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历法之争与西洋科学在中国的传播

有些学者提到，杨光先发起的历法之争阻碍了近代科技文明在中国的产生。本书在研究基础上认为历法之争甚至是杨光先事件并未“阻碍”西方科学在中国的传播。

（一）历法之争对中国科学氛围的不利影响

传教士们介绍西方实用科学，使用三棱镜等西洋诸器，肯定有取媚中国信徒的成分。但一定程度上讲，从明朝开始，一部分反天主教的儒者确实夸大了传教士“取媚儒教”的目的。部分儒教士大夫把西洋科学视为“令人喜其有微功”、“令人疑其有神术”、“令人眩其有奇巧”。他们认为正是传教士的实物引诱和历法天文等西技的感惑，才有“青衿儒士，投诚礼拜，坚信其是而不可移易”。面对西洋科学，他们不愿意接受这些西技有益于明末社会的事实，一并指斥为“足新好异之听闻”, “足动小民之嗜好”的“细小伎能”。许大受甚至指出“夷技不足尚，夷货不足贪，夷占不足信”，其理由是此类“技”、“货”、“占”是“纵巧何益于心身”。更有甚者，面对已成明朝心腹之祸的辽东战事，反教儒士竟视传教士贡铸的大铳发挥重要作用的事实于不顾，说：“区区一铳，能为国家万年计乎？”因而，反教儒士对西洋科学以及信教儒士的攻击，仍然局限在所谓的“形而上”还是“形而下”的论争上，从而也说明此时的学术环境并不利于西方科学的传入并因此起到对中国近代科技文明的阻碍作用。

杨光先主观上看到了天主教对儒教和封建统治的冲击，他试图用激烈的方式引起当时统治者的重视。正所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虽然没有反对科学技术主观意愿，但禁教客观上的确减弱了传教士传播西方科学的热情。

但是即便杨光先事件不利于西方科学的传播，但如果把近代科技文明没有在中国产生的原因归咎于杨光先等人和禁教，是不合事实的。因为禁教是禁止西洋人传教，但是并不禁止西洋人在中国传播科学。下文我们将以当时的统治者康熙为例，简单了解明清之际西洋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状况。

（二）历法之争前后西方科学在中国的传播

很多史料证明，历法之争后仍有大量先进西方科技继续传入中国。

西方科技在明清之际的传播几乎没有受到杨光先事件的阻碍，仍然有数量较多、范围较广的西学传入中国。首先，从对西学的政策上看，1664年康熙宣布禁止传教士传教后，并没有限制有技艺的传教士到中国来。从来华传教士的数量上看，实际上，自利玛窦1582年来华，到耶稣会1773年被解散的将近200年中，来华的耶稣会士多达478人，其中许多是富于文化修养的天文学家、语言学家或其他实用科学家，有能力把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文化知识介绍到中国来。其次，从西方科技传入的种类上看，这期间传入中国的西方书籍不可胜数，仅明末就有7000到1万部，传教士们和中国学者通力合作，将大量宗教和科学著述译介为汉语，并制作各种器具，展示出西方近代科学的实绩。在天文历法方面，汤若望在明末参与修订历法，编成《崇祯历书》，后经修订更名《西洋新法历书》，其中100卷本《西洋新法历书》被收入《四库全书》。另，制有浑天仪、日晷、星球仪、地平仪、望远镜和地屏等天文仪器。南怀仁于1669年改造观象台，制成黄道经纬仪、赤道经纬仪、纪限仪、象限仪、天体仪和地平仪，又将各仪器的制造和使用方法绘制成图，予以解释，取名《灵台仪象志》。在地理学方面，传教士介绍了西方地圆学说和世界舆图的测绘，矫正了中国人的天圆地方观念。利玛窦曾绘成名为《山海舆地图》的世界地图向士大夫展示，并把所携《万国舆图》作为贡品献给朝廷。艾儒略著有《职方外纪》。利类思等著有《西方要纪》，皆对西方的国土物产、民俗风情等做出介绍。在数学方面，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这是最早传入中国的西方数学著作。汤若望撰《割圆八线表》，介绍平面三角，邓玉涵撰《大测》，介绍了弧三角。在物理学方面，汤若望著《远镜图说》，论述望远镜的制作及原理，此为西方光学传入中国之始。邓玉涵与国人王徵共译《远西奇器图说》，介绍了若干西方器具的制作方法和原理。在水利学方面，熊三拔撰《泰西水法》，记述西方取水、蓄水之法及水利器具的制作，后被徐光启收入《农政全书》。在军械技术方面，汤若望著《火攻揭要》，叙述多种火器的制造及应用，南怀仁著《神威图说》，论述了火炮铸造之术。罗如望、阳玛诺、龙华民、罗雅各、汤若望、南怀仁等皆曾奉命制造铳炮。此外，西方的医学、音乐、语言学、绘画、建筑、哲学和逻辑学等也都被传教士介绍到中国。如在清宫造办处档案中，西洋人的名字屡见不鲜，如自鸣钟处的林齐各，如意馆的郎世宁、工致诚、艾启蒙，眼镜作的戴进贤、巴多明，玻璃厂的纪文等。再次，从西学影响的范围看，这些当时先进的西方科技文化知识已经走入了中国现实生活领域，并为部分知识分子所接受，拓宽了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的视野，对其生活习惯和思想观念的改进无疑产生过有益的影响。至于有的学者说西方科技没有进入到老百姓层面，也可以给出比较合理的解释，因为历史上先进的科学往往都是先被知识分子阶层掌握，经过一段时间后才会推广到民间的日常生活中。

康熙对西方科学和艺术的喜爱为当时的周边国家所知。如马国贤记录，俄罗斯公使觐见康熙的礼物包括两块镶嵌有钻石的怀表，一只装在水晶盒里的时钟，一副沙皇的画像；还有一只精美的饰有水晶的首饰盒，八面大镜子，几箱子数学仪器，一个大的半球仪，一个水平仪，一架显微镜、几架望远镜，一百张黑貂皮。传教士马国贤觐见康熙时的问话也说明当时国人对西洋科技非常感兴趣，“皇上问了我的名字、国籍和职业，还有我们是否带过来什么新的数学著作。他还要德理格弹奏几段乐曲，和我谈了一些关于绘画的事”。这段问话表明，康熙非常关心西方的文化和科技，但是对宗教方面是只字未提的。此外，士大夫阶层也不例外地对西方科技相当感兴趣，几乎所有于十七世纪初叶受归化的文人都是被传教士们传授的科学知识吸引的，也在当时做出了一些成果。例如，第一位受归化的士大夫瞿汝夔向利马窦学习了数学。利马窦最著名的弟子徐光启与他共同翻译了《欧几里得几何学》前6卷、一部三角学论著《勾股义》、一部有关西方水利的小论著《泰西水法》。李之藻则于利马窦合作翻译了一部几何学著作和一部数学著作。孙元化特别关心西方的火器。当士大夫王徵发现传教士们拥有图解机械学著作时便被吸引到传教士一方，他翻译了《远西奇器图说录最》。

中西文化交流的研究，无论利弊与否，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科技对中国近现代科技文明的影响都值得好好研究。正如李约瑟说：“在文化交流史上看来没有一件事足以和17世纪耶稣会教士那样一批欧洲人的入华相比，因为他们充满了宗教热情，同时又精通那些随欧洲文艺复兴和资本主义兴起而发展起来的科学……即使说他们把欧洲的科学和数学带到中国只是为了达到传教目的，但由于当时东西两大文明仍互相隔绝，这种交流作为两大文明之间文化联系的最高范例，仍然是永垂不朽的。”

在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传教士发挥着推动着科技传播的重要作用。正如现代学者王尔敏认为：“西洋教士来华传教，对中国最大贡献，实在于知识之传播，思想之启发，两者表现于兴办教育与译印书籍、发行报刊。自19世纪以来，凡承西洋教士之直接熏陶与文字启示之中国官绅，多能感悟领会而酝酿醒觉思想。同时举凡世界地理、万国史志、科学发明、工艺技术，亦多因西洋教士的介绍而在中国推广。”天主教虽是来自域外的文化势力，却在不少方面顺应了中国社会近代化的时代潮流。传教士们在中国创办报刊，译介西方学术著作，开办学校和医院，为中国人士寻求“西学”做出现实的榜样。一些人如李提摩太、林乐知、丁韪良等还身体力行，成为中国近代化事业的参与者或同道者，这些人乐意从事非宗教性的文化活动，认为传播知识能得到中国各界的欢迎，对传教事业有利而无弊，如丁韪良之言：传教士“最初的动机是引导人民接受天主教，而他们工作的偶然结果是推广了世俗的知识。这对世界已带来充分的无可估量的好处，对中国尤其如此。”

在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无论康熙还是士大夫阶层在那个时代对西洋科技的态度都是比较接纳和开放的。只不过就当时社会发展程度而言，当时中国人对西方先进科技的吸纳仍然停留在“西学中源”的模式之中，只是在非常浅表的层次上，多看了一些平常人看不到的稀罕物而已。

那么，近代科技文明为何没有在中国产生呢？在这个问题上，本书不花过多笔墨，只做简单叙述。杨振宁在《近代科学进入中国的回顾与前瞻》认为，那些阻碍中国萌生近代科学的多种原因仍然存在：缺乏独立的中产阶层，学问就只是人文哲学的观念，教育制度里缺匮“自然哲学”这一项，束缚人们思想的科举制度，以及缺少准确的逻辑推论的传统，凡此种种都没有因为耶稣会传教士引入了少许西方思想而有所改变。这也许就是近现代科技文明没有在中国产生的一个原因吧。虽然如此，却并不能抹杀明清之际中国人接受西方科学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