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多样性与文化传承

黄长著

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它不仅是社会控制的工具，也是与人类关系最为密切，而且须臾不能离开的一种传递信息的工具。但现实生活中往往有这样一种现象：越是与人类关系最密切的东西，越是容易被忽略，我们天天都在使用的语言，就是属于这种情况，比如全世界到底有多少种语言？这些语言的生存状况如何？他们跟文化到底是什么关系等等？我们对这些问题往往考虑很少。

一 当代世界诸语言现状

语言最重要的职能之一是交际职能，即用于人类传递信息和沟通。基督教《圣经》中有关语言的描述曾经对19世纪以前的语言起源理论和语言分类研究产生过重要影响。虽然这些描述并没有得到科学的验证，但还是常有学者在自己的研究中引用，乐此不疲。《圣经》中关于巴别塔的著名传说便是一例。《旧约·创世纪》中提到，诺亚的后代拟建一座巴别塔直通天上，世人据此称其为“通天塔”，但这事惹恼了上帝，为了使建塔的计划半途夭折，上帝“变乱他们的语言，使他们彼此无法沟通”。在建塔之初，诺亚的后代们相互之间讲的是同一种语言，因此沟通并无困难，而现在上帝却让他们各自讲相互都听不懂的语言。由于无法沟通，不能协调一致地工作，建通天塔的计划遂半途而废。这虽是个传说，但至少说明了两点：

1．语言对于人类相互间沟通至关重要，如果人类使用不同的语言又听不懂对方的语言，则语言传递的信息就是无效的，从而导致语言丧失最基本的沟通职能。

2．语言起源的“单源说”和“多源说”一直是人类关注的问题，即今天人类的数千种语言，是由一种最古老的原始母语逐渐分化而来的呢，还是衍生自远古的若干种语言？这涉及人类最初的语言形式是什么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但由于缺少文字记载和考古学上的证据，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基本上是通过假设和推论来提出自己的看法，结论往往莫衷一是。巴别塔关于人类语言的传说，不过是刺激了人类寻找自己最初的语言形式的热潮，却并没有带来多少令人信服的结论。

今天人们越来越关注我们生活的这个星球上到底有多少种语言？它们的基本状况如何？语言多样性是否会增加不同民族间交流与沟通的障碍？全球化背景下保护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有何意义等等？对这些问题的深入分析研究，有助于我们更有针对性地制定科学的语言政策，促进民族语言和文化的发展，以及不同民族之间的沟通。世界上到底有多少种语言？这是一个人们问了千百遍的问题。看似简单，实际上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不同的机构和不同的语言学家曾经有过非常不一致的统计，不同统计数据可能多达数百种乃至上千种之多：从早期法兰西学院公布的2796种到新近美国夏季语言学院（SIL，又作“美国少数民族语文研究院”，下同）发布的7097种不等。还有的只给出一个模糊的统计，比如4000～6000种、4000～8000种等等，在上限和下限之间保留了较大的模糊性和余地。造成统计混乱的根本原因之一是语言识别的困难，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一种得到语言学家普遍认同的划分语言和方言的标准。何为语言、何为方言？是一个争议颇多的问题，其间往往并没有一条非此即彼的分界线。我们可以观察一个实际例子：西班牙加利西亚自治区使用的加利西亚语（Gali-cian），虽然从政治疆界的划分看它在西班牙的范围之内，但从语言学的标准看，它却更接近于葡萄牙语，甚至有的学者认为它不过是葡萄牙语的一种方言而不是独立语言。这里我们暂且把争议搁置一边，那么从葡萄牙语到加利西亚语再到西班牙语，其间几种语言的等语线（isoglottic line）到底应该划在何处？每种语言始于何处、止于何处？这比政治疆界的划分要复杂得多，它们之间的分界线绝非泾渭分明的，有些地区的语言疆界必定会比较模糊。难怪有的语言学家把加利西亚语视为从葡萄牙语到西班牙语的过渡性语（方）言。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是一个渐变的过程。某些语言学家把某种语言看作是“方言”，便可能将其排除在统计范围之外；而另一些语言学家认为它是语言，便将其统计在语言之内，这种分歧随处可见。更重要的是，全世界有六七千种语言，学者们除了对其中极少数使用人口众多，同时又有重要政治和文化影响的语言研究比较深入外，对其他许多语言的认知却非常差，比如对中、南美洲的许多印第安语、巴布亚新几内亚的800多种语言、南太平洋诸岛的众多语言、澳大利亚原住民的语言，以及非洲的许多本土语言，外界知之甚少。有些语言的名称稀奇古怪，可能用当地某个地名、植物名、动物名，甚至小孩儿名命名。有的同一种语言可能由于读音习惯不同等原因而拥有多个不同的名称，外界许多语言学家对这些情况不甚了了，据此把它们误作数种语言，经常给不懂这些语言的学者造成判断上的困难和混乱，进而造成统计数字上的差异。仅以地处西南太平洋的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为例，人口不足500万，却拥有多达800多种语言，而其中至少有二三百种语言甚至连系属关系都不清楚。在其远离中心城市的偏远地区，由于许多地方山高林密、交通不便，不同语言社团的人往来甚少，有时甚至几个相邻的村庄间，或大山两侧居民所用的语言都无法沟通。到底哪些算作语言？哪些只是同一种语言的不同方言，外界很难做出准确判断。在这种情况下，试图对语言数量做出接近真实情况的统计，往往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有时看似精确的统计数字可能并不精确，权当一家之言罢了。在对世界诸语言尚缺乏广泛调查和准确识别的情况下，比较科学的办法是允许近似的统计，而且在统计数字的上、下限之间留有一定的伸缩余地。这可能是符合当今世界诸语言研究和识别水平的切实可行的统计方法。个人的语言知识是非常有限的，世界上的语言多达几千种，语言能力再强的人，也只能懂得其中极小的一部分。对其中的绝大多数，人类所知极为有限，因此语言识别的工作量极大，靠语言学家个体的力量，是难以做出比较接近实际的统计的，即使做出了统计，也没有太大实际意义。鉴于此，依靠机构或语言学家群体并有广泛参与度的统计方法，可能是今天世界诸语言统计工作的一种有效的方法。美国夏季语言学院组织语言学家们开展的语言描写和统计工作是这方面一个比较成功的例子。他们已经出版了19版的Ethnologue: Languages of the World（《文化人类学视角的世界语言志》，以下简称Ethnologue），这是专门研究和发布世界诸语言分布与分类等信息的最权威、最有影响力的成果之一。其特点是内容更新速度较快，比较准确、及时地反映了当代世界诸语言的动态变化情况；学者的参与面广，许多国家和地区的语言学家甚至一般读者都可以向它提供最新的研究数据和信息。2016年第19版（网络版）Ethnologue发布了世界诸语言的最新统计数据7097种（其中包含了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主要符号语言、克里奥耳语和皮钦语及部分方言），这是迄今为止我们见到的最新的数据，但如果把符号语言和混合型语言及方言排除在外，单纯的自然语言应该不到7000种。下面是按起源地划分的世界上7097种语言的具体分布和使用人口情况：

从表1可以看出，世界诸语言及其使用人口的分布非常不平衡。亚洲语言数量最多，接近全世界语言数量的三分之一，使用人口也最多，占全世界人口一半以上。欧洲语言虽然数量最少，仅占全世界语言的百分之四，但却拥有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以上的使用者，这主要是因为欧洲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国际性语言，这些语言的使用人口都非常多，如英语、西班牙语、俄语、葡萄牙语、法语、德语等。欧洲的全部287种语言中，每种语言的平均使用人口均超过580万，领先于位居世界第二的亚洲三倍多，更是远远超过太平洋地区每种语言平均使用人口的1000多倍。太平洋地区的语言数量不算少，比南北美洲的语言加起来还多，按地区计算全球排第三，但使用人口很少，只占全世界人口的百分之零点一，平均每种语言只有5200多人使用，反映出地域分散的岛屿语言的突出特点。

从现象看，Ethnologue 2016年发布的7097种语言与2009年的第16版相比增加了188种，除此之外还发布了晚近时期陆续消亡的360种语言的名称。既然语言消亡的速度很快，那为什么在7年中不减反增呢？其实语言增减的变化一直都在进行中，既不是光减不增，也不是光增不减。在一个时期中，可能减少得多一些，而在另一个时期中，可能增加得多一些。这种增减的变化是一种常态，从未停息过，是造成不同时期语言统计数据动态变化的直接原因之一。下面是从1988年第11版Ethnologue到2016年的第19版所公布的世界诸语言的统计数据，由此可以窥见近30年来世界诸语言数量的动态变化情况（参见表2）：

表2中数据的变化呈现出有增有减的总体趋势，但基本格局是增多于减。这说明，语言消亡的步伐虽然一直没有停止，但新发现和新识别的语言数量还是略多于已消亡的语言。语言统计数据的常态性变化原因很多，大体有如下一些：

1．语言学家缺乏统一的语言划分标准，导致对语言和方言的各种认识差异，这可能是造成语言统计数字差异的最根本的原因之一。这样的例子很常见，比如马来语、马来西亚语和印度尼西亚语被许多语言学家视为同一种语言，而另一些语言学家却将其视为两种甚至三种语言。同样的例子还有中国的粤方言、闽方言、吴方言、客家方言等，不少西方学者（甚至也有个别中国语言学家）根据是否能互通的原则来划分语言和方言，于是将官话方言、粤方言、闽方言等看作是几种不同的语言，而不是汉语的几种方言，理由是它们之间及它们与官话方言之间不能互通，却忽视了它们有着相同的书面语言。即使是在国际学术界有着重要影响的Ethnologue也未能摆脱这种认识上的局限。有些带连字符（—）的语言到底是两种语言还是一种语言，更是经常成为争议的焦点，如印地—乌尔都语（Hindi-Urdu）、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Serbo-Croatian或Croato-Serbian）这类语言名称，不同学者经常有不同看法，从而造成语言统计数字的差异。

2．学者们新发现了语言，会使语言统计数字增加。比如过去通常认为中国的语言有“80种以上”。经过中国语言学家长期艰苦的田野调查和语言识别工作，又陆续新发现了几十种语言，在2007年出版的研究成果《中国的语言》一书中，按语系正式发布了129种语言，并逐一进行了描写，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了近50种。类似的情况在世界上其他许多地区均不鲜见，如南美洲的亚马孙地区、非洲的热带雨林地区、西南太平洋的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地均不断有新发现的语言走进公众的视野。随着田野调查和语言识别工作的深入，加上探险活动和经济开发活动的增加，差不多每年都可能有新发现语言。这些，都会影响到语言数量统计的结果。

3．原有的语言中，由于有些语言使用人口极少，缺乏有效的使用，逐渐失去生命力，成为濒危语言甚至极度濒危语言，最终走向消亡，造成语言统计数字的减少。如在美洲、澳大利亚等许多地区都发生过语言大批消亡从而导致语言减少的例子，不幸的是，这一现象并未终结。甚至有语言学家通过研究得出结论说，世界上现用的六七千种语言比一万年前的语言少多了。

4．语言学家田野工作的进展和研究的深化，有可能导致过去语言或方言的认定发生变化。如原先认定的某种方言后来有可能被视为一种独立的语言，或原先获得共识的某种语言可能后来被认为只是一种方言，甚至一种语言分化为几种独立的语言的情况也会有，这些都会造成语言统计数字的变化。如南亚次大陆的某些语言和方言就有这种情况。缅甸北部和印度阿萨姆邦使用的那加语（Naga）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传统上曾被语言学家视为一种语言，而现在倾向于认为它已分化为多种语言，刘易斯（M. Paul Lewis）的书甚至认为有40多种不同的那加语。以上只是语言统计数字不断发生变化的部分主要原因，这样的情况越多，反映在数量上的变化就越明显。

下面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数量超过5000万（第一和第二语言使用者合计）的24种语言的排名（见表3）：

表3中列出了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前24种语言，这些数字未必很精确，主要是有的语言（特别是英语等国际性语言）作为第二语言的使用者人数，很难准确统计，比如熟练到什么程度就算是第二语言使用者，可能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认识。以英语为例，有的学者认为其第一和第二语言使用者加在一起可达17.5亿。另外，表中印地语和乌尔都语是分别作为两种语言单列的，但有的语言学家认为它们之间没有根本性的差异，只是使用的文字不同（印地语采用梵文天城体书写，受梵语影响较大；乌尔都语则采用波斯—阿拉伯文书写，受波斯语影响较大），因而主张合二为一，作为一种语言看待，统称为“印地—乌尔都语”（Hindi-Urdu）或沿用旧称“印度斯坦语”（Hindustani），等等，这些都会使人口数量的计算结果很不一致。即便如此，上述排名总体上还是比较可靠的。虽然从数量上看，这24种语言只占全世界7000来种语言的大约三百分之一，但却集中了63亿多使用人口（包含了第二语言的使用人口），可以明显看出极少数语言的强势地位，与此同时反衬出绝大多数语言的弱势地位。

由于历史形成的原因，当代世界诸语言的使用人口非常不平衡，像汉语和英语等少数超大型语言的使用人口相当多，而大多数语言的使用人口则很少。2009年美国夏季语言学院做过一个后来在国际语言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的统计，即多达94%的语言只有占全世界人口6%的人在使用，而近6%的语言（约389种）的使用者却占了全世界人口的94%。这个比较是对上表中反映出的语言状况的进一步概括和诠释。这389种语言中每一种的使用人口都超过100万，其中单是使用人口超过300万的语言就有172种。瑞典语言学者古纳马尔克（Erik V. Gunnemark）提供了另一个角度的统计数据，认为全世界使用人口超过100万的家用语言（home languages）就有200种以上。据笔者自己的估算，这个数字还是比较保守的，实际数字可能会超出不少，或者说自古纳马尔克的著作面世以来，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世界诸语言使用人口上的这种严重不平衡的状况可能在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都难以改变。这表明，许多语言的生存状况都不容乐观，其中有些甚至变成濒危语言直至消亡。语言和文化多样性正遭受前所未有的威胁。如果不对弱势语言特别是濒危语言的生存和发展采取相应的政策性保护措施，势必会对语言生态和文化生态造成严重的问题。在这一点上，中外学术界，甚至包括许多政府机构，是有共识的。

二 濒危语言与语言生态学

在多语社会的世界格局中，语言之间的竞争是一个很常见的现象。语言分布的不平衡和生存状态的巨大差异，往往是语言竞争的直接诱因，同时也可能造成新的不平衡和新的差异。自语言诞生之日起，它们之间的竞争就没有停息过。在全球化时代，这种竞争不仅没有减弱的迹象，反而更加激烈、残酷。加拿大社会语言学家沃道夫（Ronald Wardhaugh）在一本名为Languages in Competition（《语言竞争》）的书中对这一现象做了很好的归纳：“语言的传播与衰落并非始自今日，有一切理由相信，语言本身有多古老，其传播和衰落现象就有多古老；一旦语言通行的‘领地’受到别的语言的入侵，语言间的竞争就不会停息”。在国际社交场合（包含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学术的等等），以及在使用不同语言的族群的交往过程中，始终有一个语言选择的问题，即采用什么语言来进行彼此的沟通？即使在像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中，虽然确定了多种工作语言，但在很多场合下，同样存在语言使用的偏好及使用的孰多孰少问题。在使用人口众多的“大族群”的语言之间尚且如此，在那些“大族群”的语言和“小族群”的语言之间，这种竞争就更加激烈。在全球化时代语言接触和语言竞争的大背景下，一方面是优势语言的不断发展和扩充“领地”，另一方面是弱势语言的生存环境日益变差，两极化的趋势格外明显。使用人数众多的语言在分布区域、使用范围等方面通常都是处于优势地位，而使用人数较少的语言，却往往处于劣势，那些处在国际性通用语言包围中的小族群的语言，情况可能更糟，有的甚至在生存与消亡的边缘苦苦挣扎。现实告诉我们，语言之间的生存和发展竞争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优势语言会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而劣势语言则会争取必要的生存空间。

因此，讨论语言多样性和语言生态的问题，说到底是要探索如何解决那些境遇不佳的语言的生存和保护问题，从而达到优化语言生态环境的目的。但是语言竞争并不完全等同于自然界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法则，后者是指物种之间及生物内部之间相互竞争的一种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物种与自然之间的抗争，能适应自然者便被选择存留下来。而人类的各种语言与使用它们的各个族群一样，是不存在优劣之分的，不管使用人口的多与少，分布地区及使用范围的大与小，都是一律平等的，它们都执行着传递信息、促进使用者彼此沟通的相同职能。由于经济社会和历史形成的原因，不同语言所处的生态环境有很大差异。生存条件差的语言，如果其生态环境长期得不到改善，就可能逐渐变为濒危语言。因此，我们在论及语言的生存环境和语言多样性时，是无法避开濒危语言问题的。近年来，语言生态环境、语言多样性和濒危语言的问题不仅受到越来越多的语言学家的关注，也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濒危语言通常具有以下特点：使用人数很少，且使用者多为老人，而后代不愿使用或干脆弃用：学校不再讲授，不能有效执行语言的交际职能，其生存受到威胁，一旦无人使用便消亡。由于这些语言通常没有文字，也没有录音等形式的纪录，消亡后甚至不会留下任何痕迹，他们所传承的相关文化也随之不复存在。本节将着重从政策层面考察濒危语言和语言消亡可能产生的后果和对文化多样性的影响，以及人类应该采取的因应措施。

关于濒危语言的具体划分，不同的机构或个人有不同的划分标准。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直接支持下，几十位语言学家经过较长时间的调研和工作，于2009年庆祝“国际母语日”期间出版了最新版的《世界濒危语言地图集》（Atlas of the World's Languages in Danger，以下简称《地图集》）。语言学家们把使用人口在1000以下的语言划归濒危语言之列，认为这些语言实际上已缺乏生命力和传承能力。根据这一标准，该地图集在揭示世界诸语言最新的分布格局时，告诉了我们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21世纪初世界上的6000来种语言中，大约2500种已成为濒危语言（其中部分语言已消亡），与2001年编制的上一版地图集列出的大约900种濒危语言相比，8年间又有了成倍的增加，只有600种左右是安全的；有199种语言的使用人数不足10人，另有178种语言的使用人数也仅在10～15人之间。与此同时，学者们居然还调查到有51种语言分别只有一个人使用，其中28种在澳大利亚，8种在美国，3种在南美洲，3种在非洲，6种在亚洲，3种在太平洋岛屿，多为原住民的语言。从理论上讲这些只有一个使用者的语言似乎可勉强算是“活语言”，但语言的基本职能是作为交流工具来传递信息，如果没有交流和使用对象，怎么有效地执行传递信息的职能呢？这些完全失去活力的语言实际上跟已消亡语言无殊。即使是那些有十多个、几十甚至几百个人使用的语言，由于基本上是年逾古稀的老人使用，后继乏人乃至后继无人，也差不多是危在旦夕，一旦这些老人去世，便会带走他们所使用的语言，语言和文化的传承就此终止。

《地图集》根据生命力（vitality）程度把世界诸语言中的近2500种列为“濒危语言”（含已消亡语言），并将其划分为五级：1）不安全的语言（607种）; 2）明显的濒危语言（632种）: 3）严重濒危的语言（502种）; 4）极其濒危的语言（538种）; 5）已消亡的语言（200多种）。这些数据由于是在几十位语言学家调研的基础上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名义发布的，因此具有某种官方的色彩，也格外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

此外，还有一些划分标准也产生过不同程度影响，如语言学家金凯德（M. D. Kincade）把世界诸语言划分为五类，其特点是他区分了“安全”与“不太安全”这两个概念：1）能生存下去的语言（使用人口足够多，且有发展潜力，足以表明其长期生存不会受到威胁）; 2）能生存下去但使用人口很少的语言（使用人口超过1000，且在独立的族群中使用，具有健全有力的内部体制，这种体制有助于族群成员把自己的语言变成族群的身份标志）; 3）濒危语言（虽然有足够的人口使用从而具有生存的可能，但条件是必须具有有利的生存环境，同时族群必须提供持续性的支持）; 4）接近消亡的语言（通常认为生存条件已不具备，主要是因为只有很少数老人还在使用）: 5）已消亡的语言（最后一个熟练的本族语使用者去世，而且没有任何能复活的迹象）。

已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负责濒危语言拯救工作的有关机构的荣誉主席、澳大利亚著名语言学家温棣帆（Stephen Wurm）致力于无生命力语言的研究，他也提出了五个级别的濒危语言的划分标准：1）潜在的濒危语言（其社会和经济状况均不佳的语言，处于使用人口众多的语言的重压之下，儿童已开始弃用）; 2）濒危语言（只有少数儿童学习或没有儿童学习的语言，最年轻的熟练使用者也已逐渐成年）; 3）严重濒危的语言（最年轻的熟练使用者也已年届50或更老）; 4）濒临消亡的语言（只剩下很少熟练使用者，且均已进入古稀之年）; 5）已消亡语言（已无使用者）。还有一些语言学家也纷纷提出了自己划分濒危语言等级的指标体系。应该说，这些划分标准都有自己的特色和侧重点，并没有根本性的差别，因此它们的关系是互补的，不存在彼此否定的问题。在观察世界诸语言生存及发展状况时，我们可以综合使用，互为参照。

涉及众多濒危语言评价指标体系的出现，反映了越来越多的机构和个人对当代语言状况特别是濒危语言的持续性关注。当然，在人类对大多数语言仍然缺乏必要的研究和认知的情况下，任何划分标准和指标体系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即使是像教科文组织发布的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的濒危语言划分标准，虽然有几十位语言学家参与，但也还是存在少数瑕疵，比如《地图集》把使用于英国康沃尔郡的康沃尔语（Cornish）和马恩岛上的Manx（马恩语）均归类于“已消亡语言”，这个判断未能跟踪到这两种语言最新的发展，因此与实际情况并不完全一致。康沃尔语和马恩语均属海岛凯尔特语，康沃尔语作为社团的第一语言虽然在18世纪后半叶已消亡，但当地政府出于文化和宗教方面的考虑做出许多努力复活它并取得一定成效，现在已经有大约500人能够使用该语言，另有100来人可以讲得很流利，甚至还有一些20岁以下的青少年作为第一语言学习和使用。马恩语的情况与此有相似之处，虽然1974年以前已无使用者。由于复活该语言的措施比较得力，现在已有数百人作为第二语言使用，当然主要是成年人。另外，儿童游戏组也学马恩语，自2001年以后还建立了讲马恩语的小学。现在该语言也在一些公共事务中得到使用。根据上述情况，把康沃尔语和马恩语视为“已消亡语言”显然理据不足。《地图集》除了这两个疏漏外，还有少数被认定的濒危语言似乎也比较牵强，难免引起争议。这些语言主要分布在欧洲，如巴斯克语、莫尔多瓦语等。巴斯克语使用人口多达近60万，该语言本族语使用者的民族意识强，民族身份的认同度较高，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关注也多，又有文字，还有巴斯克语的广播电视节目和报纸。虽然使用人口有所减少，但当地政府采取相应措施来抵消负面的影响，至少目前还看不到成为濒危语言的迹象。莫尔多瓦语的使用人口甚至比巴斯克语还多，既有文字，又有文学标准语，目前更看不出有成为濒危语言甚或消亡的迹象。当然，数量这么大的濒危语言的识别和划分工作，是一件非常细致而难度极大的事情，除了必要的判别标准外，其实很难排除“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成分，有些更需要时间的验证。能做到当前的程度，已属不易。

复活康沃尔语和马恩语所取得的成功，不由得使人产生“亡羊补牢”的联想，但是这两种语言的复活毕竟是两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它们具有别的很多已消亡语言所不具备的有利条件，况且它们都有文字留存下来，因此其他很多语言不具有可比性和可复制性，与其不得已在语言消亡之后再下大力气去开展成功率极小的复活工作，毋宁赶在它们消亡之前多做未雨绸缪的抢救工作，比如记录、识别、描写、建语料库等等，效果反而好得多，投入也会少得多。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该肯定，复活康沃尔语和马恩语的工作是人类历史上一次重要的语言抢救实践和尝试，具有标志性和示范性意义。虽然它们只是极为罕见的两个例子，但却鼓舞了其他一些地区的有志者，比如新喀里多尼亚已消亡的语言Sishee（西希语）在人们的努力下，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复活。

在当代语言的竞争环境中，弱势语言所面临的严峻形势已不再是“狼来了”的吓人空喊，而是真真切切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仅在中国的近130种语言中，就有不少处于濒危状态。虽然学术界对我国濒危语言的准确数字可能会有一些不同意见，但存在不少濒危语言却是无法否认的事实，如有些人口很少的少数民族在与汉民族和其他民族的长期接触中，逐步放弃自己的语言而转用汉语或其他语言，导致使用人口越来越少，最终进入濒危状态。贵州毕节地区的羿语、东北的哈卡斯语（东北柯尔克孜语）以及台湾地区平埔族使用的南岛语系中的不少语言实际上已经消亡了。还有一些语言如中国大陆的赫哲语、满语、鄂伦春语等，台湾地区的巴则海语、赛夏语、邵语等虽未消亡，但若不采取强有力的抢救措施，说它们面临生存危机也绝非空穴来风。

在美洲，印第安语数量的减少非常明显。尽管在一些地区建立了印第安人保留地，但也无法阻止印第安语消亡的步伐。在哥伦布时期，北美洲可能有数千种语言，由于历史上连绵不断的战争、疾病和同化，印第安语只剩下不到200种了。有些印第安语言只有几个或几十个老人还在使用，年轻人为了更快地融入外部世界和寻找更好的工作，往往不愿再使用父辈的语言而改学英语，这种情况不啻雪上加霜，久而久之，它们的传承就中断了。其中许多接近消亡，或者面临被英语所取代的危险。南美印第安语的状况也不乐观，历史上最多时曾达到2000种以上，如今已剩下不到500种了。问题在于，这一减少的趋势并未停止。像前面提到的亚马孙地区，虽然陆续新发现了一些语言，但它们中不少本来就是濒危语言，使用人口非常少，少到只有几个、几十个人（而且多为老人）使用，在现代文明和一些有影响的、使用人口众多的语言如英语、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的冲击下，反而加快了消亡的速度，形成一边发现、一边消亡的怪圈。

澳大利亚的语言状况同样令人堪忧。当欧洲移民最初来到澳大利亚时，这片大陆的原住民语言远远超过200种，统计表明，到今天为止已消亡了至少50种以上，幸存下来的100多种语言只有几个或几十个老人还在使用，鲜有使用人口超过1000的语言，它们未必能生存多长时间。按照教科文组织出版的《地图集》划分濒危语言的标准，其命运可想而知。19世纪70年代前在塔斯马尼亚使用的语言，今天已经无一幸存。使用这些语言的原住民，不是死于战乱便是疾病，没有为我们留下任何文字记录，他们的语言消失得如此彻底，以至我们今天对它们几乎一无所知，不仅不清楚它们与其他地区的语言的关系，甚至对它们内部的系属关系也不甚了了。

同样的情况还有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广袤地区的许多当地语言。该地区纵横交错地分布着大约2000种语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供的数据表明，在2l世纪末，这个地区的语言可能至少会减少200种以上。再看一个具体的例子，赤道非洲分布着一个独特的族群俾格米人（Pygmy），他们今天讲的并非自己最初时候的语言，因为在与周围强势民族和语言的接触中，俾格米人已经完全放弃了自己的语言，转而使用从西非传来的尼日尔-科尔多凡语系中的一些语言。他们最初使用的那些语言今天已经荡然无存，这不仅对俾格米人语言本身是一个很大的损失，更糟糕的是，他们早期独特文化中的许多细节由于失传，人类今天已经无法获知了。

南亚次大陆的印度既是世界上语言多样性最突出的国家之一，也是濒危语言最多的国家之一，达196种，而印度尼西亚也有近150种语言面临消亡的危险。可以说，处于濒危状态和消亡威胁的语言在全世界每一个洲都能见到，因为“世界上90%的语言的生存状况都不乐观”。

以上国家和地区多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范围之内，涉及的语言也特别多，因此关注这些地区的语言特别是濒危语言的状况，对于通过文化与语言接触了解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各国、各地区人民交往的情况，以及促进这些地区的人文发展和民族和谐具有特殊的意义。

让我们再看看陆上丝绸之路沿线的语言状况。从这些地区遗存的用多种文字书写的铭文中得知，当地民族和语言都很多，素有“语言富矿”之称，因此语言多样性的问题非常突出，濒危语言和已消亡语言的数量也不少。仅中亚一地的丝绸之路沿线的语言就包括：1）突厥语族中的许多语言，如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境外称“吉尔吉斯语”）、乌孜别克语（境外称“乌兹别克语”）、塔塔尔语（境外称“鞑靼语”）、图瓦语、撒拉语、西部裕固语等；2）蒙古语族的语言，如卫拉特语、达斡尔语、东部裕固语、东乡语、土族语、保安语等；3）满—通古斯语族的语言，如锡伯语、鄂温克语（境外称“埃文基语”）等；4）藏语；5）印欧语言，如俄语、瓦罕语、萨里库尔语等；6）一些混合型的语言。

但是，历史上仅欧亚大陆一地就有数百种语言终止使用，我们能叫出名字的如党项语（唐古特语）、粟特语、阿兰语、于阗语、大夏语、萨尔马特语、图木舒克语等，这些语言没有任何一种后裔语言幸存下来。人们只能通过极为有限的书面文献或考古遗存来对它们先前的情况进行构拟。不幸的是，许多语言由于缺少或根本就没有留下书面文献，我们今天连它们的名称都叫不出来，遑论其他细节，从而为这些语言的研究留下了空白。特别是那些混合型语言，是丝绸之路沿线不同语言和文化接触后产生的一种非甲非乙的特殊语言形式，从某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些地区不同民族交往的历史和文化史，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关注。从文化史研究的角度看，一种语言的消亡，总是意味着该语言所传承的文化的消亡，也意味着一种以观察为依据的重要资源遭到了无可挽回的损失。以党项语（唐古特语）为例，11世纪上半叶，该语言的使用者创制了世界上最复杂、最有特色的文字之一，拥有多达6000个左右的表意字，该文字被用来创作本民族的文学作品，也用来翻译汉语的佛教典籍和世俗文献。党项语的消亡，致使对该语言和文字的进一步解读，以及对使用该语言的民族和社会、经济和文化方面许多细节的研究增加了许多困难。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使用人口不足1000作为划定濒危语言的界限标准，但这只是相对而言，判断一种语言是否面临生存危机，是否濒危语言，往往需要做具体的个案研究，有时并不完全取决于多几个或少几个使用者的问题，单凭该语言的使用人口来衡量，有可能陷入判断失误的境地。实践表明，某种语言的使用人口所起的作用，有时还没有使用者年龄分布因素起的作用大。比如法国布列塔尼半岛的凯尔特语言布列塔尼语，其使用人口多达50万人，但25岁以下的年轻使用者却不足2000人，根据推算，2l世纪内该语言的生存状况同样令人堪忧。类似情况在美国的印第安人原住民语言中、在路易斯安那州南部法裔居民的语言和印度尼西亚的一些南岛系语言中都存在，只是规模和范围可能小一点。这些语言的本民族使用人口可能都不算少，但绝大多数已进入高龄，而年轻人通常不再愿意学父辈的语言，这些语言实际上面临后继无人的严峻情况。反观分布于意大利部分地区的拉迪恩语（Ladin），其使用人口仅占布列塔尼语的十七分之一左右，但由于小学就开设了拉迪恩语及其方言的课程，几乎所有儿童都作为母语来学习，而且自1800年以来就有书面语言。如果当地政府支持拉迪恩语的政策不发生改变，21世纪中无生存危机之虞。

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美国的一个“濒危语言基金委员会”成立大会上，与会学者们在审慎地研究了世界范围内的语言生存状况后达成共识，他们发表的一项声明强调指出：语言消亡的情况虽然古已有之，但是世界上许多语言以现在这样的规模和速度消亡，以致危及我们生存的这个星球，却是前所未有的。作为语言工作者，我们正面对一个严酷的现实：今天大家接触到的许多语言和文化，也许我们的后几代人将不再可能接触到。我们目睹许多民族的文化遗产正在遭到瓦解，而我们却在当旁观者。难道我们愿意背上袖手旁观和一事无成的骂名？许多语言学家、国际组织和语言学团体纷纷发声，呼吁国际社会从不同角度关注濒危语言和语言多样性问题，并采取抢救性措施改善濒危语言的生存环境。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总干事、世界遗产委员会前主席松浦晃一郎也表达了类似的担忧，他指出：“一种语言的消亡意味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许多方面的消失，特别是使用该语言的族群的传统及口传的珍贵遗产会随之消失，其损失是无法估量的……失去一种语言，会殃及人类对生物多样性的认知，因为该语言会传递很多有关大自然和宇宙的知识。”从这个意义上说，语言多样性不仅与文化多样性关系极大，同样也与生物多样性息息相关。特别是在在全球化背景下，如果任由语言消亡的势头继续和发展，许多有“活化石”（living fossils）之称的没有文字的古老语言，就会在走向消亡的道路上处于首当其冲的位置。在最近几十年间，人类已经失去的语言多达数百种，我们可以举出许多有名的例子：喀麦隆阿达马瓦省的卡萨贝语（Kasabe）、西高加索语言乌布赫语（Ubykh或Ubuh，曾经使用于土耳其）、坦桑尼亚的阿萨克斯语（Aasax）、阿拉斯加的埃雅克语（Eyak）、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北部的莫宁顿岛的达民辅助语（Damin auxiliary language）等等。随着这些语言的最后一个使用者逝去，他们也带走了有关这些语言的几乎一切细节，而这些语言所传承的作为人类知识宝库重要组成部分的文明和文化也随之消失殆尽。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在加拿大召开的世界语言学家大会就一致通过了一项声明，警示国际社会语言消亡可能给人类带来的无可挽回的损失，同时呼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各国学术界采取各种行之有效的措施拯救濒危语言。随后教科文组织和英、美、中、日等许多国家都采取了相应措施，而中国更是早于许多国家用实际行动拯救濒危语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对少数民族语言和濒危语言开展过多次大规模田野调查的工作。仅以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的调查为例，早在1976年，民族语文工作者就对使用于中印边界地区的少数民族语言进行了综合调查，发现了门巴语、仓洛语、义都语、崩尼一博嘎尔语、苏龙语、崩如语、达让语和格曼语，并出版了相应的著作。这以后，语言识别的工作被提到了非常重要的地位，陆续发现了一批新的语言，如白马语、尔苏语、史兴语、纳木依语、扎坝语、尔龚语、却域语、俫语、拉基语、普标语、回辉语、村语、炯奈语、巴亨语、桑孔语、毕苏语、柔若语、阿依语、浪速语、勒期语、茶洞语、康家语等等，这个时期发现的语言多达三四十种。举凡新发现的语言，几乎全都有专人进行深入研究，并出版了《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丛书》，已出版30多卷。这一工作仍在进行中。语言学家们付出的这些努力，对于廓清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特别是濒危语言状况有重大意义，为进一步的抢救保护工作进行了必要的资料和数据准备，奠定了坚实的研究基础。同时，台湾地区的少数民族语言工作者也对分布于台湾地区的少数民族语言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调研和描写工作，对布龙语、阿美语、排湾语、雅美语、赛夏语、葛玛兰语、泰耶尔语、卑南语、邵语、鲁凯语、邹语、巴则海语和赛德克语等13种语言进行了逐一描写，出版了《台湾南岛语言》（2000）。这些语言虽不是新发现的语言，但由于其中有一些已经处于濒危状态，对这些语言的调查、记录和描写工作，实际上具有抢救性质，可以帮助有关部门制定有针对性的保护政策，以有利于它们的生存与发展。

事实证明，人类在挽救濒危语言方面是可以有所作为的。有些濒危语言的使用由于得到政府和社会团体的持续性政策支持，生存环境逐渐得到很大改善，语言活力得到增强，如秘鲁的印第安语言克丘亚语（Ouechua，也做“凯楚亚语”）和艾马拉语（Aymara），其使用人口都有大幅度的增加。而新西兰大力促进少数民族语言毛利语的使用更是一个成功的例子。新西兰政府首先是通过立法确立毛利语的平等语言地位，具体措施包括：创办毛利语和英语的双语学校，甚至建立只讲授毛利语一种语言的学校，这一政策从初级教育一直实施到大学，现在居然已经有了只使用毛利语的高校；政府和企业创造了更多的使用毛利语的工作岗位；现在新西兰甚至出现非土生土长的毛利人讲毛利语的情况，或者把毛利语作为家用语言、看毛利语电视、听毛利语广播，或在学校中学习毛利语。学者们认为，对面临濒危语言问题困扰的其他国家而言，这可以成为一个具有示范性的例子。在这一点上，政策上的支持尤为重要，巴拉圭对瓜拉尼语，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对一些濒危的印第安语的政策性抢救，都取得了一定成功。像前面提到的，甚至有少数已消亡的语言，由于人类采取的措施得当，居然获得了某种程度的复活，成为世界诸语言中几个罕见的特例。不幸的是，在现实生活中，生物物种的消亡，往往很容易引起社会的关注，而平均每两周几乎就会有一种濒危语言消亡，却似乎已习以为常，并没有引起大家必要的关注。语言的生存危机和连续不断的消亡，对人类的语言及文化多样性而言无异于一场灾难，其破坏性并不亚于人类的生存环境所遭遇的灾难。一种语言的消亡，不仅意味着它所传承的文化的中止，更意味着该语言的使用者认识和解释世界的一种独特的要素随之消失，最终将导致文化的消亡。从这个意义上说，保护濒危语言和语言多样性就成了保护文化多样性的紧迫任务，也是全人类共同的历史责任。

三 语言竞争中的英语：有争议的霸主地位

在世界诸语言中，就绝对数字而言，尽管英语并不是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但却是使用范围和通行地区最广泛的语言。虽然我们无法得到世界上以英语为母语的人的准确数字，比较保守的估计认为远远超过4亿，而作为第二语言使用的人口更是多得多，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第二语言，把它作为外语学习的人也最多。在国际交往中，英语还是外交、金融与贸易、旅游、机场与空中交通管制、国际体育比赛、广告业等众多领域的主要语言，同时也是国际学术交流的主要语言，全世界三分之二以上学者用英语写作，以便使自己的研究成果具有更大的国际学术影响力。平心而论，英语称得上是一种国际通用语言（international lingua franca或world's lingua franca）。根据Web of Science等数据库的文献统计，世界上用不同语言发表的科学文献中，以英语出版的文献数量遥遥领先，占了绝大多数。采用英语发表的人文社会科学的著述虽然不及科学技术文献多，但其数量也仍然远远多于用其他语言发表的。苏联的解体，客观上有助于英语地盘的扩张，也更加有利于美国成为世界科学的中心。从学术角度看，美国丰富的研究资源、各种庞大而便捷的书目数据库和引文索引数据库都助推了英语优势地位的巩固。90%以上的互联网信息用英语发布，约80%的电子文献用英语存储和检索。这些因素，使全球“英语学习热”持续升温，进一步加快了英语走向世界性通用语言的步伐。

当国际社会日益认识到全球化背景下语言和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性，并且语言生态的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时，世界语言格局中英语的特殊优势地位却受到了空前的关注。质疑声不仅来自非英语本族语使用者，有相当多的英语本族语使用者甚至包括知名学者在内纷纷提出了批评。比如英国著名语言学家克里斯托尔（D.Crystal）曾经毫不客气地批评道：“如果英语继续像现在这样发展……也许有一天我们就只剩下一种语言可以学了。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发生，我敢说这将是我们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知识领域最大的灾难’”。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荣誉教授、语言学家阿蒙（Ulrich Ammon）干脆把英语的特殊地位称之为“英语的霸权”（hegemony of English）。晚近时期，更有一位叫作奥斯特勒（Nicholas Ostler）的英籍语言学家通过分析历史上一些通行范围曾经很广泛的语言如希腊语、拉丁语、波斯语、阿拉伯语、法语等的衰落过程，预言英语和其他一些通用语言“将走向最终的衰落”，“英语不仅会在不太久的将来失去其世界性语言的地位，而且它将成为世界上最后一种通用语言……”“英语将会逐渐回归到它本来的疆域中去”。他不赞成把英语的影响力过分夸大。他认为，既然像拉丁语和梵语这样在历史上曾经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语言都消亡了，英语也会步其后尘。在过去的四个世纪中，英语的强势地位主要归因于主导世界事务的强国讲英语，但是全球化正在促使权力平衡发生改变，像巴西、俄罗斯和中国这样的国家，其民族传统与英语并无渊源关系，虽然全球化有助于英语的发展，但贸易、移民、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现在正在改变他们接受和使用英语的方式。奥斯特勒的结论是：人类正在走向一个更加明显的多语未来和更加多样化的未来，同时，一旦英语的地位下降，再不可能有任何一种语言能取代它的地位……英语本族语使用者最后的竞争优势很快就将消失在历史中。以上论断是奥斯特勒在一本影响很大的新作《最后的通用语言：巴别塔重现前的英语》（The Last Lingua Franca: English Until the Return of Babel, 2010）中的结论性观点。由于他是“濒危语言基金会”主席，他的这一身份使他的预测和论点受到国际社会的更多关注。虽然许多欧美学者都对英语的强势地位表示担忧甚至批评，但像奥斯特勒那样把英语未来的命运看得如此不堪的学者却并不多。不知是巧合还是有意而为之，在他的书出版几年后，另一位美国学者马丁内斯（Andres Martinez）在2014年11月13日的《华盛顿邮报》撰文表达了完全相反的意见，在历数英语优于其他许多语言的各种长处之后，认为“英语将永远是世界通用语言”（English Will Always Be the World's Lingua Franca），并以此作为他文章的标题。

应该说，奥斯特勒的立意是好的，他强调了发展民族语言和保护小社团语言的重要性。他对历史上许多通用语言衰落过程的分析也符合实际情况，但其推论确实有失偏颇。因为英语的情况与他所列举的那些通用语言的情况虽不乏共同点，却有着根本性的差异。的确，历史上大帝国的语言总是能够在超出其疆域的地区通行，以扩大其影响，但是即使是强大帝国的语言，一旦该帝国衰败或崩溃，其语言也会受到影响，有可能缩小其使用地区，逐渐淡出人们的日常生活甚或遭到废弃。在这方面，希腊语的经历是很典型的。公元前4世纪，希腊建立了跨越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公元前323年，以希腊语为媒介，促成了希腊传统文化与亚非文化融合而进入了“希腊化”（Hellenistic）时代，在科学、思想、艺术等诸多方面相互影响，形成了独特的希腊文化、历史和艺术。这一风格辗转东传，更经印度、大夏，一度于魏晋时期，进入中国，为华夏所吸收融通。但是随着希腊帝国的衰落和希腊化的终止，希腊语的影响力也大大缩小了。历史上，拉丁语、法语和德语也都在不同领域对世界产生过重要影响，但现在均无法与英语抗衡。

在中世纪，拉丁语曾是国际交流的媒介语言，也是科学、哲学和神学的语言。罗马天主教传统上用拉丁语作为正式语言和礼拜仪式语言。中世纪末与近代初期，拉丁语开始逐渐失去其口语功能，但书面拉丁语的一种相对标准的变体，仍然使用于行政管理、法律、教育和教堂，并在条件成熟时作为中世纪拉丁语传播到欧洲的更大范围，成为西方国家共同的学术语言。直到近代，通晓拉丁语仍然是西方文科教育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但是自17世纪始，拉丁语作为学术交流的一种通用媒介语言的地位，在英语作为一种现代国际性语言兴起之后就开始衰落了，从此，英语逐渐取代拉丁语而成为科学和哲学著作的语言。

让我们再看看另一种重要的文化语言法语的情况：17～18世纪时，法语曾经是举足轻重的国际语言，欧洲不少国家的王公贵族以会讲法语为荣，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地位下降，法语的重要地位受到波及，影响逐渐式微。法国人一向对英语的发展不以为然，经常对英语和英语文化日益增长的影响表示不满，以致曾在媒体上引发大辩论，法语纯语主义者和语言自然主义者两种意见争论不休，但是法语最终还是难挡英语的入侵，特别是在学术领域，学者们还是倾向于用英语发表论文，以确立自己的学术影响力。在网络时代，英语对法语的影响更甚，像Internet等一大批英语词堂而皇之地进入了法语，甚至像ordinateur personnel这种纯法语词的缩写通常也不写作OP，而是采用更常用的英语的PC（personal computer）。

德语影响力降低的情况也许更为明显。德语一度是世界科学技术领域的主要用语，直到1910年，自然科学著作更多的是用德语而非英语出版。到了20世纪中叶，德国由于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国家地位下降，最终导致了语言地位的下降。此外，纳粹政权执政时期曾经解雇了很多犹太人德语教授。这种釜底抽薪的方式，从长远看恐怕也是影响德语教学的发展，最终影响德语本身传播的原因之一。世界上还有许多语言都经历过这种由强及衰的命运，如伊朗的波斯语、埃及帝国的古埃及语，以及苏美尔王朝的苏美尔语等。

但是英语的情况却比较特殊。英语的优势地位的形成具有深刻的历史和社会原因。16世纪时，英语还只是英格兰几百万人的母语，但是由于英帝国在世界各地的扩张和殖民活动，加上基督教的传播，把英语带到了许多国家和地区，英语早已不是某一个国家、某一个民族或某一个人种的母语，而是一种中性的通用信息媒介。两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逐渐成为世界科学、经济、军事和教育中心，拥有的世界一流大学最多，使世界各国的青年学人趋之若鹜，同时也激发了各国学者的交流热情。美国还拥有发达的大众传媒和极易传播的大众娱乐方式，它们的传播，客观上促进了英语的发展。另外，当代全球化进程刺激了各国对国际通用语的需求，已经具有最广泛使用范围的英语自然容易成为首选，以减少国际交往中各个领域的沟通障碍和翻译过程中概念理解的失真，等等。更重要的是，世界上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的国家和地区最多，达70个以上（含英语与其他语言并列官方语言的国家和地区）。有些国家和地区虽未正式宣布它为官方语言，但实际上给予其官方语言的地位。世界上数千个大大小小的国际组织中，以英语为工作语言或工作语言之一的也最多，只有少数几个例外。即使在多语言并列为工作语言的国际组织中，英语的使用频率通常也远高于其他语言。历史上某个时期发挥过重要作用，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地位下降甚至消亡的语言中，在使用范围的广泛性、使用人口的数量以及生存活力等许多方面，没有任何一种堪与英语相比。除希腊语等极个别语言外，跨洲使用的语言就那么几种。即使将来某个或某些英语国家在国家实力、政治、经济影响力等方面发生弱化，也不足以对历史长河中形成的当代世界语言的使用格局构成整体性的影响，至少在可以预见到的将来都不可能产生颠覆性的变化，因为这种长期形成的格局已经具有相当的稳定性。以英语今天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速度和使用的广泛性而言，我们还看不到它衰败的迹象。在遍及全世界的许多国家和地区——无论是在俄罗斯、中东欧、中南美，还是在亚太地区——英语越来越多地成为非英语国家学校外语教学的首选外语。这些都将成为支撑英语继续发展的后续力量。

几年前高盛公司曾经预测中国经济将在2027年前超过美国，但认为中国人似乎并未下大力气让世界掌握自己的语言，更多人反而仍然热衷于学英语，“每年新增加近2000万会说英语的中国人”。2000万人这个数字是如何统计出来的？我们不得而知，其可信程度如何也值得怀疑，因为按他们的这个估计，中国10年就将增加两亿说英语的人，显然与我国人口结构状况和教育实际不相符。但是即便如此，我国学习英语的人数逐年较大幅度递增确实是事实。美国传媒巨头迪士尼公司和其他许多英语培训机构甚至在中国开设了专门针对儿童学习英语的连锁学校。2014年11月13日《华盛顿邮报》也信心十足地预测，到2020年全世界将有20亿人掌握实用英语，其中绝大多数人是把它作为第二语言学会的。情况表明，英语的优势地位不仅没有削弱，还在进一步增强。

除了外部因素外，从语言学角度讲，英语本身的特点也比较有利于自己的发展。在100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它的词形变化和句子结构已大大简化，而且它是一种开放性的语言，从世界上几十种语言引进词汇，外来语来自大多数欧洲国家以及非洲、亚洲和南太平洋的许多国家。这些，都增加了英语非本族语使用者对英语的心理接受程度。

以英语为代表的少数几种使用人口众多、使用范围广泛的国际性语言是否直接构成了对濒危语言的生存环境的威胁，学者们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如澳大利亚语言学家、《地图集》主编莫塞莱（Christopher Moseley）就不同意过分简单化地把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等前殖民者的那些“大语言”看作是“杀手”（killers），而把所有使用人口少的语言一律视为“受害者”（victims），认为“大语种”和“小语种”之间存在着微妙的相互作用的问题。莫塞莱教授是一位长期关注濒危语言生存环境的学者，他这样说应该有一定道理，任何语言的存在都是为了传递信息。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语言都是平等的，无论是英语等使用人口众多、通行范围广泛的语言，还是使用人口少、通行范围极为有限的“小语种”，语言本身都无过错，关键在于相关语言政策能否公正对待不同语言，语言本身并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我们说过，今天全世界的语言格局是长期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的，具有深刻的社会经济和地域基础，想要彻底改变殊不易，绝非一朝一夕的事情，最重要的是着眼于未来，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改变语言分布及使用的严重失衡，缩小生存环境的巨大差异，我们是可以有所作为的。语言本身确实无错，但是语言政策的制定、决策者的语言态度、社会财富和语言教育资源的分配、语言教学大纲的制定与实施等等，这些都是人为的。一旦解决好了，可以改善那些境遇不佳的语言特别是濒危语言的生存状况，促进它们的健康发展。像英语这样使用人口众多、通行范围极广的国际性语言，其快速发展，客观上会挤压其他语言特别是濒危语言的生存空间，使它们的地位和作用遭到进一步的削弱，有时甚至会遭到一定程度的同化，这就需要对不同语言的均衡发展给予更多的关注。在双语或多语国家，如果官方语言是英语等有重要影响语言，更需重视这个问题。因为双语或多语环境容易导致语言使用发生转移或同化。特别是当一种语言具有更高声望、更多的使用者和更广泛的使用范围时，或者是强势语言使用者一方具有更强的政治和经济实力时，更容易造成语言政策向强势语言的倾斜，资源分配更容易不公，从而形成强势语言更强、弱势语言更弱的巨大反差。弱势语言使用者会发现使用有声望的“大语种”的种种好处，便有可能放弃原有的弱势语言而转用强势语言。夏威夷语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该语言曾经是夏威夷岛上的主要语言，20世纪初有近4万人把它用作第一语言，但在英语不断的挤压下，现在只有不到1万人还能使用，而且这个数字还在减少，几近消亡。勉强还在使用的夏威夷语，已经很难再称为夏威夷语了，因为该语言中不断混杂进了大批英语词语，不是演变为克里奥耳英语便是皮钦英语，只有夏威夷群岛中的尼豪岛（Ni'ihau）是一个例外，那里的几百个夏威夷人过着自给自足的宁静生活，甚少与外界接触，其语言基本上不受英语的冲击，被语言学家们称为“最纯粹的夏威夷语”。这个例子充分说明强势语言对弱势语言的影响和作用有多大。

实际上，在加拿大和美国的大部分印第安人，都面临着类似的严峻现实。年轻的印第安人为了争取更好的工作和更好的生活环境，不愿再学习和使用自己的母语，老人出于同样目的，不愿再把本族群的语言传给后代。在美国新墨西哥州、亚利桑那州等地，使用纳瓦霍语（Navaho或Navajo）的近10万纳瓦霍印第安人，虽然生活在保留地里，但仍能深切地感受到，他们获得的条件远不能与大城市中心受英语教育的公民所获得的条件相比。即使是在国际学术交流中，也存在着事实上的语言不平等：由于英语的广泛使用，以英语为母语的学者总是处于一种十分有利的地位，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用英语进行交流，而英语的非本族语使用者则不得不做出比本族语使用者更大的努力，既要做学术准备，又要做语言准备，否则就不得不靠同传来进行交流。一方面是非英语国家在努力推进英语和外语教学，可另一方面，英美这样的传统英语国家却在充分利用英语作为世界性语言所带来的种种好处，他们对外语学习的热情和重视程度反而很低。英国语言学家克里斯托尔曾经指出：英国的中学约60%的学生学了3年外语就扔掉了。有些学生虽然通过了外语考试，但实际运用外语能力也不高，甚至还有人建议取消外语课程。美国的情况也与此有不少相似之处，虽然英美最近一直有人在呼吁重视和改善外语教学，但若要看实际效果，恐尚需时日。联合国有关机构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和思考，越来越意识到，在世界各民族中推行一种共同的交际媒介语并不是一个优先的选择，或者说根本就用不着急于做出这种选择，即使政治家们可能出于既得利益的考虑而不鼓励推行一种共同的国际通用语，也可以原谅他们。或许，就像《旧约》中的上帝一样，他们预见到了这样做的风险。这一倾向性的意见，反映了联合国对推行一种单一的国际通用语的某种担忧，虽然单一的国际通用语对国际交流和沟通确实有好处，而且成本费用比推行多种通用语言要低很多，但是，且不说实际操作起来会遇到许多意料之中和意料之外的困难，其他因素可能更不应忽视：无论选择哪种现用语言，单是来自非本族语使用者心理上和情感上的抗拒情绪就无法平息。即使是像英语那样使用人口的分布区域那么广泛、使用范围那么普遍，已经具有全球通用语的许多条件的语言，一旦要以某种官方的形式正式在全体非英语国家推行，恐怕就不那么容易了。

尽管我们不认为英语的强势地位永远都不会改变，但是至少在可以预见的将来都难以改变。即使发生变化，从当前世界诸语言的使用及分布格局看，也无法找到另一种合适的语言去充当世界通用语。假设有一天真有某种语言取代它了，那又会出现新的类似的问题。就以汉语为例，它虽然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但与英语相比，其使用和通行范围以及国际认可程度都尚难望其项背。这并不是说我们就可以妄自菲薄，而是要积极创造条件促进和改善汉语教学，在可能的情况下逐步扩大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坚持改革开放政策，“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以及中国综合国力的全面提升，都会有助于汉语国际地位的提高。

四 语言与文化多样性是世界大格局中的常态

一种文化是某个人类族群共有的思想、感情、知识、信仰和行为等综合而成的一个复杂的系统。社会科学家和人类学家都对人类文化进行过反复、深入的探讨，并给出了各种各样的定义，数量多达几十或上百种。但无论对文化如何理解，都无法否定文化与语言的密切关系，以及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论点。准确说，语言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文化的阐释与传承，都必须靠语言来完成。而文化和文化环境对语言的影响，首先就反映在词汇中。一个生活在赤道非洲的人与一个生活在北极地区的因纽克人讨论雪的问题，由于所处的文化地理环境差异太大，可能会有完全不同的感受、理解和表述方式。非洲人对雪的理解可能就是最一般的常识性印象，根本无法理解因纽克人为什么一定要用一大堆词语来区分“正在下的雪”、“飞旋的雪”、“地上的雪”、“用来建拱形圆顶冰雪屋的大块雪”，还是“干雪”、“细雪”、“软雪”……反过来因纽克人可能也无法理解为什么非洲人对雪的理解那么简单。这就是文化环境的差异造成语言理解上差异的一个例子。印度安德拉邦的科亚人使用的科亚语（Kova）不区分雨、雪、露等，却用许多词去区分当地特有的各种竹子；贝都因人用大批词语去称呼与骆驼相关的概念、北欧的拉普人用许多词语去表达与驯鹿有关的概念等等，只是从一个侧面通过语言表达族群的独特文化特别是少数民族文化的案例，类似的例子还很多，恕不一一列举。正是各种语言中的这些各具特色的词语和表述方式，既反映了语言使用者的智慧和思维方式，也从多个侧面折射出它们所传承的文化的多姿多彩，它们共同构成了世界文化和知识宝库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可看出，不同语言对同一文化现象的解释可能是很不一致的。语言不仅仅是对现实的客观反映，它在很多情况下实际上是构筑了现实。语言和文化是不断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文化影响着语言的结构和用法，反过来语言又影响着文化对现实的诠释。语言和文化的这种相互依存关系，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和传承工具这一说法做了最好的脚注。

我们这个世界的构成要素很多，但民族、文化和语言永远都是其不可缺少的部分。正因为有了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有生物物种的多样性，我们生活的世界才会绚丽多彩，充满活力。单一的语言和文化未必就意味着和谐。多民族、多语言和多文化的和谐相处，才能使我们生活的世界更加美好。有些对语言多样性的重要性持怀疑态度的人，可能会以“巴别塔”之说为自己的观点找借口，认为只要有一种或少数几种通用语言就行了，语言越多，形成语言障碍的可能性就越大，势必增加沟通的难度和教育的成本。因此语言（特别是那些使用范围有限的小族群的语言）自然消亡未必是一件坏事，这种看法实际上是抹杀了文化的本质，一旦某种语言消亡了，它所依附、所传承的文化也会逐渐消亡，从而造成整个知识和文化宝库的缺失，对那些没有文字的语言来说就更是如此。小至一个民族，大至整个人类，这都是无可挽回的损失。语言作为文化生存和传承的一种载体，与它所深深植根于其中的文化是不可能截然分开的，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共生关系，是宝贵的无形资产。况且，把语言的多寡与沟通的难易完全等同起来的看法也未必科学。自从人类有语言以来，各个民族的接触、沟通一直没有中断，社会照样进步，生活照样继续。聪明的人类总是能够通过相互学习对方的语言，找到沟通和交流的最佳途径和方法。历史上海上和陆上丝绸之路涉及那么多国家、那么多民族和语言，贸易和文化往来依然硕果累累。今天，消除人类语言交流障碍最好的办法，仍然是各个民族彼此学习、尊重对方的语言和文化，有计划、有步骤地培养各类外语人才，既掌握国际通用语言，也掌握一些有特定需要的语言。此外还要进一步提高本民族语言和文化的素养，既尊重和促进本国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也要尊重和学习其他民族的语言和文化。如果各民族都朝这个方向努力，解决世界范围内的语言沟通问题就会容易得多。

语言的沟通职能固然很重要，但它只是语言的基本职能之一，除此之外语言还是传承人类文化，阐述知识、完成记忆和体现价值的工具，是文化表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最根本的媒介，而这些对于族群和个人的身份认同同样至关重要。这些重要作用，不仅得到了语言学家的承认，也成为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和民众的共识。所有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包括从宇宙到各种礼仪和宗教仪式的知识，从表演艺术到手工艺的知识，都需要依赖于语言来完成日复一日的实践及代代相传。在口传领域，语言不仅仅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媒介，它本身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精髓。它反映某个族群独特的文化观和整个文化系统，反过来这种文化观和文化系统又促进了族群的思想、族群的哲学体系及其对外部世界认知方式的形成。

对濒危语言和濒危文化的排斥，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因为持这种态度的人看不到丰富多彩的语言和文化对人类的价值和意义。从文化角度看，语言对于人类交际和沟通造成的部分障碍，恰好可以帮助不同族群发展自己的个性特点，使不同语言所传承的不同文化始终各具特色，而不是让它们的个性在千篇一律中被最终抹去。语言是在很多世纪中文化发展的产物，是我们的祖先代代相传下来的全部智慧、诗歌、传说和历史的传播工具。语言就像精心雕刻打磨出来的一件精美的艺术品，它是体现人类创造能力的一座崇高的丰碑。我们应该把坚持语言和文化多样性作为我们不懈努力的方向，维护它们的健康发展，为人类的语言和文化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简介：黄长著，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员。1964年毕业于四川外语学院。先后在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和院文献信息中心工作，曾任中国社科院文献信息中心副主任（1985～2000）、主任、院图书馆馆长（2000～2006）、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哲学人文科学理事会副主席（1996～2000）、中国社科院翻译系列正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主任（第l～6届）等。1994年被国家人事部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现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社科基金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学科组召集人、中国社科院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会荣誉理事长。研究领域：世界语言的分类及分布，语言与社会、文化的关系等；图书馆学情报学学科建设及发展战略等。著有《世界语言纵横谈》、《各国语言手册》、《世界语言的分类》、《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诸语言：使用及分布格局的变化》、《网络环境下图书情报学科及实践的发展趋势》（合著）等。总计出版专著（含合著）及主编图书十余种，发表论文200余篇（含用英、法文在国外发表的20余篇）。成果曾获中国社科院优秀科研成果论文二等奖，专著、译著三等奖，四川省优秀图书一等奖等。

[责任编辑：刘泽生]

（本文原刊201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