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实践的理性

尽管有关个性和与众不同的理解可谓千奇百怪，但我们还是可以从中大致概括出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在观念中坚持个人自主与独特的个人主义，它要求在实践中实现与众不同的本来含义，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一种极端的个人主义立场，它在观念上最为坚定和完整地捍卫了个人主义的理想，可以视为与集体主义观念相对立的观念原型；另一种个人主义则无所谓个人的独特性，它更多要求的只是一种自己做主的自由感觉，这是个人主义在实践中的主要变样，也可理解为个人主义在现实中的某种妥协或从极端立场的让步。它在表面上依然诉诸个人主义原型的话语，并且毫无疑问地保持着对自由意志的幻觉，但放弃了对个人独特性的执着（例10、例11、例12）。

例10（被访者是27岁的医生，男性）

问：现在能给个答案吗？

答：我觉得个性就是追求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就是这个。

…………

问：在你的消费中，如果有个性的话，你的个性和这个消费有什么关系？

答：在穿着方面不大，但其他消费方面还是比较大的。

问：比方说呢？

答：比如说装潢吧，我就比较喜欢那种淡一点的、蓝一点的。…………

问：你觉得你的装修，它的独特之处在哪里呢？

答：没有独特之处，就是我想到什么就设计什么。

问：你刚才不是说个性就是跟别人不太一样吗？

答：不太一样就是，基本上都是我设计的，比如说这个房间，我想要一个什么样子的，我就要什么样子的，设计师让我把整个家里面都装成一个风格的，我没有听他的。

问：哦，我的理解就是，其实你说这里个性的表现就是，你决定了这个事情？

答：对。

例11（被访者是23岁的宾馆前台接待员，女性）

问：那你觉得个性是不是一种与众不同呢？

答：不会啊。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个性吧，不能说不同吧。有类似的，可能就是每个人生活什么的不一样，导致个性有一点点小的不一样，但是，也不一定说完全不一样，如果完全不一样的话，那么商品是不是只应该卖一套？什么样都只卖一件？那不可能啊。

问：嗯。所以个性也不一定就是与众不同？反正就是个人的？

答：个人的，不能说完全与众不同，小小的一点点不一样我觉得。

例12（被访者是26岁的公司职员，男性）

问：那你觉得什么是个性呢？

答：个性就是根据自己的需求吧。比如说我想……这怎么说呢？根据自己的想法来。

问：它会不会一定是与众不同的呢？

答：这个我感觉没有必要刻意跟别人不一样。

我们感兴趣的无疑是第二种个人主义，与第一种幻觉不同，第二种个人主义尽管依然保持了某种最低限度的幻觉特征（对完全自主性的想象），但它同时也为我们揭示了一种实践的理性（完全的独一无二既是不可能的也是没必要的）。日常生活中的大众消费者并不只是某种抽象观念形态的全然非反思的牺牲品，他们并不像某些作者所描绘的那样仅仅是某种社会灌输的简单而愚蠢的接收装置，他们有能力从自身的实践经验中形成某种朴素的智慧（理想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在实践中被一种实践的理智所改造），这种智慧尽管不具有理论理性的高度反思性，却足以支撑起复杂多样的日常生活实践，并向我们展现一种有限主体的能动性特征。

一 实践的反思性

实践的理性是实践之中的理性，以一种分析的口吻来说，即行动者在实践过程中赋予其实践的理性特征。然而，为了探究实践之中是否具有行动者所赋予的某种理性特征，人们却不得不借助于行动者对实践的事后反思，并以此来做出推论。尽管这种事后的解释无法替代实践的过程，它有可能因为各种干扰而偏离其所解释的实践状态，但是我们至少可以从中领会行动者对自身实践的理解程度，在分析上它既体现了行动者把握和指导自身实践的能力，也体现了行动者从中汲取意义的生活世界的建构，这两个分析的方面是共属一体的。

我们可以将消费者的这种反思能力简单地理解为为自己的行动给出理由的能力，正如吉登斯在界定其所谓行动的理性化时所说的那样：“具有资格能力的行动者在行事时‘维持通晓’行为根据的能力，即当被问及时能提供自身活动的理由。”（吉登斯，1998: 524）如果大众在消费时是非理性的，也就是盲目地受制于某些外部力量的摆弄，那么他们所给出的理由将仅仅是一些欺骗性的表象（这是维持盲从的重要保证），从而完全无法洞见事情的本来面貌，后者正是理论理性的目标所在，尽管这并不代表理论理性能够获得绝对的真实（Mead, 1932: 105; Bachelard, 1984:172）。而深度访谈却向我们揭示了问题并非如此简单，消费者完全可能意识到自己的消费观念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天性的错觉往往是最隐蔽和最顽固的暴力），而是周围环境影响的产物（例13）；意识到广告中存在不实之词和与商品本身无关的诱导（例14）；意识到昂贵的价格有时只是为了迎合虚荣，除此之外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例15）；如此等等。

例13（被访者是23岁的高校技术员，男性）

问：那你能告诉我你为什么特别注意衣服的外观，就是首先要考虑外观呢？

答：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感觉，可能说，算是被洗脑了吧。因为我感觉就是日常生活中你接触到的所有的东西，比如一些娱乐节目、电影电视，然后，嗯——就是整个环境吧，包括商场的宣传、报纸、手机，各种媒体上出现的别人穿衣服的形象，慢慢好像就觉得应该那样穿。

例14（被访者是23岁的宾馆前台接待员，女性）

问：在同类商品中，你会不会倾向于购买做过广告的商品？

答：不会，完全不会。广告有骗人的，知道吗？

问：是，但是应该也有真的吧？

答：没有，没有，因为我还是比较理性的，不太怎么崇拜明星那些人，明星做过广告的我不见得买，没做的也不见得不会买。广告只是让你知道有它们这么个东西存在而已，用不用、买不买是你自己的事情，并不是它来决定，我觉得没有必要。

例15（被访者是29岁的公司职员，女性）

问：我想知道你觉得这个价格的区分，它能说明什么呢？

答：它能说明什么？我觉得有的时候，比如说5000元以下的，就手机而言，可能2000～3000元，它的功能，是完全足够你用的。然后像苹果，它把价格放到5000～6000元，并不是说它的功能性价比很高，而是可能为了区分这种身份，或者是一种品位，故意把价格调成那么高的。就像区分这个市场的层次一样。比如化妆品，可能那些大牌呀，一瓶化妆品来要上千元。但是你说它的真正材料，值这个钱？我觉得倒不是这样的。有的时候它可能就是在那种外包装上做功夫。然后又是镀金又是怎样的，但真正对你来说，同样买一瓶霜，我不可能抹它的瓶子，对吧。但它就是为了区分高中低档，让有能力的人去消费。

问：换句话说，就是实际上，这种区分不一定真的就显示出这个产品本身是值这个价钱的？

答：对的，对的。

我们从中不难看出，社会化的力量至少并不总是或并不完全作为一种无法被意识到的盲目力量在左右消费者的行为，完全使用现象学传统中的自然态度概念来描绘大众消费者对自身消费的看法是值得商榷的，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恰当的。消费者完全有能力意识到外部的影响和诱惑的存在（当然这种能力往往表现出个体或群体的差异），他们不是理所当然地将这些因素视为人性的自发追求，而是始终存在将它们准对象化的可能性，这为无意识的生成制造了障碍，无意识所需要的压抑机制难以在一种准对象化的觉醒中顺利接管自我的建构。事实上，大众消费者甚至对于生产者的符号化策略也了然于心，符号机制所依赖的差异逻辑不过是许多消费者的常识，当消费者将这一逻辑视为生产者强加于商品的经营策略的时候，很难想象它是在消费者的无意识中被压抑的观念。看来将大众视为是某种统治战略的无意识傀儡的论断的确有待商榷，换句话说，我们似乎应当换一种方式来看待大众消费中的流行和时尚，换一种方式来解读其中的快乐与疯狂，不是简单地用诸如操纵、欺骗、异化、错觉、无意识、压抑之类的概念来将大众消费者的主体性存在从现象的因果解释中彻底抹去，仿佛大众充其量不过是消费活动中有待填充的载体，是系统或结构自我实现的环节或中介，他们除了盲目地遵循某种他们无法理解也无从知晓的强加于他们的暴力之外别无选择。此种带有精英主义和还原论色彩的逻辑不可避免地贬低了大众消费者的存在，它降低了理论的复杂性，能够提供一种简洁而精致的理论逻辑，然而它却在无形中助长了理智的懒惰。

事实上，基于以上访谈中那种具有业余社会学家眼光的洞察力，大众消费者往往不乏对于自身消费的理性规划，适度消费和不盲从成为许多被访者明确的自我定位（例16、例17），当然这并不代表人们总是会固守某一种适度的原则，实际的消费过程中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我们将在本节的第二部分讨论这一问题）。

例16（被访者是27岁的高校行政人员，男性）

问：你觉得价格的高低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答：我觉得就是品牌的概念。品牌大、牌子好，价格就自然高，跟衣服做工、质量关系不大。我觉得衣服就是这样一个行业，就是品牌，阿玛尼的衣服即便几块布料，都很贵。

问：品牌能说明什么呢？

答：品牌决定了衣服的价值吧。说明它有名，名气大。

问：名气能说明什么呢？

答：说明不了什么。所以我对价格不看重，不是说我不关心价格，我反正是想好我要去买什么价位的。高的（价位）肯定不想，去的时候我会想好一个价位，今天就买一个800～1000元的，中档的，我的经济能力可以接受的，又不是很寒碜的。低于这个价位的、高于这个价位的，我都不看了。

例17（被访者是34岁的公务员，男性）

答：你讲的奢侈品，他如果本身经济条件不太好，或者家里问题比较大，他攒了好多钱买个奢侈品，可能穿着的舒适性就不怎么考虑了，主要考虑牌子啊或者什么的，款式我估计他也不怎么考虑，因为你看LV包都一样。感觉他是为东西服务的，我买的东西是必须为我服务的，主次不能颠倒了。

根据自己的收入状况来规划消费支出无疑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它抵制了昂贵品牌的符号诱惑，避免成为被消费符号所摆弄的傀儡。而主张东西应当为人服务，而不是人为商品所累，这进一步挑战了商品拜物教的异化假设，体现了面对商品世界的一种自主意识。至此我们意识到，大众消费者的确有能力至少一定程度地把握自身的消费实践，有能力为自己提供某种程度的真实，他们并不是全然非理性的傻瓜或傀儡，一种理性的力量在大众消费的实践中在场。

二 实践的非逻辑性

以上的讨论当然不是要将大众消费者描绘为以理论理性来指导自身消费实践的理性行动者。我们认为，大众消费实践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是一种实践的理性。之所以是实践的理性而非理论理性，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里所讨论的实践并不遵循理论理性的逻辑。正如布迪厄所指出的，实践的逻辑并不遵循客观主义立场中的逻辑主义（Bourdieu, 1977: 117），这是因为实践的法则并不具有普遍性、一般性和绝对性的特征，因此实践的逻辑是模糊和不确定的，不存在一种遵循因果决定论的实践法则。布迪厄将这一现象归咎为实践中所有纷繁复杂的对立关系最终都可以还原到少数基本的对立，不确定性正是这样一种经济性所付出的代价（Bourdieu, 1977: 112, 113）。这一思路显然延续了涂尔干和莫斯有关原始分类的研究，只不过布迪厄将其运用于对现代社会的解释。尽管有关分类的思想揭示了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重要方式（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分类的核心体系具有时空的差异性，不存在所谓普遍的基本分类），但是从所谓基本对立到复杂的现实无疑还有很长的距离要走（对于其中的机制布迪厄语焉不详）。布迪厄的解释很容易使人们误以为现实正是为了迁就少数的基本对立才使自身陷入模糊和不确定之中，然而这就将一种反事实的思路现实化了，仿佛抽象的基本对立是一些客观存在的事实，它们为现实提供最低限度的规定性（Bourdieu, 1977: 112-113），仿佛现实正是基于这些基本的关系来选择自己的道路，因为基本对立才是最终的真实，是去除一切杂质之后所剩余的纯净法则。然而，当我们意识到所谓基本对立不过是在复杂多样的社会历史关系事件中抽象出来的理论建构（一系列空洞的概念对子），意识到在基本关系和现实的不确定性之间的联系是基于布迪厄的反事实的推论，我们就不难认识到问题的关键也许并不在于基本的对立是多么稀少，而是在于使这些对立得以被抽象出来的社会历史关系事件是多么复杂多样（其中所蕴含的是微妙的利益变化和策略调整）。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不必拘泥于从所谓基本对立去想象复杂的现实关系，而是面向现实本身的复杂多样性，各种看似彼此矛盾的倾向之所以在个体的实践中并行不悖，正是因为它们能够在不同的情境中获得各自合情合理的存在，从而以不同的（甚至是看似矛盾的）方式来捍卫存在者的利益，一种别样的理性正蕴含其中。

例18（被访者是26岁的事业单位会计，女性）

问：衣服的外观和实用性你觉得哪个更重要？

答：更看重实用性，但是我不会买实用但不好看的东西。

…………

问：你对价位的判断，主要是出于什么理由？

答：主要还是看我更换有多频繁，比如T恤衫穿一两年就不穿了，那肯定不要买太贵的，比如冬天买一件羊毛的大衣可以穿好长时间，就可以买个稍微好点的。

问：还是比较考虑它的实用性的？

答：应该可以这么说。

…………

问：有没有什么衣服买回去就不穿了？

答：有啊，很多衣服。很多时候看到一件衣服特别喜欢，试的时候还可以吧。

问：你觉得这是为什么？

答：就是消费的冲动。

问：为什么会冲动？

答：这个怎么解释呢。有时候是这样，比如今天我想买一件衣服，我逛了一天都没买到，到最后，实在是，就是有点……

问：总得买点什么。

答：对。

例19（被访者是46岁的学校后勤服务人员，女性）

问：那么如果你所穿的某件衣服受到周围熟人的一致批评，你会怎么办？

答：我会怎么做呢？那就不穿了。

问：为什么呢？

答：因为觉得不好看嘛，有点不自信了，就不穿了。

…………

问：那么，在使用服装、首饰、手机等商品的时候会给别人留下印象。这种印象是不是你选购这些商品的重要依据之一？

答：不是，还是要看个人习惯。你喜欢什么，你才买，你才去消费什么。不会受环境影响也不会受其他人影响。

问：可是你想，你穿一件衣服别人会看啊，穿什么样的衣服……

答：没有，没有。

问：所以这些都无所谓？

答：对。

在例18中，一直主张重视服装实用性的被访者却有许多买了不穿的衣服，理由是特别喜欢所引发的冲动和总得买点什么的消费欲望。这意味着对于被访者而言以实用性为主导的消费原则并不是绝对的，在某些情境中与之看似矛盾的原则完全可能占据主导地位。之所以称之为一种矛盾，完全是站在理论理性的立场之上，事实上，对于消费者本人而言这里并不存在矛盾，因为这些看似矛盾的实践活动都有其情境的合理性，被访者为自己的行动给出了理由（快乐和收获的满足感有时候比实用更重要），而此种高度情境性的解释则为我们揭示了现实的无限复杂性。这里并没有什么一以贯之的普遍法则，存在的只是各种实践的可能性，对于实践者而言这种复杂性不成问题，因为实践的原则本来就是模糊和不确定的，它向各种合乎实践理性的可能性乃至矛盾性敞开。在例19中，在乎别人看法的受访者却又转而表现出对别人印象的无所谓。这种自相矛盾恰恰体现了被访者的符号化倾向是根据情境的变化而变化的（实践的不确定性），熟人的一致批评造成的巨大压力迫使被访者产生较为强烈的符号性需求（服装就是个体与他人之间的关系符号，穿着是一个重要的社交问题），但是当问题要求被访者主动显示出强烈的符号性诉求的时候，一种自我中心的解释（即没必要把他人的态度看得那么重要）则暗示了被访者的符号化消费倾向其实并不强烈（这一点由访谈的其他内容所证实）。

情境的无限多样性和实践的矛盾性是共属一体的，那些合乎理论逻辑的一贯性的原则只会在情境的变化中捉襟见肘，因而也就无法承担起实践原则的重任。大众消费实践的非逻辑性意味着实践不具有理论逻辑的连贯和一致，但与此同时它却向我们揭示了另一种理性的可能，这是在无限多样的日常情境中合情合理地行动的理性，是看似自相矛盾却总能应对自如的理性。但这终究只是一种实践的理性，被访者对理论上显而易见的矛盾所采取的理所当然的态度暴露了其反思的非理论性的实质，这是实践的反思性，理论理性所执着的怀疑精神不是其固有的倾向。相反，实践的理性总是摆脱不了浅尝辄止的常识眼光，其反思性的限度揭示了一种介于被压抑的盲从和高度对象化的怀疑之间的状态。与无意识的盲从拉开距离意味着对自身处境的理性领会得以可能，意味着大众消费者已经在其消费的筹划中领会到某种程度的现实，这一领会使之足以合情合理地应对消费的处境，从而避免无知和荒谬（即便是与此种反思性纠缠在一起的自然态度也并非一种压抑的产物，这一自然态度的无知构成了这一反思性的局限所在）。然而与高度对象化的反思精神之间的距离，则向我们展现了实践理性的保守面向，它所提供的理由是以常识的状态所呈现的对自身消费实践的辩护（例20是例18中谈话的继续），日常的洞见拒绝对行动本身进行深入的反思，它为实践提供合理性的证明，因为常识是不言而喻的，它告诉我们什么是“正常”（例21）。

例20（被访者是26岁的事业单位会计，女性）

问：回去就后悔了？

答：其实也不能说后悔吧。可能我买个衣服觉得现在不适合我穿，我会放那，过段时间觉得蛮好的，再拿出来穿。

问：你觉得周围的那些好朋友，像你这样的人多吗？

答：应该会有这种情况吧，但是买回去不穿的情况到底有多少我不知道。我觉得大部分人应该都有这种情况。

问：你觉得为什么？女人为什么（会这样）？

答：女人就是喜欢买衣服。

问：为什么女人就是喜欢买衣服？

答：这个不是我能解释的了，这是消费心理的东西。

问：这个专家才能解释？

答：对。

例21（被访者是29岁的公司职员，女性）

问：你的消费行为是否与众不同？你肯定觉得没什么不同？

答：对啊，我觉得没什么啊，我很正常。

问：你很正常？那与众不同就不正常吗？

答：也没有，不是说不正常。它可能就是，这两个就是极端嘛，如果你把握得好的话，就很美，就是一种欣赏，如果你把握得不好的话，哎呀，太丑了。

问：所以那个是有风险的？

答：嗯，对的。它就两个极端，要么就很好，要么就很丑。

问：反正对你来说就没有这种风险，因为你很正常？

答：嗯，对。我觉得这应该是大部分人的选择吧。

这就意味着，实践的理性尽管以常识的答案证明了大众消费者并非对某种社会战略力量一味盲从和无知的傀儡，常识也并非无意识的压抑机制所生产的彻头彻尾的幻觉，它总已经向我们揭示了某种现实的维度（或者说现实的某种面孔），但常识本身依然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最后理由，实践的反思性总是轻易地满足于它自身的限度。这为不言而喻的自然态度留下了空间，它拒绝对常识的局限性进行反思（“这个不是我能解释的了，这是消费心理的东西”），并以“正常”的名义来捍卫此种局限性，从而也就为偏见和暴力留下了余地（“正常”常常成为最隐蔽暴力的通行证）。对于日常的大众消费者而言，常识的理性已经足以支撑起纷繁复杂的消费生活世界，他深谙这个世界之中的实践法则，甚至在其中如鱼得水（有着量入为出的精明，懂得昂贵价码背后的身份游戏，深谙商家的炒作伎俩，甚至在适当的时候为快乐而冲动消费，诸如此类）。也正是因此他无法真正地超越这个由他自己参与建构的消费的生活世界，无法在更深的层面去挖掘这个世界的局限乃至阴暗，因为在他的眼中这个常识的世界是正常的世界，正常的世界自然不成问题。例21的被访者告诉我们大众化的消费就是正常的消费，它意味着风险最小，尽管这不是最大化的收益（“很美”），但也避免了最大的损失（“很丑”）。这就是实践的理性，它从来就和行动者的切身利益不可分割，也正是因此坚持和捍卫这一理性就不只是一种无足轻重的琐事，而是一个具有存在意义的事件。

三 能动性和前意识

指出在大众的消费实践中存在非二元论的实践理性将在怎样的意义上使我们与以往的视角拉开距离？它的理论意义何在？我们所讨论的实践理性尽管并非大众消费者的先天禀赋，但它也不是某种绝对客观的外部事实，而是超越内在与外在的二元划分的实践属性，所谓内在和外在的二元对立不过是对实践的分析性建构。就此而言，实践理性的提出尽管不是要塑造一个先验的主体，但它也有力地驳斥了那种将大众仅仅理解为某种外部力量的傀儡或再生产机器的消极论调，众所周知的广告和新产品的高失败率无疑有力地支持了这一论断。正如埃尔潘所言：“市场并不是从影响到行动的系统：消费者不会盲从于来自上层的消费指令。”（埃尔潘，2005:80）而实践的理性在真正意义上为消费者的能动性假设找到了现实的内在依据，使能动性概念在摆脱主体主义束缚的同时并未丧失其建设性的理论意义。这并非像霍克海默和列斐伏尔这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家们那样在充满想象色彩的本真存在中寻找能动的理由，他们无一例外地由于其异化理论的思路而将异化的现实和本真性的存在预设对立起来，从而将颠覆异化现实的希望寄托在未被污染的能动主体性之上。霍克海默一方面宣称资产阶级社会的主体的行动“只不过是例证了不可预测的社会机制的运转方式”（霍克海默，2004: 175），在此意义上这些行动只能是非人的和非理性的（霍克海默，2004: 185）。另一方面他又宣称：“在由现存的社会形态向未来的社会形态转变的过程中，人类将首次成为有意识的主体并能动地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霍克海默，2004: 203）。从而相信主体在本质上可以是能动的和自由的。列斐伏尔则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了的日常的人是丧失人性的自动机，然而他依然保留了对超越异化现实的某种积极人性的预设（Lefebvre, 1984: 193），但由于对本真性假设的形而上学倾向的警惕，他从未明确界定过这个人性。我们所界定的能动性并不涉及对异化和先天人性的想象，也并非局限于颠覆性的范畴，我们试图建构一种更具包容性的能动性概念，它虽然包含颠覆的可能性，但它更是生产着日常生活平凡实践的能动性。不过这当然不是像布迪厄那样在一般性的意义上宣称行动者的能动性的同时却将这一概念架空成一个空洞的口号。这同时也不仅仅是德赛托和费斯克笔下的弱者的艺术，这门弱者的艺术或者说战术所体现的是面对统治者所强加的秩序时所做出的反抗，它表明人民不是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在谈论文化工业时所嘲讽的无法独立思考的傻瓜，战术暗示了弱者的能动性，使之避免了被社会统治秩序的彻底同化。然而，将能动性和反抗联系起来的做法不能不说是对能动性的特定属性的诠释，它无法为我们提供一种更为宽泛的能动性概念。不过我们不应当将这里所谓“反抗”和霍克海默等人的颠覆性的反抗画上等号，德赛托所谓弱者的反抗在实质上往往只是一些勉强应对和无关痛痒的小打小闹。这不仅与先验的人性假设无关，而且与霍克海默等人所谈论的颠覆性大相径庭。除此之外，德赛托认为实践的方法依然是无意识的，他在谈论反抗的能动性的同时却主张一种无意识的身体建构，这体现了对后结构主义消解启蒙主体的做法既接受又有所保留的态度，于是便出现了无意识能动性的尴尬论调。这显然是将福柯式的消极身体和能动性主张简单拼凑的产物（德赛托毫不讳言福柯对他的巨大影响），其中的理论张力反映了调和主义做法的自欺欺人（不是面向非二元论的现实本身进行理论的重建，而是在二元论框架的基础上进行简单嫁接，从而在无意之中将二元论设定为自身的出发点），它无法在根本上摆脱主客体二元论的阴影。由于接受了德赛托有关战术的思路，费斯克对大众能动性的思考自然也就不能摆脱德赛托的局限性。与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那样的精英主义作者不同，费斯克将大众文化还给了大众，认为大众文化的意义是大众利用生产系统所提供的商品资源所创造出来的，这便是德赛托所谓权且利用（making do）（费斯克，2001: 34）。不过我们更乐于将这里的“权且利用”翻译成“勉强应对”，因为它虽然不是统治力量的一部分，但永远也不可能反对或者颠覆既存的社会秩序（参阅费斯克，2001: 53, 159），它只能是在统治秩序内部的勉强应对，这一狭隘的能动性概念无法支撑起一种更为宽泛的理论框架。

正是基于以上的反思，我们力求在消费实践的经验现实中揭示能动性的实际运作，它表明消费者不是一味盲从、任由操纵的傻瓜，他们有能力一定程度地理解自身的处境并做出相对于特定情境而言的合情合理的选择。消费实践的能动性不是一个抽象的先验概念，不是客观力量支配下的派生效应，也不是什么被压抑的集体无意识，它就是超越主客体二元划分的经验事实，是主客体二元抽象的经验前提。这使得我们有可能在一种有限主体的论断中切实有效地谈论一种能动性的特征，它是大众消费者理解现实、掌控处境乃至改变现状的能动性，而这一切的基础就在于揭示一种理性存在于大众消费的实践之中。这当然不是整齐划一的平等分配，不同的消费者在面对同一问题时可能存在理解程度的差异，他们甚至可能给出截然对立的主张，一些人敏锐洞察的现象对于另一些人则可能是难以理解的。但即便如此，每一个人都能够或多或少地为自身的行动给出常识的理由，也就是提供一种合情合理的解释，这表明尽管存在程度的差异，实践理性的能动作用却始终在场（它构成了人之社会历史存在的一个基本条件）。

没有实践理性的消费是完全盲目和无法理解的，就如同没有能动性的实践是没有灵魂的机械重复，这些荒谬性都只能是主客体二元论想象的结果。理性与能动性在现实中只有作为一个整体才可能具有意义。没有能动性的理性和没有理性的能动性都是自相矛盾的，前者作为理性却不能有所掌控和选择，后者作为能动性却不知如何作为，这种割裂只能使概念失去意义。当我们将实践的理性和能动性内在地统一起来，并且证明这一特性是大众消费实践的固有特征之后，用压抑的无意识来解释大众消费实践的不合理性也就显而易见了。这意味着我们必须重新建构符合消费实践的内在性分析概念，它不应当具有压抑性的特征，它是具有实践理性及其能动性的有限主体的内在性维度，这一有限性暗示了大众消费者的社会历史局限，从而为合理的社会批判提供了可能。我们将这一有限主体的内在性维度称为前意识，它反对笛卡尔的意识哲学传统，认为消费实践的主体不是高度对象化和动机激发的理性行动者（尽管后者的理论理性态度既不是绝对的也不是普遍的），毕竟在社会生活的大多数情境中并不需要一种高度对象化的理论性思考，这一点无疑是像布迪厄这样的当代实践理论家们所竭力强调的（参阅Bourdieu, 1990: 78-79）。之所以是前意识就在于它是先于意识活动的内在性维度，此时高度对象化和反思性的意识活动不仅尚未开始而且没有必要，这是因为实践的前意识已经足以通过其常识的理性来参与消费情境的建构，消费的常识既是不言而喻的也是得心应手的；另外，常识的不言而喻性并不需要压抑的保证，实践理性的合情合理恰恰是一种对日常生活的高度投入和亲切熟悉的产物，不是通过压抑来抑制怀疑的倾向，而是通过沉溺其中和高度熟悉来生成理所当然的表象。相反压抑将使得实践的反思性无法运作。

正是在前意识的范畴中谈论一种不同于理论理性的能动的实践理性才具有了逻辑上的合理性，它既不同于有意识的理智活动（所以它常常看不到理智所看到的东西），也不是被压抑的沉默（所以它总是显示出一种运转自如的洞见），而是在沉溺于日常生活的高度熟悉性中展现其不言而喻的智慧。我们用合情合理来描绘这一智慧的恰当之处（这不等于无可指责的绝对正确，而是一种情境的恰当性），之所以是合情合理就在于它并非将情感打入非理性范畴的理智主义偏见，在此情感和理性尚未在一种理智主义的冰冷视野中被人为地割裂开来（郑震，2009a: 257）。不过尽管理智主义的偏见的确为理论理性的自我反思制造了某种障碍，但即便是身陷客观主义和绝对主义陷阱的理智主义的理论理性也较之实践理性具有更强的对象化特征（理智主义只是对它自身的理论预设茫然无知），更不要说当理论理性抛弃了理智主义的自我欺骗之后，其对于社会偏见和暴力的反思性是实践理性所难以企及的。正如我们在前文所指出的，实践理性在捍卫了大众消费者的有限主体性的同时，并不排除与社会偏见和暴力的可能联系，在实践理性所信仰的常识理由中，既包含洞察现实的日常智慧，也往往纠缠于各种消极的偏见和暴力。例如，当例20的被访者无法回答为什么“女人就是喜欢买衣服”的时候，她对这一现象的不言而喻的态度暴露了对其中所隐含的性别暴力的无知，她的常识仅仅停留在大众化消费的性别认同的层面（这确保了她的消费实践具有一种日常的合理性，反映了她深谙女性消费的世俗之道）。这体现了其实践理性的反思性和性别暴力的合谋或同构的关系，尽管并不是所有的消费者都停留于此。再如，当例21的被访者理所当然地将大众化的消费视为正常的消费时，她无意之中合法化了一种大众化的集体偏好（这确保她能够做出“正确的”消费选择），尽管她拒绝将对立面界定为不正常（可以视为一种实践理性的审慎）。但是对集体偏好的正常化的确隐含将其转化为一种集体的暴力或再生产一种集体暴力的可能性，当多数人以正常的名义去攻击少数人的合法实践时，“正常”就转化为一种集体暴力的符号（各种歧视性话语往往以“正常”自居）。事实上，即便是那些更具反思性的案例也同样可能隐含与暴力合谋的可能性，例如例13的被访者尽管意识到其对衣服外观的偏好来自社会化的建构，但是这一建构却依然对他具有前意识的合理性，也就是说他所给出的理由究其实质而言依然是一种前意识的直接建构，因为这一理由本身并不是对反思敞开的理论知识，其中所可能蕴含的消极的偏见和暴力被实践的理性所无视（例22，这是例13谈话的继续）。

例22（被访者是23岁的高校技术员，男性）

问：这个回答是你现在想起来的，还是你平时就这么想？

答：之前我就想过，但并不是这个衣服的问题，包括好多消费品什么的，比如好多东西都没有买的必要，比如钻石。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被洗脑的产物。就是反正有各种各样的消费品吧，我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但就是偶尔想起过这么几次吧。

问：但是，就是说虽然你觉得自己被洗脑了，但你还是按照这个洗脑的方式做。

答：怎么说呢？对我来说这可能不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所以就有一种惰性吧，怎么舒服怎么来。

至此我们似乎可以认为，日常生活中的普通大众尽管较少具有理论理性的深刻反思能力，他们也很少以这种方式来反思自身的日常实践，但他们依然是具有实践理性的能动的主体，从而在真正的意义上有能力参与到自身处境的建构之中。也正是因此，他们才是名副其实的历史的主体。只不过这一主体性既不是主体主义的先天建构，也不是客体主义的派生之物，它的社会历史生成既不是一个个体原子的自发产物，也不只是某种社会灌输的对象化后果。客观主义的建构和主观主义的理解不过是同一现象或同一过程的不同的分析名称。可以说这是社会历史性的实践的主体性，它不可避免地具有某种社会历史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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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研究从自我出发，但最终只是表明这既不是一个理所当然的开端，也不是一个坚实的基础。在自我的存在中他人总已经在场，在自我意识的深度中前意识举足轻重。这一切都昭示着我们必须与那个执迷于“我自己”的自我概念拉开距离，在个人主义和意识哲学的废墟上重建一种对消费实践的理解。不再停留于自我优先性的常识许诺，不再将个性视为消费的真实，而是正视他人的存在，在前意识的视域中梳理我与他人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