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家庭抗逆力研究的整合思潮

如果说，继往的家庭抗逆力研究，从研究领域的确立层面提供了颇有价值的理论探究线索，那么在最近二十余年的家庭抗逆力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浮现出越发棘手的问题用以回应新的研究质疑。比如，对抗逆力的研究是否意味着重视“能力”而忽视“问题”？如何界定家庭逆境？如何评价适应良好？如何勾勒不同文化及社会群体间的调整与适应方式的过程？如何回应上述问题，依然有必要对目前出现的更多理论层面的最新探索路径做进一步的把握，从而为更多实践层面的观察研究提供清晰的线索指导。以下尝试逐层渐进地对家庭抗逆力研究在当前逐渐呈现的整合趋势进行初步的整理，分析其产生的必要性与必然性，进而对整合思想的若干研究状况进行综合评议。

没有人会否认，家庭作为维系个体生存与发展的初级社会群体，发挥了十分重要的社会化功能，不仅如此，更是个体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微生态系统。家庭抗逆力研究首先嵌入的是个体抗逆力的内在能力特质、过程及结果研究，在此基础上，生态系统理论、家庭生命周期、抗逆力生成过程等的研究成果也逐渐丰富。

一 早期研究中的整合萌芽

家庭抗逆力的研究萌芽，始于对家庭压力与适应过程的关注。早期对家庭抗逆力的探索侧重从要素层面静态提炼其内涵，如Hill（1949）的“ABC-X”家庭危机模式，提炼出“压力源”、“家庭资源”、“压力认知”以及“危机事件”是构成家庭抗逆力的四要素，Burr（1973）专门对各类家庭的易感性要素（vulnerability）以及由此而新生成的应对能力（regenerativity）进行了详细分析。

要素层面的研究为深入探索家庭抗逆力的构成做了铺垫。伴随对家庭抗逆力领域的深入探究，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反思单纯的要素分析是否能完整解释抗逆力发生的更为丰富的内涵。此外，在要素分析立场上对家庭抗逆力构成的解读时常会陷入缺失视角的陷阱，这也常常导致后来学者批评其中存在的有关身份认同、权力不平等方面的不足。很明显，应对能力的提高、情境的改变、关系格局的变化等，都会随时随地改变抗逆力的发生路线及过程。这也使得越来越多的研究倾向于以动态的、发展的、多维度的以及着重于过程性的方式勾勒其运作轮廓，如McCubbin等人的双重ABC-X研究，试图从动态的时间序列的过程视角勾勒抗逆力生成脉络；“家庭调整与适应性反应模式”（FAAR）更加侧重描述家庭如何在需求与资源间寻求动态平衡等（McCubbin & Patterson, 1983: 7）。

二 动态模型建构中的整合拓展

上述对家庭抗逆力研究模型的系统研讨，无疑对深入了解家庭抗逆力的具体运行脉络产生了积极推动作用。Masten（2015:187）对这一越发走向动态整合的研究思路，有过十分清楚的原因分析，基于人与环境的关联互动、存在及发展等的论述，她认为，“人的适应与发展是由从个体到社会以及整个生态系统等多个层面的互动所引发，儿童及成人的发展本身就包含了隐性和显性的抗逆力，也是由个体内在的多个层面的系统（如基因、神经、免疫系统、认知等）互动所牵引，同时更是涵盖了个体与周围环境，包括家庭、同伴、学校、社区以及更多自然及人为环境的互动”。

的确，基于人与环境互通互构的整体观、发展观等理念，抗逆力可以从更加宽泛的意义上被认为是成功适应逆境的潜在的或显现出的能力，抗逆力的动态特质直接由个体及其环境的变化引起，系统观与发展观对抗逆力的诠释也是从这一动态的、多位的视角加以进一步的分析勾勒。

此外，多学科的共同参与，学理与实践研究的动态系统探索，也是促使家庭抗逆力研究走向整合态势的又一重要原因。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逐渐联合，包括心理学、社会学、哲学、神经科学、统计学等，从行为层面（如社会的、认知的和情绪的层面）以及生物层面（如压力的心理学研究、免疫学、神经医学以及遗传学等）研究多系统的适应机制逐渐成为热门研究方式，为系统探究生物意义与文化意义整合基础上的身体、心理与社会适应之间的整体关联打开了越发开阔的视野。如通过研究生长曲线模型（Growth Curve Modeling）与混合模型（Mixed-models）或轨迹分析（Trajectory Analysis）, Grimm等人（2011）得以详细分析个体适应及不适的非线性生长曲线（Nonlinear Growth Curves）；Betancourt等人（2013）通过对塞拉利昂五百多名经历过内战的童子军（10～17岁）的追踪研究，发现大部分（41.4%）青少年都存在低水平的内在心理问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少（47.6%）年轻人有了明显改善，战争结束后还有少部分（4.5%）青少年依然有较严重的问题，还有一定比例（6.4%）的症状加重的青少年，此外，相关诱因包括亲人离世、家庭虐待和忽视、社区的污名化等。

三 纵深发展中的整合思想

几十年来，对个体抗逆力的纵深探讨，逐步围绕学理研究、经验研究以及实践运用等几个层面进行，无论是概念梳理、要素分析，还是过程透视，乃至适应模式的阐述，都在不同层面上显现了对更大范围的生态因素加以整合分析的态势，从而呼唤更多学科、视角与综合模式参与讨论，以共同寻找那些应对不同逆境而生成的内在能力特质的过程、结果与适应机制。

以美国《家庭关系》杂志为例，2015年2月出版的“家庭抗逆力特刊”，专门汇集了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公共医学等若干学科的专家学者参与抗逆力的前沿讨论，共同围绕家庭与抗逆力之关联这一主题进行了论文式研讨，特刊包括四大专题版块，它们分别是：作为背景的家庭抗逆力、作为系统的家庭抗逆力、干预与政策启示以及方法论的思考。每个专题下，都有从百余篇论文中精选出来的最具探究意义的两三篇文章以飨读者，如Henry等人详细梳理了家庭抗逆力的三次发展浪潮，其中前两次浪潮侧重于概念体系的搭建、优势视角的运用，以及家庭的积极适应等，而当前正在进行的第三次浪潮则偏重于整合现有家庭适应的理论模式进行更为精细化的模型搭建等；Masten和Monn在概念及理论探讨中提出，个体抗逆力及家庭抗逆力有必要在系统发展的理论框架下综合探讨，多学科的交叉研究对抗逆力研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Yoon等（2015）专门剖析了家庭仪式，如以亲子聚餐等方式进行的沟通对话，将对子女抗逆力的生成发挥功能；Card和Barnett（2015）聚焦四种与抗逆力生成有关的研究方法，包括信度、效度和测量等价（观测变量和潜在特质的关系等同）、非实验研究法（追踪研究等）对既有因果关系研究的补充和挑战，连续方法（如以变量为中心）和分类方法（如以人为中心）对抗逆力模型的检验，多层次研究对家庭抗逆力复杂性的贡献。

可以看出，“抗逆力”概念本身包含了弹性宽泛、既主观又客观的逆境定义，又包含了更为丰富多样的个体反弹方式，家庭抗逆力在家庭的微观生态系统层面，诠释了抗逆力生成的内外风险及保护因素，同样也带有很强的多样化及差异化表现。Masten（2007: 5）把这一动态的系统间互动称为多层动态机制（multilevel dynamics），意在形容一个系统领域对另一个系统领域的影响，进而结构性地改变家庭的日常运行轨迹，这一变化如“滚雪球”一般，具有发展的串联性（developmental cascades）。

的确，与个体抗逆力相比，家庭抗逆力的发生与发展形态因家庭成员间的关系互动显得更加灵活多变，Masten等（2015: 15）撰文归纳道，“如果不把相关学科领域的研究以系统方式整合起来，我们将很难深入透视抗逆力的发生过程，加上受限于碎片化的调研资料与数据信息，这其中依然困难重重”。

整合思潮是家庭抗逆力研究过程中必经的一个阶段，抗逆力在与大量复杂交错的内外系统紧密相连的过程中不断发生调整与适应。整合的思路，将直接有利于学理研究中对更多学科研究成果、系统内外诸多变量间的互动状况进行多角度整合；微观实务工作中对系统内外诸多要素的吸纳运用，更多资源的动员与汇总，以寻找有利于家庭生态系统延续发展的最佳路径；宏观政策制度层面，也将直接有利于综合审视宏观、中观及微观层面的系统互动，从而在动态平衡的系统观中探索政策延续发展的阶段目标。

当前，面对学科门类不断专业化、精细化的发展趋势，似乎很难出现某个学科能够单独解决所有不断浮现的新问题。家庭生态系统更是与外围的社会生态环境发生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信息技术革命更是让学科间的壁垒逐渐解构。如果不去关注学科、相关生态系统间的彼此关联，将很难实质性推进“家庭抗逆力”这一颇为个体化又颇具社会化、既抽象又具象、既内在又外在的时代议题。

无论是把家庭作为背景要素，还是作为主体的系统观点，乃至行动层面的政策制定与服务模式设计，以至于研究方法层面的探索，都已出现更为错综复杂的学科交叉与系统分析的立体整合态势。这一整合既涵盖了多学科（如生物医学、心理学、社会工作等）交叉研究意义上的合作互补，也是一种多重要素（如个体、家庭、学校、社区等）的提炼整合，同时更是诸多理论模式的更新与重建过程。

当然，整合思潮依然提出了大量未竟议题：如何综合考虑家庭系统的结构边界问题？如何探索文化因素的影响？系统整合观如何契合文化敏感性而进行适应性的调整与改变？互联网时代的延伸，将对家庭抗逆力内外系统的考察带来哪些关联性影响？逆境的定义依然十分宽泛主观，如何观照家庭抗逆力系统中的价值取向与价值判断问题设计契合家庭生态系统发展的评价体系？上述问题依然有待于在进一步的理论拓展中获得实质性推进与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