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王国维的生平
第一章 从性格与时代论王国维治学途径之转变
一 静安先生之性格
（一）知与情兼胜的禀赋
在静安先生的性格中，最明显也最重要的一点，乃是他的“知”与“情”兼胜的禀赋。这种禀赋使他在学术研究方面，表现为一位感性与知性兼长并美的天才；可是另一方面，在现实生活中，却不幸而使他深陷于感情与理智的矛盾痛苦中无以自拔，终至成为一个以自杀来结束自己生命的悲剧人物。静安先生对于他自己之具有理智与感情相矛盾的性格也早有反省的认识，在其早期所写的《静安文集续编·自序二》，他就曾自我分析说：“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又说：“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又说：“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
而除去自序中他所提到的在为学方面感到的“知”与“情”之矛盾以外，他在诗词中表现出来的整个生活中的矛盾痛苦则更为深切。如其《六月二十七日宿陕石》一诗云：
新秋一夜蚊如市，唤起劳人使自思。试问何乡堪着我？欲寻大道况多歧。人生过处唯存悔，知识增时只益疑。欲语此怀谁与共，鼾声四起斗离离。
从这首诗来看，他在生活与求知上所感到的彷徨困惑的悲哀乃是显然可见的。此外如其《天寒》一首之“只分杨朱叹歧路，不应阮籍哭穷途。穷途回驾元非失，歧路亡羊信可吁”及《病中即事》一首之“拟随桑户游方外，未免杨朱泣路歧”诸句，便也都是借用杨朱之泣路歧的一则故事，来表现他在人生之途上陷于矛盾之抉择的痛苦。而他著名的两句词，《蝶恋花》一首之“辛苦钱塘江上水，日日西流日日东趋海”，当然更是他内心之矛盾痛苦的一幅极好的写照。静安先生一生的为学与为人，可以说就是徘徊于“求其可爱”与“求其可信”及人生之途的感情与理智的矛盾的追寻与抉择之中。
我们先从他为学的一方面来看。在这一方面因为他所面对的只是单纯的学问，所以不论其为偏重感情的对于“可爱”的追寻，或偏重理性的对于“可信”的追寻，虽然因出发点之不同，在其开始择别途径时，也许一度不免有感情与理智相矛盾的争战，可是既经择定之后，他往往能以其感性与知性兼美的天才相辅为用，反而取得了过人的成就。当他早期从事于文哲之学的时候，可以说乃是从感情出发的对于“可爱”的追寻，可是我们试一看，当他为叔本华悲观哲学所吸引而对之倾倒耽溺时，他所写的有关叔本华的论文如《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叔本华与尼采》及《书叔本华遗传说后》，却都是站在客观立场，以理性的思辨对其学说之是否“可信”来作批判和分析。而当他耽溺于词之写作时，他也曾同时从事于词之批评及词籍之整理，既写成了一部《人间词话》，也完成了一部《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凡此种种，都足以说明静安先生在从感情出发对于“可爱”者加以追寻时，同时也正以其理性在“可爱”之中做着“可信”的追求。这正是静安先生在文哲之学的研究中，既表现有锐敏的感受，又表现有精辟之见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种知与情兼胜的禀赋，即使当静安先生之治学途径自文哲之学转为考证之学以后，也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出来。考证之学原来应该是完全基于理性的对于“可信”的寻求了，可是静安先生在考证之学上能有过人之成就的原因，却不只是由于一般人所共见的精严的理性的思辨而已。因为精严的考证推理的工作，尚属一般博学勤力的学者都能达致的境界，而静安先生在学术方面的创获，却更有超越于精严之考证以外者。缪钺在其《王静安与叔本华》一文中即曾云：“其心中如具灵光，各种学术，经此灵光所照，即生异彩。”而给他的考证之学上投以睿智之灵光，使其不断有惊人之发明和创见的，则是由于他所禀赋的近于诗人的感性和资质，以及他对于“可爱”之追寻的一种理想。我这样说也许不易为一般人所接受，因为在静安先生的考证著述中，这种隐含的资质和心意，乃是颇不易为人所察觉的。可是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静安先生在考证之学上，所用的方法虽是理性的，可是触发他能有惊人之发明与创见的，却往往乃是由于他所禀赋的一种属于感性的直观与想象之能力。举例而言，其在《观堂集林》卷一《肃霜涤场说》一文中，静安先生曾以双声联绵字来解释《诗经·豳风·七月》一篇的“九月肃霜，十月涤场”二语，以为乃“肃爽”及“涤荡”之意，引证了十余种以上的古籍来作为他的说法的佐证，是一篇全以理性组织的精严的考证文字。可是在篇末他却叙述这种灵感的获得乃全得之于直观的感受，他说：
癸亥之岁，余再来京师，离南方之卑湿，乐北土之爽垲。九十月之交，天高日晶，木叶尽脱，因会得“肃霜”“涤场”二语之妙，因为之说云。
又如其在《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序》一文中，曾经记叙说：
甲寅岁暮，国维侨居日本，为上虞罗叔言参事作《殷墟书契考释后序》，略述三百年来小学盛衰。嘉兴沈子培方伯（沈曾植）见之，以为可与言古音韵之学也。然国维实未尝从事于此（按：《观堂别集》亦录此序，本句作“余于此学殊无所得”），惟往读昔贤书，颇怪自来讲古音者详于叠韵而忽于双声。……乙卯春归国展墓，谒方伯于上海，以此愿质之方伯。……又请业曰：“其以叠韵说诂训者，往往扞格不得通，然则与其谓古韵明而训诂通，毋宁谓古双声明而后训诂通欤？”方伯曰：“岂直如君言，古人转注假借虽谓之全用双声可也。”……维大惊，且自喜亿之中也。
对于一种“未尝从事”“殊无所得”的学问，居然能于短期的观察研究之后，以臆想而直探古声韵与训诂之学的重要关键所在，静安先生直观与想象能力之过人于此可见。这也正是他在考证之学方面并非抱残守缺，而能自辟蹊径、卓然独往的真正原因所在。在他的考证专著中，时时闪现出这种灵光的作品甚多，而其中最可引为代表的一篇伟大著作，则是他以古器物古文字来考证古史所写出的《殷周制度论》。赵斐云先生曾推许之云：“此篇虽寥寥不过十数页，实为近世经史二学第一篇大文字。”这种推崇，一点也不是溢美。在这篇著作中，静安先生以其过人之直观与想象的能力来观察和组织，使得一些早已死亡的支离破碎的材料，都在他的灵光照射下，像重新获得了生命一般复活起来。这种成就，当然绝不是仅靠精严的理性便可达致的。除此之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之处，那就是他在理性的考证之外，所流露出的对于周代之文物制度的一种怀思向往之情，而这也就是我在前面所说的他对于“可爱”之追寻的理想。在这篇著作的结尾，他曾经极有深意地说：
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转移；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又自其表言之，则古圣人之所以取天下及所以守之者，若无异于后世之帝王；而自其里言之，则其制度文物与其立制之本意，乃出于万世治安之大计，其心术与规摹，迥非后世帝王之所能梦见也。
又说：
如是则知所以驱草窃奸宄相为敌仇之民，而跻之仁寿之域者，其经纶固大有在。欲知周公之圣与周之所以王，必于是乎观之矣。
如果我们联想静安先生写作本文时军阀混战、政党相争的时代背景，就会发现静安先生在新旧文化制度变革之际，其感慨世乱、缅怀先哲的感情，乃是显然可见的。一般人只知道静安先生的考证之学乃是纯理性的由古文字声韵及古器物以考古代之制度文物，然而侯外庐在其所著《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中，就曾经说：“然而‘明立制之所以然’则并不是他的研究中心，因为他有他的理想与信仰。”这话乃是可信的。姚名达在《哀余断忆》一文中，曾经记述他有一次向静安先生问学的事，他说：
课后，以旧在南方大学所考孔子适周究在何年求正于先生。是篇以确实之证据，摧破前人鲁昭公二十年、二十四年、三十一年之说，而断为七年或十年。先生阅毕，寻思有顷，曰：“考据颇确，特事小耳。”
观乎此，则静安先生的考证之学，其目的原不仅为考证一事一物，而别有更高远之目的与理想可知。我之所以不惮其烦地对此一点特加说明的缘故，乃是因为此一点不仅可以证明静安先生乃是一位知与情兼胜的天才，而同时也是造成他后来研究途径转变之一项重大因素。总之，知与情兼胜的禀赋，无论在其早期或晚期的学术研究方面，都曾使他的研究成果闪放出异样的光彩。这正是静安先生的过人独到之处。
其次，我们再从他为人方面来看，则同样的禀赋造成了他在现实生活中深陷于感情与理智之矛盾的终生痛苦。因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只是单纯的学问而已，而现实生活的对象则是复杂而多变的人世。学问可以由一己之意愿来取舍和处理，可是人世的纠纷则无法由一己之意愿来加以解决。静安先生既以其深挚的感情对于周围的人世有着一种不能自已的关怀，又以其明察的理智对于周围的罪恶痛苦有着洞然深入的观照，于是遂不免在现实生活中常徘徊于去之既有所不忍、就之又有所不能的矛盾痛苦之中。更何况静安先生所生之时代，正值中国之文化与政治都面临新旧激变之时。本来激变之时代就足以形成一种认同混乱的彷徨困惑，更加之以当时的军阀政客又利用此变乱之时代互相争攘以各谋私利，因而制造成无数战乱和纠纷。当时的政海波澜，真可以说得上是旦夕千变。在如此的一个时代中，静安先生要想寻求其“可爱”与“可信”之理想，遂不免自陷于彷徨与矛盾之中，而时时遭遇到理想破灭之悲。于是乃发现其初以为不“可信”而“可爱”者，实非独不“可信”亦并不“可爱”，而其初以为虽不“可爱”而“可信”者，更是非独不“可爱”亦并不“可信”。然而以他当时在社会上之地位及交往，却又不免牵涉于人事及环境之种种羁绊限制之中，不仅身不得出，而且口不得言。所以他在现实生活中，所感受之痛苦虽极深，可是在著作叙述中，除去前面所引的一些诗词中不时流露出他的矛盾痛苦之情以外，真正言及现实生活之挫败者则极少。何况又加之以他的沉潜忠厚的性格，使他不仅不肯臧否人物，更且不肯自诉悲苦。所以我们要想在静安先生的著述中寻找这一类记叙，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除非我们真能以静安先生之性格，处静安先生之时代，设身处地来置想，也许可以体认一二，而这也正是本文下一章所将要从事的工作，因此这一点我们将留到后面来详细讨论。总之，知与情兼胜的性格，虽然在学术方面造成了静安先生过人的成就，可是在现实生活中，这种理智与感情相矛盾之性格，也造成了静安先生终生的悲苦，更成为他走向自杀之途的一项重要因素。这是我们对于静安先生之性格所当具有的第一点认识。
（二）忧郁悲观的天性
在静安先生的性格中，另一点值得我们注意的，则是他既禀有忧郁悲观的天性，又喜欢追索人生终极之问题。关于这一点，他也同样有着一种反省的自觉。他在《静安文集续编·自序》中，曾经自我叙述说：“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据静安先生之自叙则这种忧郁原来乃是他天生的禀赋，而这种忧郁的天性又与他好追索人生之问题有着相连带的关系。从这种关系来探寻他悲观忧郁之性格的发展，则他所热爱过的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其《天才论》中的天才忧虑之说，也许有可以供我们参考之处。叔本华说：“天才所以伴随忧郁的缘故，就一般来观察，那是因为智慧之光愈明亮，便愈能看透生存意志的原形，那时便会了解我们人类竟是这一付可怜相，而油然兴起悲哀之念。”如果按照此一说法来观察，则我们就会发现静安先生的悲观忧郁之因，竟果然如叔氏所言，乃是由于看透了人类生存意志的原形，深感其愚蠢劳苦之足悲的缘故。在静安先生诗中表现有这种悲慨的作品甚多，而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乃是他的《咏蚕》一诗，诗云：
余家浙水滨，栽桑径百里；年年三四月，春蚕盈筐篚。蠕蠕食复息，蠢蠢眠又起。口腹虽累人，操作终自己；丝尽口卒瘏，织就鸳鸯被。一朝毛羽成，委之如敝屣；耑耑索其偶，如马遭鞭箠。呴濡视遗卵，怡然即泥滓；明年二三月，㒩㒩长孙子。茫茫千万载，辗转周复始。嗟汝竟何为，草草阅生死；岂伊悦此生，抑由天所畀。畀者固不仁，悦者长已矣；劝君歌少息，人生亦如此。
这一首诗借蚕之一生来描写充满饮食男女之欲的人生，表现得极为具体而深刻。而这种把人生完全看做生存欲望之表现的悲观的想法，则与叔本华的天才忧郁之说确有相合之处。缪钺《诗词散论》中《王静安与叔本华》一文，即曾云：
王静安对于西洋哲学并无深刻而有系统之研究，其喜叔本华之说而受其影响，乃自然之巧合。申言之，王静安之才性与叔本华盖多相近之点。在未读叔本华书之前，其所思所感或已有冥符者……及读叔氏书必喜其先获我心。
这一段话极有见地。静安先生曾自叙其与叔本华哲学接触研读之经过，说当他二十二岁在东文学社读书时，偶然从社中日本教师田冈佐代治的文集中，看到引用叔氏哲学者“心甚喜之”。其后四年，当他二十六岁时，“读叔本华之书而大好之，自癸卯（1903）之夏以至申辰（1904）之冬，皆与叔本华之书为伴侣之时代也”。他对于叔氏书之倾倒赏爱既有如此者，则缪钺所云“王静安之才性与叔本华盖多相近之点”的话，当是可信的。而静安先生之悲观忧郁之性格，也恰好便是叔本华天才忧郁之说的一个最好证明。静安先生在其《叔本华与尼采》一文中，对于叔本华的此一说法，更曾有所发挥，他说：
呜呼！天才者，天之所靳而人之不幸也。蚩蚩之民，饥而食，渴而饮，老身长子，以遂其生活之欲，斯已耳。彼之苦痛，生活之苦痛而已；彼之快乐，生活之快乐而已。过此以往，虽有大疑大患，不足以撄其心。人之永保此蚩蚩之状态者，固其人之福祉而天之所独厚者也。若夫天才，彼之所缺陷者与人同，而独能洞见其缺陷之处，彼与蚩蚩者俱生，而独疑其所以生。一言以蔽之，彼之生活也与人同，而其以生活为一问题也与人异；彼之生于世界也与人同，而其以世界为一问题也与人异。
这一段话，实在无异于静安先生的夫子自道，而这也正是他以悲观忧郁之天性，而偏好究极人生之问题的根本原因之所在。从他的早期著作中，我们可见到其《论性》、《释理》、《原命》诸作，可以说无一不是他对人生终极之理的追寻表现。在这些著作中，他曾引用了古今中外许多哲人的理论，来对这几个有关人生和人性的大问题寻求解答。可是我们试一看他所追寻到的结果，就会发现他的结论并不能解答他对于人生的基本困惑，只是徒然加深他的忧郁悲观而已。如《论性》一文，他最后的结论乃是人性善与恶的永恒的斗争。其文云：
呜呼！善恶之相对立，吾人经验上之事实也。自生民以来至于今，世界之事变，孰非此善恶二性之争斗乎？政治与道德，宗教与哲学，孰非由此而起乎？……历史之所纪述，诗人之所悲歌，又孰非此善恶二性之争斗乎？
其《释理》一文，则最后的结论乃是理性并无益于人性之徙恶迁善，且不足为行为之准则。其文云：
理之为义，除理由、理性以外，更无他解。若以理由言，则伦理学之理由，所谓动机是也。……善亦一动机，恶亦一动机，理性亦然。理性者，析理之能力也，为善由理性，为恶亦由理性。则理性之但为行为之形式，而不足为行为之标准，昭昭然矣。
至其《原命》一文，则以为“命之有二义，其来已古。西洋哲学上亦有此二问题，其言福禄寿夭之有命者，谓之定命论（Fatalism），其言善恶贤不肖之有命而一切动作皆由前定者，谓之定业论（Determinism）”，而归其结论云：
一切行为必有外界及内界之原因。此原因不存于现在，必存于过去；不存于意识，必存于无意识，而此种原因又必有其原因。而吾人对此等原因，但为其所决定，而不能加以选择。
凡此种种，都是静安先生以其忧郁悲观之天性追究人生终极之问题所推论出来的结果。
透过这些结论，我们足可看到，他眼中的人世，除了充满生存意志之欲以外，其罪恶与痛苦乃是全然没有救赎之望的。静安先生曾经自叙其“决从事于哲学”，乃是因为“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的缘故，可见他之研究哲学，原是为了要求得人生的解答，而其所得之结果，则是陷于更深之绝望。所以他在其《静安文集续编·自序二》中言及其“为学之结果”时，便发出了“余疲于哲学有日矣”的深深的悲慨。而对于这一种追寻的失望，则未始不是造成他研究途径转变的一种因素。至于在他的现实生活中，则他的忧郁悲观之天性，以及他最后发现人生全无救赎的绝望之感，也可能是造成他最后走向自杀之途的一项潜在因素。这是我们对于静安先生之性格，所当具有的第二点认识。
（三）追求理想的执著精神
除去以上我们所讨论过的静安先生性格中的两点特色以外，还有极重要的一点，我们也应该提到的，就是静安先生所具有的追求其心目中至真、至善、至美之理想的执著精神，而其一生之为学与为人所表现的也便正是他自己对这种理想的追求与持守。说到“理想”，这原是极难以为之下一个具体的界说的。因为人世间既原是充满了愚蠢自私的生存之欲望，所以在人世间，一般人所追求的目的便多不能超然于一己的得失利害。因此严格说起来，不仅“扬名声，显父母”不得谓之为理想，即使如圣贤所谓“立德、立功、立言”之“三不朽”，如果先有了想为自己求得“不朽”的动机，便也已经不足称为理想了。“理想”该也是和“天才”一样，乃是生而具有的对于至崇高、至完美之境界的一种认知与向往的天赋。既是一种天生的不能自已的禀赋，所以对“理想”之追求，乃是与任何一己得失利害之念都全然无所关联的。静安先生一生鄙薄功利，轻视任何含有目的之欲求，在为学与为人两方面，都能自树规模，超然独往，便是因为他在天赋中本然就具有着这一种追求向往之精神的缘故。叔本华在其《意志与观念》一书之“补遗”中，论及天才与常人之分别，曾经标举出知力上之贵族主义。静安先生在其《叔本华与尼采》一文中，曾引叔氏之说云：
一切俗子因其知力为意志所束缚，故但适于一身之目的。由此目的出，于是有俗滥之画，冷淡之诗，阿世媚俗之哲学。何则？彼等自己之价值，但存于其一身一家之福祉，而不存于真理故也。惟知力之最高者，其真正之价值不存于实际而存于理论，不存于主观而存于客观，耑耑焉力索宇宙之真理而再现之。……彼牺牲其一生之福祉，以殉其客观上之目的，虽欲少改焉而不能。
其所谓“耑耑焉力索宇宙之真理”的精神，实在就是天才以其天赋来追求自己之理想的一种表现。静安先生无疑地对于叔本华知力上之贵族主义之说，乃是颇有戚戚之感的。他在《教育小言十二则》中，论及当时教育之平凡苟且的弊病，便也曾提出叔本华之知力上的贵族主义，说：
吾人之主义谓之贵族主义者，非政治上之贵族主义，而知力上之贵族主义也。夫人类知力之不齐，此彰明较著之事实，无可讳也。
静安先生自己在知力上之禀赋，当然乃是一位超越常人之“贵族”，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他对于自己天赋之过人，也同样有着自知，不过他在知力上虽是过人的，而在修养上则是谦逊的。他在《静安文集续编·自序》中，就曾经以颇为谦逊的态度，叙述他自己天才之有过人之处，说：
若夫余之哲学上及文学上之撰述，其见识文采亦诚有过人者，此则汪氏中所谓“斯有天致，非由人力，虽情符曩哲，未足多矜”者，固不暇为世告焉。
不过，不管静安先生有何等谦逊的美德，他所禀赋的一种“耑耑焉力索宇宙之真理而再现之”，“牺牲其一生之福祉，以殉其客观上之目的，虽欲少改焉而不能”的属于天才的追求“理想”、殉身“理想”的天性，则是无法改变的。静安先生在其著述中，曾经时时流露出鄙弃功利惟以追求真理为目的之言，如其《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一文，即曾云：
天下有最神圣、最尊贵而无与于当世之用者，哲学与美术是已。天下之人嚣然谓之曰无用，无损于哲学美术之价值也。至为此学者自忘其神圣之位置而求以合当世之用，于是二者之价值失。夫哲学与美术之所志者，真理也。真理者，天下万世之真理，而非一时之真理也。
从静安先生之观点来看，其同时之人所从事之学术研究，乃大多有功利之意味。如其《论近年之学术界》一文，便曾经批评严复之译《天演论》云：
严氏所奉者，英吉利之功利论及进化论之哲学耳。其兴味之所存，不存于纯粹哲学而存于哲学之各分科。
又批评康有为之《孔子改制考》及谭嗣同之《仁学》等种种著述，以为他们“于学术非有固有之兴味，不过以之为政治上之手段”。从这些批评的话来看，则静安先生之学术研究自有不同于前述诸人，而当别具超然于功利及政治之理想可知。而且不仅对于研究之内容静安先生常寄以理想之追求，即使对于研究之态度与方法，他也有一种追求理想中之完美的严格的要求。徐中舒在《静安先生与古文字学》一文中，曾经赞美静安先生治学之态度与方法云：
先生做学问的精神，总是穷搜冥讨，自觉途径，从来不肯抄袭前人说过的一言半语。……先生凡立一说，必本于新材料与旧材料完备齐集之后，然后再加以大胆的假设、深邃的观察、精密的分析、卓越的综合，务使所得的结论，与新材料、旧材料恰得一个根本的调合。这种实证的方法，忠实的态度，只有在先生著述里可以看到。
这种凡事不肯苟且的态度和方法，实在也依然是静安先生要致力于使他自己的一切作为，都合乎至真、至善、至美之理想的一种表现。然而世人不察，对于静安先生治学之对象与方法，乃有种种之议论。或因其研究对象之为考古，而讥其保守；或因其研究方法之用科学，而称其革命。如《语丝》一三五期所载岂明之《闲话拾遗》，即云：“王君以头脑清晰的学者，而去做遗老，弄经学。……在学问上也钻到‘朴学家’的壳里去。”《文学周报》所载周予同之《追悼一个文字学的革命者王静安先生》则云：
静安先生在政治思想及社会思想方面，虽然是一位悲观者或反动者，但是在文字学方面，却表现了十分勇敢的革命性。……在他的著作里，他只是不绝地表现着乐观的态度，与左倾的意味。
像这种妄自把“遗老”、“反动”或“革命”、“左倾”等等拘于一时一地政党之见的名称，加在一位以追求“真理者天下万世之真理，而非一时之真理”为理想的静安先生身上，当然乃是一种误会和诬蔑。这种误会和诬蔑，都源于他们对于静安先生一意追求自己最崇高之理想的根本精神没有认识的缘故。《庄子》说：“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静安先生之《叔本华与尼采》一文，亦曾引叔氏之说云：“小智于极狭之范围内，测极简之关系”，如同“昆虫之在树也，其视盈尺以内较吾人为精密，而不能见人于五步之外”。所以无论静安先生所从事者为早期的文哲之学或晚期的考证之学，无论其所用之为科学的新方法或古老的旧材料，其所追寻者却原来都有其一己之理想。只是因为静安先生之理想超乎世人之短浅的功利之见以外，因之遂不易为世人所了解。所以世人虽然也对静安先生之学问加以赞美，却往往不免仅从外表之成就立论，而对其真正理想与志意之所在，则并不能有深入的了解，因而也不免有人以一己的褊狭肤浅之见妄为讥议。夫以学术研究之单纯客观，静安先生尚不免为世人所误解而有褊狭的是非之论，至于在现实生活一方面，则静安先生既不幸而生于一个中国文化面临于整个认同混乱的时代之中，又陷身于战乱迭兴及党争恩怨的复杂环境之内。在如此混乱之时代与复杂的环境中，静安先生一意所追求之个人的理想，既与各方面全然不能相属，且全然不为任何一方所谅，遂终于自陷于孤绝而又矛盾的痛苦之中，不得不以自杀来维护其理想中之最后一点清白。所以我们可以说静安先生之追求理想的执著精神，乃是影响其治学之途径转变及造成其自杀之悲剧的另一项重大因素。这是我们对于静安先生之性格所当具有的第三点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