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为何用工荒都出现在节后

2011-02-16, No.1608

 

新年伊始，多项报道和调查显示，国内劳动密集型行业再次遭遇用工荒，其程度看来已超过去年。如何看待这一轮用工荒乃至整体性劳动力紧缺？它还将延续多久，是季节性紧缺还是长期趋势？是通货膨胀在推动还是人口变迁的后果？对这些问题的考察，不仅将影响企业的生产安排和投资决策，也是我们观察宏观波动的一个好窗口。

其实，劳动力市场的紧缺状况在去年一整年都在持续，自从金融危机高峰期的恐慌性紧缩退去，在随后为补充危机中被清空的库存而引发的订单反弹中，已出现过一次令企业措手不及的用工荒。这一紧张局面，从去年由电子商务大战而引发的送货工大紧缺中，可以窥见一斑。而到去年暑期，企业又发现人力短缺已从低端市场蔓延到了大学毕业生市场。

春节或许只是季节性地加剧了短缺局面，多年来，对于常年在外打工的人们，春节始终是个密集交流信息和重新自我估价的最佳机会，在短短二十多天里，高频度的走亲访友、老友重聚，出席许多因在外打工而被推迟了的婚宴，大量关于就业机会、雇主品质和价格的信息在其间被交换；并且，与同龄人的境遇对比、对新型消费与生活方式的重新认知，以及家人亲友的评价、期待和督促中，将激发他们对未来的人生规划作出调整。

这样，当他们再次返回市场时，指导其选择和议价的已是一套新的信息背景和价格期望。同时，由于春节返乡的交通和误工成本，可以和更换工作的成本最大程度的重叠，因而在节后换工作的机会成本将是最低的。因此，由人口趋势或景气变动等中长期趋势所积累起来的重新议价压力，往往会在春节集中释放，表现为节后用工荒。

不过，上述分析仍未回答一个重要的疑问：劳动市场能否在一轮重新议价之后稳定下来？答案将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当前的宏观周期走势。一种不祥的可能性是，本轮用工荒可能构成了通货膨胀进程中价格轮番上升的一环：两年前的货币和财政大扩张，首先抬高了要素和原材料价格，继而在18个月左右的延迟后引发了消费品价格上涨，现在循环正进入第二轮：当人们发现生活成本大幅上升，便要求更多工资，接着产品成本将再次提高……

由于信息传播和重新议价决策存在延迟，工资变动被拖延到节后，而更糟糕的是，人们脑子里并没有一个“通货膨胀计算器”按统计局公布的通胀率（即便它是准确可信的）来随时修正价格信号，相反，他们只能通过生活中的交易、标价和巷议来逐步感知它，因而每个人的体会是不同的，这种信息紊乱也正是通货膨胀最致命的危害所在，它打乱了市场的议价机制，也提高了交易成本，使得节后劳动市场的重新议价变动更加困难，从而加剧和拖延用工荒。

那么，上述价格轮番上升难道会一直这么持续下去吗？是的，如果没人去拧上货币龙头的话；反之，如果有人去把它拧上，价格惯性就会像撞到一堵墙上那样反弹震荡并停下来，那就是所谓的硬着陆。所以，任何法定纸币体系一旦发动开闸放水的通胀政策，要么听凭长期两位数通胀率，要么就忍受一次硬着陆。

对于劳动市场，通胀将以一种干扰器的方式在三五年的中期带来影响，但现在还难以判断干扰将持续多久，这是因为我们猜不透货币当局究竟将以多快的速度拧上龙头。在更大的时间跨度上，形势反而比较明朗：不出三年，所有年龄段、所有教育程度的劳动力供给都将开始绝对的下降，农村已不再能输出更多的劳动力，简言之，锅底即将朝天。

再过几年，最后一批以传统方式种地的农民将步入老年，传统农业将加速被规模化和企业化的新型农业所替代——若非受到土地产权制度的限制，这一过程原本会更早更快。届时，农村将反过来与城市争夺劳动力。一个显明的前景是，那些锁定在劳动密集产业而无法转移的资产，其价值将像阳光下的冰棍一样迅速融化。

〖后记〗

求职择业不仅仅是以劳动换工资的交易，也是个人为自己寻找社会定位、选择身份和安排生活方式的过程，职业规划是人生规划的核心部分。

个体的选择高度受制于其身处的文化和信息环境，文化影响他看待各种职业身份的态度和对生活方式的期望，告诉他什么才是值得追求的体面生活，而信息环境决定了他的选择空间：哪里有工作？工作内容是什么？会与哪些人打交道？有多危险？报酬多少？

社会交往圈同时在这两方面发挥作用。对于过去十几年进城的人来说，只要妻儿或长辈还在那里，家乡仍是其难以脱离的社交圈和文化归属地，当他在城里打拼时，发小乡邻的评价目光仍是激励和约束的重要来源，而过年返乡时的聚宴互访也仍是他们获取信息和调整期望的难得机会。

不过，这一情况正在改变，随着进城人群逐渐在城市定居下来，长辈逐渐老去或者被接进城市赡养，上述文化纽带日益松散，最终将会断裂，那时，乡村将成为遥远而朦胧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