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坛教父刘以鬯

去年（2010年）8月，有香港文坛教父之称、91岁高龄的刘以鬯被选为“年度文学作家”，参加香港书展。在接见上海记者时，他曾追忆起在上海的故居和长达30多年的写作生涯及出版事业。他想起自己的处女作小说《流浪的安娜·莫洛斯基》是由大同中学校友（比他高两届）华君武插图，又感慨地谈及他到香港后和上海很多朋友断了联系。这使我想起他与我之间的精诚合作和深厚友谊。

刊名起纠纷 拜识刘以鬯

抗战胜利后，上海涌现出许多报刊。我也应环球出版社聘请，署名汪波主编《幸福》杂志。作者有董鼎山（笔名坚卫、令孤彗）、董乐山、施济美、石琪、俞昭明、晓歌、田青、钟子芒、歌牧、曾庆嘉等。《幸福》杂志是彩色封面，装帧精美别致，受到广大青年读者欢迎。在出版到第四期时，钟子芒告诉我，他在《和平日报》主编影剧副刊时，认识了一位主编文学副刊的名作家、名编辑刘以鬯先生。刘在战时重庆的《扫荡报》任职，又自办《幸福》周刊，颇为畅销，想在上海复刊。他的周刊早已在重庆登记，有优先权，听到上海也有一本《幸福》杂志出版，势必要上海出版的《幸福》停刊。我和环球出版社发行人冯宝善为此事很焦急。我们苦心筹备半年、出版后热销的《幸福》，怎能无缘无故停刊？于是我和朋友们想出一个补救办法，即在“幸福”后面加印小一号字体“世界”二字，改名《幸福世界》，总算保住了刊物继续出版，从第四期起到第六期都改用此名。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刘以鬯的《幸福》周刊并未复刊。原来，他将我主编的《幸福》从第一期起都买去仔细阅读，认为无论在内容还是印刷上，他的《幸福》周刊都不及我那本《幸福》，于是他决定“让贤”，放弃复刊《幸福》周刊的打算。他让钟子芒转告我，并表示歉意，建议将《幸福世界》仍改为《幸福》，并表示愿意和我交一个志同道合的朋友。

天下难得是知己。刘以鬯年长我6岁，上海圣约翰大学哲学系毕业，英语说得非常流利。钟子芒告诉我：刘以鬯在求学时，曾加入叶紫和黑婴等发起的无名文学会，结识了不少青年作家。这个文学会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一定的名望和贡献，茅盾曾赞赏这一群青年作家有很大前途。抗战爆发后，刘以鬯在重庆为《扫荡报》编译外电通讯。有一次，重庆美国领事馆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言人发表一则战事消息。由于发言人的英语说得太快，在场各报记者几乎都没听清楚，只有刘以鬯记录下来。第二天，《扫荡报》一字不漏刊登了这则消息，引起中外新闻界人士的重视。战后，一个自称是名扬东北的“刘大将军”借上海虹口军之友社，邀请文化人参加他的宴会，钟子芒和刘以鬯都去了。那刘将军自吹自擂，说自己抗战有功，别人敢怒不敢言，惟独刘以鬯拍案而起，指着他痛骂：“你在抗战时期为非作歹，发国难财，坑害百姓！”骂完拂袖而去，骂得这个“将军”狼狈不堪。事后，文化界的朋友都钦佩刘以鬯疾恶如仇、敢说敢讲的胆魄。这样一位德才兼备、公正无私的文化人，真是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后起者仰慕不已的长者，我怀着崇敬的心情去他府上拜谒。

刘以鬯家住忆定盘路（今江苏路）559弄一幢大花园洋房里，这是他父亲刘怀正的祖传遗产。大洋房又分前后两幢，在前一幢洋房里成立了一家以他父亲的名字命名的怀正文化出版社，后面一幢洋房则由刘以鬯兄弟和他们的老父亲居住。我一进门，刘以鬯已在客厅等候。只见他眉目清秀，和蔼可亲，身穿一身黑色西服，扎一根蓝领带，整整齐齐，彬彬有礼，使人感到一种超凡脱俗的气质。我没料到，他与我竟是一见如故，相谈甚欢，以后他也成为我们以文会友的同好知己。

当时，刘以鬯主办的出版社已出版姚雪垠的选集《差半车麦秸》《长夜》《牛全德和红萝卜》以及《记卢容轩》。徐的《风萧萧》也由刘以鬯在上海重版，十分畅销。他热心地介绍我拜见这两位在战时名传大后方的名作家，他们就住在怀正文化出版社的宿舍里。那天，姚雪垠正在书房里埋头写信。通过刘以鬯介绍，姚雪垠知道我是在沦陷时期开始写作的，立刻热情地招待我，还讲述他自己的创作经验。我记得他特别强调现实主义的小说应注重细节，曾以扇子为例，提示各种人物在夏天用不同扇子扇风的不同姿势和动作，使我领悟如何使用道具去刻画人物的写作技巧。当时，我不敢向姚雪垠约稿，直到我和刘以鬯合编《春秋》，他才应邀给我们写了一篇抨击国民党特务组织的《明代特务重心的转移》。之后，他又为我主编的《幸福》撰写了长篇《崇祯皇帝传》。

然后，刘以鬯带我去拜见徐。刘以鬯轻叩徐的书房门，很久才有回音。房门缓慢地打开后，我看见一位头发蓬松、脸色苍白憔悴的先生，他就是徐。他不招呼客人，却埋怨刘以鬯不该在《风萧萧》版权页上标明出版社地址，以至读者来信堆积如山。刘以鬯笑而不答。他知道徐性格孤僻，坐不多久便告辞。以后，我与徐却有了深交。他曾为我主编的《巨型》杂志写过短篇《属于夜》，而后我帮他出版了诗集《四十诗选》。

出于礼貌，我先对刘以鬯的“礼让”表示感谢，又要求他为《幸福》写稿，我以为他会婉言推辞。不料他却非常热心，先寄来中篇小说《失去的爱情》。我郑重刊载后，他又给我另一个中篇《露薏莎》，我请画家乐小英套色后刊登。这是我们三人合作的开始。当时，董鼎山已去美国，很少为《幸福》写小说。刘以鬯的这两个中篇成为《幸福》最受读者欢迎的作品，他也成了《幸福》的主要作家。电影编导徐昌霖在重庆时就与刘以鬯相熟，看到《幸福》刊登的《失去的爱情》，就将其改编为电影剧本，由汤晓丹导演，金焰与秦怡合演，放映时十分轰动，我的《幸福》也借光重版。他还为《幸福》写《诗草》共6首，我配上精美图片，他甚为喜欢，还为我主编的《巨型》杂志写了小说《迷楼》。

挺身出《盐场》 甘愿受损失

1948年，我接编《春秋》，成立以刘以鬯为首的编委会。他特约黄药眠、臧云远、秦牧、施蛰存、王平陵、周煦良等知名作家撰稿。他的怀正文化出版社也出版丛书，有戴望舒、熊佛西、赵景深、施蛰存、徐昌霖、丰村等人的著作。刘以鬯又计划出版“怀正中篇创作选丛书”，向我约稿。1948年，汪霆主编《华美晚报》文艺副刊，我为他撰写以浙东盐场为背景、描写盐民被地主和官府剥削而引发反抗的中篇小说《盐场》。每天千字，连载半个月后，被当局勒令停止连载。我坚持写完后，竟没有一家出版社敢出版。我向刘以鬯提起此事，他毫不犹豫地拍胸承诺，由怀正出版，一切后果由他负责。他公开预告：“怀正中篇创作丛书”作者有秦瘦鸥、姚苏凤、沈寂、施济美（我推荐在《幸福》发表中篇《莫愁巷》）等。1个月后丛书正式出版，特请乐小英设计封面。然而，此时各书店已接到通知：《盐场》限止供应。刘以鬯只得将存书200册交给我，在我主办的《人间书屋》出售。可是，《人间书屋》也不能公开出售，致使怀正出版社不能收回成本，蒙受损失。我为此几次当面向他表示歉意，他总是亲切和蔼地笑道：“自家朋友，‘见外’了。”1948年，刘以鬯和他的哥哥停办出版社，去了香港。他与我们告别时，真是依依不舍，一言难尽。

这一本在上海不能公开出售的《盐场》在香港倒可以通行无阻。香港永华影业公司经理李祖永在大公书店寻觅可以供他改编为电影的小说，在书架上发现了我的两本小说《盐场》和《红森林》，立即通知永华公司驻上海办事处购买这两本书的版权。《盐场》在《华美晚报》发表时被腰斩，老友汪霆愤而辞职，刘以鬯因出版此书被禁遭受损失，没想到我个人却收到一笔意外的丰厚稿酬。更没有想到的是永华影业公司还来函请我去香港，在永华公司当编剧。说实在的，当时我并不知道如何编写电影剧本，不敢冒险。但在永华办事处负责宣传的乐小英及其他朋友的鼓励下，我和妻子终于一起去了香港。

香港喜相逢 聚会多勉励

我到了香港，学写电影剧本，分别为永华、长城、五十年代、凤凰等电影制片厂编写了《狂风之夜》《白日梦》《莫愁巷》（影片改名《水红菱》）《蜜月》《中秋月》《一年之计》等剧本。同时，我又遇到了刘以鬯、徐、马文等上海老朋友。在大家鼓励下，我将《幸福》杂志在香港复刊，这是1950年代初香港第一本由上海作家撰稿的期刊（可惜只出版了6期，因资金被人卷走，不得不停刊）。在此期间，我和刘以鬯、徐等几位老朋友经常在咖啡馆里聚会，像过去在上海时一样，交谈甚欢。刘以鬯当时在家养病，精神不佳，他家住在庙街，陈设简单，已无上海花园洋房的豪华，家里也缺少亲和的人气。当年由他出版的《盐场》，我在香港重印，还出版了怀正出版社曾预告而未及出版的《莫愁巷》（施济美著）。刘以鬯为我在香港编写电影剧本以及复刊《幸福》和出版书籍获得成功感到十分欣慰，连声称赞，还说我编剧的几部电影放映时他一定作为第一观众去观赏。为了答谢他对我在文学事业上的支持和相助，我曾请他到我九龙城大观园农场内的住屋做客。他羡慕我的家庭幸福，对我太太的烹饪手艺特别赞赏，希望以后能常来我家享受他乡遇故知的人间乐趣。

1952年初，因永华影业公司欠薪3个月，我被选为代表向公司交涉成功，于1952年1月10日发还全部欠薪。谁知当日凌晨，我就被港英当局无理驱逐出境。我毫不留恋香港，可是我多么难舍难忘在香港的一些老朋友们啊！

别后三十年 先生笔更健

令我未曾想到的是，这一别竟长达30年。

我回到上海后，听上海老朋友告诉我，解放后，刘以鬯的出版社因用他父亲的名字“怀正”二字，被诬为“怀念蒋中正”。他出版的所有书籍都被认为是反动图书，根据他的小说《失去的爱情》改编的电影非但禁映，而且还烧毁拷贝。我不敢再提刘以鬯的名字，只能在心里偷偷地想念他。我舍不得丢弃刊登过刘以鬯小说的几册《幸福》杂志和刘以鬯出版的我的小说《盐场》，以及我在香港主编、刊有刘以鬯、徐文章的《幸福》，直到“文革”被全部抄走。刘以鬯不会知道，在我离开香港回到上海的30年中，一次次政治运动使我停止了写作，我的作品也被禁止出版；到“文革”时，我因海外关系也被多次审查，我在香港编写的电影剧本被定罪为向海外放毒。我在重重压力下对自己的前途感到绝望的同时，暗暗祝愿在海外的老朋友们平安无事，继续为文学事业作贡献。

“文革”结束后，我逐渐知道了一些海外老朋友在30年间的情况：徐出版了全集，共1300万字，并参加了法国举办的“中国抗战时期文学研究讨论会”，被称为爱国的中国文化战士。刘以鬯则在我离开香港的同一年离家远行，到新加坡去担任《益世报》主笔，第二年转赴吉隆坡任《联邦日报》总编辑。他独自一人主编文学副刊，每天撰写万字，有小说、散文、随笔、史料。1957年自南洋回香港，入《香港时报》编《浅水湾》副刊，译介西洋文学和美术，鼓励读者创作，成为那时香港现代中文文学的主要园地。他又写又译，笔耕不辍。1963年3月，他任《快报》副刊编辑；同年，他的被誉为“中国第一本意识流小说”的长篇小说《酒徒》出版，引起热烈讨论，影响颇大。从1970年开始，刘以鬯撰写了中国新文学的研究论文和文坛回忆录，先后又出版了《天堂与地狱》《寺内》《端木蕻良论》《陶瓷》《看树看林》《一九九七年》《春雨》《鸟与半岛》《对倒》《白色里的黑色，黑色里的白色》《人间乐园》（乔也斯·卡洛儿·澳茨原作）《娃娃谷》等20余部著作，可以称得上皇皇大观。从20世纪80年代起，他自办的《香港文学》堪称是第一流文学期刊，刊登海内外中国作家的作品。在主编香港文学史料专辑时，特写信来问我在香港出版《幸福》的经过。我写信告诉他：所有在香港出版的《幸福》在“文革”中全被抄走了。他又来信要我为《香港文学》写稿。我写了《红缨枪》一文，并请乐小英绘插图。乐小英病重，便与他女婿杨秋宝合作，在《香港文学》（1985年第4期）刊出。刘以鬯在“编后记”上特别推荐：“沈寂为本刊写的《红缨枪》，保持以往的粗线条作风。本刊请他代邀上海名画家乐小英为这篇小说配图，乐先生虽在病中，也与他的女婿杨秋宝合作画了两幅。本期付印前，沈寂来信说：‘小英兄不幸于二月十二日病逝。顿失老友，悲痛不已。渠为拙作《红缨枪》配画的插图，是最后的遗作……’”多年合作的老友分别30余年，虽天人相隔，仍情长谊深。

此后，刘以鬯陆续寄来他的作品——《酒徒》《刘以鬯中篇小说选》《刘以鬯选集》等，每本书上都写上“沈寂兄教正，刘以鬯敬赠”。我均一一拜读，由此回忆起过去我们在文学上的种种因缘：是刘以鬯的两部中篇使我主编的《幸福》增添光彩，是他出版我的《盐场》引导我去香港走进电影界，编写出被称为中国十大名片的电影和获奖作品。尔后，他又将我在香港出版的《幸福》列入香港文学史中。他在《香港文学》上刊登我的小说，而他自己从1950年代起，在海外创作精美的文学作品，却未见在上海出版。正好百家出版社希望我推荐境外作家的作品，于是我就提到了刘以鬯。2001年，在上海百家出版社正式出版了他的小说集《过去的日子》，全书25万字，短篇有《除夕》《对倒》（由王家卫改编为电影《花样年华》）《圣水》等7篇，中篇有《亚财与细女》以及曾在《幸福》发表的《露薏莎》等4篇。这是刘以鬯离沪60年后第一次在上海出版他的文学作品集，是他在1940年代发表《失去的爱情》后，相隔60年再一次发表作品，更是我对他曾支持我文学事业的一次情浓意重的回报。

在今年香港书展中，刘以鬯又向记者表示，他已91高龄，满头银发，但还要继续写作，真是令人震撼。在我的老朋友中，超过90高龄而健在的已很少很少，而继续从事文学事业，天天写作、年年出书，还精力充沛、信心十足的更是绝无仅有。以鬯先生，你对中国文学事业的贡献，在我的老友中无人可及；你在漫长岁月中为中国文学做出了杰出贡献，同时也为你自己谱写了绚丽夺目的“精彩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