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性别属性与社会性别体制

一、性别的社会属性

为了分析性别问题，首先要分清两个基本概念，一是性别（sex），一是社会性别（gender）。当填写各种表格的“性别”一栏时，我们会不假思索地写上“男”或“女”，这取决于我们与生俱来的生物属性的性别，但其中也内涵自我认同的性别。

面对李玉刚漂亮的女妆照，我们会直呼：真是个甜美的女人。因为我们认定某个人是男或是女时，是依照她/他的穿着、行为举止和言谈等一系列的社会性特征来判定的。李玉刚扮演的传统女性形象极尽柔美，将女性温柔之美的眼神和圆润之体态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一整套艺术手法正说明了社会性别概念（gender）的内涵，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对女性或男性的界定依靠的是与文化相关的“社会印象”，这套“社会印象”是固化的有关男女行为、穿着和交往行为的模式，这些模式深深地刻在人们的头脑中，人们以此来规范自己的性别行为，并进行社会交往。人类社会，男女有生物学定义，更有社会定义，即人类的性别具有生物属性和社会属性。

性别（sex）是指解剖学意义上的男女。作为生命体，人们有共性也有差异，共性比差异多得多。两性的差异表现在染色体、性腺、性激素、解剖构造、生理机能、身体形态、运动机能等方面。20世纪70年代之前，生物学上的两性差异主要以解剖来判别；此后，染色体测量成为判定性别的主要方法。

正常的人类个体具有23对、46条染色体，最后一对即第23对染色体与人的性别有关，称为性染色体。男性的性染色体由一条χ型染色体和像翻转的у型染色体组成。女性的性染色体则由两条χ型染色体组成。从卵子受精的那一刻起，染色体的构成决定了性器官、性腺等一系列生理性征。1972年，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决定，运动员必须通过染色体检验证明其“性别”。染色体不是绝对二元的，它是一个连续的序列，只是表现在两极上的人占了绝大多数。

日常生活中人们对性别的指认是依靠性别文化，赤身裸体的个体通过各种性别文化符号来表达自己的性别，服装、装饰品、化妆品、体态、嗓音等都成为辨识人们性别的标志。性别文化就是这一系列表达性别意义的物质符号，它与自我认同的性别相结合，使个体能动地表达其性别。这就是所谓的“社会性别”了。本书有时会使用“性别”一词来替代“社会性别”，因为所有与性别相关的文化、行为和制度都是社会性的。

性别的社会属性就是以文化为基础、以符号为特征来表达的性别行为，它由语言、互动、文化符号等文化要素构成，并形成具有共识的社会标准。这种社会标准具有规范意义，当社会把“男儿有泪不轻弹”视为一种美德时，就界定了男性行为的硬汉标准。对“奶油小生”的嘲讽是与一整套以“男子汉”相对应的社会想象相联系的，说明人们不能接受和容忍男性的女性化行为。

二、社会性别体制

在任何社会，人们都会观察到存在着一整套有关男女社会角色、社会分工的文化、政治和经济制度，这套制度规范了两性的社会关系，被称为社会性别体制。

1975年，美国人类学家鲁宾以“交换女人”为题，首次提出“社会性别体制”（sex/gender system）的概念，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使女性从属于男性的性别体制。她提出的问题是：

一个顺从的女人是个什么人？她是人类雌性中的一员。可这个解释就跟没解释一样。一个女人就是一个女人。她只有在某些关系中才变成仆人、妻子、奴婢、色情女招待、妓女或打字秘书。脱离了这些关系，她就不是男人的助手，就像金子本身并不是钱……那么这些使一个女性变成一个受压迫的女人的关系是什么呢？

这种社会关系就是一整套“社会性别体制”，这一体制不隶属于经济制度，却与经济政治制度密切相关，它有自身运作的机制，它使女性从属于男性，使生物的性属关系（sexuality）转化为人类活动的一整套组织安排，这些转变的性需求在这套组织安排中得到满足。社会性别体制的理论体系还不成熟，存在各种争议。但这一概念的提出具有标志性意义，它表现了两性之间的生物差异可以转化为社会差异，并借助制度力量来维持一整套不平等的性别关系。

社会性别体制是历史现象，又是复杂的社会体制。对其认识至少建立在三个方面。

首先，社会性别体制是历史性的。作为历史现象的社会性别体制延续着一整套父权制度的统治逻辑。父权制（patriarchy）通常被视为一种权力和权威制度，狭义上是指“父亲的统治”，是指由老年人组成的统治集团里年长男性的权力，这一权力向生活在这种制度的社会中的从属女性和青年提供互惠利益。在父系社会中，男性形成社会的核心，主要的社会、政治和经济体制围绕着他们运转；而女性是养育孩子的人。现代社会，父权制也被用来泛指一切不平等的性别制度，这一制度建立在男尊女卑的意识形态之上，是保护男性普遍优先权的性别关系秩序。父权制不是简单的个体男性“统治”女性；作为制度，女性像男性一样参与到这种统治中，男性也像女性一样受到这种统治的限制。父权制统治的逻辑在于，参与者不断加入到对统治制度的建设中，自觉或不自觉地促使统治延续下去。

第二，社会性别体制是一个多元复合体。社会性别体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社会中的意识形态、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人们的亲密关系、亲属关系等因素结合在一起产生合力。制度合力基础是：现有的统治关系是使具有权力者获益的制度，各类的制度设计亦满足获益者更为广泛的利益，因此各种制度合力使其得以再生产。

第三，社会性别体制的可变性。作为历史现象的社会性别体制并非一成不变。进入现代社会，公民权概念挑战父权制的统治体制，女权运动推动了性别关系的变革，并推动了社会性别研究的学科发展。作为学科发展的社会性别研究视父权制为不公正的社会制度，力求通过文化和政治行动、学术反思加以改变，以实现两性平等（gender equality）。

目前，传统性别关系正经历挑战。社会学家康奈尔指出，西方社会正在经历一场“性别危机”。其挑战的力量来自三个方面：第一，“制度化危机”（crisis of institutionalization），传统上支持男性权力的制度，如家庭和国家正在逐步瓦解，离婚、家庭暴力、强奸方面的立法以及税收和养老金等问题使男性支配女性的合法性正在减弱。第二，“性关系危机”（crisis of sexuality），异性恋的主导地位在减弱，女性和同性恋的力量在不断增长。第三，“利益形成的危机”（crisis of interest formation）。社会利益出现了新的基础，不同于现存的性别秩序，已婚妇女的权力、同性恋运动和男性中反性别歧视的态度等威胁了现有的性别秩序。

两性平等是指建立在性别平等意识的前提下，实现生活中的两性机会平等，实现理想层面的结果平等。两性机会平等包括两性在法律、政治、经济等机会上的平等；两性在工作报酬上的平等和在获得人力资本和其他生产资源上的机会平等；还包括两性在“发声”上的平等，因为两性平等的发声机会可以展示两性影响决策的能力和贡献的大小。结果平等是指在承认基本差异之上的事实平等。追求两性机会平等的社会制度是实现两性结果平等的基础。但两性平等的概念依然是在统治关系的逻辑中，性别平等的实现要彻底改变其意识形态，伙伴关系社会的提出，为未来的改变提供了重要的可能性。

三、伙伴关系的社会模式

美国思想家和人类学家艾斯勒（Riane Eisler）指出，在人类社会历史上存在着不同的社会组织模式，其权力模式和对权力的看法是截然不同的。她通过考古发现说明，人类存在过一个伙伴关系的社会，她倡导重建伙伴关系的社会。

在统治关系的社会中，统治者的权力以剑为标志，即以统治、杀戮和毁灭的权力为标志；而在伙伴关系的社会中，支配社会的是一种完全不同于统治关系的权力，这种权力亘古以来是以圣杯为标志，它的特征就是给予生命而不夺取生命，是以权力促进人的发展，而不是以权力压迫人的发展。

艾斯勒通过考古资料给我们带来了全新的思想，我们追求的并不是一个男人统治女人，或女人争取权利超越男权的社会，而是一个建立新型男女关系的社会，这个社会以平等合作来替代统治关系，以伙伴关系取向的文化取代统治关系取向的文化，和平、合作和创造性是这一文化的主体。在伙伴关系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皆呈现出合作关系。这样的社会并不是乌托邦，它是可以经过给予人类的关怀劳动以应有的价值来实现。

从权力的角度看，艾斯勒认为，人类历史上存在两类社会模式，一是以圣杯（女性生殖器的象征）为标志的伙伴关系的社会，它代表给予权力而不是剥夺权力，关心和合作为建立关系的主要特征。20世纪70年代在东南欧出土的母系社会文明遗址表明，公元前3万年欧洲本土居民就进入旧石器时代，公元前1万年就进入了新石器时代。公元前7000—前3500年古代欧洲早期文明遍及欧洲东南部。那些地方已经进入农业文明。从已经出土的米诺斯文明看，它是女神崇拜的文化，没有战争的遗迹；两性维持着平等、依靠和合作的伙伴关系；人与大自然也是和谐的关系。随着发展，另一类，以剑（男性生殖器象征）为标志的统治关系的社会和文化侵占和替代了伙伴关系的社会，崇尚战争和暴力的男神文化占据了统治地位，逐渐地，历史成为单一的男性统治的历史。同时，男女平权的伙伴关系的社会模式并没有完全消失，在5000年的历史上，它与男性统治关系社会模式做着斗争。

如何改变男性统治的社会模式呢？艾斯勒认识到性关系革命的重要性，指出女性要重新争取她们本应拥有的对自己的肉体、性欲、性爱和性事快乐的权力。从改善两性性关系、家庭内部的夫妻关系和父母与孩子的关系做起。人类只有首先完成性—肉体关系上从统治关系向伙伴关系的复归，才能实现家庭、社会关系、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从统治关系向伙伴关系的文化转型式的进化。艾斯勒创办了伙伴关系研究中心，举办讲座和培训班，参与电视节目的制作，从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入手，按伙伴关系的方式来指导生活，把创造生命的精神和欢乐带进人们的日常生活。

在现代意义上，艾斯勒看到，女性的劳动被严重低估，她倡导关怀经济学，即要恰当评价关怀人类自身、关怀他人、关怀大地母亲的人类劳动，这类劳动有着重要的价值，真正的国家财富是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艾斯勒身体力行地推广其理念，为政府和商业、企业进行咨询。她以北欧国家为例，说明伙伴关系的社会模式在经济上不仅是更人道、使环境更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也是更经济的，对经济发展是更成功的。

总之，社会性别研究（Gender Studies）的核心是揭示社会性别体制的状况，分析导致其产生和再生产的社会机制，以最终实现两性平等。本书使用性别社会体制的概念分析生产和再生产不平等的性别关系的社会机制，这些社会机制由三大要素构成，即文化的、性关系的和经济的，这三大要素构成的权力关系成为统治关系的基石。本书重点分析这三大要素，并构成了本书的三大编。与此同时，艾斯勒倡导的重建“伙伴关系的社会”、倡导“关怀经济学”的理念亦是本书寻找改变不平等的性别关系的重要出路，这一理念贯穿在写作和教学的整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