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三元里：爱国主义的政治（1839—1841）

第一章 三元里事件

虎门沙角长城坚，元帅气傲自云贤。

黑夷卷席入平地，炮火夜落城楼前。

苦战身死关将军，坐视不救谁能怜？

广州妇女哭向天，白骨遍地群羊眠。

孙衣言，摘自《鸦片战争文学集》

1841年春，中国与英国隔着巨大的广州港互相对峙着。这是鸦片战争的第二年，是一个错误的开端和谈判失败的年份。1月，英国人对虎门要塞发动了又一次进攻，使中方损失了500人、两座炮台和大部分战船。满人琦善看到，除了商议停火之外别无他法。《穿鼻草约》使英国人获得了香港、600万赔款和直接同广州的中国高级官员打交道的权利。但是不论北京还是伦敦，对这个结果都不满意。不过，英国全权代表查理 · 义律上尉，仍努力坚持草约中的立场，直到2月26日中国新的防御措施激起英国人的又一次进攻为止。就在此时，琦善被皇帝的侄子、较为好战的奕山所代替。英军又占领了虎门要塞的炮台，老提督关天培壮烈牺牲，奕山的副手杨芳还是力图按照道光皇帝的命令消灭夷人。与此同时，双方再次举行了一系列无结果的会谈。英国军队越来越不耐烦，逐渐逼近广州城。1841年3月18日，他们占领了商馆。面临着又一次严重的威胁，广州的中国官员同意恢复与英国通商。

3月份休战后，又有两个月审慎的监视和等待。中国官员们试图恢复他们被粉碎了的防线。琦善曾解散三分之二的水师以图节省开支，现在当局下专令征集“水勇”。在人口密集的东南与西南城郊，设置了特殊的防栅。还建造了炮艇，在佛山铸造了一门万斤大炮。援军从四川、贵州、湖南和江西开来，使本地的守备力量达到4.5万人。另外还训练了3.6万名乡勇。义律上尉及新到任的军队司令、陆军少将卧乌古爵士一直不安地注视着这一切。到5月初，双方都认识到又一次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了，而中国人则加速其到来。杨芳本想等到更多的援军再开始行动。但渴望取得一次辉煌胜利的奕山，在5月21日晚间就密令他的炮船袭击正停泊在城外的英国舰队。随之发生的水战状况几乎是可以预见的：在以后几天中，英国人击沉了71艘中国船，拆除了沿岸炮台，将水边地区夷为平地。但是，广州市中心仍未受到重大打击。尽管英国人在1840年占领了舟山，广州人仍认为如果夷人打算登陆，那么他们是打不过汉族和满洲步兵的。英国人也认识到，仅仅取得水上胜利是不够的，帆船、炮船、炮台等等，都可以重新修造。让这个城市屈服，才是他们最终要做的。5月25日早晨，当奕山准备迎战从南边来的敌人时，卧乌古将军的一支由印度及英国士兵组成的部队却乘坐新造的“复仇神”号在广州的北边登陆，穿过稻田，向东进军，占领了广州城北门外高地上的五座要塞，使得这些高地下方的广州城尽在其掌握之中。

5月27日早晨，当卧乌古正要离开营地，命令他的部队向广州城墙发起进攻时，一个信使追上了他，交给他一封义律上尉的信。广州知府余保纯已正式同意缴付600万银元赎城费，并保证奕山及所有的外省军队在六天内撤离。作为回报，义律已答应不破坏城市。卧乌古应中止进攻，并保持英国军队在高地上的阵地，直至条件得到履行。

将军很生气，马上回了一个口信：“你使我们置身于最危险的形势之下。我的士兵们不断被侵扰，我同后方的联系受到威胁，护卫队遭到袭击。我的部下必须继续观望，以免遇到更可怕的麻烦。无论如何，你可以相信中国人，我则不，也不认为可以有任何松懈。”

这时，三元里事件的舞台已经搭设好了。

1841年5月底，在那闷热、压抑的一周里，英国军队同痢疾、热病作着艰苦斗争，从高地上无精打采地注视着广州城。在他们的下方，伸展着11世纪的城墙。城墙周长6英里，高25英尺，厚20英尺，有16个城门，还有分散的塔楼。城墙后面就是旧城，那里有满人驻防区、巡抚衙门、金库、武器库和用花岗石铺成的狭窄的街道。旧城南边，有一长方形的地区，那是新城。它有自己的城墙，城内有总督衙门。城墙之外，向远处铺展着一片商业区。这里分布着货栈和富商住宅，一直延伸到河边及商馆地区，跨过河流伸入河的南岸。

这个城市人口很多——至少有50万。小贩、艺人、店主摩肩接踵。被每天可挣两先令工资所吸引而来的广州三角洲地区的农民，卸下和搬运各种各样的涌入广州的货物：用潮州船运来的广东沿海乡镇所产的盐、鱼、大米和糖，广西来的大米、肉桂，云南来的铜、铅、宝石和黄金，福建来的陶器、烟草、蓑衣、糖、樟脑、红茶、雨伞，浙江来的丝绸、扇子和上好刺绣品，安徽来的绿茶，湖南、湖北及河南来的大黄等各种药材。

广州则输出燕窝、檀香和外国奢侈品。这里有6.7万名男人、妇女、儿童从事织棉布、丝绸和锦缎的工作。还有的工人生产粗糙的瓷器、劣质的玻璃，然后从水路把它们运到中国的其他地方。大的珠宝商号加工制作宝石、玛瑙、黄玉、珍珠——一年可赚几百万元。木匠们制作上好的玩具和家具。从南方进口的象牙在这里被雕刻成复杂而奇特的形状。这个城市像块磁石，它吸收进原料和人力，然后再把它们排出来。原料经过加工，价值变得更高了。

在珠江南边的区域，城区与富饶的三角洲地带和顺德县的冲积平原联成一气。顺德县的北端差不多都是些小岛，与珠江的无数条支流互相交错着。在更南边，则是世家大族的居住区，他们的子孙多在国家的各级机关中任职。在这一片士绅住宅的周围，居住着小自耕农和佃户，他们是广东大量丝织品的生产者。

英国军队将视线从城市移开，向北面望去，就是著名的白云山。它把南海县和番禺县分开。苏东坡在他被贬职到南方的日子里，很喜欢到那里漫步；广州的诗人们也在那里举行诗酒比赛。山的西边，沿着大北门伸展出去的大路，坐落着“九十六村”。村与村之间隔着小山、稻田、树丛和沟渠。这是一个中等富裕的地区，长年居住在这里的人们，都有一小块肥沃的土地。夏天，城里的一些有钱人家会迁到这里来，精心构筑他们的乡间别墅。在这些村庄的中心，有一个叫三元里的小村，它与驻在高地上的英国士兵之间，隔着一连串的小山。

按照英国的军事标准，军队在驻扎在岸边的那8天里表现得非常出色。几乎没有发生争吵、酗酒、不服从命令的现象。但5000名英、印军人无目的地散驻在乡村中，发生摩擦是必然的。无疑，英国人进行过抢劫。事实上，“洗劫”（loot）这个词（来源于印度语），就是英国人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首次使用的。征集粮秣更是家常便饭，如果某一户拿出了食物和牲畜，就发给该户一张保护告示贴在门上。三元里尤其受到这种骚扰。一份当时的报告就提到夜间巡逻的士兵毁坏大门和篱笆、抢走牲畜、偷走衣物的情况。有些农民或因英国人的枪炮掩体破坏了风水，或因英国士兵践踏他们的稻田而感到烦恼。但这些都还是小事，并不会驱使农民们走向暴力。另外两件事则严重激怒了当地的居民。

第一件，第37马德拉斯本地步兵团的一个军官在参观一座名叫双山寺的庙宇时，挖开了一些墓，想看看中国人怎样对尸体进行防腐处理。崇拜祖先的广东人不能容忍一个蛮夷军官的这种好奇心！后来的府志中列出了英军粗暴地抢掠庙宇，“挖开坟墓，乱抛尸骨”等五件事例。再没有什么事情比这种亵渎行为更能使十分孝顺的中国人震怒了。他们认为，至少有一部分坟墓被挖是为了寻找珍宝。这种看法无疑是正确的。

第二类冒犯——强奸——是在任何军事占领中都会发生的。当时，英国人否认这类事。但是七年以后，任全权公使的德庇时爵士承认印度兵确曾强奸过三元里附近的妇女。如果说“孝”由于坟墓被掠而受到侵扰，那么“义”则更因为自己或邻居的妻子受到侮辱而被激起。加上对“黑”印度军队的种族敌对，当时遍布于农村中的激烈情绪可想而知。

1841年5月29日，一队英军巡逻兵在三元里附近的东华村停留。一些士兵强行闯入张绍光的家，并企图污辱家里的主妇，于是爆发了一场冲突。村民用棍棒、锄头武装自己，驱赶英军。他们鸣锣集合周围村子的农民，所有16到60岁的男人都用不同的武器（多数是刀或渔叉）武装起来，妇女们则负责按量分送食物和水。越来越多的人参加了这支装备简陋的队伍。人们在周围所有的道路上设置障碍，埋设伏兵。次日早晨10点钟，烈日当头，5000名武装起来的乡勇在英军营地前的一座小山上集合起来。这一动作几乎在顷刻间完成。卧乌古将军让他的副司令布尔利少校负责英军主力的阵地，命令第26喀麦隆团、第37马德拉斯本地步兵团和孟加拉志愿兵发起进攻。中国的义勇队立即后撤了3英里，似乎是被打退了。卧乌古将军看到他的士兵中有些人因为中暑撤出了队伍，就命令孟加拉志愿兵回到大本营去。中国的队伍仍留在原地。渐渐地，越来越多的农民加入了义勇队的行列。有从西北来的2000人，部分人还有枪；还有500名从石井来的受过训练的水勇。这样，在小山上就聚集了7500人。受到这些援军到来的鼓舞，中国人突然举起了旗子，冒着敌人的枪弹缓慢进攻。英国人后撤，重新集合起来。他们认为，必须在天黑以前打败中国人，不然中国人就有可能攻进他们的大本营。于是，下午1点钟，卧乌古将军命令发起总攻。哈菲尔特中尉指挥的第37马德拉斯团第3连向左方行动，以打通与正向一个大村庄进发的第26喀麦隆团（15名军官、294名士兵）的联系。第37团的余部向右运动，把中国人的防线逼退了3英里。由于英军的大本营已基本安全，第37团开始后撤。就在这时，山里下起了夏季暴雨，把他们浇得透湿。猛烈的雷雨使英军不知所措，将军、参谋们与部队失去了联系，火枪也无法使用。被雨浇得睁不开眼的士兵们拼命想找到走出稻田的路。

“大雨淹没了所有的田间小道，我们面前是一片汪洋。有时，先导队会突然掉进很深的沟渠或陷坑中，这是没法防备的。雷鸣电闪令人胆战心惊。”在穿过棠夏村时，队形不整的英国人又遭到了中国乡勇的袭击，但他们边打边撤，成功地回到了高地。下午4点，他们终于又同卧乌古将军汇合到一起。不一会儿，第26喀麦隆团狼狈地回来了。他们也遇到了几乎同样的情况，并丢掉了队列中的最后一个人。直到这时，人们才发现，哈菲尔特中尉的连队并没有同第26团联系上；他们仍在外面，在7500名中国乡勇中间，在雨中彷徨。

下起暴雨后，哈菲尔特看不到第26团，就命令他的士兵掉头向城市进发。中国乡勇料到他的行动方向，派了一支由一个名叫严浩长的人率领的队伍，在牛栏岗附近的一个河边小村阻击他们。当哈菲尔特的连队成纵队沿着穿过村庄的狭长小路前进时，严浩长的队伍向他们发起了攻击。在混乱中，一个印度兵被长矛刺中。一个名叫巴克来的年轻旗手离开队伍去救他，严浩长领着人围住巴克来，用刀和剑向他发起攻击。另一名乡勇捡起旗手掉落的枪，尽管下着滂沱大雨，他还是用火绳点燃了枪，并打中了巴克来的胳膊。但后来，这名旗手还是被救了出去。英军在河对岸的小山上重新集合起来。这时，所有人的枪都已无法使用。虽然他们的刺刀很难抵御中国人的长矛，但乡勇们并没有逼近。突然，雨停了。英国人跑到附近小片矮树丛旁，组成一个四方的防守队形，使那些印度兵有时间取出帽子衬里来擦拭淋湿的枪筒，并装进新的弹药。当中国人开始逼近时，印度兵零零落落地发射了三四发子弹。这时，雨就像刚才突然停止那样又突然下起来，而且跟之前下得一样大。天已经渐渐黑下来。英国人摆出防守方阵，唯一的武器就是刺刀。乡勇们用火把封锁了整个区域，防止英国人从包围圈中逃跑。邻近的村子则送来了更多的援兵。

在这段时间里，英军主力派出了两连海军陆战队。他们装备了新式的布鲁斯维克（Brunswick）枪，它的碰炸帽不太怕潮湿。火把的亮光指引了他们。他们冲破包围，打散乡勇，救出了哈菲尔特和他的部下，并于晚9点钟回到营地。这一天，英军有1人被杀，1名军官和14名士兵受伤。

大批的乡勇是在获得了最初的胜利之后聚集到三元里周围的。5月31日早晨，当胜利的消息传开之后，又有1.2万名志愿者加入原先的7500人的队伍，并再次集合到高地旁边。与此同时，卧乌古将军对前一天的交战极其愤怒，他捎信给知府余保纯，威胁说如果敌对行动继续下去，他就将攻打广州城。

“终于，知府来了。他对将军保证说，这些农民的活动，当局并不知道，更没有批准他们这么做。他将立即派一名军官去命令他们解散回家。”然后，余同南海知县梁星源、番禺知县张熙宇及一名英军上尉摩尔一起，越过山梁向乡勇的集合地走去。当他们走近时，中国人拒绝摩尔上尉通过他们的队列，于是只有三名中国官员继续向前。据梁星源有名的叙述，官员们对领导乡勇的士绅们说：“已经签订和约了。这样，外国人就不会再进攻我们。所以，你们必须让他们离开。”他们警告士绅们说，他们必须为所发生的任何事件负全部责任。当农民发出抱怨和威胁时，士绅们却悄悄溜出了人群，回家了。失去了领导、没有组织的乡勇也只能慢慢地、不满地散去。

1841年6月1日下午，英军登上了军舰。广州城解围。

这就是三元里事件。对于英国人，这不过是一场小冲突，在义律和卧乌古的正式报告中甚至都没有提起。但对中国人说来，这却是一场伟大的民众的胜利。充满着桃园盟誓色彩的英雄行为的传说，在事件刚刚结束之后就开始广泛传播了。按照当地的说法，三元里的锣声，在战斗之前把2.5万人集合到一起。乡勇的一个领袖（也是一个诗人），后来描述了这一动人的场面：

怀清结忠义，

团练皆英翘，

分曹斗白战，

领队题红绡，

龙韬经指画，

虎旅整有条。

方志中所记载的官方统计是打死了10个英国人，这可能有些夸张。但还有比这更不真实的消息说有100个英国人被打死。两广总督祁埙本人还听说英国人付出了1万银元以赎去在三元里死去的许多士兵的尸体。但是，报告、事实都是不重要的。问题是，这一代的广东人确信，农民军粉碎了英国军队的进攻。

三元里前声如雷，

千众万众同时来。

因义生愤愤生勇，

乡民合力强徒摧。

家家田庐须护卫，

不待鼓声齐作气。

妇女齐心亦健儿，

犁锄在手皆兵器。

乡分远近旗斑斓，

什队百队沿溪山，

众夷相视忽变色。

由于所有这些，官方或半官方的报告都变成不准确的了。像当时的夏燮、梁廷枏甚至魏源等，也都夸大了这次事件的重要性：

……洋兵亦日肆淫掠，与粤民结怨。及讲和次日，洋兵千余自四方炮台回至泥城淫掠。于是三元里民愤起，倡义报复，四面设伏，截其归路。洋兵终日突围不出，死者二百，殪其渠帅日伯麦、霞毕，首大如斗，夺获其调兵令符、黄金宝敕及双头手炮。……义律驰赴三元里救应，复被重围，乡民愈聚愈众，至数万。义律告急于知府余保纯。……倘令围歼洋兵，生获洋人，挟以为质，令其退出虎门，然后徐与讲款，可一切惟我所欲。

中国共产党的史学家们赞誉三元里事件是不奇怪的。他们能够从鸦片战争屈辱的军事失败中，找出一次伟大的民众的胜利，只是由于清朝官方的怯懦才使它沾上污点。现在，在中国大陆，每一本儿童历史读物都有关于这次战斗的记述。每一块额匾，每一件三元里死者的遗物，都被广东省的地方文物局珍藏。此外，马克思主义者还进行了追根溯源的研究，认为这是第一次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民众运动——由于是民众的运动，所以它是民族主义的；由于是民众的运动，所以它是农民领导的；由于是民众的运动，所以它是自发的。

对所有这些说法都应当进行再考察。这并不是因为我们需要推倒如“原始民族主义”或“反对帝国主义”之类的说法，而是因为三元里事件对于之后20年间发生的一系列震动华南的问题——如团练运动、太平天国叛乱、秘密社团、宗族争斗和反洋人运动等——来说，只是一个关系重大的序幕。我们只有搞清楚三元里事件的意义，才能理解后面发生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