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作为历史的分水岭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李红岩

2009年是五四运动爆发90周年。“五四运动”这一名称，至今亦已90周年。它被标识为中国青年的节日，则已70周年。90年来，针对“五四”的著述，可谓叠床架屋，数不胜数。中国人之所以如此热衷于对“五四”的探究与纪念，大概就在于认定它是破译现代中国历史奥秘的一把钥匙。诚如著名的五四运动研究专家周策纵先生之所说，“不了解这个运动的源流就不能充分理解现代中国的本质、精神和脾性。”

不过，时至今日，恰值90周年值得隆重纪念的大典之年，却有许多历史学家深感为难，觉得“五四”已经没有什么可说；它的价值、意义和源流已经被前人说尽了。要想讲出点新意，可谓难而又难。

由此，笔者不禁想到沈尹默先生所说五四时期是“旧思想与新思想、旧文化与新文化的分水岭”一语。“分水岭”一词，正是各家各派阐释五四的最大公约数。无论赞美，抑或咒骂，无不承认五四是一道分水岭。也正因为它是一道分水岭，才有赞美与咒骂两大极端。当然，这道分水岭所分的，绝不限于新旧思想、文化两大断面，因为它早已演变成为“全民族的运动”，因而是整个近代中国历史的分水岭。

既然是分水岭，就具有蓄积和宣泄、流动和转向两个方面。我们看到，“五四”之所以由“事件”扩大为“运动”，由“学生运动”扩展为“民族运动”，正是鸦片战争后各种历史因素蓄积的结果。因此，讲五四运动的“来龙”，至少不能脱离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不能脱离对20世纪初国际格局的深刻体认。讲五四运动的“去脉”，则不能脱离对俄国十月革命的深刻认知，以及它对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深刻改变。当“五四”带着历史蓄积的能量蓬勃而来时，它凝聚了历史的合力。而当它向下宣泄时，则产生了分流与分化。究竟哪支流脉代表着历史前进的方向，预示着中国的未来，那是要“出水才见两腿泥”的。

有趣的是，当“五四”一登场便被定性为一场爱国运动时，有人却发现它“一股脑地反对中国旧文化”；当“五四”作为一场反帝运动的特性被强调时，有人又指出它“盲目地崇拜西洋新文化”。“爱国”却“不爱”中国旧文化，“反帝”却“崇拜”帝国主义“文化”，这难道不是一对矛盾吗？对此，杨振声先生道中了其中的奥妙：“外抗强权，而又欲学其致强的原因，故一切吸收；内伤贫弱，而又欲消灭其贫弱的来源，故一切打倒。”这种“矛盾”，毋宁说反映的正是历史辩证法。所以，机械地、单面向地或者形式化地看“五四”，是看不出所以然的。

是否可以这样说，在“爱国”与不爱传统文化、“反帝”与不反帝国主义文化之间，“五四”第一次比较明确地作了区隔。当然，清晰的界线是很难划分的。中国有所谓“全盘西化”的思潮，从“全盘西化”进而反弹出所谓文化保守主义，都以五四作为分水岭。

五四打开了自由主义的闸门，还打开了俄式革命的闸门，现代政党政治与争斗的闸门。国民党虽然是个老党，但焕然一新，是在五四之后。共产党虽是个新兴小党，但其主要创始人，却是五四运动的主帅。所以，说中国的两大政党来自五四，似乎也不为过。重要的是，俄式革命与中国的两大政党结合，是在五四之后。毛泽东对“五四”有一个重要论断，即五四运动为北伐战争作了准备。他说：“如果没有五四运动，北伐战争是不可想象的。”他进而认为：“没有五四运动，第一次大革命是没有可能的。五四运动的的确确给第一次大革命准备了舆论，准备了人心，准备了思想，准备了干部。”这是从革命史的角度讲五四运动的“转向”作用。这一转向的价值和意义，重在反封建，亦即其民主革命的层面。

毛泽东所说的舆论、人心、思想与干部的主体，包括国共两党。反帝反封建，是国共两党的共同奋斗目标，前者对应民族独立，后者对应人民解放。封建势力的政治代表是军阀。然而，北伐与第一次大革命，不过是“五四”这第一道分水岭之后的第二道分水岭。第二道分水岭之后，国共两党分家，相互打了十年。于是，新民主主义的价值和意义被凸显出来，这就进一步彰显了五四运动作为第一道分水岭的意义。

周策纵先生在著名的《五四运动史》中说过，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把五四运动作为一次伟大的思想启蒙。这一看法，实已蕴含在上面所引述的毛泽东的论断当中。作为思想启蒙面向的五四运动，无论是它所标举的“科学”与“民主”大旗，抑或它所倡导的新道德、新文艺或新文化，都超越了党派的意识形态，也蕴含了其后的争竞。从思想流脉看，“五四”最具有冲击力的成果，是走来了另一种新思想与新理论，即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对这一新思想与新理论的抉择，构成思想启蒙面向的五四运动的第二道分水岭。从此，民主主义者的大联盟（毛泽东称其为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所组成的阵营）开始分化，中国人在反帝反封建的两大历史任务之外，又多了一个如何对付资产阶级的问题。

所以，同样是从五四中走来，同样是反帝反封建，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而国民党却固守着三民主义。就形态而言，社会主义标志着三民主义之后的发展阶段，这就天然地在形态上较三民主义具有了先进性。

众所周知，在国民革命运动的早期，主要是在1926年中山舰事件之前，国民党也曾努力将三民主义与社会主义对接，但最终没有成功。1923年10月，由蒋介石带队的国民党代表团在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提交《关于中国革命运动和党内状况》的书面报告，将民生主义直接说成是国家社会主义，将其定位为“通向共产主义的第一步”。11月26日，蒋介石又在莫斯科具体解释民生主义为什么只能是“通向共产主义的第一步”，他说，中国革命应该首先使用“（争取）独立的中国”、“人民政府”、“民族主义”、“民权主义”之类政治口号；第二步，“我们将根据共产主义的原则做一些事情”。所以，在第一阶段，不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并使用共产主义口号。只须三五年，第一阶段革命就能取得成功，然后即可转入“在共产主义口号下开展宣传工作”。第二阶段革命成功后，中国将与俄国结盟，共同“推翻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制度”。1925年11月，胡汉民又率国民党代表团访问苏联，甚至说：“必须使国民党最终并入中国共产党。也许在目前情况下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但这只是时间问题。”他还说：“我们认为自己接近共产国际。”“国民党从自己方面来说应当力求加入共产国际。”转年2月17日，胡汉民在莫斯科一次会议上致词说：“我们伟大领袖孙中山的学说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根本问题上是相一致的。”有一次，俄共（布）中央书记鲁祖塔克对蒋介石说：“国民党按其精神与俄罗斯共产党很接近。”蒋介石回答：“国民党一向认为，苏联共产党是自己的姐妹党。”但是，国民党最终并没有“并入”共产党，它的主义也没有从三民主义进入到社会主义。从共产党一方来说，1923年11月2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所作《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对三民主义逐条进行新的解释，与中共的最低纲领几乎没有区别。正因为如此，决议第七条特别指出，中共“必须全力支持国民党”。但共产国际最终也没有将国民党改造成为共产党。历史不能假设，但历史研究方法可以运用假设。假设国共两党能够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实现合并，那五四的分水岭意义自然会另有不同。

所以，应特别注意五四后“分化”所带来的“转变”。从一个出口出来的，后来变成了不同的人和事。政党与政治分化，与思想与主义的分化混杂在一起。不仅政党与政治进行较量，而且思想与主义也在进行较量，而且后者往往成为前者胜算与否的关键。总起来看，纵观五四后的历史，国共两党在政治上、军事上互有胜败，但在思想与主义上，国民党从来没有胜过，共产党则从来没有败过。

1939年5月4日，毛泽东在延安青年群众举行的五四运动20周年纪念会上作了一个讲演，后来以《青年运动的方向》为题被选入《毛泽东选集》。这篇文章最值得关注的论点，就是对“转变”的强调。由五四所开启的“转变”，明显地成为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历史起点与逻辑起点。

这一历史起点与逻辑起点的价值，毛泽东是将其放置在近代民主革命的全过程中进行论述的。在它之前，有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战争、甲午中日战争、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在它之后，则有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通过这样一个环环相扣的序列，中国近代历史形成了逻辑样态，“五四”的分水岭意义也就更加得以彰显，不仅成为历史发展阶段的界标，而且成为历史必然性思想的生动说明。新民主主义理论的严密性，使其成为五四运动后中国最深刻、最系统、最高明的历史理论与政治理论。

与毛泽东的解读不同，自由主义者更乐于将五四运动说成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而极端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则将其说成是一场民族的灾难。近十年来，某些新儒学人士对五四的“讨伐”之声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其实，这是任何具有分水岭意义的历史运动所引发的必然结果。不过，总体来说，笔者以为在马克思主义的系统之外，自由主义的解说系统更具有合理性，而当代新儒学的极端论述则几乎没有任何合理性可言。

自由主义解说系统的价值在于，它强烈地感受并申述了五四遗产中民主、科学、人权、自由、个性、新文艺等等的面向。问题在于，它无法回答，这些东西为什么最终不能在中国扎根，为什么社会主义思想最终成为了五四所开启的历史之流的主脉。他们似乎很不情愿从历史的结果上反思历史，而是更乐于从历史的起点上漂流游荡，从而颇给人一种沾沾自喜、一厢情愿的感觉。所以，总起来看，自由主义的解说系统不具备可操作性，只具有思想史的价值；可以供人欣赏，找不到具体操作的出口。而保守主义者在这里又成为了极端的反历史主义者。因为，他们从来不顾具体的历史情境与背景，而是将中国文化置于历史的真空之内，绝口不问“可能”与“不可能”，一味地纠缠于“对”或“不对”。而对“对”与“不对”的纠缠，又几乎没有理性可言，从而让自己徒然成为了冬烘先生与抱残守缺的可怜虫。

这里牵涉到李大钊和胡适的比较与评价问题。就思想潮流而言，众所周知，从“五四”这一分水岭中所分化出来的，大体上是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李大钊）与自由主义者（胡适）两类人。他们脱胎于同一个母亲，却选择了不同的路径。从当时的政治知识结构而言，马克思主义者对西方民主宪政的研究深度，以及对世界整体走势的把握高度，都远远把自由主义者甩在了后面。最鲜明的对比就是李大钊和胡适。从《李大钊全集》可知，李大钊此时对欧美及日本国体、政体的研究已经达到让人惊叹的程度。他之所以倾心俄国革命并转变为社会主义者，不能不说与他对当时帝国主义国家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的深刻研究相关。而胡适在当时连一个政治学家都算不上。胡适真正的兴趣与专长是白话文学。在政治上，胡适既不是政治学者，也不是政治家。他的兴趣也不在这上面。他从没有像李大钊那样倾心于研究美国、英国、日本、苏俄的政治结构。他只是作为一个高级知识分子“议论”政治，颇有“想当然”的嫌疑。这就与李大钊已经不在一个档次上。不消说，李大钊还是意志顽强的实践家，胡适不过是一个徒逞口舌之能的鼓吹者。后来，胡适转入整理国故，与新月派的一批同人办杂志，政治学方面的著述还得靠罗隆基一类人物支撑。胡适如此，留美归来的吴宓、学衡们更是如此，承继林琴南衣钵的旧派自然更不在话下。

直接决定历史走向的是政治，不是“文学”。李大钊的影响，主要在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并深入到了社会下层；胡适的影响，主要集中于文学乃至文化层面，主要漂浮在知识界上层，与老百姓是脱节的。从历史发展的结果看，李大钊、陈独秀的影响要远远大于胡适。李大钊一系后来掌握了国家政权。所以，同样是从五四走来，但在分化与分流的大形势下，在知识形态以及百姓需求上，较之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们已然过时了。这就如同辛亥革命后的梁启超、章太炎一样，虽然还活跃在舞台上，却不得不在历史的必然性前让位于胡适一派青年。此时，胡适信仰的民主主义还来不及耍弄，就已然过时了，尽管依然不肯撒手。而同样出身于民主主义的李大钊，此时已经脱胎换骨成了更受青年学子追捧的社会主义者。在中国现代政治的舞台上，胡适们毕竟只是配角，是毛泽东所说的“毛”而非“皮”。

这就是与时俱进的要义所在，也是“分水岭”所再次映现出的历史辩证法。一个最明显不过的史实是，在五四之后的国民革命运动中，主流的思想不是资产阶级民主宪政，而是社会主义。甚至在1927年夏国共分裂后，马克思主义却表现出向知识分子思想深处扎根的态势。这就是“五四”作为分水岭所演化的最终结果。可见，中国最终步入社会主义，是必然的。就目前的研究成果而言，尚未见哪种成果足以否定这种必然性。

自由主义在中国没有生长的土壤，只能成为高级知识分子的玩物。保守主义虽有土壤却迂远不切于世情，只能成为品赏的古旧展品。学理上的合理与实践上切实，往往构成历史的二律背反。就此而言，历史确实具有它自身的逻辑，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

认识历史，有时需要史实的归纳，有时则需要逻辑的介入。在观察历史的分水岭时，逻辑的作用甚至大于史实的再建。沿波讨源，自由主义者可以痛心疾首，保守主义者可以跺脚哀嚎，然而历史就是这样被塑造的。观察五四运动，要看它的“源”，更应该看它的“流”。从“流”上看，五四运动所开启的，恰恰是社会主义的闸门，而非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