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版序

拙撰《两晋南北朝十二讲》初版于2009年，迄今已近十年，如今博瑞森图书决定将其再版，并希望笔者写一篇序言，置诸书前。说句实在话，这本小册子能够再版，为笔者始料所未及，些微诧异之余，我也感到确实有些话要讲，权充再版序言吧。

《两晋南北朝十二讲》初版缘起，始于2006年，依稀记得是业师黎虎先生所赐机会。当时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策划出版“中国历史大讲堂”系列丛书，鉴于黎先生在这个学术领域的卓越成就，他们恳请先生担当魏晋南北朝这一时段的撰写任务。然而，其时黎先生的学术研究任务十分繁重，不仅所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正在进行之中，而且同时又展开对长沙走马楼吴简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根本无暇分身。辱承先生垂询，问我是否愿意接受这个写作任务。

实事求是地讲，当时我是有些犹豫的，因为担心自己功力不及，写不出一本令读者满意的书来。不过，先生对我倒是挺有信心，倾向于我能够领受此任，因此给予了我热情的鼓励。对于先生的良苦用心，我很快就领悟过来，先生大概是希望我以此为契机，对魏晋南北朝的历史脉络进行一番系统梳理。于是，在稍作思考之后，我回复先生，表示愿意承担此事。

根据书的性质和所要面对的读者群，图书首先就是要求语言通俗晓畅，可读性较强，不仅要让稍具历史常识的人读得懂，而且要让他们喜欢读。同时，这又是严肃的历史读物，绝对不能戏说历史、误导读者，必须向每一位读者传达正确的历史价值观。对于出版社所提出的这些要求，我认为都是十分合理的、确当的，因为我们的社会的确需要很多可读性好的、高质量的普及性历史读物。我这样说，并非应景的违心之谈，而是来自于感同身受的真实体会。

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我所读过的一套历史读物，内容是关于春秋战国的历史故事（山东省的一家出版社所出版，具体已经记不清楚了）。老实说，我后来对古代文史特别感兴趣，对历史事件或人物活动比较敏感，与小学期间的这段经历应当有些关系的。还记得当时我读过之后，总是要给身边的小朋友讲述，而且往往讲得活灵活现，小朋友们也特别喜欢听我讲这些历史故事。现在回想起来，有些场景竟宛若目前。

再后来，就是上初中的时候，开始收听广播历史评书，如刘兰芳先生的《岳飞传》《杨家将》，单田芳先生的《隋唐演义》《封神演义》，袁阔成先生的《三国演义》，都曾令我着迷，而且基本能够做到入耳不忘、出口成诵。彼时收音机还属于高档家电，村里只有很少几台，大人们忙于农田劳作，自然没有功夫在播放的时候听讲，便常常只能由我再说给他们听。至今记忆犹新的是我的三舅，他也是一个评书迷，没事的时候经常让我给他说上一段，而我也总是能够不负期望，将听过的故事绘声绘色地复述出来。现在想来，我的一些历史常识，大概就是通过这些普及读物和评书所获得的。不过，那个时候我完全不会想到，若干年以后自己竟然走上了专业的历史研究之路。我走上史学研究之路，与儿时的这段经历是不是有某些联系，我不敢断言，但我从小就对历史读物有一种特别的喜爱和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有某种特别的敏感，确非虚语。

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历史的本质由人类活动所构成。人类活动的多样性又直接决定了历史内容的丰富多彩，因此，在漫长的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历史原本应该有着十分生动有趣的一面。但长期以来，我们的专业历史研究，却是曲高和寡，甚至显出一副冷漠高傲的面孔，尤其是各级教科书，让孩子们早早就失去了对历史的喜爱和学习的兴趣，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也表明我们的历史教育确实存在着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此外，绝大多数专业的史学研究者，对于普及性的历史读物长期心存偏见，不愿意在普及大众历史常识方面投入精力。当然，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比较复杂，历史教育、历史研究的导向性则为其中一个重要方面。以笔者来说，尽管我对历史普及读物一直心存喜爱之情，但由于专业或职业的缘故，却一直没有在这方面投入多少精力和时间，所撰写的都是专业性的学术论著，而且由于经年累月的专业性写作，所以想要很快转换文风，改写通俗性、普及性的历史读物，确实存在较大难度。

这种“难”，很大程度上就难在写作的心理方面。就我已经发表的论著来看，以考证性的文字居多，尤重史料的考辨与分析，基本上没有可读性。至今清晰地记得，2007年签订出版合同以后，为了撰写这本《两晋南北朝十二讲》，还特意网购了几本当时颇为流行的历史读物，希望能够从中得到一些启发。不过，到我真正动笔的时候，却发现所购的这些书籍根本不能给我提供有益的借鉴。不知是否出于媚俗或哗众取宠的目的，它们多数对历史进行了“戏说”或“歪解”。于是，我立即将这些流行读物弃如敝屣，因为我的书架上向来不保留这类三观不正的“畅销书”。经过反复思量，我感到还是必须从原典入手、从经典入手，设计出能够体现魏晋南北朝历史特点和脉络的十二个专题。

历史既然是由人类活动所构成，那么，对历史人物的心理进行分析，理应成为历史研究的一个方法。然而，长期以来中国历史学界不敢或不愿接受这个方法。可以说，当时撰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对此是有所考虑的，那就是《两晋南北朝十二讲》作为一种面向非专业人士的普及性读物，对于史料考据的要求既然不是特别严苛，何不尝试着运用一下“历史心理学”的叙事方法？

当然，对于“历史心理学”方法的运用，必须恰当把握一个“度”的问题，不能对史料作过度解读，这就是所谓过犹不及的道理。所以，在撰写的过程中，我一直提醒自己，一定要注意把握分寸，绝对不能信马由缰，肆意妄言。如今回过头来再看，我确信自己当年在《两晋南北朝十二讲》的叙事中，对“历史心理学”方法运用限度的拿捏，并无任何不妥之处，尽管在每一讲中都有对历史人物心理活动的揣摩或分析，但平心而论，无论是对历史人物心理活动的揣摩，还是对相关历史事件的分析，都通乎其情、达乎其理，从不为了刻意追求所谓标新立异，更没有用自己的想法去“意淫”古人，从而得出一些耸人听闻式的“创新之见”。我可以负责任地说，《两晋南北朝十二讲》中对一些历史人物及其活动所作的“历史心理学”方面的分析，都是建立在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基础之上。

对于这本普及性读物所存在的不足，我同样有着清醒的认识。首先，由于《两晋南北朝十二讲》并非自己研究所得来的专题论文，因此，除第一讲以外，其他专题都以很大篇幅，对学术界已有相关代表性研究成果进行述评或介绍。之所以这样处理，一方面是考虑到，这些专题多为人尽皆知的史实，如“八王之乱”、“门阀政治”、“淝水之战”、“孝文帝汉化改革”、梁武帝与“侯景之乱”等，大凡稍有历史常识，对它们都应该有所知闻。

另一方面，对于这些人所共知的史实或事件，前辈学者或当代学人多有高水平的论述，往往代表了该专题研究所能达到的学术高度。例如，“淝水之战”及其所反映出来的南方北方的社会形势、南弱北强的社会格局、北方不能过早统一全国的原因等问题，早在20世纪40年代，陈寅恪先生讲演魏晋南北朝史的时候，就已经有精辟的阐释，而且迄今仍属不刊之论（见万绳楠先生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

再如，关于东晋门阀政治的问题，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一书中的相关阐释和论点，也代表了这个问题研究在目前所能达到的学术高度。因此，在讲述上述专题的时候，我认为自己不可能提出更为高明的看法。既然在这些问题上，提不出超越前辈学术水准的观点，又何必多费唇舌地强为说辞呢？还不如老老实实地将这些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及观点讲述出来，供读者诸君自己判断。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在讲述这些专题的同时，我还是有所补充的。对于其中我认为讲得不到位的地方，还是要发表一些个人的意见；对于我认为讲得不妥当的内容，也会相应地提出质疑或说出自己的看法。总之，对于前辈学者相关研究成果及其学术成就，既要在充分尊重的前提下作实事求是的评价，又不能出于对前辈“权威”的景仰尊敬，而对他们的学术观点作毫无限度的迷信或神化，一切都必须以尊重史实为前提。

是为序。

李文才

2018年元月5日小寒之夕于扬州瘦西湖畔玄素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