。像《资本论》、《反杜林论》这样的作品我没有写出来，理论研究很差。人老了，也不知道是否还能写出些什么东西来。

12月8日 从杭州到达上海。

12月13日 到达无锡，住小箕山招待所。

12月14日 上午，在无锡召开座谈会，听取江渭清关于江苏情况的汇报，许世友（许世友，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司令员。）及中共无锡市委、苏州地委、镇江地委的第一书记等参加。江渭清说：我们注意了对情况的具体分析，不可搞混而统之。今年农村粮食计划分配比去年少，但加上自留地、十边田，估计百分之七十的地方比去年好，百分之十五的一般，百分之十五的有困难。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生产不平衡，底子薄，安排不落实。毛泽东表示赞成对情况作具体分析。江渭清谈到工作中出现缺点、错误不是有意的。毛泽东说：不要怕鬼，没有经验，讲清楚可以了。缺点可以有几千条，但这是可以克服的。不可理不直、气不壮，不要灰溜溜。分析形势要有比较，从积极方面考虑，要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发挥主观能动性，去战胜困难。潜力是很大的，有困难，有办法，有希望。久卧思起，现在是起床的时候了。到了谷底，就要上山了。在谈到群众生活问题时，毛泽东说：要把群众生活安排落实好。克服困难要向土地要粮食，不可向上要粮食。在谈到农村基本核算单位下放问题时，毛泽东说：贯彻要快一点，一传达下去可以调动积极性。有人认为这是倒退，这不是倒退，是前进。不是讲底子薄吗？主要是生产队底子薄，要使生产队由薄变厚，就要发展生产力，就要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要肥料就要养猪，要把猪养好，把牛养好，也是生产队来管。要明确大队干什么，生产队干什么，不弄清楚，生产队的积极性起不来。毛泽东特别指出，包产到户这事不可干。谈到一九六二年的工作时，毛泽东说：明年工、农、商、学、兵、政府、党委要全面走上轨道。党是领导一切的。要搞个几十条，大家遵守。明年要开会，开个大动员的会议。明年一月开中央工作会议，无论如何要抓好工作，争取主动。要识大体，顾大局，要加强纪律性。当毛泽东听到江苏征购已完成百分之九十四，棉花超产，猪、家禽、外贸、财政情况都比较好时，很高兴。他说：棉花超额部分留给江苏，调动积极性。关于对市场管理、货币回笼问题，他说：要紧农村，保城市。农村活路比较多，要支持城市。毛泽东强调工业要注意质量，质量提高是个大跃进。工业体制要改变，还是集中统一好。十五日，毛泽东又找江渭清、曾希圣、许世友谈话。

12月15日 致信李先念、姚依林（姚依林，当时任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兼商业部部长。）：“江苏有一些好经验，工业、农业和财贸几方面的，很值得听一听。请你们返北京以前，到南京停一天。你们于十二月二十日或二十一日到达北京，就可以了。”

12月16日 听取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无锡部队负责人钟国楚（钟国楚，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7军军长。）汇报部队的建设等情况。傍晚离开无锡。

12月17日 到达济南。在专列上听取中共山东省委负责人谭启龙、裴孟飞、白如冰、苏毅然（谭启龙，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山东省省长（至1963年12月）、山东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政治委员。裴孟飞，当时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白如冰，当时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山东省副省长（1963年12月任省长）。苏毅然，当时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山东省副省长。）等汇报。在谈到基本核算单位下放问题时，毛泽东说：权力下放，实行大包干后，生产队三十户是否大了？可以搞十几户。山区里三户五户的怎么办？二十户规模就是大的。在汇报到山东的牲口已经停止死亡时，他说：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牲口就不会死，农具破坏也不会那么严重。“三包一奖”是大平均主义，是粮食下降的主要原因，使牲口、农具损失这么大。大平均主义六年没有解决，现在解决了。有人说，这是不是退步？是不是社会主义？这不是退步，按劳分配就是社会主义。照顾五保户、困难户，有共产主义因素。还有积累，还有征粮，有了前途。这是整个人民的利益。

12月18日 到达天津。在专列上听取中共河北省委负责人刘子厚、阎达开（阎达开，当时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河北省副省长、河北省政协副主席。）和天津市委负责人万晓塘（万晓塘，当时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天津市委第一书记。）等的汇报。毛泽东看了河北的代食品，说：守着这样一个渤海湾，为什么不搞些鱼呢？搞一二十只渔轮嘛！搞个几年计划，增加几十条渔轮。天津市能生产渔轮，就要搞一些嘛！谈到整风整社问题时说：先教育干部这一条，过去我们就没有学到。现在先要搞几十条，让他们学习嘛！讲了十几年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原则是什么等等，结果一做起来就忘了，刮“共产风”。谈到分配大包干问题时说：分配大包干，基本核算单位下放，我看了南宫的报告，大包干推动了秋收、种麦和征购。基础还是放在“脚”上，不能放在“腰”上。谈到劳动组织时说：十几户的就不要分小组了，二十几户的要分。田间管理包工到户有利，能利用全家的辅助劳力。当刘子厚谈到邢台的包工到组结合包工到户的经验时，毛泽东说：这与安徽的差不多，大农活集体干，小农活包到户。但有的大小农活都到户了，就成了包产到户了。谈到过去经验教训时说：你们过去一百四十多个县，合成六十个太大了，现在又分成一百三十多个就好了。一百四十多个县并成六十个县，也是一股风呀！这也是宝贵经验。过去搞过“三包一奖”，搞过平均主义，搞过形式上的评工记分，取消地委，搞食堂，搞粮食供给制等等，这都是非常宝贵的经验。现在看来，这是很可笑的事，但是非常宝贵。工业上也出过许多笑话。如果没有这些，就没有反面的经验。谈到目前各县正准备搞生产规划时说：还是要留有余地，再搞计划，要踏实，别搞主观主义呀！要求实。你们各县搞计划不要一股劲高指标，也不要低指标，叫平均先进指标。谈到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时说：这次会议，“工业七十条”、“农业六十条”都暂不议。“六十条”没有解决分配大包干问题，要搞个三级核算、队为基础的文件。中心是搞财贸一百条，七年计划也只能大体谈一谈。谈到形势问题时说：困难不要好久就可以克服，再有一年就过去了，还是大有希望。你们去年说好的县有百分之二十，恐怕不只百分之二十。要弄清总的形势，一年之间就有好转，就产生了“七十条”嘛！商业也有一百条嘛！开会时讲讲形势，恐怕需要。

12月19日 晨，回到北京。

12月20日1962年1月10日 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有各中央局、省市区负责人和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讨论国内国际形势，一九六二年度国民经济计划及长远计划，商业问题，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党的工作等，并为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作准备。毛泽东提出一九六二年在工、农、商、学、兵、政、党七个方面要大抓一下。

12月20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讨论中央工作会议的议程和安排。当邓小平谈到这次会议要讨论国内国际形势时，毛泽东说：这样好，有形势，才有气。会议不要开得太紧，上午休息，下午开会，晚上看戏。白天出气，晚上看戏。当周恩来谈到需要集中统一时，毛泽东说：我起初是支持地方的，后来我看不对头，现在要支持集中了。过去民主革命，证明集中统一才能打胜仗。现在的毛病是“五风”、“五多”。当周恩来谈到他对形势的估计是“形势好，成绩大，困难多，任务重”时，毛泽东说：形势是好的，错误都在改正，比去年好，在向好的方面走。农业有了“六十条”，工业有“七十条”，教育有“六十条”，商业也将要有几十条或者一百条，这就有办法。接着，毛泽东着重讲了对过去几年走弯路的责任问题，以及对建国十二年来的工作的基本估计问题。他说：过去走了弯路，应该首先由中央负责，然后是省委，然后才是地委、县委。我到下边一看，省委说错误主要由他们负责，也说到中央，但总是说中央总是正确的英明领导，这不符合事实嘛。这就不能真正得到经验教训。这几年的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高分配和几个大办，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养猪场等，都是中央的。虽然材料是由你们来的，但是谁叫你相信呢？我们头脑这个加工厂，没有了解实情。四高、几个大办、供给制、食堂，这些都是错误的，做了有损于人民利益的事，为人民服了不好的务。服务服得不好，这是一方面。还要看到，有了这些错误，这是我们的宝贵财产。人的认识总有个过程的。问题是认识得慢了一点，时间长了一点。比如“三包一奖”，今年我才看到耿长锁的信、山东的材料、广东大沥公社一个大队的材料，开始怀疑这个办法。找胡乔木、廖鲁言（廖鲁言，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1962年11月撤销）副部长、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兼农业部部长。）谈，他们都说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好，这是中国的创造，苏联没有的，胡乔木还给我举了韶山的例子。那时，河北的同志在北京、在广州都讲了他们的主张，但是经过了大半年，我们才了解。人对于事物的认识，就是这样子奇怪。有了这样错误的经验，我们就可以不再犯了。这十二年，恐怕还是做对了的是主要的，占第一位，错误占第二位。我们十二年，已经有了两方面的经验，这就更强了，而不是更弱了。这是一。民主革命时还有一条经验，即有了总路线，还必须有一套完整的具体政策，不然不能把事情办好。这是两条很重要的经验。

12月22日 对书报简讯社编印的材料《仇者快——资本主义国家怎样看苏共二十二大》，批示：“小平同志：请考虑此件是否可以印发到会各同志。”

12月24日 写信问候患感冒的卫士张仙朋：“你好了些吗？好好静养，过几天再上班不迟。我想你。你到我的厨房吃饭吧。”

12月26日 复信臧克家：“几次惠书，均已收到，甚为感谢。所谈之事，很想谈谈。无耐有些忙，抽不出时间来；而且我对于诗的问题，需要加以研究，才有发言权。因此请你等候一些时间吧。”

同日 复信周世钊（周世钊，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副省长、湖南省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湖南省委员会主任委员。）：“惠书收到，迟复为歉。很赞成你的意见。你努力奋斗吧。我甚好，无病，堪以告慰。‘秋风万里芙蓉国，暮雨朝云薜荔村’（见谭用之《秋宿湘江遇雨》。下句原为“暮雨千家薜荔村”。）。‘西南云气来衡岳，日夜江声下洞庭’（这是湖南长沙岳麓山云麓宫望湘亭上的一副对联，录自清末诗人黄道让的《七律·重登岳麓》中的诗句，上句为“西南云气开衡岳”。）。同志，你处在这样的环境中，岂不妙哉？”

同日 晚上，在钓鱼台十二号楼召开会议，听取中央工作会议各组讨论情况的汇报。毛泽东首先问关于形势讨论的情况。接着他说：梁襄王问孟子曰：“天下恶乎定？”孟子曰：“定于一。”（见《孟子·梁惠王上》。）我们要定于一，修正主义也要定于一，还不说帝国主义。是争领导权的问题，我们只管我们这一块天下定于一，别人的我们不管。要来参观的让他看，要书的给他书，要谈话的同他谈。要告诉我们的外交人员，不管所在国的政府是否反动，一概不搞颠覆活动。苏联就是搞窃听、造谣、收买、干涉、颠覆、撤退专家、断绝关系，一共总有七八种，我们一概不搞。赫鲁晓夫怕鬼，越怕鬼，就有鬼。他们欺软怕硬，应该是欺硬怕软。《西厢记》上讲惠明和尚，有几段唱词，里面有：“我从来欺硬怕软，吃苦辞甘”。共产党人就应该这样。“强凌弱，众暴寡”，从来不得人心嘛。（陈伯达：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有一篇文章说，如果中苏分裂了，世界力量对比就改变了。）那也不对。中苏也不可能分裂，不会分裂，首先我们不分裂，你搞撤退大使，我不搞。

12月27日 批示将《西厢记》第二本第二折印发到会同志。这一折中有惠明的唱词“我从来欺硬怕软，吃苦辞甘”。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关于支持美共反迫害斗争的宣传通知稿，批示：“尚昆同志：此件请即办。可以印发到会各同志。在发之前，请问一下联络部，此件是否与在京的美共同志共同商量过。（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1961年12月27日注明：“主席批示的问题已问过中联部，此件陆定一同志已与在京的美共同志商量过。”）如未，应和他们好好商量一下。”

12月28日 上午，阅邓小平报送的廖承志、刘宁一关于对世界和平理事会的看法的报告。邓小平在报告上批写：“主席：这场斗争反映了二十二大后的若干动态，拟印发工作会议。如同意，即交尚昆办理。”毛泽东批示：“同意。请尚昆照办。”

12月29日 上午，批示机要秘书徐业夫：“这几首诗好，印发各同志。”几首诗，指《光明日报》十二月二十八日发表的教育家吴研因的《赏菊》和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法案委员会委员钱昌照的七律二首。（吴研因的《赏菊》一诗为：“不期青女忍相欺，老圃新枝竞吐奇。秋色还如春色好，西风莫漫撼东篱！嫩红老紫百千盆，蟠错如虬况有根。为证明年花更艳，手题诗句待重温。”钱昌照的七律二首是：一首题为《芦台农场》：“麦苗肥壮谷登场，谁信当年一片荒？排灌齐全轮作好，芦台今日是粮仓。”一首题为《藁城农村》：“薯曝墙头菜挂檐，棉田片片麦无边，农村活跃歌声里，绿女红男夕照前。”）

同日 复信刘松林（刘松林，原名刘思齐，1949年10月同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结婚。1950年11月毛岸英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刘松林这时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科学技术研究部任俄文翻译。）：“信已收到，很高兴。我身体尚好，勿念。你要注意休养。希望你写点日记。”

12月31日 晚上，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央工作会议与会者在北京饭店聚餐。

12月 作《卜算子·咏梅》：“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毛泽东在题下写有：“读陆游咏梅词（陆游原词《卜算子·咏梅》为：“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反其意而用之。”

同月 阅新华社十二月二十三日编印的《内部参考》刊载的波兰哲学家兼政论家沙夫谈人道主义文章的摘要。文章认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表现了现代共产主义运动的本质和内容”，它的目的是“发展个人和为个人的幸福创造条件”等。“人道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精华，而个人幸福的主张则是人道主义的精华”。毛泽东批注：“为哪一些阶级的个人幸福和集体幸福？范围是全世界呢？还只是本民族？是最大多数的工人、贫苦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呢？还是以‘全民’为幌子，进行欺骗，实则只是为资产阶级和工人贵族呢？”

同月 两个苏联公民分别写信给毛泽东，对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攻击阿尔巴尼亚、反对斯大林，表示强烈不满。毛泽东阅后写了一个批语：“极好，极正确，可阅。”

本年 作《七律·答友人（友人，指周世钊。）》：“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

本年 作《七绝二首·纪念鲁迅八十寿辰》。其一：“博大胆识铁石坚，刀光剑影任翔旋。龙华喋血不眠夜，犹制小诗赋管弦。”其二：“鉴湖越台名士乡，忧忡为国痛断肠。剑南歌接秋风吟，一例氤氲入诗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