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王安石两上改革书
仁宗朝后期，最激烈的改革主张来自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洋洋万言，写作的节点是王安石从地方官——提点江南东路刑狱任上卸任，入京就任三司度支判官之时。
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王安石首先盛赞了仁宗的君德，说他有恭俭之德、聪明睿智之才，夙兴夜寐，仁民爱物。之后，他话锋一转说，这本来应达到天下大治了，但“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四方有志之士，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
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王安石认为，唯一的出路在于改革，而即使仁宗皇帝想改革，也做不到，原因在于，人才不足。他说：现在一路数千里大的范围，没有几个人能正确推行朝廷法令，而不才苟简贪鄙之人，不可胜数。朝廷每下一令，用意虽好，在位者不能推行，泽加于民，小吏们缘之为奸，侵扰百姓。
针对人才问题，王安石提出四条建策：教、养、取、任。
“教”，即培养好人才。应普遍设立学校，严格挑选学官，教学内容以“实用”为准则，造就有实际才能的人才。
“养”，即管理好人才。要“饶之以财”“约之以礼”“裁之以法”，增加官吏的俸禄，给予物质生活的保障，同时，明确官吏的行为规范，对违法者，绳之以法。
在论及“饶之以财”时，王安石指出：“盖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不足为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耳。”朝廷应通过发展生产、理财改革来增加财富，这样的话，即便提高官员俸禄，也不会伤及财政。
“取”，即选拔好人才。自下而上推荐、选拔人才，根据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授以官职。考察人才不能偏听偏信，而应察其言，观其行，试之以事。
“任”，即使用好人才。应用其所长，保持任职的相对稳定，让官员安心做事，做出成绩。
那么，不重视人才问题，不改革，结果会怎么样呢？
王安石警告说：“盖汉之张角，三十六万同日而起，而所在郡国，莫能发其谋；唐之黄巢，横行天下，而所至将吏，无敢与之抗者。汉、唐之所以亡，祸自此始。”后果非常严重，搞不好有亡国之祸。
《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提出的改革主张并不全面，主要针对用人问题，理财方面的言论较少，而且，其理财改革主张目的仅仅是为解决提高官员俸禄问题开药方，但其改革弊政的强烈愿望和不同凡响的理财思想令人印象深刻。事实上，它也是中国古代史上最广为流传的一部改革书。
但王安石所论的用人问题，与现实情况看似矛盾，在这个问题上，仁宗的作为其实可圈可点。
仁宗朝名臣辈出，有范仲淹、吕夷简、鲁宗道、薛奎、韩亿、杜衍、庞籍、吴育、包拯、孔道辅、欧阳修、蔡襄、余靖、王素、韩琦、富弼、文彦博，等等。后来的神宗、哲宗朝重臣王安石、司马光、吴奎、张方平、唐介、赵抃、吕诲、范镇、曾公亮、吕公著、吕公弼、吕大防、吕惠卿、曾布、章惇、韩绛、韩维、韩忠彦、范纯仁、刘挚等人，在仁宗朝也崭露头角。
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无疑是经过了深思熟虑，他为何就这个问题大发议论呢？
首先，王安石谈人才问题，并非就事论事，而是围绕改革问题提出的建策，即要想改革，必须首先要解决干部问题、人的问题。正如他所说的，“改易更革”“其势必不能”，因为，“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
其次，王安石认为的人才不足问题，是针对当时整个的官僚队伍特别是地方官员队伍而言。仁宗朝出人才固然是事实，但相对于庞大的官员队伍，杰出的人才仍是少数。真宗朝以后，科场流弊渐生，考试内容偏重文辞，选拔出的官员往往不擅实务，志大才疏。范仲淹、欧阳修、苏轼等人均提出过改革科举和用人制度的主张，庆历新政也是以吏治为主要内容。王安石绝非以耸人之言哗众取宠。
最后，王安石心目中的人才是经世致用之才。在写作万言书前后，王安石还写过一篇散文《读孟尝君传》。孟尝君门下食客三千，以爱贤重才著称。秦昭王诱他入秦，并欲杀之。孟尝君让门客暗入秦宫，盗出狐裘贿赂秦王宠姬，获释潜逃。夜半至函谷关，追兵将至，又赖一门客学鸡叫骗开关门，最终脱险。这历来被传为美谈，但王安石认为，孟尝君养的全是些鸡鸣狗盗之徒，真正的人才反而不来了，否则，按照齐国的实力，有一个管用的就能制服秦国。尽管仁宗朝人才荟萃，王安石仍然认为，真正管用的人才不足。
正史里没有任何关于仁宗对王安石上书态度的记载。仁宗既没有表示赞成，也未反对。
但宋人笔记《邵氏闻见录》记载了一则广为流传的故事：仁宗在宫中御池边举行御宴，赴宴大臣须自己钓鱼烹食，因此用膳前，桌上的盘子里先摆放了一些小球状的鱼饵。王安石没有钓鱼，却将盘子里的鱼饵吃了个精光。知道此事后，仁宗对宰相文彦博说：王安石是个伪君子！误食一两粒鱼饵尚可，哪有把全部鱼饵都吃下去的道理！
按照这个故事的逻辑，仁宗对王安石的建言一定是持否定态度，试想，对一个人的人品都信不过，怎么会赞同他的主张呢？
但这个故事的可信度不高，原因在于，仁宗朝后期，王安石的仕途未受到任何负面影响，反而得到晋升。1060年四月，他被仁宗任为同修起居注。第二年六月，任知制诰，成为显赫的两制官员。
王安石是那种不轻言放弃的人，1061年，他再上《上时政疏》，继续鼓吹变法。
王安石说：自秦以下，享国日久者，有晋武帝、梁武帝、唐明皇。此三帝者，皆聪明智略有功之主也。但享国日久，内外无患，因循苟且，结果身遇祸灾，后悔都来不及。应“大明法度”“众建贤才”，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晋武帝司马炎是西晋开国皇帝，在位二十五年，执政后期政事怠惰，大封宗室。他死后，诸王为争夺中央权力打了十六年内战，史称“八王之乱”。
梁武帝萧衍是南朝梁的建立者，在位四十八年，晚年，他收留东魏叛将侯景，又想与东魏通好，侯景心怀不满，起兵叛乱，攻占梁朝都城建康，将梁武帝活活饿死。
唐明皇李隆基在位四十四年，执政后期宠幸杨贵妃，大用李林甫、杨国忠，重外轻内，置十镇节度使，终于酿成安史之乱。
王安石说：“《书》曰：‘若药不瞑眩，厥疾弗瘳。’臣愿陛下以终身之狼疾为忧，而不以一日之瞑眩为苦。”“若药不瞑眩，厥疾弗瘳”的本意是说，吃了药后，心里不难受，疾病反而不会痊愈；服药后出现眩晕等症状，正是药物见效的前奏。王安石的意思是——国家已经到了不改不行的时候，当下定决心，猛药去疴！
与《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相比，《上时政疏》言辞更激烈，批评更尖锐。晋武帝、梁武帝、唐明皇均属备受后世争议的皇帝，用他们来类比仁宗，胆量不可谓不大。
但仁宗仍然保持沉默。
王安石任知制诰期间，被临时差派，负责纠察在京刑狱。开封有一位斗鹌鹑的少年，不肯将自己的鹌鹑借给朋友。朋友仗着两人关系密切，不告而取，少年追上去把朋友杀了。开封府原判少年杀人偿命。王安石提出反对，认为按律，偷拿是盗窃，不告而取便是盗贼，追而殴之便是捕盗。虽然伤人致死，按律应无罪释放。开封府将案件提交到审刑院、大理寺裁决，结果维持原判。王安石拒不接受。仁宗下诏要他道歉，王安石拒不道歉。御史上奏仁宗，仁宗置之不问。
不轻易表态是仁宗一贯的风格。南宋陈亮在其《中兴论》中载：某次，有人劝仁宗要独断专行，仁宗回答说：你说得不错，但天下事的决策，不该都由我来做决定。如果都由我决定，决策对了还好，有一项错了，也难以修改。不如让大家来讨论决定，令宰相执行，如果实施的过程中天下人认为不便，则由台谏官员公开地直言其失，决策也容易更改。
从后来的结果看，仁宗的这种不轻易表态的态度，其实是保护了王安石，为他日后的变法预留了窗口。假如仁宗断然否定王安石的主张，或者提出明确批评，以他的威望，神宗估计是不大会启用王安石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仁宗对于后来的王安石变法亦有育成之功。
王安石两上改革书，未见得提出了多么高明的方案，但强化了士大夫的改革意识。他的主张虽未被采纳，但他在士大夫中的声望越来越高，“当时天下之论，以金陵（即王安石）不做执政为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