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农民自杀概况及其变迁

在调研中，笔者让村民回忆村中1980年以来的自杀个案，并讲述整个自杀“故事”，不同访谈对象相互印证，剔除重复的个案，最终在6个村共获取了206起自杀个案（见表1）。

在计算年均自杀率时，我们将村庄人口视为不变。虽然1980年以来，各村人口都有变化，但总体而言变化不大，这是两方面抵消的结果。一是因生育与死亡相抵后人口有所增长，京山农村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农民生儿子的愿望并不强烈，政府的计划生育工作较为顺利，生育并没有导致人口快速增长；二是与中西部地区农村相比，京山农村经济发展相对较快，农民转移进入城镇的城市化速度相对较快。不过，不同村庄情况有所不同，靠近城镇的农民进城较多，因此与1980年相比，2008年的人口有所减少。偏远村庄的农民进入城镇的相对较少，因此人口略有增加。两个方面因素抵消，使得30年来京山农村人口数量总体变化很小。

6个村庄1980～2009年29年间的平均自杀率是101.6人/10万人，大大高于费立鹏等推算的27.1人/10万人的农村人口自杀率（Phillips等，2002）。而且，事实上的自杀率可能比计算出来的还要高。因为我们的质性调研毕竟只是回溯，而不是科学的记载和统计。在调研中，村干部和村民都告诉我们，肯定还有漏掉的自杀案例，但他们无法记起。在很多农民的印象里，20世纪80年代年轻妇女自杀特别多。还有一些农民非常肯定地告诉我们，“现在每10个去世老人至少有3～4个是自杀而终的”，但他们能够记忆的案例却非常有限。不同村庄之间表现出来的自杀率差异（见图1），也许在于调查员“挖掘”案例程度不一所致。尽管可能遗漏，但毫无疑问，京山农村的自杀率之高已经让人触目惊心。

笔者曾在全国十多个省份开展农民自杀方面的调研，农村自杀率普遍高于费立鹏等推算的数据，但京山农村的自杀率是最高的（陈柏峰，2009）。目前还缺乏对不同地区农民自杀的深入比较，需要另文分析。笔者推测，这可能与京山甚至江汉平原农村的特点相关。京山农村传统上属于移民社会，移民到达一个地方后，往往很难在短时间内融入当地社会，一般只在尚未开垦的土地上从事耕作，并就近建房居住。因此，单个家庭往往处于原子化的状态中，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和灵活性，宗族不具备成熟形态，村庄地方性规范未能充分孕育（贺雪峰，2009）。与其他地区农村相比，京山的村庄缺乏抵制外来压力的能力，现代性因素很容易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轻一代农民迅速接受了市场经济的各种观念和规则。京山农村的家庭结构、村庄人际关系、社会形态的变迁较其他地区农村发生得更早，也更为彻底。

父母（老人）、儿子（中青年男性）与儿媳妇（中青年妇女）是家庭关系（尤其是代际关系）和村庄生活中三种立场不同的主体（群体），他们在家庭和村庄权力结构中有着此消彼长的关系。因此，本文对6个村庄206起案例中的自杀者分为三个不同人群：18～54岁的男性，18～54岁的女性，55岁及以上的老人。可以发现不同人群的自杀率有着较大差异，其自杀现象的发展有着差异显著的趋势（见表2）。

在统计自杀时间时，笔者用的是五年区间，而不是按照年份，这主要基于两个考虑。一是由于数据样本不大，以年份为时间单位可能使自杀的变化表现出相当的偶然性；二是由于农民的记忆往往不精确，尤其是对于时间，他们往往只能记得大概年份，而不是精确的时间，用五年区间可以降低因受访者记忆模糊所带来的误差。

不同人群及总自杀率在图2中有一个直观地反映。

从表2、图2来看，1980年以来，京山农民的自杀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自杀率有所增长。2000年之后，自杀率的增长有加速的趋势。不过，考虑到数据采集的偏差，笔者对这一特征保持谨慎。2000年之后自杀率的增长，原因可能是2000年之后的自杀案例尚未退出人们的记忆，因此在调研中更容易获取，而之前尤其是1990年以前的一些案例已被农民遗忘。

第二，中青年妇女的自杀率和自杀比重有显著下降，她们在所有自杀人数中所占的比重也有显著下降。考虑到数据采集的偏差，实际的趋势可能更加显著。在调研中，很多村民对20世纪80年代妇女自杀印象非常深刻，但他们却很难记起具体的自杀案例。

从调研案例来看，在妇女自杀中，因家庭纠纷而导致妇女自杀的情形越来越少见。尤其是当前男人的家庭暴力在京山农村几乎消失，因男人赌博、婚外情导致的自杀也日趋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妇女日趋享有离婚自由。加上“婚姻市场”上女性的优势地位，打工经济的兴起，都使得妇女离婚后也会有好的出路，她们因而可以通过离婚来摆脱不幸或不满意的婚姻，而不会绝望至自杀的地步。同时，年轻女性因不满意父母婚姻安排的自杀已经消失，这种情况一度在20世纪80年代较为常见。从具体案例来看，到1990年代以后这种情形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总之，年轻一代已经基本控制了自己的婚姻，父母不能也不会再干涉她们，因此这种类型的自杀日渐消失。

第三，老年人自杀率和自杀比重高速增长。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两项数据一直增长，到2000年前后，增长进一步加速。事实情形可能比数据反映的问题更加严重。因为我们对自杀案例的收集不可能是完全的，一些农民或因忌讳而不愿意讲述更多的自杀案例，更多的农民则因记不清而无法提供更多的案例。很多农民说有更多的案例，只是他们记不起来。不止一位农民向我们保证，近年来有30%～40%的老年人以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还有很多老人说，他们已经做好了自杀的准备，只等“恰当”的时机到来。

京山农村老年人高自杀率、高自杀比重，以及自杀率、自杀比重的高速增长，都是不争的事实。这种事实的残酷性令人震惊，它不仅体现在老年人自杀的相关数据中，也体现在与其他人群相同类型数据的对比中。在女性自杀率显著下降的同时，老年人的自杀率却急剧攀升，两者之间是否存在联系？代际关系是认识两者的连接点。从代际关系探讨京山农村老年人高自杀率的原因，也正是本文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