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订版序：冲击—回应说的社会史解读

引子

1965年，28岁的年轻历史学家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 1937—2006）在他的老师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 1920—1969）的指导下，完成了他题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Social Disorder in South China,1839—1861）的博士论文。论文探讨的是从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运动这一时期的华南，特别是广州一带的社会问题。拿到博士学位后的魏斐德，成为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年轻的历史学助教。1966年他将自己的博士论文改名为《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Strangers at the Gate:Social Disorder in South China,1839—1861，以下简称为《大门口的陌生人》），作为一本专著由位于伯克利的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这本书划时代的意义在于开启了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地方主义（Localism）研究的先河，并且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地方主义，而是在世界主义基础之上的“地方主义”：

魏斐德继承了列文森有关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的见解，即认为未来的世界历史应该是民族文化身份和普世价值的和谐共存，是地方主义（provincialism）与世界主义的和谐共存。列文森反对中国式的调和论，即那种以世界主义掩盖、消融地方主义的文化冲动。……（魏斐德的——引者注）结论是地方世界主义，既保持自我，又接纳世界。

这样的一个定位对魏斐德来讲是非常准确的。这正是年鉴学派所强调的“总体史”（l'historire totale）的意义所在。历史综合不可能是各个领域的横向叠加，而更应当是点和面的结合，如地方主义与世界主义的结合。在微观个案研究的同时，加强对中国社会长期发展进程的宏观研究，如此才能真正推进整体的中国历史研究。这也正是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 1900—2002）所谓阐释学循环（Hermeneutischer Zirkel）的方法：在理解中，必须根据构成文本的各个部分来理解文本整体，又必须根据文本整体来理解文本的各个部分。理解是这样的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

魏斐德以前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依据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1907—1991）的传统，基本上是政治、经济史的宏大叙事，常常是单纯的“政治史”和“精英人物史”。他们所强调的是由于贸易体制的差异而产生冲突，其结果是战争和条约。魏斐德接受了费正清的“冲击—回应说”理论——中国传统社会超稳定的结构，不可能发生根本的、内部的变革，只有外来的冲击才能使中国突破传统的束缚，发生与世界同步的质的变化。但他另辟蹊径，不是从国家，而是从社会出发，从广州的地方史研究入手，解释传统中国社会在遇到来自西方的挑战时，是如何做出回应的，从而揭示出官方历史表层之下的社会动态。

曾经作为魏斐德教授弟子的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 1942—）在谈到魏斐德的这部著作时指出：

太平天国的起因是他（指魏斐德——引者注）博士论文研究的主要目标。但是他在研究过程中，却发现自己在改变——他发现自己在研究的是鸦片战争对社会民众、社会底层的影响。而费正清的研究却很少涉及到像你所说的“民众史”，或某事件对社会大众、底层人物的影响，他所研究的都是官方史、外交史、精英史。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对于魏斐德来讲，史料的范围被极大地扩展了，很多的县志、秘密社会的史料都被挖掘出来，构成了书写地方史的重要内容，而不像传统史学那样局限于官方的文字资料。有关魏斐德地方史方法论的来源，周锡瑞也做了非常精彩的论述：

任何一个研究地方史的人必须研究当地的官员，包括知县、知府、巡抚、总督，还得研究国家政策及政策的制定者及国家级的官员。另外，还得研究官方以外的各种地方势力，和各种各样结社以及这些结社的运转状况。当地的经济状况也不可忽视。因为所有这些都是地方史研究的重要因素。这种研究方法在法国是非常普遍的。别忘了魏斐德先生曾在哈佛学过一段欧洲历史。他的法语和西班牙语棒极了。他曾博览群书，花了大量的时间去了解如何研究史学，例如，法国革命史学。因为法国的年鉴派所写的很多关于法国革命的文章同样也是地方史。

魏斐德尝试着将法国史学中的地方史的研究方法运用到了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去，并且凭借《大门口的陌生人》一书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本人在访谈中承认：“真正造成了这一变化的是来自法国的学术风气。我在大学本科念的是法文，法国学者所做的工作引导我用不同的方法来考虑中国问题。……我选择了太平天国……首先触动我的是法国历史学者处理通俗社会史的方法。我想正是这样的影响让我避开了所谓冲击与反应模式和局限在精英阶层的国际政治史框架，我感兴趣的是地方史。”他在别处也认为“广东的这种情况也正是欧洲帝国主义发展到顶峰时将在全中国发生的情况。”在魏斐德看来，1839—1861年在广东所发生的社会变动对整个中国来讲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正是华南地方史和社会史的研究拓展了魏斐德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视野。

鲜明的问题意识

《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全书的正文按照从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运动的时段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 三元里：爱国主义的政治（1839—1841）

第二部分 大门口的陌生人：抵抗的政治（1842—1849）

第三部分 叛乱与反动：地方主义的政治（1850—1856）

第四部分 被占领的广州：合作的政治（1857—1861）

这四个部分都是以“政治”（the Politics）为中心展开的。魏斐德在第一部分想要处理的内容是，鸦片战争开始的时候，中国社会各阶层的人士（官府、地方士绅、团练民众等）对洋人的态度。三元里抗英事件，尽管对英国人来讲不过是一场小冲突而已，但其重要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后来的爱国主义宣传，更重要的是对于其后历史事件的影响：对于之后20年间发生的一系列震动华南的问题——如团练运动、太平天国叛乱、秘密社团、宗族争斗和反洋人运动等——来说，它是中外关系的序幕。我们只有搞清楚三元里事件的意义才能理解后面发生的事。

第二部分的标题“大门口的陌生人”处理的是中英《南京条约》之后广州城乡民众反入城的运动，同时还包括这一时期团练、社学的异军突起、对条约的不同理解，以及所谓反入城胜利的社会后果等等。

在第三部分中，魏斐德对华南社会的各阶层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其中包括宗族、秘密社会、太平天国与广东以及红巾军的叛乱。这一部分实际上是魏斐德这项研究的重点，他的初衷是以地方史和社会史的方式，以实证研究为基础，来做“个案”研究。

在第四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中，魏斐德让我们看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广东被迫纳入世界体系的艰难进程以及社会各阶层的反抗。实际上，第二次鸦片战争发生在太平天国运动之中，其间有很多的事件都是重叠在一起的。在红巾军摧毁了地方政府之后，广州人逐渐接受了夷人成为一种稳定政治力量的事实。

魏斐德在“导言”中明确地指出，与世隔绝的中国是在鸦片战争后才卷入了世界历史的潮流之中的。他所展现的内在逻辑关系大致如下：西方的入侵——广东团练的勃兴——士绅阶层的社会地位的转变——阶级矛盾的激化——秘密会社和太平天国——社会的更加无序——儒家学说遭到质疑——天朝崩溃的前奏。在魏斐德看来，两次鸦片战争之间的20年，在广州的历史是入侵、抵抗、自治和合作的过程。

魏斐德在《大门口的陌生人》中选取了华南特别是广东作为一个横截面，通过对这一地区典型状态下各社会群体关系的动态变化的研究，来挖掘中国社会在西方文化冲击下所做出的反应。希望通过一个具体地方的研究来透视中国社会的发展状况，从而折射出当时整个中国的历史。魏斐德将官方所修的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等看作是一个层面，而另外一个层面的社会史，是以往史学家所忽略的。

魏斐德为什么选择广州或者说广东的地方史作为他研究的入手处，这当然是因为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等一系列的中国近代史的事件，都发生在这一地区或其附近。“研究太平天国的根源，成了另一种研究，即分析一个新的历史单位——广州、广东、华南。这一分析单位有着其内部的一致性。”魏斐德比较了广东与广西的形势，反问道：“为什么广西的拜上帝会能够演变为一场革命运动，而广东的秘密社会则停留在复国主义，在理论上没有建树呢？基督教理论——作为一种与社会脱节的神话——传入，是否足以赋予儒家思想以某些潜在的革命素质呢？”

在此，魏斐德依然认为，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甚至使得反叛者都没有办法形成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只有外来的“冲击”才使得这种革命成为可能。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魏斐德认为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的一道分水岭。尽管在形式上洪秀全同样是一个应试落第的知识分子，“但是这一次，这位赋闲的知识分子却突然发现了另一种神圣力量的源泉——西方”。魏斐德认为，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革命的原因在于它依据西方的理论公开向儒家的传统观念提出挑战，从而使其自身成为了中国历史的一个新起点，形成了日后改变中国的新力量。

此外，仅仅从魏斐德为这部书所取的名字“大门口的陌生人”（Strangers at the Gate），我们就可以知道他基本上是按照费正清“冲击—回应说”的思路，来论述“陌生人”来了之后给超稳定的中国华南社会所带来的变化。这一论点他在《历史变化的模式：1839—1989年中国的国家与社会》（1991）中阐述的则更为清晰：

这种本质上不变化的历史——用黑格尔提出的准则看，是反复性的，而非历史——由于1839年西方的出现而发生了改变。由鸦片战争带来的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后果，以及中国千禧年信仰和基督教信仰的意识形态结合，太平天国叛乱激发了。

魏斐德认为，太平天国当然是西方冲击的结果，它的出现就像是多米诺效应一样，使得帝国瓦解：“太平天国对自我维系的华—夷帝国专制主义（Sino—barbarian imperial despotism）是一种全新的挑战，其结果是帝制开始大崩溃。”

魏斐德并不认为，仅仅是出于西方列强的冲击而使得中华帝国走向灭亡。他恰恰认为是内忧和外患的共同作用——亦即内部的和世界的两个进程的汇合，才使得“这个最后的巨大的独立的历史单位的文化藩篱被打碎”。而实际上，太平天国也并非完全中国式的行为。归根到底，内忧和外患的直接导火索都可以归在外部冲击的原因上。

团练的兴盛——士绅社会地位的变化

“Gentry”一词（也被翻译成“绅士”、“缙绅”）在英格兰最初所指的是没有头衔的乡绅。自16世纪以来，这一概念的含义日益扩展，包含了没有明确界限的中上市民阶层或低等贵族、较高级的贵族阶层，乃至地主和神职人员，到了19世纪，甚至学者也被纳入其中。不过这个名词在西文中的含义也有很多的歧义，在英国，贵族与平民之间的区别并不是很大，而在法国和德国情形则完全不同。

除了在欧洲之外，这个词还在英文有关中国历史的描述中常常被使用，用来专指那些通过科举考试的士大夫阶层，他们约占人口的1%，是当地的名流。在传统的西方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中，家族和士绅也常常是他们分析中国社会的重要单元。魏斐德对这个词作了比较详细的界定：

此处“士绅”一词的用法是最广义的。虽然它常用来指有功名的人，但事实上，士绅是由那些当地可能有官职也可能没有官职的人组成的一个声望显赫的集团。他们在经济上、政治上都有自己的地位——经济上收租、放债，政治上代表本地各界，发挥官僚阶层后备军的作用。

这一独特的社会阶层实际上构成了半官方性质的政府和社会管理阶层。“士绅”既是魏斐德研究广东的关注点，同时也是他探讨广东和近代中国社会特点的一根红线，贯穿了他的整个研究进程。他希望通过研究广东地方士绅的社会角色的转变，从地方治理的角度，来具体探讨这一历史时期中国社会内部的变迁。他一开始便对三元里抗英的事件进行了分析，这一对英国人来讲仅仅是“小冲突”的事件，在很短的时间内便集聚了一百多个村的几万人。魏斐德认为此次运动的主要组织者是地方士绅，士绅领导了团练，并且规模如此之大是空前的。

他认为，士绅在中国传统儒家社会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到了19世纪，中国的地方政府依靠府州县官与士绅之间力量的巧妙平衡来进行统治。他进一步认为，在一个只是由为数不多的官员来治理的地域广袤的农业帝国中，士绅是中央政权不可不倚重的力量。如果没有这些人的合作，州县官根本不用指望在当地收取租税、维持治安。社会福利、公共事业、防卫、教育等等，所有这些，都在此时或彼时交给士绅去做。不过。尽管州县官在很多问题上必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地方士绅，但如果士绅所起的作用过大，官员就会大权旁落。这是必须要极力避免的。

此外，朝廷最关心的实际上是农民起义时士绅的态度。魏斐德指出，农民起义的领袖，“只有获得重要士绅的指教和协作，才有望‘改朝换代’。……虽然并未明言，但不允许知识阶层与群众力量有过多的接触，无疑是清朝统治政策中的重点。士绅可以帮助朝廷统治人民，但决不允许他们掌握人民，最后利用人民。”因此，“士绅与官府这两种力量总是在跷跷板上不断地平衡。如果一方上升，那么另一方就下降，此消彼长。”

对于士绅来讲，他们调动地方力量的重要形式是“团练”。由于广东沿海地区历史上就一再有海盗的不时侵扰，组织团练就成为了经常性的工作。魏斐德指出：“在鸦片战争前30年把海盗从内河驱赶出去的经验，对后来的团练却极为有益。从那以后，团练及雇佣兵就经常分散在广东各地，一旦地方形势吃紧，他们随时应召。”

由于鸦片的泛滥，作为钦差大臣的林则徐（1785—1850）在1839年3月到达广州之后，为了对付乡村地区的鸦片吸食者，建立了保甲制度。后来因为保甲制度不起作用，林则徐为了寻找可靠的担保，不顾乡村统治的一条重要教训，决定将士绅纳入他的新的管理网络之中。

林则徐在广州长寿寺开设了一个鸦片收缴与情报机关，士绅们也在城内大佛寺建立了他们自己的监视机构，在郊区，林则徐则给予香山县名流黄琮以组织乡勇的权力，并可以依据他本人的命令，逮捕并处死“汉奸”及鸦片贩子。此外，乡村的保甲也被地方上的头面人物改造为军事组织。

实际上，林则徐在禁烟行动中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了士绅的力量，并且导致了一些意想不到的结果。“其中之一就是士绅控制保甲和团练得到了官府准许。相随而来的是士绅在鸦片战争中参与了军事活动。这二者使得地方政府与地方显贵间关键性的力量平衡发生了变化——变得对后者有利了。”

实际上，士绅阶层在两次鸦片战争之中地位显著提升，原因之一也在于官府的失信于民：他们既同民众站在一起支持团练与洋人作斗争，又暗中与洋人妥协。魏斐德指出，三元里事件是团练得以迅猛发展的标志：“是一个意识上的分水岭，它标志着反官府意识和激烈的反洋人主义的开始。长时间‘概念化’和个体的压抑情绪，突然发现了一个合适的承载组织——民间团练。”这之后，广州成立了几个团练局，不过真正继承了这种全民皆兵做法的机构是升平社学。

如果说早期的团练起到了团结地主与农民的作用的话，那么鸦片战争之后，由于经济危机、宗族关系、反洋人运动等使得乡村联合，团练不再是民众自卫的手段，而变成了掌握在有钱名人手中的社会控制机构。魏斐德指出，随着这一进程的发展，农民变得愤愤不平，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加入超越宗族的秘密社会，从而使在传统中国社会中起到润滑地主与农民关系作用的士绅阶层，攫取了帝国的权力，促进了天朝的崩溃。士绅的社会地位、社会角色的变化，成为了当时帝国中最大的变动因素。魏斐德一针见血地指出，所有这些不公正都是19世纪中叶权力平衡被破坏的直接结果。

在传统意义上，一个村的团练常常是一个家族组织，家族间的经济和政治活动也都以此为中心展开。在此类的团练中，血缘关系和阶级关系融汇在了一起。鸦片战争后，不同家族的士绅和士绅之间，佃户与佃户之间的联系加强，从而使得佃户们意识到，尽管他们与士绅有着血缘关系，但他们的社会和经济利益毕竟是不同的。此时的血缘关系已经不再能够模糊阶级关系了。至此，家族的阶级属性终于暴露出来了。

因此，对于魏斐德来讲，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变化是与士绅阶层的角色、社会功能和社会地位的变化密不可分的，太平天国运动又加速了帝国的分崩离析，最终成为了清朝覆灭的一个重要因素。

汉奸

我想，“汉奸”这个词，只有中国人才知道其中的妙处。只要一个人被冠以汉奸的名称，那么此人的一生就彻底完蛋，并且会遗臭百年。《新汉德词典》将这个词翻译成“（chinesischer）Landesverräter”,从而使“汉奸”变为了“卖国贼”。魏斐德的英文翻译成“Traitor”，尽管也有“卖国者”的意思，却也很难传达“汉奸”一词的微妙含义。现今德国总理默克尔（Angela Merkel, 1954—）由于其推行的难民政策而被德国东部的媒体称作“Landesverräterin”，显然不能翻译成“德奸”，而只是“卖国者”或“卖国贼”而已。

《汉语大词典》给“汉奸”的定义为：“原指汉族的败类。后泛指投靠外族或外国侵略者、甘心受其驱使、出卖祖国民族利益的人。”尽管这一名称的来源并非自鸦片战争开始，但在此之前并不流行，也未成为一个现代民族主义的话语。正是魏斐德所研究的这一段历史，使得“汉奸”一词重新活跃起来。因此，伦敦会（LMS）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834）的《英华词典》（Robert Morrison, 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1815—1823）并没有收录“汉奸”一词。在双语词典中，1892年翟里斯（Herbert Allen Giles, 1845—1935）在上海出版的《华英字典》第一次收录了“汉奸”，并作了解释：汉奸，a traitorous Chinaman, a spy。

据魏斐德的考证，早在19世纪初，嘉庆皇帝（1796—1820在位）就曾称呼那些充当暹罗人贡使的中国商人为“汉奸”。至少到1823年，偷卖鸦片者也被称作“汉奸”。甚至仅同洋人在商业或外交上有来往的人，也会受到这样的谴责。对于儒家来说，文化就是一种技术，掌握了它们，包括文字，就意味着可以统治野蛮无知的弱者。因此，最大的叛徒是那些通过教蛮夷中文或替他们写文件来“出卖”中国文化的人。1759年，替洪任翻译禀文的人，就被作为一名“汉奸”处死。马礼逊的弟子梁阿发（Liang A—fah, 1789—1855），曾借广州府试之机将基督教的小册子发给考生，当局指责他为英国人写布告，是“汉奸”。

当鸦片战争爆发时，“汉奸”一词的意义变得更加混乱，连在广州的所有商业机构都被归于“汉奸”之列。作为传统士大夫中的一员，林则徐完全看不起那些广东商人。1839年12月，在清政府宣布禁止同英国通商后，林则徐经常斥责那些继续从事贸易的商人，把他们称作“奸商”。他当年发出的《密拿汉奸札》中称：“照得本部堂恭膺简命来粤查办海口事件，首在严拿汉奸。缘外夷鸦片之得以私售，皆由内地奸民多方勾串，以致蔓延日广，流毒日深。”据魏斐德的研究，林则徐已经在1840年春季的奏折中表明，他认为最坏的敌人不是英国人，而是那无数同英国人来往的商人、水手、苦力等等。也就是说，跟入侵者英国人相比，这位钦差大臣更痛恨所谓的“汉奸”。

林则徐在广州所建立的一套复杂严密的禁烟制度，也包括对告密者给予重赏。曾任英属东印度公司翻译的新教传教士郭实腊（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1803—1851）在追述这一段的历史时写道：“监狱中挤满了遭难者，大部分都是无辜的，许多人死去。告密者发了财。为了攫取有钱人的钱财而有意地把他们卷入犯罪。所有合法的贸易都中断了。”林则徐接受邓廷桢的建议，给予地方名流以组织乡勇的权力，并可以依据他本人的命令，逮捕并处死“汉奸”及鸦片贩子。

实际上，不论对于英国商人还是广州商人来讲，最重要的是通过贸易获利。魏斐德认为，中英商人之间是有着共同利益的。当时任英国商务总监督的义律（Charles Elliot, 1801—1875）甚至听说公行已经正式禀明林则徐，请求不要开战，以免影响本省的贸易。他对卧乌古（Viscount Hugh Gough, 1779—1869）将军将大英帝国的国家荣誉看得比眼前的商业重要的观点置之不顾：“我相信，使这座伟大而富裕的城市免于破坏，或是免受任何灾祸的行为，是军事史上最值得纪念的纪律严明、高度容忍的典范之一。”可见，对义律而言，更为重要的是与中国的商人做生意，而不是打仗。但林则徐却确信，行商们为了商业利益而出卖国家。并且在广州的满族统治者们确信，成千上万的汉人是潜在的——即使尚未成为事实——外国人的合作者。“除业为汉奸者更无庸议外，其余亦华夷杂处，习见为常，且率多与夷浃洽。”之后，“突然间，到处是向蛮夷打开中国大门的‘汉奸’。”

当英国人进入珠江流域之后，“汉奸”被扩大化。魏斐德将这一部分的题目定为“我们中的汉奸”（Traitor in Our Midst）,让人感到汉奸无处不在：“官府一方，钦差大臣把罪责加在无处不在的‘汉奸’头上，说他们破坏了他的水上防线，以转移对他本人的指责。民众一方，广州人民则开始了一场疯狂的围捕。忽然间，乡勇们像杀英国人一样，也开始屠杀‘汉奸’。仅在三元里一地，就有一千两百余名不幸的所谓‘汉奸’被杀害。旗兵胡乱指责农民叛国，并以此作为恣意抢掠的借口。”

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汉奸”一词从鸦片战争开始就成为了一个民族主义的概念。魏斐德对“汉奸”一词泛滥的原因做了分析，指出对于官府层面来讲：“官府需要一个替罪羊，这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就把敌人说成是模糊不清又无处不在的‘汉奸’。英国人离得太远，作用不大。积累起来的失望、恐惧，可以在更近一些的靶子上得到发泄。”对于士绅来讲：“失败必须从道德上寻找原因。于是，一些人长时间与蛮夷混居，这本身就可以被认为是一种精神上的堕落。”而对于一般民众来讲：“‘汉奸’一词凝聚了所有以上所描述的反对城市、反对商人、反对洋人的感情。”

对于很多在与西方相遇的过程中才显现出来的问题，魏斐德都会从中国文化的深层，特别是儒家思想中寻找根源。他认为，“汉奸”的产生与传统儒家士大夫将蛮夷看成野兽有关，他们是危险的、居心叵测的。这样的一个民族优越性的认识并非从清代才开始，魏斐德指出：“南宋以降，民族优越论就一直是秘密社会的理论要素之一。南宋时，统治者始终坚持中原统治外夷的权利。不论是女真、契丹、蒙古还是满族人，蛮夷都是纯正的汉人憎恨的目标，在广东尤其是这样。”到了近代，处于帝国边缘地区，与洋人可以直接接触的广东，当地人“非常注重始原和‘纯洁’”,“那些最直率的民族主义者往往来自这些区域，似乎他们能更敏锐地感觉到同过去的历史联系起来的必要性。……广东人中间的这种‘始原’意识，甚至是残酷的土客战争的部分原因。”魏斐德最后指出：“内部的一体只有当它面对另一个外部集团时，才能感到自己的存在。所以，当广东人的政治一体的安全感被英国人打破时，排外就是一种自然的反应。”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所谓“纯洁”中国人身份认同的强调，从官府到民间，人们不仅痛恨洋人，也痛恨那些与洋人打交道的民族败类——汉奸。

“汉奸”这一概念不仅为宫廷、官府所使用，也在士绅与民众层面广为接受。而鸦片战争之后，“汉奸”一词成为了国家和民众抵御外来侵略的爱国主义的符号。之后每次在与外国的交涉中，“汉奸”都会成为凝聚“民族心”的敌对形象。这同时也是近代民族主义将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归结为“汉”的最好写照。

全球史的视角

魏斐德的第一部著作就选择了“涉及人类历史上地域最广、结构最复杂的政治体当中的两个：中华帝国和英帝国”作为研究对象。在波澜壮阔的西方与中国的冲突中，他成功地描绘出了一个动态变化的华南的社会情况。他一直在观察鸦片战争前后社会阶层的变化情况，而不是对一些历史上静止的事件作描述。太平天国表面上是一场真正动摇了清朝统治的革命，实际上它的产生和结果都与世界经济和政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

16世纪以后，广东省同中国其他地方一样，经历了人口爆炸。当时，马铃薯和花生已经由欧洲人从美洲传入，这些作物对种植的环境要求不高。1787年广东的人口仅有1600万，而到了1812年便增长至1900万，增长百分比达19%。尽管受到鸦片战争的影响，1842年广东的人口还是创历史地增至2600万，增长百分比高达36%。全球化使得广东的人口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得到了迅速增加。

魏斐德认为，18世纪后半叶以来，“在这段湮没无闻的时段中，一个新的全球性历史正在形成。一个欧洲的船长为运香料、丝绸而航行1.6万海里已成为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甚至英国、荷兰的船主们统治半个地球以外的地区也成为可能。克莱夫在普拉西的胜利，标志着人类发展的一个新阶段——‘第三世界’的欧洲化——的开始”。而正是英国人的入侵，使得原本处于世界两极的西欧与东亚在广州得以相遇。

魏斐德认为，19世纪中叶广州乡村的败落受到了1847年英国商业危机的直接影响。“随着英国机器纺织品进口量日益增加，一些这样的家庭（指靠家庭纺织赚取额外收入者——引者注）失去了这些额外收入。……1853年，有报告说，因为样布价格便宜，顺德县一半的妇女已放弃纺织。1870年，番禺县也有类似的报告。”

太平天国叛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魏斐德看来，鸦片战争是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鸦片战争对广东、广西两省的山村产生的影响，同美国内战对中西部和西南部产生的影响几乎相同。”“于是在战后的头一年，广州的商业几乎瘫痪……”这样的冲击使得华南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式受到重创，乃至完全被打破。

实际上，《南京条约》（1842）和《虎门条约》（1843）签订以后，新的通商口岸被开辟，红茶乃至浙江、安徽的茶叶自然地流向上海。上海在近代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被凸显的同时，却严重地削弱了广州的地位。“北江上游及梅岭通道的船夫和苦力突然间失去了工作。他们在远处运茶线路上的同行仍同往常一样工作，而他们作为长江流域南部老式运输的主要中间运转人，却失业了。梅岭地区10万失业的脚夫和北江流域上万名贫困的船民成了秘密社会或匪帮的现成招募对象。由于骚乱增加，可搬运的货物减少，失业更加扩大。这种恶劣的循环，对华中和广州都是灾难。到太平军在这些地区作战时，船民与苦力都卷了进去，广州的茶叶贸易额几乎下跌到了只有原来的一半。”上海逐渐取代广州成为了茶叶、生丝等大宗货物的交易中心位置后，广州也不再是中国最大的港口了。因此，鸦片战争的所谓冲击应当成为当时社会动乱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太平天国运动所引发的战争，并非世界上唯一的战争。当时的欧洲从1853年至1871年进入了持续18年的战争时期，发生了五次均有大国参与的战争：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1859年的意大利战争（交战双方一方为法国及皮埃蒙特—撒丁王国，另一方为奥地利）、1864年的普丹战争、普奥战争或称德意志内战（1866）、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除了欧洲之外，在其他的地区也发生了大规模的内战：美国内战（1861—1865）、中国的回民暴动（1855—1873）。奥斯特哈默将这一时代称作“一个世界范围内的暴力冲突爆发期”。

而马克思（Karl Marx, 1818—1884）却指出了中国革命（太平天国）直接导致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的结果。马克思认为，太平天国使得中国经济衰退，无业游民和失业人数剧增，导致了社会的无序。中国这个对于英国来讲的巨大市场，此时“突然缩小，那么危机的来临必然加速，而目前中国的起义对英国正是会起这种影响”。实际上，英国革命仅仅是欧洲革命的先兆：“可以大胆预言，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炸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这个普遍危机一旦扩展到了国外，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

魏斐德认为，华南地区乡村自给自足经济的衰落，与商业性农作物的发展，在时间上是一致的。由此产生了单一耕作的经济，这使得农民为国内甚至国际的市场价格波动所左右：“如1847年危机的影响，而不仅仅是气候或灌溉等‘传统’变化的影响。”而处于经济和贸易中心地位城市的发展，使得城乡之间产生了很大的敌意。魏斐德认为：“这对19世纪40、50年代间的反洋人运动的进程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一全球化经济的结果是“1820—1850年间……广州吸引了许多一无所有的破产农民——男人、女人，他们构成了城市里的乞丐、小偷等城市游民。”

魏斐德从来不认为中国近代史可以游离于世界史之外，具有所谓的特殊性。他一直用比较的视角来看待中国近代史的事件，以欧洲历史中的历史事件为例来说明中国的事件，这样的一个比较的视角有利于英语读者对一些中国近代史事件的理解。在解释广东的“贼”“盗”和“造反的秘密社团”三种叛乱者中的“贼”时，魏斐德指出：“同西西里的黑手党一样，中国的‘贼’也依赖于秘密社会的纽带而聚集起来。与黑手党不同的是，他们的首领不是农村地主。”团练使得阶级利益的分化超越了血缘关系，使得愈来愈多的人开始加入超越宗族的秘密社会。

在分析由于英国人进入广州市而引起的市民暴动时，魏斐德也举欧洲的例子对此进行了横向的比较。他认为，广州市民的不满，以及由不满而产生的暴乱并非当时在中国的特有现象：“费莱明叛乱、瓦特泰勒起义和泰波利分子都认为他们的统治者与外国人站在一起、利益一致，他们强烈的仇外情绪是同不甚明确的社会不满联系在一起的。”尽管中国的社会有其自身的特点，但“中国例外论”的观点依然是站不住脚的。

魏斐德并不认为可以在民族的历史与世界历史之间划一条简单明了的界限，他反问道：“难道不正是不同地区历史的交错塑造了此时此地的历史吗？中国村民向一个英国人投石头，巴麦尊（Palmerston）在伦敦白厅（White Hall）发怒，白厅向北京施加压力，广东省一个农民被斩首。各个地区发生的事情编织进了世界历史，中国发生了变化。”

因此，魏斐德希望藉此打破传统历史研究中的一些观念，将1839—1861年间的华南社会史置于广阔的相互关系情境中来予以理解和考察。由于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在冲击—回应的互动网络体系中，更容易看出其中的互动和影响来。

由于两次鸦片战争的历史与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交织在一起，以地方社会史、民众史为主线的《大门口的陌生人》也不可避免地与上述的主题交叉，这在1960年代的中国近代史的编纂中并不多见。在写作此书的时候，魏斐德已经有明确的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的意识，力求将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等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运用到他的研究中去。他特别指出：“我认为我们应该用当代的方法，从当代的角度来研究过去，必须把政治性的现象和社会经济的改变联系起来考虑。”

其后的发展

按照黄宗智（Philip C. C. Huang, 1940—）教授的说法，费正清以来的20世纪致力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美国学者可以划分为三代：第一代以费正清、芮玛丽（Mary Wright, 1917—1970）、列文森、史华慈（Benjamin I. Schartz, 1916—1999）为代表，他们的研究重点是政治史和精英人物的思想传记；第二代以施坚雅（G. Wolliam Skiner, 1925—2008）、帕金斯（Dwight Perkins, 1934—）、孔飞力（Philip A. Kuhn,1933—2016）、魏斐德为代表，他们借鉴社会科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来进行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而诸如裴宜理（Elizabeth Perry, 1948—）、周锡瑞等被认为是第三代的学者，他们的研究涉及到经济史、社会史以及底层的民众生活。黄宗智早在1980年代就认为，在第二代和第三代的转换中，当时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的魏斐德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他（指魏斐德——引者注）较早提倡用先进的西欧史中流行的社会史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史，又是今日跨明清和近现代史的新倾向的先驱者。他对第三代的影响尤其可见于伯克利培养出来的几位优秀的第三代学者。”如果回过头来审视魏斐德的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他一生的研究对象包括国家与社会、秘密宗教与农民运动、地方主义与士绅阶层、精英阶层与政府控制等主题，这些主题也同样影响到他的弟子们的研究。

《大门口的陌生人》是魏斐德第一部有关中国历史的著作，尽管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很多问题仅仅只是提出而已。这部著作基本上没有跳出费正清中国近代史冲击—回应的学说框架。据魏斐德自己透露，他后来也不再认同费正清的一些观点了。他举例说，费正清认为，鸦片战争的主要原因不在于经济，不在于鸦片贸易，而在于两种文化制度的矛盾，在于中国人不能平等地对待外国人，不能平等地与外国贸易。但后来魏斐德应费正清之邀，参加《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有关鸦片战争的写作时，他已经认识到“鸦片战争的原因在于经济方面”。魏斐德写道：“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来寻找一种共同的看法，但没有成功，我们最后和气地分手了。”亚里士多德（Aristóteles, 384—322 BC）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曾经说过：Amicus Plato, amicus Socrates, sed magis amica veritas.（Nic. The. 1, 4, 1096a 16）意思是说：柏拉图是朋友，苏格拉底是朋友，但真理是更大的朋友。这句话用来诠释魏斐德与作为前辈学者的费正清的分手，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和气地分手”说明魏斐德的研究已经超越了他的前辈，而进入了一个学术研究的新天地。

1975年他的另一部专著《中华帝制的衰落》对于在近代过程中中国社会内部的因素做了更为详细的分析，也将时间段从两次鸦片战争间的二十余年拓展为从明至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社会史。而士绅阶层社会地位的变化依然是他关注的重点，是中国走向无序和失控的开端：明亡、清兴乃至衰亡都是与士绅社会地位的变化相关。只不过此时的魏斐德，以更加广阔的视野和维度解释了中国社会内部的力量。

同年，魏斐德还与卡洛琳·格兰特（Carolyn Grant）合编了《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和控制》一书，开始从晚期中华帝国地方治理出发，具体探讨社会内部的变迁以及地方治理的演进。这是1971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召开的有关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一次学术会议的论文集。此次会议的与会者大都为年轻一代的学者，他们基本上是以动态和变化的观点来看待中国近代史的发展的。跟以往强调“冲击—回应”不同，此次会议的核心已经转移到了“地方控制、社会的反抗”的讨论，从而将讨论的主题引向了鸦片战争之前影响、决定中国社会历史变化的内部各种力量的问题。柯文（Paul A. Cohen, 1934—）后来对这部论文集的评价为：“此书撰稿人大部分集中探讨社会史与下层政治史，给明末到民初的中国社会提供了一幅充满运动和变化的画面。老态龙钟、步履蹒跚的中国，等待着充满活力的西方进行干预并注入新的生命的这种陈词滥调不见了。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中国再也不必为他人赋予历史而感恩戴德，它完全可以独立创造自己的历史。”至此，魏斐德已经以内部取向（internal approach）的社会史的精细化研究，彻底抛弃了冲击—回应的观点。

魏斐德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和控制》的序言指出：“社会史家开始逐渐认识到，从16世纪中叶到20世纪30年代整个时期构成连贯的整体。学者们不再把清代看成过去历史的再版，也不认为1644年与1911年是一场重要的界标，他们发现有若干历史过程，绵延不断横跨最近四个世纪一直延伸入民国时期。长江中下游的程式化，力役折银，某种区域性贸易的发展，民众识字率的提高以及绅士队伍的扩大，地方管理工作的商业化——这一切在晚明出现的现象又推动了若干行政与政治方面的变化，这种变化通过清朝继续发展，在某些方面直到20世纪初期的社会史中才臻于成熟。”其后他的著作《中华帝制的衰落》（1975）以及《洪业：清朝开国史》（1985）都是在肯定了中国社会内部存在着按一定方面和规律发展并推动中国历史进步动力的前提下，而做的长时段的整体研究，从而彻底突破了中国社会停滞论和中国历史循环论的研究定式。魏斐德同样不赞成柯文（Paul A. Cohen, 1934—）所提出的“中国中心论”，因为他强调外部因素的不可忽视性，认为研讨中国的同时应当将它置于全球性的视野之下。

李雪涛

2016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