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社会性别研究的内容和发展状况

社会性别研究的内容构成了本书的基本框架，其学科发展正日益成熟。

一、性别研究的基本内容

（一）揭示两性不平等的现状

社会性别研究的基本内容之一是揭示日常生活中存在性别不平等状况以及这种状况对于两性的压迫。当谈到两性不平等时，常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中国妇女解放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女性与男性一样接受了尽可能多的教育；她们广泛参与社会劳动；具有婚姻的自主权，妇女地位已经很高了。也有人以家庭中存在的“气管炎”（妻管严）现象、女性在职场上的成就、男人在职场上的压力以及承担起家庭责任的“模范丈夫”，说明男人已经没有什么优势地位可言，也不存在男性对女性的压迫。

毫无疑问，社会是向更加平等的方向发展的，传统男尊女卑的父权制生活状况已经有了非常显著的改观。我们再也看不见裹小脚的女人，但我们却随处可见穿细高跟皮鞋的女人；就像我们再也看不见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的帝皇生活，但却常常听到腐败高官们奢华的生活一样。两性不平等的状况和它对我们生活的压迫变得更为隐蔽，更需要我们以批判的眼光揭示那些显性的和隐性的性别不平等状况。

显性的性别不平等是指那些可以通过统计数字表达出的不平等，如两性在出生性别比、受教育程度、收入状况和职业发展上的差距。目前联合国强调要加强性别统计，因为性别统计是一种有效的工具，对检查、监督男女平等发展目标具有重要作用，能够较为客观地反映现实问题。从两性的出生权利看，时至今日的中国，两性并不具有相同的出生权。在受精卵结合的瞬间决定的性别，也同样决定了这一胚胎出生的权利和未来的命运，有些胚胎因为被鉴定出来是女婴就可能遭受人为的流产。

上述现象如果是一种相对普遍的现象就可能产生人口学上被称为出生性别比失调的结果。所谓出生性别比也叫出生婴儿性别比，是指某一时期内每100名出生女婴所对应的出生男婴数，其计算公式为：

出生性别比决定着未来一定时间内的分年龄性别比以及总人口性别比。长期观察的结果表明，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和国家的出生婴儿性别比相对稳定，波动于101～107/100之间。这说明：第一，出生的男婴数量略大于出生的女婴数量。第二，出生男婴数量和女婴数量之比差别不会很高。而2000年进行的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表明，此年全国出生婴儿性别比达116.86/100。这个数字远高于标准出生性别比的上限，同时这种出生婴儿性别比偏高的状况更多地出现在农村，而且还出现在那些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如日本、韩国等，这种状况被称为“儒家文化圈”中的“男婴偏好”。有研究认为，如果目前中国医院的出生婴儿性别比达到109/100的水平，则选择性流引产可以解释统计的出生性别比高于107/100的2个百分点，即使是这样的数字也意味着每年相应减少21万女婴的出生。在这一意义上，是男婴还是女婴决定了其生前和生后的命运。

隐性的性别不平等是指那些不易被察觉到的性别不平等现象。它很难通过性别统计表现出来，但当事人却能感受到它的存在。例如，由于人们对男生和女生有不同的职业期望，以至于两性在职业目标和最终收入产生差异，其收入差异多表现为结构因素，如受教育程度的差别和职业位置的差别，很难看到这种差别是在其受教育的早期就埋下了种子。对这些隐性的性别不平等是需要深入、细致和大量的经验研究加以揭示的。

（二）分析性别不平等产生和再生产的社会机制

社会性别研究不能停留在揭示性别不平等的现状上，要分析其产生的原因，特别是它与社会中的文化要素、经济要素和政治结构之间的联系，寻找延续这些不平等状况的社会基础。

美国社会历史学家琼·W．斯科特系统地论述了“社会性别”的概念，她认为，第一，社会性别是区分社会地位和组织社会关系的基础。第二，社会性别是区分权力关系的基本方式。对性别制度的分析要关注四个方面：第一，文化象征的种种表现，如为什么夏娃和玛丽亚象征污浊与纯洁？这些文化象征是在什么条件下产生的？以何种方式产生？第二，有关男人气质和女人气质的含义是什么？为什么不同的性别气质是相互排斥的？第三，应用政治学的概念，将社会组织、经济制度等纳入对性别与权力关系的分析。第四，分析主观身份的建构，即分析性别关系是如何再生产出来的。

英国社会学家沃尔比启用父权制概念，揭示两性不平等再生产的社会机制。她认为，父权制是一种男人支配、压迫和剥削女人的社会结构和实践体系。父权制的运作由6种既独立又相互作用的结构组成，这些结构是：第一，家庭内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表现为女性承担家务劳动和生育儿女，而丈夫无偿占有这些劳动。第二，有酬工作。女性被排斥在某些类型的有酬劳动之外，只能停留在低收入、低技术的工作中。第三，父权制国家。国家在其政策和优先权上对父权利益有系统化的偏爱。第四，男性暴力。男性暴力是一种模式化和系统化的行为，女性在日常生活中遭受男性暴力，国家却以不干涉的方法宽恕了这种暴力。第五，性行为中的父权关系，这种关系在强迫异性恋和性的双重标准中表现出来。第六，父权的文化制度。媒体、宗教和教育等制度和实践制造出在父权凝视下的女性，这影响到女性的身份认同和行为。沃尔比区分了两种父权制，一是私人父权制，它是发生在男性家长控制的家庭内的对女性的控制。这是一种排外性的策略，它将女性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二是公共父权制，是一种集体形式的父权制，女性虽然可以涉足公共领域，如参加有酬劳动，但仍然被隔离在财富、权力和地位之外。现代社会，父权制正从私人父权制走向公共父权制。

借鉴斯科特和沃尔比的分析，本书重点分析以父权制为核心的性别不平等被再生产出来机制。其分析模式强调三大社会要素对性别不平等的作用，一是父权制的文化及实践，二是性关系中的父权制与性双重标准的实践，三是以劳动性别分工为基础的有酬劳动、无报酬劳动以及国家、法律制度等的作用。

首先，以父权制意识形态为中心的文化和实践通过建构两性气质在社会心理层面划分了两性差异，并通过社会化过程、大众传媒再生产出刻板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社会性别研究认为，父权制意识形态及相关的文化符号、仪式具有褒扬男性价值、贬低女性价值的倾向，文化通过社会化过程将不平等的性别意识形态合理化、合法化，并形成代际传递。无论是古代社会还是现代社会都存在两种密不可分的制度，一是经济制度，二是婚姻家庭制度。经济制度提供了人类自身生存的保障，婚姻家庭制度提供了人类再生产的保障，两种制度是人类社会得以延续的重要保障。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既需要经济制度也需要婚姻家庭制度，两种制度交织在一起共同作用于人类生活和两性关系，两者密切相关，截然不可分开。

本书共分四编。第一编讨论社会如何通过社会心理、人的社会化过程、以家文化为基础的历史过程、话语以及消费文化共同建构了固化的性别气质，分析父权制的意识形态建立的文化对两性行为和情感的塑造；分析社会化过程延续不平等的性别规范的本质。第二编分析社会通过对人身体的控制建立不平等的性关系秩序，分析社会对女性暴力的原因，以及性的双重标准产生的对两性身体的控制。性关系不仅是个人的亲密活动，也是具有社会功能的社会关系，它是产生性别压迫的重要工具。分析在两性亲密关系中，父权制如何以更为隐蔽的、不可见的方式实现统治。第三编分析劳动性别分工作如何在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经济制度的作用下维持不平等的性别关系，等级化的劳动性别分工不仅掩盖了人类生存和发展中的两性合作劳动的历史过程，还以公私领域分化的意识形态继续生产和再生产等级化的劳动性别分工。分析两性的职业发展、消费社会和全球化如何有系统、有秩序地作用于两性关系。第四编系统介绍社会性别研究的理论、方法和其研究的发展状况，特别着重介绍女权主义理论的各个流派。

（三）寻找人之解放的道路和实践两性平等的方法

揭示和分析不平等的性别关系的目标是为了建立平等的两性关系，本书把寻找和实践男女平等的方法作为重要目标。

现代性的矛盾冲突并不在于爱与金钱，也不在于社会性别身份的定义之竞争，而在于为真正平等的公共权利而进行的持续的斗争。

在这种男女合作的世界里，我们对正义、平等和自由的追求，我们对知识和精神启示的渴望，以及我们对爱和美的向往，最终都将获得满足。而且在走完男性统治的血腥的历史的弯路之后，妇女和男人最终都将发现人类潜在的意义。

要实现上述美好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本书的出版和这一课程的发展都标志着我们迈出了第一步，这一步非常重要，它给予了我们说话的机会、反思的能力和行动的力量。

二、社会性别研究的发展状况

社会性别研究是一门新兴的、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其发展还不成熟，既面临巨大挑战，也含有发展潜力。它脱胎于女权运动、女权主义理论和妇女研究，但与妇女研究不同，它不仅研究妇女本身，还把两性和两性关系也纳入研究视野。

目前，妇女研究和社会性别研究的学术边界并不清晰，研究内容有一定重叠。20世纪80年代后，妇女研究（Women Studies，又译为女性学或妇女学）常常是指由女性做的、为了女性的、对女性的研究。妇女研究在许多国家的大学教育中获得了学术地位，建立有妇女研究系或妇女研究中心，有固定的经费和学生。20世纪90年代，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注意到仅以女性为研究对象可能是有问题的：第一，女性的生活状况绝不简单是她们个人的事，两性的社会生活是密不可分的。第二，父权制产生的压迫既是对女性的也是对男性的。第三，妇女解放不是妇女个人的解放，而是人的解放，是男女共同的解放。因此，社会性别研究逐渐发展，一些妇女研究系或研究中心也更名为社会性别研究系或中心。社会性别研究视两性为研究对象，既关注女性经验，也关注男性经验，特别讨论导致两性不平等的社会机制。

（一）国际社会性别研究的发展状况

从全球看，目前社会性别研究已经在大学获得学科地位，取得了广泛的研究成果，并培养了具有学位的学生；同时国际交流和相关国际学术研讨活动方兴未艾。

以美国大学教育为例，20世纪60年代关于妇女和性别的专题大约有16个课程。1970年圣地亚哥州立大学（San Diego State University）获得了第一个妇女研究的项目，建立了妇女研究系，它是第一个以系科建设方式运作的妇女研究的大学。加州大学克鲁兹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Cruz）、马里兰大学（University of Maryland）、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和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的妇女研究具有较大影响。妇女研究的专业人员最初由传统系科内一大批对女权主义议题和社会性别分析感兴趣的学者组成。但大多数妇女研究组织形式更像是“中心”（program）而不像“系”（departments）。1990年全美妇女研究联合会董事会（NWSA Directory）列出了621个妇女研究中心，其中425个能够提供妇女研究的辅修科目和妇女研究文凭，其中的187个设置妇女研究专业，能够提供妇女研究的研究生课程的学院从1988年的55所增长到1998年的102所，10年间增长了近一倍，其中至少有8所院校有妇女研究专业的硕士点，有6所学校能授予女性学博士学位。到2000年，全美已有妇女与社会性别研究所250家，1000多所大学有700个女性学系，每年开设3万多门与性别有关的课程。从美国的情况看，妇女研究和社会性别研究的发展比较稳定，妇女研究和社会性别研究逐渐学科化，在大学当中的组织形式主要有三种：一种是直接建立妇女研究系，如美国的圣地亚哥大学的模式，它把学者们集中在一起，建立妇女研究学系。第二种是建立妇女研究中心或社会性别研究中心，这些中心具有跨学科的特点，中心的研究人员隶属于不同的系科，在中心从事2～3年或更长时间的研究工作，虽然研究队伍不太固定，但吸引了更多的学者进入研究领域。如马里兰大学自1976年开设了妇女研究课程，学者们来自各个系。目前她们建立了多学科的教学项目，有10个教授职位和70多位来自其他系的教师提供相关课程，成为一种跨学科的系与中心。第三种是系与中心兼有，在大学中有固定的职位，也有流动的项目。到1995年，在各个学科中以写作妇女和社会性别专题论文而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数达10278人。

从全球看，欧洲、亚洲、拉丁美洲国家的大学都普遍开展了社会性别研究的课程。到1995年，欧洲有150所大学开设600门妇女学课程，有9个国家授予妇女学学士学位，10个国家有硕士学位，其中9个兼有博士学位。在亚洲，自20世纪80年代，韩国就开始了妇女研究课程的建设，并有硕士和博士学位。2000年，在韩国梨花女子大学召开了亚洲地区妇女研究教学发展的会议，推动亚洲学者就有相关议题展开讨论。印度的妇女和性别研究非常发达，为发展中国家展开妇女/性别研究提供了榜样。

社会性别研究已经成为国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一个重要的分析范畴，研究从多学科（Multidisciplinarity）向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ity，也译为交叉学科）发展。多学科意味着各学科的混合，各学科之间没有相互作用和变化，方法上也没有很好的整合；跨学科的社会性别研究意味着在各个学科的边界和交汇处进行性别研究，它意味着学者们在研究性别问题时，将其他学科的新知识应用于该研究。欧洲社会性别研究具有很强的挑战性，特别是以法国女权主义的声音最强。法国女权主义者们有关精神分析理论、后结构主义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具有广泛的学术影响。从欧洲的学术传统看，女权主义者们不相信制度化的研究力量，多以个体形式进行独立的学术研究。学术研究的成果多体现在各种国际学术会议上。有关社会性别研究的国际大会有规律在世界范围内举行，如墨西哥城（1975）、哥本哈根（1980）、内罗毕（1990）召开的“联合国妇女十年”大会。国际跨学科妇女研究和社会性别研究大会每三年召开一次。1993年，第五届国际跨学科妇女大会在圣何塞的哥斯达黎加大学召开。1997年，第六届国际跨学科女性学和性别研究大会在挪威举行，2005年在韩国举行，都有上万的学者参与会议。

妇女和社会性别研究的组织化程度越来越强，这些组织多以非政府组织（NGO）为主，目标在于推动性别平等的社会行动、研究和培训。例如，挪威的KULU妇女组织是在哥本哈根第二届世界妇女大会之后成立的，其目的是推动发展中国家妇女地位的提高，此外还有SEDO、DOWN等组织。欧洲妇女国际研究（Wome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Europe, WISE）和欧洲妇女研究网络（Europe Network of Women's Studies, ENWS）都有很大的影响。

联合国积极倡导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强调对社会政策进行性别评估。联合国在各种统计中已经将社会性别统计作为重要的统计指标，并要求各个国家做专项性别统计。在联合国的机构中设有“联合国提高妇女地位国际研训所”和“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UNIFEM）。联合国亚太中心的“社会性别与发展项目”（GAD）开展调查和研究工作，还组织各类会议、出版相关图书。这些研究机构都设有自己的网站，提供便捷的信息服务。

（二）中国社会性别研究的发展

1949年以来，我国实施的男女平等的社会理念已明显地影响了人们的观念和社会制度，女性更多地拥有了和男性相同的权利。以妇联为基础，中国的妇女地位和妇女研究一直有着合法化的政治地位。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妇女研究得到了长足的进展。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的召开有力地推动了政府部门对妇女研究的重视，也使国内学者有机会广泛和全面地接触到国际学术界的前沿理论，这次大会成为已具有坚实基础的妇女研究向性别研究的拓展的重要动力。

第一，性别研究得到了学术界广泛认可。1995年世妇会后，社会性别的概念得以普及。有学者提倡用“妇女与社会性别学”的提法，以避免淹没妇女主体。也有学者提倡用“性别研究”的概念以凸显了方法论的性质，摆脱单一性别（男性中心或女性中心）立场的纠缠，从代表部分群体利益的政治运动走向具有普适意义的学术研究。同时，性别研究应以学术渗透的方法，融合到其他学科中。社会性别研究的积极意义就在于以新的认识论来认识社会，批判男性中心的知识体系。

第二，建立了跨学科的学术研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1975年联合国第一次举办世界妇女大会，1995年在北京举行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大约有5万人参加了这次大会，其中超过三分之二的人是妇女。大会讨论的主题包括：妇女不断增加的贫穷、针对妇女的暴力、在权力和决策方面的男女不平等、对性别的刻板印象、在自然资源管理上的性别不平等、长期的性别歧视等内容。这些研究绝不是单一学科可以回应的，跨学科的学术发展成为一种必然，社会学、文学、哲学、史学、心理学、人类学、大众传媒、法学、经济学和教育学等的融合和开拓性探索，弥补了各学科中女性话语和知识的缺失。对研究而言，最大的挑战是对本土社会性别现象的深入分析，并与国外女权主义理论对话。目前，已经有一批学术成果和系统研究出现。自1990年开始，中国每10年进行一次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目前已经进行了三期，成为性别研究重要的资料库。2006年，全国妇联和中国妇女研究会与北京大学、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等21个单位共建妇女/性别研究与培训基地，从机制上推动妇女/性别研究的学科建设。

第三，日臻成熟的大学课程建设和学生培养。1987年，郑州大学成立了第一个妇女研究中心。1990年，全国妇女联合会成立了妇女研究所。同年，北京大学成立了中外妇女问题研究中心。各科研机构、大专院校的研究机构中也出现了从事妇女问题的学者。这些研究机构为今后妇女研究和社会性别研究的组织发展奠定了基础。目前，许多大学成立了妇女或性别研究中心，并在大学中开设了女性学、妇女学、妇女/性别研究或性别研究的课程，这些课程多是大课，以普及方式培养学生对社会性别的敏感度和反思能力，增进学生的社会性别意识。1998年，教育部批准北京大学将女性学作为三级学科纳入国家研究生专业目录，由此北京大学在社会学系建立了第一个女性学方向的硕士点。女性学教育已正式地进入国家的教育体制，成为高等院校以及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中正式的教学和研究领域。不少跨学科的课程也在研究生课程中出现，如“性别与发展”、“女性教育学”、“妇女史”、“女性心理学”等等。这些课程虽没有列入教育部的核心或基础课程体系，但却呈现出更为生动、丰富和多元的教育特色。同时，还有跨学科的妇女/社会性别研究的博士研究方向，如女性社会学、女性文学、妇女史、性别与传媒、妇女人权等。

我国香港、台湾地区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在社会性别研究方面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以台湾为例，1985年，台湾大学成立了妇女研究室。如以女性意识的成长为分类标准的话，台湾妇女研究经历了无知期、寻觅期、萌芽期、妇女研究中心期、挑战/冲突期、两性合作期。两性合作期以性别研究为主，它不仅研究女性经验，也关照性别关系，以及围绕着“性”与“性别”而衍生的种种议题。1995年台大建筑与城乡研究所成立了性别与空间研究室。台湾学者多将社会性别研究称为“性/别研究”，既强调了性别的生物性，也强调了其社会性。以往受父权制意识形态压抑的各种现象皆成为性别研究的新议题，既具有挑战性，也带来学术内部的紧张关系。

第四，性别平等意识正逐渐进入公共决策领域，学术研究应用于公共领域。《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01—2010年）》指出：“贯彻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推动妇女充分参与经济和社会发展，使男女平等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生活等领域进一步得到实现。保障妇女获得平等的就业机会和分享经济资源的权利，提高妇女的经济地位；保障妇女的各项政治权利，提高妇女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及决策的水平；保障妇女获得平等的受教育机会，普遍提高妇女受教育程度和终身教育水平；保障妇女享有基本的卫生保健服务，提高妇女的健康水平和预期寿命；保障妇女获得平等的法律保护，维护妇女的合法权益；优化妇女发展的社会环境和生态环境，提高妇女生活质量，促进妇女事业的持续发展。”十年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从政府决策上推动两性的发展。

第五，与国际接轨和活跃的国际交流。我国社会性别研究从开始之日起就深受国际社会影响。一方面，国际妇女组织大力支持我国的妇女和社会性别研究，联合国人口基金、儿童基金、妇女发展基金和联合国开发署、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等都有专门资助中国妇女研究和社会性别研究的项目。另一方面，一批在西方留学或从事教育和研究的学者也在大力推动我国的妇女和性别研究，开展国际交流活动。中国的妇女和性别研究的学者、专家和学生有很多机会到国外学习和交流，既学习了国外研究的最新成果，也向国外学者介绍中国妇女和性别研究的发展。此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近20年来，大量妇女和性别研究问题的西方专著被介绍到中国，形成了非常可观的文献库。

第六，日益发展的网络资源。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UNIFEM）和联合国亚太中心的“社会性别与发展项目”（GAD）都有网站。中文网站有：妇女/社会性别学学科发展网（www.chinagender.org）、中国妇女研究网（www.wsic.ac.cn/）、北京大学中外妇女研究中心、天津师范大学妇女与社会性别研究网、中山大学妇女与性别研究中心、反对家庭暴力网、妇女传媒监测网络等等。这些网站在前沿研究、信息资源等诸多方面提供共享服务，为学者和学生提供了重要的信息资源。

总之，性别研究在知识界代表了新的声音和新的方法论，教学目的是启发学生对性别问题的敏感性和反思性。因此，本教材在写作和教学的过程中强调：第一，使用生动的案例，以个体的生活经验为主，学习和思考自身关注的性别问题，以有助于对自身生活的理解。在谋求两性平等的前提下，性别研究不仅强调女性经验，还把男性经验纳入研究视野，强调压迫女性的性别制度同样压迫男性，两方面的经验可以成为全面的比较系统，以实现对性别压迫机制和权力关系的全面认识。第二，力求把性别不平等现象从日常生活经验上升到理论，即强调对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的介绍。第三，强调中国本土经验。通过对中国相关的性别关系、性别秩序和性别不平等的文化、家庭关系和经济制度的研究来理解社会结构、文化和社会制度。第四，尝试改变。本书无法为实现两性平等提供万能的、统一的答案，它更为重要的目的是鼓励学生对日常生活中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性别知识”进行反思与批判，在反思的基础上，积极寻求社会变革的可能性和个人行动策略。挑战传统的性别意识形态并非轻而易举，它需要每个人在向自己发问的同时，采取积极的变革行动。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每一点改变都会为包括性别平等在内的伙伴关系社会的到来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