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万象》 怀柯灵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8月13日，上海军民浴血抗战，坚守上海3个月之久。最后，中国军队撤离，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因维持中立，成为“孤岛”。大批文化人随政府西撤，留守“孤岛”的中国文化人坚持爱国立场，克服种种困难，在重重压力下展开各种形式的文化活动。最为主要的是出版报纸杂志，抵制汉奸文化的侵蚀，发表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宣传民族气节和爱国精神。

当时，有进步倾向的文艺期刊《文苑月刊》《文综月刊》《奔流新集》等虽能公开出版，却不断受到敌伪审查机关的检查、警告以至停刊的压力；倒是几位通俗文学作家，因平时编写、出版的作品和刊物抗日色彩相对薄弱，未受敌方注意。于是，他们就在这文化荒漠的“孤岛”、而又是我国近百年来始终是文化中心的上海，悄悄地出版了《小说月报》《万象》和《乐观》等。其中由陈蝶衣主编的《万象》创刊于1941年7月，是一本集时事、科学、文艺、小说于一体的综合性月刊。采用28开本，封面彩色精印，编排别致新颖，与以往的通俗刊物不同，给人以时代感和一种富丽的感觉。

除刊物形式吸引读者外，曾在各报发表文章，主编过《明星日报》，还举办过选举电影皇后活动的陈蝶衣，邀请海上著名通俗文学作家张恨水、程小青、胡山源、包天笑、顾明道、周瘦鹃、秋翁、谭正璧、吕伯悠、徐卓呆、王小逸、孙了红等，撰写长、短篇小说和借古喻今的历史、传说、“故事新编”；同时推荐青年作家丁谛、文宗山、钱今昔、予且，以及施济美、程育真、邢禾丽等近10位毕业于东吴大学的女作家，共创作了近70篇小说；还发表“通俗文学”的讨论文章。陈蝶衣又邀请新文学作家魏如晦（阿英）、李健吾、罗洪等创作剧本和长篇小说。此外，《万象》独家报道了影人英茵自杀和陈云裳结婚等内幕。可以说，陈蝶衣主编的《万象》是上海第一本各类文章图文并茂、以通俗文化形式宣扬民族气节、针砭社会问题的海派刊物，畅销一时。

陈蝶衣主编《万象》达两年之久，后与发行人平襟亚意见不合，遂告分离，转而去主编《春秋》月刊。平襟亚请柯灵接编《万象》。柯灵早年曾在天一和明星影片公司主编过电影杂志，担任过影片《武则天》的编剧。抗战前后，以撰写杂文为主，编辑《鲁迅风》，出版杂文集，后进入新闻界，为《文汇报》等进步报纸主编文学副刊。他是编辑老手。“孤岛”沦陷，他参加黄佐临等主办的苦干剧团，编写了《飘》《夜店》等剧本。他与上海文学界、电影界、戏剧界都有密切联系，创作思想和艺术品位都属上乘。他接编的《万象》经过两个月筹划，于1943年7月问世，从内容到形式面目一新。长篇有王统照（署名鸿蒙）的《双清》和师陀（即曾因小说《谷》获《大公报》文艺奖的芦焚）的《荒野》，作者中有李健吾、唐弢、傅雷、楼适夷、许广平、夏丏尊、陈西禾、孔另境、黄嘉音、严锷声等，还有在内地的沈从文、施蛰存、丰子恺、袁俊、端木蕻良、吴祖光、胡考、丁玲等，以及“孤岛”时期在上海文坛崭露头角的吴岩、何为、包文棣、徐开垒、晓歌、范泉等；同时提携新生力量：张爱玲、石琪、沈寂、温凡、白文、叶明、郑定文、何葭水等。柯灵将以通俗文化为主的《万象》改为偏重文学性的艺文期刊。《万象》又刊登《海上迷宫——爱俪园》《独身者恋爱故事》和《历史的刹那》专辑，供读者在消遣中获得历史知识，于是它就成了海派文化中独树一帜的文学性综合性的刊物。

柯灵先生在发现和培养新人方面是既关心又下苦心。我自己就是因在《万象》上发表文章而正式步入文坛的。在此以前，我曾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短篇小说，只是平铺直叙地陈述一个故事，没有文学描写，更无技巧。我当时在复旦大学西洋文学系攻读戏剧，与同学王树平（笔名林莽，今改名王殊）同办油印刊物。我突破身边琐事的题材和平凡的风格，作为尝试，写了短篇小说《盗马贼》。见柯灵主编《万象》，将该小说投寄。因《万象》名家汇集，名作如林，我不存被发表的希望。后来据《万象》助编杨幼笙告知：他和另一位助编王湛贤读后，认为《盗马贼》题材虽与当时写男女爱情的小说不同，但无意义，准备退稿。柯灵先生不放心，将所有退稿亲自阅读，发现《盗马贼》题材独特，构思奇巧，结尾出人意料，决定留用。他当即写信给我，只说《盗马贼》收到，要我再写一篇。我不知柯灵先生用意，就将刚写完的一篇以京剧艺人的遭遇为背景的《被玩弄者的报复》寄去。又过了一星期，柯灵又来信：要我再写一篇。我不禁诧异：寄去两篇未见录用，为何又向我约稿？是前两篇都不能用，还是其他原因？我又将早已酝酿的以盗尸为题材的《大草泽的犷悍》写成小说寄去。当时《万象》八月号已出版，发表了张爱玲的《琉璃瓦》和石琪以天桥艺人生活为题材的短篇《什刹海的薄暮》等新人新作。张爱玲已在《杂志》上发表过《金锁记》和《倾城之恋》，受到了读者注意，但在1930年代前辈作家前，她尚属新人。九月号出版，我的《盗马贼》发表了，排列在前面，和著名作家一起，配有精美插图。在编后记上提及：“本期小说共有七篇之多，这里想介绍的是《盗马贼》，它似乎有若干处很像端木蕻良的《遥远的风沙》，但细读之下，作者自有其清新的风致。沈寂先生是创作界的新人，这也是值得读者注意的一点吧？”我读后，感愧不已。不料，十月号“戏剧专号”出版，上面都是名家，如傅雷、黄佐临、陈西禾、李健吾，还有当时话剧、京剧界名伶、名导演的学术性文章，我的《被玩弄者的报复》居然也刊登在名家名作中。更出人意料的是，在十二月号上又发表我的《大草泽的犷悍》。在柯灵主编的同一刊物上一连三期刊载一个新人的小说，这在期刊史上少见，自然引起读者和当时文坛的瞩目，我也由一个无名的新人成为有名的作家。在惊喜之中，我又接到柯灵先生来函，约我见面。我如约到原霞飞路（上海沦陷后改名，即今淮海中路）巴黎大戏院后台（苦干剧团在巴黎大戏院演出），柯灵先生接见了我，又带我到戏院对面一家俄罗斯菜馆。店内已有两位青年先我而到，经介绍：一位即是石琪，一位是专事翻译的徐慧棠，他们都是震旦大学医学院学生，也都为《万象》写稿。柯灵先生见我年轻，略知我的经历后，才告诉我当他发现我的《盗马贼》后，认为题材独特、构思巧妙，因有几处与端木蕻良作品相似，有所怀疑，所以接着要我再写两篇。三篇小说不同题材，有相同风格，说明我有丰富的生活和文学基础，可以造就，于是就接连三期发表我的小说，将我引入文坛，我也由此而成名。

这次接见让我受到了鼓励，也增加了信心。回家后，我将参加抗日队伍的经历写成小说《鬼》寄去。也就在当月25日下午，我与朱明哲订婚。但深夜，我遭日本宪兵队逮捕，受尽折磨，被关42天，原因是抗日嫌疑，却无证据，最后只得将我释放。回到家里，见到1944年2月出版的《万象》，赫然刊登了我入狱前寄给柯灵的《鬼》，我双手捧读，激动得热泪盈眶。这是恩师对我最大的鼓励，使我在受难后重又鼓起勇气，继续在阴云密布的文坛上战斗。

我顾不得日军在我身上留下的创伤，提笔撰写比以前更暴露敌人的凶残、更体现激烈反抗的故事：农村受灾，敌寇差遣奸细，以救济为名将粮食骗走，农村孩童被作细菌试验，村民识破后群起反抗。篇名《大荒天》，柯灵当即在五月号刊出，配有荒土上尸骨的插图，送审时被敌伪检查官将暴露罪恶的描写和激烈的言辞用红笔大段删去。然柯灵为了使该小说能发表，将检查删去的文字一律用× × ×代替，共有11处之多。这让读者看到此小说曾遭删减的痕迹，暴露了敌人的无理和卑怯。出版后果然引起读者气愤，也使敌人失色。

最使人深思的是：就在这同一期《万象》，权威学者傅雷先生署名“迅雨”，公开批评了张爱玲。在《论张爱玲的小说》这篇长达万字的论文中，他先肯定了张爱玲写《金锁记》时的才华和文学技巧；而发表在《万象》的《连环套》是张爱玲第一部长篇，编者和读者都寄予莫大希望，但从一月号到四月号刊出的章节，令人失望。傅雷批评《连环套》内容贫乏，没有中心思想，故事情节发展只是一套又一套戏法，只求刺激，人物缺少真实性，只有恶俗的漫画式角色，文学描写陈词滥调，是旧小说的渣滓，从《金锁记》到《连环套》是倒退。柯灵在自己主编的刊物上公开而严格地批评自己推荐的长篇，这在出版史上也是罕例。张爱玲受到批评后，渐渐就不再在《万象》上露面了。我的《大荒天》遭到删除后，仍在以后的“小说特辑”上与石琪合作发表反对强暴的《捞金印》，特辑中又评出新人郑定文的《大姊》，也是一举成名。从这《万象》五月号上，足以看出柯灵主编刊物的正直和品位，也显示了他的无私和豪情。

因为我曾遭日寇拘捕，《大荒天》又被删除，如继续为《万象》写稿，将会连累柯灵，于是我将作品寄给陈蝶衣的《春秋》，几乎每期一篇；同时又化名谷正櫆，写中短篇在《杂志》上发表。而《万象》的发行人平襟亚因纸价飞涨、销路减退，竟于1944年12月宣告停刊，广大读者和作者惋惜不已。《万象》与我有深厚情感，我不希望这一本刊物在上海文坛消失，于是私人筹资，想继续出版。我先向平襟亚租借登记证（每出一期，付5%租费），又请柯灵先生主编。他当时正和友人筹办《黑白》月刊，经我请求，同意组稿，并交给我《战争结束的一天》，此文预示八年抗战将胜利结束。以前不写历史小说的芦焚，撰写了《李定国及其他》，描写明末将军誓不投降的悲壮故事。此外，唐弢、李健吾、王统照、石挥等写了杂文。版权页上编辑兼发行人改为“万象月刊社”，社址在我家新闸路46号，发行人平襟亚，编辑人柯灵。刊物5月中印刷，期数为六月号。不料，刊物刚印好，杨幼笙赶来告我：柯灵再次被日本宪兵队拘捕。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使我一时慌乱，既为柯灵先生的安全担忧，又不知道该如何处置已印成还未发行的5000册《万象》。我与平襟亚联系，他不同意出版，怕连累自己，而印刷厂催促我将已装订成书的《万象》取走。我与石琪、徐慧棠商议后，决定用铅字背面在柯灵名字上盖上黑印，但细认之下仍能看出柯灵的名字，也涂改了定价，然后照常出版。我们借此暗示读者：柯灵先生出事了。在各大书报社帮助下，此刊大量推销，但不久即遭到敌伪查禁。几天后，杨幼笙来我家，告知我柯灵被捕后急需用钱，他曾去张爱玲家，未遇，留了条（因柯灵第一次被捕时，张爱玲与胡兰成曾同去柯灵家慰问）。我当即将这一期《万象》的编辑费和全部稿费交给杨幼笙去打通关节（杨幼笙在“文革”后的上师大学报上曾撰文叙述此事经过）。柯灵被释放后因伤住院，不久，与黄佐临同去内地。刚到屯溪，就传来日本宣布投降的喜讯，他们旋即返回上海。

柯灵先生称沦陷时期是一场噩梦，然在噩梦中他刚正不阿地献出自己的才能和青春，差点还献出了生命。他冒着风险提携了不少文学新人。我始终感恩不尽，也冒着风险在白色恐怖下出版了最后一期《万象》，这是作为后辈对上海文坛的一个微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