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的语言学

江蓝生

引言

语言是人类社会交际的工具，人们靠它沟通思想，协调行动。不管什么专业背景的人，在日常生活中都要跟他人交流，都要阅读书报杂志，或动笔写字、做文章。因此，即使不是专门学习语言学的人士，实际上也离不开语言学。有一则俄罗斯谜语：“不是蜜，但是能粘住一切。”它的谜底就是语言。谜语的创造者能如此深刻地认识到语言对于维系人类社会的巨大作用，令人惊叹与佩服。语言学如影随形，时刻围绕着您。从身边的很多例证，可以看出语言学无处不在。

港澳地区将日本产的汽车品牌Mazda（松田）称作“万事得”，这一方面是因为Mazda的读音与粤语的“万事得”相近，另一方面是香港人喜欢讨吉利的文化心理在起作用。在中国内地，Mazda被译为“马自达”。译名的不同，反映了方言与普通话的差异。港澳地区通行粤语，粤语的“万”声母为双唇音 [m]，与Mazda的m同音，而普通话的“万”读wàn [uan]，与Mazda的m不同音，所以不会选用“万”字打头，而选择了与Mazda音同的“马”字打头。不过，尽管两地Mazda的译名各不相同，但取名的方式、手段却如出一辙：音义结合。这反映了汉字表义性的特质。“马自达”的译名尤其精彩，以“马”喻“车”，跨上这匹快马，就能自动到达目的地。译名之贴切、巧妙，使音义浑然一体，这种文化的再创造令人拍案叫绝。

澳门在早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她可以称作中西语言文化接触的温床，是西方汉学家的摇篮和我国现代语言学的催生地之一。1553年葡萄牙人入据澳门，中西语言间的交流现实地提上日程。1594年创办的澳门圣保禄学院，成为培训来华耶稣会传教士的重要机构，而汉语汉字是该教的必修课。著名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汤若望（Adam Schall von Bell）等进入中国内地传教前都曾在那里接受培训。从这一点上，说西方人是在澳门开始系统认识汉语、学习汉语的，恐不为过。1588年问世的第一部外汉辞典《葡华词典》也与澳门密切相关。辞典的编纂者罗明坚（Michel Ruggieri）与利玛窦当时尝试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在利玛窦的《西字奇迹》（1605）和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的《西儒耳目资》（1626）中，可以看到西方人设计的中文拼音框架。西方人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尝试，对清末以来的中文拼音化运动应该有直接的影响。早期的澳门，即与语言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法国伟大的艺术家罗丹（Auguste Rodin）说：“美是到处有的，并非美在我们的眼目之前付之阙如，而是我们的眼目看不见美。”换句话说就是“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套用这句话，生活中处处都有语言学，就看您是不是有心人。本文尝试从五个方面谈谈生活中无所不在的语言学。

一 语言文字与文化

关于语言文字与文化的关系，可用一个例证来说明。1994年狗年春节，笔者所在的语言研究所开联欢会，本人用包含“狗”或“犬”字的词语创作了一个小节目。我惊奇地发现，凡是用“狗”或“犬”字组成的成语和惯用语几乎都是贬义的、负面的。例如：

三字的：狗强盗、狗腿子、狗吃屎、狗屎堆、狗咬狗、狗脾气、癞皮狗、狗仔队、丧家犬；

四字的：狗胆包天、狗苟蝇营、狗急跳墙、狗皮膏药、狗屁不通、狗头军师、狗尾续貂、狗血喷头、狗仗人势、狗眼看人、狼心狗肺、猪狗不如、鸡鸣狗盗；

四字以上的：狗改不了吃屎、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在上述这些短语、成语和惯用语中，“狗”简直成了万恶之源，凶恶、下贱、粗暴、肮脏、丑陋、奸诈、卑鄙、势利、谄媚等，几乎所有的恶劣品质都加在了“狗”的身上。表示正面意思的极其少见，我搜索枯肠只找到一例：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

关于这种语言现象出现的原因，伍铁平先生认为，在西方文化里，犬的形象是正面的、受推崇的。中国学者出版的图书，翻开扉页，通常会看到“献给我的母亲”或“献给我的老师”一类，而在有些西方学者的书中，会看到“献给我的狗”之类。汉语中的“你是幸运儿”，英语中相对应的是“lucky dog”；与“爱屋及乌”这个成语相对应的西方谚语是“love me, love my dog”。这种文化上的差异在不经意间往往闹出笑话：北京语言大学的一位老师在操场上跑步，一位外国留学生过来打招呼说：“老师，你跑得真快，像狗一样快。”令老师实在哭笑不得。这就是不同文化间的小小碰撞。

翻开字典，在部首“羊”和“犬”下找到下列两组字：

羊：祥、美、善、義、羡、鲜、羹

犬：犯、猥、狎、狂、狱、猜、戾、狰狞、狡猾、猖獗

不难发现，上面两组字中第一组从“羊”的字意思都是褒义的，而第二组从“犬”的字基本上都是贬义的。为什么会如此？许慎《说文解字》解释：“羊，祥也”。段玉裁对《说文》进行注释时，引《考工记》中之说“羊，善也”。《说文》如是解释“独”：“羊为群，犬为独。”段玉裁注：“犬好斗，好斗则独而不群。”“群”是什么意思呢？“群”这个字的来源就是“群羊相积”，很多羊聚在一起。段注又说“独”，“犬相得而斗也”。从这两组字的义符构件中可以看出我国先民的好恶，看出中华民族深层的文化价值观：爱好和平，厌恶争斗。我们现在促进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强调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倡导构建和谐社会，正体现了自古以来一直流淌在我们民族血液中的价值观念，而这种深层的、核心的价值观念能从某些汉字最初的造字心理中窥见一斑，实在令人惊奇、令人感动。

语言文字中渗透着文化，文化通过语言文字来折射。只要稍加留意，生活中处处可以看到语言学的影子。

正因为语言跟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和文化传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一些著名的语言学家对语言的重要性都有一些论述。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说：“语言可以说是各个民族的精神的外在表现，他们的语言即是他们的精神，他们的精神即是他们的语言，人们怎样想像两者的一致都不过分。”这位语言学家所说可能稍微有些绝对，但语言的重要性确实不容忽视。法国语言学家梅耶（A. Meillet）的说法则比较全面：“不明白使用那种语言的民族的生活情况，就不能了解这些语言，不了解这些人的语言，也就不能真正明白他们的宗教和社会习惯。”这说明，学习某个民族的语言，只有跟学习这个民族的历史文化结合起来才能得其真谛，得其精髓；反之，要想了解一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也必须掌握这个民族的语言。

二 语言间的接触与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在全国各地民众的大流动、大迁徙和相互交往中，语言相互接触，相互影响，使各自的语言迅速发生变化，呈现出空前的活力。珠江三角洲地区开放较早、经济比较发达，再加上毗邻港澳，使得粤语北上，迅速影响其他地方的语言。

在语言诸要素中，受影响最大的是词汇。过去内地人多不知“按揭”为何物（怀疑它是个外来语）, 而今不仅“按揭”，香港有关房地产的词语诸如“楼宇、楼盘、楼花、置业、物业、写字楼、广场、花园、烂尾楼”等已成套地进入内地，为社会广泛使用。粤语的方言词像“埋单、搞掂、生猛、靓女、焗油、炒鱿鱼”等已是全国各地耳熟能详的口头语，而且将其中一些粤方言词加以本地化，如把“埋单”改说成“买单”，“搞掂”改说成“搞定”。甚至连广州人的习用语“有冇搞错”也经常出现在北京人的口语中，只不过改说成“有没有搞错啊”，等等。粤港澳通行的外来词也很有生命力，如由“巴士”衍生的“大巴、中巴、小巴”已在内地普遍使用。由“的士”分解出的“的”已成为一个可以自由使用的语素，它可以做宾语，如可以说“打的”，也可以说“打不着的”，还可以组成偏正结构的名词“面的、摩的、板的”和“的哥、的姐”等，“的”已经变成一个汉化了的语素。过去“的”字有三个音：的确dí、目的dì、我的de，刚出版的《新华字典》第11版根据语言的新变化为“的”字新增了一个阴平音：打的dī。同样，“拜”字除了去声音（拜见bài）外也增加了一个阳平音：拜拜báibái。

语言的影响总是伴随着文化的渗透，例如对于数字“八”（谐音“发”）的崇拜和对于数字“四”（谐音“死”）和十三的忌讳，就分别受到粤港地区或西方文化的影响。

随着两岸经济文化交流成为一种常态，两岸间的词语也互相借用。不少台湾地区词语逐渐登陆，例如：

愿景、考量、修理、双赢、管道、整合、作秀、创意、影碟、挺（支持）

台湾的“智障、视障、听障”这一组词体现了对残障人士的尊重，迅速替代了大陆通行的“弱智、弱视、聋哑”等词。

交流是双向的，内地也有很多词语进入港澳台地区，例如：

说法、白条、保底、报批、瞒报、病退、批量、封顶、表态

领导班子、好人好事、与时俱进、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大陆名词作形容词用的“火、牛、雷”等则很受台湾青年学生追捧，已进入使用领域。

语法是语言诸要素中最为稳定的，一般不容易被改变，但近年来即使在语法层面也能看到内地受粤港澳台影响的影子，比如“有+动”的说法就是一例：

普通话：刚才你看到过她吗？

粤港澳台：刚才你有看到过她吗？

可以看出，普通话和粤港澳台的否定式相同，都用否定词“没有”或“冇”，但肯定式却不同，粤港澳台用“有+动”，普通话不用“有”（疑问句也如此）：

普通话：我去过澳门（肯定式）。我没有去过澳门（否定式）。

粤港澳台：我有去过澳门（肯定式）。我冇/没有去过澳门（否定式）。

这就是说，在普通话和绝大多数方言里，“有”通常不能修饰动词性成分，这一点跟粤港澳台地区明显不同。但是，最近几年在内地一些年轻人和某些媒体中开始流行“我有去过澳门”、“刚才你有看到过她吗”的说法。这种“有+动”的新说法的流行，有人认为是由类推心理引起的，即既然肯定式“有+名”（这布有一米长）的否定式是“没有+名”（这布没有一米长），那么否定式“没有+动”的肯定式就可以是“有+动”：

“有+名”肯定：这布有一米长。否定：这布没有一米长。

“有+动”否定：我没有去过澳门。肯定：我有去过澳门。

这是从北方方言或普通话内部找原因。这种解释诚然有一定道理，但无法解释为何在改革开放之前较长的历史时期内，北方方言或普通话未发生这种类推现象。显然，仅用类推机制来解释是不够的。我们倾向于用内地与港澳台地区的语言接触来解释。港澳台地区语言的影响（加上福建、广东地区的闽粤语联合作用）是直接动因，汉语肯定、否定表达讲究对称的句法和心理是内因。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我去过澳门”跟“我有去过澳门”语义相同，但后者因为加上了“有”，增加了主观强调的语义色彩。

南北方言的密切接触，也对北京话的语音有所影响。我们发现，老北京土话的腔调和发音方式在向普通话靠拢，吐字逐步清晰化；某些不区别意义的轻声词有读本调的趋势，例如“暗处、肮脏、白天、打磨、看望、小姐”等；某些不区别意义的必读儿化的词有两可的现象，例如“开心丸儿、里间儿、下本儿”等。这些变化是北京音向外地人（报载目前占北京人口的35.9%，其中主要是南方人）和港澳台地区的人所说的普通话读音靠拢的反映。目前正在修订的《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的注音将适时地反映这种变化。

粤语对普通话的影响以及国内英语热的兴起（包括字母词GDP、CPI、DNA等的运用）与持续说明，在人类交往的过程中，不同的文化、语言总是互相影响的，当然这种影响并不均衡，一般是强影响弱。从语言影响的强弱，可以看到一个地区或国家经济、文化力量的强弱。雷颐认为，语言也是非常“势利”的。从道理上讲，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语言影响应该是相互的、平等的、双向交流的。但在实际情况中，语言的影响主要是单向的，即从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向落后地区流动。这是因为：人们从心理上愿意使用经济文化发达地区的语言。近代上海是当时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方，上海方言词汇有不少进入普通话，例如“尴尬、弄堂、阿飞、瘪三、拆烂污、寻开心、大块头”等。赵元任先生说当时江浙人看不起北方人，视北京话为老妈子讲的话。但是，经济文化不发达地区的词汇、语言在一定情况下也会影响普通话，进入主流语言。由于赵本山连续多年在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表演小品，电视台的转播使得全国各地的人们对某些东北方言词有了深刻的印象和较多的了解，比如“忽悠（哄骗：他是在忽悠你）、指定（肯定：这事儿指定能办成）、唠嗑儿（聊天：忙得没工夫跟你唠嗑儿）、嘚瑟（炫耀；显摆：开着辆新车到处嘚瑟）”等。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汉语的国际地位也在不断增长。孔子学院遍布世界各地，汉语国际推广方兴未艾，汉语在一些国家已成为学生选修的第二大外语。目前，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政府规定华人社会使用简化汉字，联合国也把简化字作为中文的规范字体，成为国际标准。1982年8月，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决定以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文献中拼写有关中国的专门词语的国际标准，而且经过联合国的认证、注册。我国语言文字国际影响的增强，反过来又折射出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

社会语言学十分关注不同语言背景的人们之间在接触、交往过程中对彼此语言所产生的影响以及由此发生的变异。一位广州朋友的太太是江西人，在广州生活了近四十年，平时讲普通话。有一天夫妻俩要出门，妻子有点事让丈夫先走，说：“你先走先。”这是一句非常怪异的话。按照粤语的语序，应该说“你行先”，或者说“你走先”，但这位女士却说成既非广州话又非普通话的“你先走先”。这个两不像的句式是普通话跟粤语互相影响的混合式：

你先走+你走先 →你先走先

同样的现象在历史上也发生过。《水浒传》里有这样一句话：

这位便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林武师林冲的便是。

这个句子可以简化为“这位便是林冲的便是”，用符号来代表就是“A便是B的便是”。现在这类句子并不像是很规范的汉语语句，但类似现象在《水浒传》或元代白话文献中非常常见。

《水浒传》：

我这仁兄是梁山泊好汉中神行太保戴宗的便是。（四十四回）

小人便是白虎山前庄户孔亮的便是。（五十八回）

元杂剧：

贫道是司马德操的便是了。（《单刀会》二折白）

小人是屠家张千的便是。（《替杀妻》楔子白）

上述现象反映了语言接触的影响问题。这种句式出现在蒙古族入主中原的元代。蒙古语的句法是“主宾动”即“SOV”这样一个语序，而汉语是“主谓宾”即“SVO”这样一个语序。为了便于实施统治，蒙古人就要尽量地学习汉语和汉族的制度文化；而汉族人尤其是一些官员或读书人，也要讲一种蒙古族人能够听得懂的汉语，在高度交际压力下，诱发了两种语言的相互协商、折中，于是产生了兼有两种语言特点的混合式：

SOV+SVO→SV1OV2 A是B+AB是→A是B是

例如，汉语说“我是学生”，蒙古语说“我学生是”，这两种句式一融合，就变成了“我是学生是”。在“是”前加上语气副词“便”就成了“我便是学生（的）便是”，有时加个“的”，有强调的作用。

我国西北地区长期以来多民族聚居，操阿尔泰语（包括满—通古斯语族、蒙古语族、突厥语族）的少数民族在与汉族交往以及共同生活的过程中，语言相互影响，因此有些地方的汉语在语序上带有明显的阿尔泰语“主宾动”（SOV）的特征。例如：

（1）宾语在动词前面

青海西宁话：你茶喝，馍馍吃（你喝茶，吃馍馍）

甘肃临夏话：他他的成绩知道了（他知道了他的成绩）

别人家背后你的脊梁不要叫戳着（不要叫别人在背后戳你的脊梁）

（2）表示领有的句子“有”字位于句末

西宁话：家里人有唡？（家里有人吗？）

临夏话：解放前河州城里医院没有，西医没有（解放前河州城里没有医院，没有西医）

（3）在判断句中，把判断词放在句末

临夏唐汪话：那是老师晒，我是学生晒（他是老师，我是学生；晒：是+唉）

临夏话：我谦虚的不是，也保守的不是（我不是谦虚，也不是保守）

此外还有许多与标准汉语语法不同的特点。这些差异归根结底，都是阿尔泰语（主要是蒙古语）或藏语（藏语的语序也是“主宾动”）对西北汉语的影响。笔者曾详细考察过这类问题，此处不赘。

三 汉语语法的意合倾向

汉语和西方屈折型语言有很大不同，它没有表示语法关系的词尾变化，短语或句子的语义往往靠意合。拿动词“吃”的组合式为例：

吃米饭、吃馒头（吃某种食物）吃大户（到大户家去吃喝或夺取财物）

吃馆子（到馆子吃）吃大碗（用大碗吃）

吃劳保（靠劳保金为生）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山、水谋生）

例句中“吃”后面的名词从形式上都是“吃”的宾语，但“吃”跟名词宾语之间有什么样的语义关系，则根据人们的常识或语境来确定，这就是意合。

汉语有些结构相同的短语在字面上不合逻辑，但中国人不会产生歧解，原因是人们会依据常识进行合理的解读。例如：

恢复健康（恢复到健康状态）恢复疲劳（从疲劳状态中恢复过来）

打扫垃圾（“垃圾”是打扫的对象）打扫卫生（“卫生”是打扫的目的、结果）

由于语言跟逻辑思维的关系密不可分，语言逻辑的制约为语言结构的意合提供了余地，并通过社会群体的约定固定下来。但语言最终要受逻辑制约。比如语言学中有一个很不好解释的问题，就是“差一点摔倒”和“差一点没摔倒”这两句话，前者是肯定句，后者是否定句，但奇怪的是两句话的基本意思一样，都是没摔倒，这是为什么？

肯定句：差一点摔倒——没摔倒

否定句：差一点没摔倒——没摔倒

按理说，既然“差一点摔倒”的意思是没摔倒，那么跟它相对的“差一点没摔倒”的意思就应该是摔倒了，为什么人们会把“差一点没摔倒”也理解为没摔倒呢？笔者曾有专文从概念叠加与句式整合的角度对此问题做过分析讨论，这里仅从根本原因——逻辑制约加以说明。

“摔倒”是人们所不希望发生的事情，不希望的事情是人们不喜欢、想要避免的，因此说不希望的事情差一点儿发生有意义，有交际价值。就是说不希望的事情差一点发生是非正常情况，属于意外，需要去说；而说不希望的事情差一点儿没有发生则没有意义，因为意外的事情没有发生是正常情况，属于常态，无须用“差一点”去说。再说，不希望的事情（摔倒、矿难、死亡）如果已经发生了，还说“差一点+没发生”就更无意义了。也就是说，当“差一点”修饰不希望的事情时，由于逻辑事理（这是每一个思维正常的人都具备的）的限制，或曰在一般逻辑事理的背景知识作用下，人们不会把“差一点没摔倒”理解为通常的否定句“差一点 +没摔倒”，而是自动认解为肯定句的强调式“差一点没+摔倒”，其中的“没”表示含主观性的情感色彩——后怕。即

肯定句：差一点+摔倒——没摔倒（客观叙述）

肯定句的强调式：差一点没+摔倒——没摔倒（后怕，情感色彩强）

汉语中有些复词偏用现象也跟逻辑有关。例如：

万一有个好歹，可就不好办了。

他要有个三长两短，全家人的生活就没了指望。

为什么“好歹”偏指“歹”，“三长两短”偏指“短”，显然是由事理逻辑决定的。

四 语用中的创新与变异

亚里士多德说：“人们喜欢被不平常的东西所打动。”在当今这个思想活跃、个性张扬的时代，人们特别是青年人感到日常语言的单调、贫乏，就借助网络这个自由的平台和土壤，大展身手，突破某些语言规范的束缚，竭力加大语言的表现力，使得语言发生变异。

网络语言中有许多超出汉语语法常规组词造句的情况，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

（1）名词直接作动词：别忘了伊妹儿我、回头电话你、雷人；

（2）名词直接带数量补语：搜狐一下、百度一下、网恋一把；

（3）名词直接用作形容词：很淑女、很生活、太喜剧、最现代；

（4）程度副词修饰状态形容词：非常软绵绵、相当干干净净；

（5）新兴程度副词：巨好看、超乏味、腰身暴粗、雷震撼。

网络语言的这种超常变异主要是为了应对交谈便捷的需要，满足求奇求新的心理需要，有的句子（如“伊妹儿你”、“电话你”）显然受了英语的影响（Don't forget to e-mail me）。“雷人”的“雷”本是名词，这里转用作动词：使人震惊。

其实，名词转用为动词，古已有之，语法学上叫作词类活用。例如：

燕雀乌鹊，巢堂坛兮。（屈原《楚辞·涉江》）

句中名词“巢”用作动词，义为“筑巢”，但这只是一种词类临时性的活用，“巢”并没有产生出动词义项。再如成语“卿卿我我”：

晋王戎妻语戎为卿。戎谓曰：“妇那得卿婿？”答曰：“我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太平广记》引《启颜录》）

翻译成白话就是：晋王戎的妻子用“卿”称呼王戎。王戎说：“女人哪能用‘卿’来称呼自己的丈夫？”其妻回答说：“我亲你爱你，所以称你为‘卿’，我不叫你‘卿’，谁该叫你‘卿’? ”

“卿”本是第二人称代词的爱称，在这个成语中第一个“卿”用作动词，“卿卿”的意思是“称呼你卿”或“用卿来称呼你”。但是“卿”的动词用法仅限于“卿卿我我”这一成语，并没有扩大开来。

在生活中有些名词的临时转类用法被固定下来，由此产生了新的义项。例如我们说某人“很绅士”，是指这个人具有绅士那样的做派、风度。“绅士”本是名词，当“很绅士”之类用多了，如“特绅士、非常绅士、这人绅士极了、一点儿也不绅士”等，就使“绅士”产生出形容词性，意思是：有修养、有风度（用于男士）。但是，并不是任何一个名词都有可能转化为形容词的，能否转化“是受到特定语义条件的限制的”，只有那些“能够从气质、作风、样式、气味、势态等方面反映出说话人的某种特异感受”的名词才有可能发生转类现象。能否把临时性的转类固定下来、进而产生新的义项还取决于社会的使用情况，只有社会大众接纳了这种用法，才有可能站稳脚跟。“很淑女、很生活、太喜剧、最现代”的用法能否被大众接受，名词“淑女、生活、喜剧、现代”最终能否兼做形容词，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

网络语言是现实自然语言在网络上的变异形式。在网络上人们有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进行交际的自由，其中一些有表现力的语汇、格式或用法会被吸收到全民语言中来，增强民族语言的活力，如“酷、雷人、给力”等已成功赢得社会的认同，有的已经或将在正式的字典、词典中占得一席之地。但是，由于网络语言有时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全民通用语言，有的表达意思并不准确，因此，在官方文件、新闻媒体和学校教学中应该避免不加选择地使用网络语言、语汇。同时，语言的社会功能也会促使网络语言在语言的经济性和交际的准确性要求两方面进行自动调节，使它与全民语言的距离控制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

五 语言的约定俗成

像一切事物一样，语言的发展变化是有规律可循的，一般都遵循着理性的原则；但语言在发展过程中也有虽不具合理性却习非成是的约定俗成，即，有一些词语或句式开始是由少数人的误解误用产生的，其后这种误解误用被大多数人接纳，从而习非成是，被认定沿用下来，取得了合法的地位。生活中此类例子随处可见，仅举最常见的三类情况加以说明。

（1）谐音别用：逃之夭夭

《诗经·周南》:“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这两句本形容桃花繁盛美艳，光彩照人，但却因“逃”与“桃”同音而改作“逃之夭夭”，借来指逃跑（含诙谐意）。这种变异毫无理据可言，但因约定俗成而被社会认同使用。

（2）望文生义：宁馨儿

《晋书·王衍传》:“何物老妪，生宁馨儿？”意思是：什么老太婆，生了这么个孩子！“宁馨”是方言词的记音字，意思为“这样”，今吴语仍用，也写作“那亨”。但后来人们根据“宁馨”的字面义误解为“安宁、馨香”，于是有“大家都祝贺她生了一个宁馨儿”的用法，这就是“望文生义”。但“望文”所生之义如被大众普遍认可沿用，我们就要承认这个现实。所以《现代汉语词典》对“宁馨儿”的解释是：“原意是‘这么样的孩子’，后来用作赞美孩子的话。”

（3）语义衰退造成冗余：凯旋归来

《现代汉语词典》对“凯、旋、凯旋”的解释如下：

凯：胜利的乐歌：～歌|～旋| 奏～而归。

旋：返回；归来：～里| 凯～。

【凯旋】战胜归来：战士～ | 欢迎～的体育健儿。

但是，在生活中我们常常听到“凯旋归来”、“胜利凯旋”的说法。严格来说，这两种说法都有毛病，因为“凯旋”就是“胜利归来”，它已经包含着“胜利”和“归来”这两个意思在内，说“凯旋归来”或“胜利凯旋”在语义上都有冗余。可是，这两个有毛病的句子多数人并不介意。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凯”和“旋”的上述语素义在现代汉语里已经大为衰退，不能独立使用，只存在于复音词“凯旋”之中。现代人不了解上述古旧的语素义，所以把“凯旋”或者理解为“胜利”，或者理解为“归来”，就造出了上面意思冗余的句子。这种冗余句已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大有习非成是的趋势。

遵从规范与习非成是是一对矛盾，我们的态度是：要遵从规范，引导规范，对那些合乎规范、有表现力的新的语言形式应该加以推广；同时，对某些新的、已经习非成是的语言形式应该大度地予以认可。对待网络语言，同样持这个态度。应该既尊重约定俗成，又进行必要的引导，使语言向着健康的、合乎规范的方向发展。

结语

语言是人类交际的工具，也是人类思维的工具，正因为如此，大科学家爱因斯坦说：“一个人的智力发展和它形成概念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语言的。”一个思维清晰、逻辑性强的人不一定善于言辞，而一个善于表达的人一定思维清晰、逻辑性强。语言是所有人类活动中最足以表现人的特点的，它对于我们的生活、事业非常重要，甚至能影响我们的人生，我们实在有必要下一番工夫把祖国的语言文字学好、用好。从大的方面来说，一个主权国家的语言文字，不仅是公众间的交际工具，也是国家主权和民族自尊的表现之一。正因为如此，各国法律都规定，在公开场合、外交场合都要使用官方的语言和文字。可以说，一个热爱祖国的人，也会爱祖国的语言文字，爱国可以从爱祖国的语言文字开始。

多年前我读到过哈佛大学前校长查尔斯·艾略特（Charles W. Eliot）的一句话：“我认为有教养的青年男女唯一应该具有的必备素养，就是精确而优雅地使用本国的语言。”我还记得当时自己是怎样反复咀嚼、回味这句话的，它深深打动了我，粘住了我的思绪。我注意到，他说的是“唯一应该具有的必备素养”——唯一、必备；我还注意到，他说的是“精确而优雅地使用”——精确、优雅，这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境界吗？我们希望每一个中国人都努力做到：

讲一口纯正优雅的中国话，写一手规规矩矩的中国字，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参考文献

[1] 江蓝生：《也说“汉儿言语”》，将刊于Breaking Down the Barriers: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in Chinese Linguistics and Beyond（Cao Guangshun, Hilary Chappell, Redouane Djamouri, Thekla Wiebusch, eds.），台北：中研院语言学研究所《语言暨语言学》专刊外编。

[2] 詹伯慧：《语文杂记》，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0。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作者简介：江蓝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哲学部主任、语言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组成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语言学科评审组组长、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咨询委员、中国语言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辞书学会会长、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先后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语言系，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室副主任、主任及该所副所长、所长，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1998～2006）。学术专长为汉语历史语法与词汇，出版专著、工具书、论文集七部，如《魏晋南北朝小说词语汇释》、《近代汉语虚词研究》（合著）、《唐五代语言词典》（合著）、《近代汉语探源》、《江蓝生自选集》、《近代汉语研究新论》等；译著四部，如《汉语史通考》（〔日〕太田辰夫著）、《中国中世语法史研究》（〔日〕志村良治著）等；发表专题学术论文六十余篇，序言、书评等其他学术文章三十余篇。代表作为《近代汉语探源》与《近代汉语研究新论》。在词汇研究方面，对近代汉语白话词语进行考释，主持并编写近代汉语断代语言词典，探讨词义演变规律与词语考释方法。在语法史方面，主要研究虚词源流、语法化问题和语言接触问题。学习和继承吕叔湘先生把语音、语义、语法、语用结合起来综合考察的研究方法，同时又具有把描写与解释相结合、归纳与演绎相结合、历史文献材料与现代汉语方言材料相结合的个人风格。2006年以来，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现代汉语大词典》主编，并主持修订《新华字典》第11版和《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

[责任编辑：刘泽生]

（本文原刊201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