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早期管理思想

第一节 古代管理思想

现代西方管理思想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人类生活以集体为基础，而集体就需要一定的管理活动。随着人类蒙昧时代的结束和文明时代的到来，管理实践和管理思想也随之发展。西方古代管理思想主要源于文明的古国，埃及、巴比伦、希腊和罗马。

古埃及修建了大量的金字塔，突出显示了其组织和管理能力。修建过程中，石块的采掘、搬运和凿刻以及大量人员的管理问题，都需要周密的计划、组织和控制工作。古埃及也兴修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这些工程都需要国家建立专门的机构和任命专职人员来管理。

古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在建立中央集权的奴隶制国家以后，为巩固其统治地位，颁布了《汉谟拉比法典》，以作为国家行为的准绳。法典共包括282条，涉及个人财产、商业活动、租赁、借贷、生产控制、劳动刺激和报酬等多个方面，体现出经济管理思想的萌芽。

管理活动是一种历史范畴，与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生产实践相联系，管理思想和管理理论的形成也与时代特征密切相关。古希腊是欧洲文明的摇篮。古希腊的一些改革家和思想家受到先进文化和先进生产力的影响，其思想中也孕育着管理萌芽，主要代表人物有：苏格拉底、色诺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苏格拉底（Socrate，公元前469—前399年）通过“问答法”传授自己的思想，即通过谈话、提问和解决矛盾等方法，把早已包藏于受教者心灵中的各种论证结果揭示出来，从而使受教者接受自己的思想。基于此，他认为管理具有普遍性，管理私人事务和管理公共事务仅仅是量的不同，管理不好私人事务也就管理不好公共事务，公共事务的管理方法和私人事务的管理方法可以互通使用。

色诺芬（Xenophon，约公元前430—前350年）是古希腊著名的思想家和作家，苏格拉底的门生，他的代表作是《家庭管理》（又称《经济论》），这本书是色诺芬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管理庄园的实践经验以对话的形式写成的。他在书中提出了经济管理的研究对象——家庭管理，他强调家庭管理应该成为一门学问，即研究奴隶主如何组织和管理好自己财产的问题，包括训练妻子、管家和奴隶等，而管理水平优劣的判别标准就在于财富是否增加；他还强调了劳动分工的重要性，认为分工可以提高产品的质量；当时的奴隶不作为人对待，只是会说话的工具，基于此色诺芬认识到加强人的管理的重要性。

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前342年）是苏格拉底的学生，古希腊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代表著作为《理想国》。柏拉图通过国家范围内的劳动分工体现了他专业化的管理思想，他认为：“如果一个人根据自己的天生才能，在适当的时间内不做别的工作，只做一件事，那么他就能做得更多，更出色，更容易。”他在《理想国》中把人分为三等：第一等人，哲学家，他们以自己的智慧来管理国家；第二等人，卫国武士，其职责是以勇敢和军事才能辅助统治工作；第三等人，民间艺工，主要是农民、商人和手工业者，他们通过劳动为国家创造物质财富并接受前两个等级的统治。他认为人的本性是由理性、意志和欲望三个部分构成的，而这三个等级分别代表了三部分。理性是统帅，富有智慧；意志是执行，具备勇敢的品质；欲望最低劣，使灵魂有了节制品性。各个阶层的人应该相互协调，各执其事，各尽其职，不可僭越。即“各做各的事而不互相干扰”。人们实行分工和互助，每人精专一业，物品精美，人们也可以结成团体而形成国家。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前322年）是柏拉图的著名弟子，代表著作为《政治学》。书中他以“天赋人性”为基础阐述了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关系，以维护当时的阶级统治，他说：“从来不知道服从的人不可能是一位好的指挥官。”亚里士多德还对事物的“形式”和“质料”进行分析，认为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是“质料”实现的“形式”，实际上他揭示了管理矛盾的运动、变化和发展的内在规律。

古罗马是意大利北部的一个城邦，统一意大利之后又逐步扩张，征服了亚历山大王国，进而统一了地中海，建立了庞大的罗马帝国。罗马帝国在建立过程中实行了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相结合的原则，既有效控制了庞大的帝国，又适应了地方的特点。后来，因为这种组织制度遭到破坏，罗马帝国也逐渐衰落。

马库斯·贾图（Marcus Poreius Cato，公元前235—前149）是古罗马的政治活动家和大奴隶主，主要著作是《论农业》。他生活在古罗马奴隶制兴盛的时代，《论农业》反映了奴隶主巩固奴隶制度、榨取更多剩余产品的要求。贾图还指出农业是罗马人最适宜从事的职业，奴隶主的主要任务就是管理好自己的庄园以增加收入。

马库斯·铁伦提乌斯·瓦罗（Marcus Terentius Varro，公元前116—前28）是古罗马著名的思想家，他也著有《论农业》一书。瓦罗注重维护自然经济，主张自给自足。在管理奴隶的方法上，他提倡用语言而不是鞭子。他还提出庄园中最好不要使用数量太多的同一部落的奴隶，以防止发生争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