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汹涌的移民浪潮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大变动的历史时期，这种大变动不是一时一地，而是旷日持久、全面展开，可用“空前绝后”来形容。造成魏晋南北朝时期大动荡、大混乱的原因是什么呢？这种大动荡、大混乱的表现又是怎样的呢？这个问题提得好，因为这也是两晋南北朝史研究领域的一个基础性论题，中外的史学研究者曾提出过许多种解释。尽管各人的研究思路、解释方法、论证途径各不相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但归根到底，大家都认同一点，也就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陈寅恪先生所提出的著名论点，即：魏晋南北朝三百多年的大变动，都是由人口的大流动、大迁徙所引起的。

不愧是一代史学宗师，陈先生的这个论断高瞻远瞩，迄今仍被学术界奉若圭臬。由陈先生的论点出发，我认为魏晋南北朝的人口流动迁徙，有几个特点我们必须注意：

一是持续时间很长，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口流动，在三百多年间始终没有间断，但是几个高潮都是出现在东晋的一百多年间；

二是波及面很广，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口流动是整个社会的全员流动，涉及社会各个阶层，无论是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都有迁徙，也不论民族界限，汉族、少数民族均有流动迁徙的经历；

三是流动迁徙范围很广，四面八方都有人口流动，但是有几个重点流入地区，就南北方向来说，向南方流动是主要的，另外还有回流的现象；

四是造成人口流动原因的多样化，一种是自发的人口流动，是人民为了躲避天灾人祸、为了逃避战乱而主动外出避难，这是一种非暴力驱迫下的迁徙；

五是政府行为，是统治阶级为了控制人口而强制徙民，这是一种带有暴力倾向的徙民活动。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的大混乱，人口的大规模流动迁徙，都是从“八王之乱”开始的。关于“八王之乱”的起因、过程、后果，我们后面有专题讲述，这里首先谈谈“八王之乱”所引发的社会动乱。

（一）安居梦的破碎

大家都知道，故土难离、落叶归根是中华民族一种普遍性的民族心理，安土重迁乃是中国人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中国人为什么会形成这个观念呢？这主要是历代统治阶级有意识的教化、引导甚至强制之下所形成的，因为统治阶级深知，静态的人口易于管理，而流动人口则是造成社会动乱的根源。因此，他们除了在舆论上大力宣传倡导安居乐业的观点之外，还采取了很多措施尽可能地限制人口的流动。比如大家所熟知的“重农抑商”政策，其根本的出发点与核心内容，都是尽量限制人口的流动迁徙。作为基层的国家机构，中国古代的乡里制度，最主要职能就是统计户口、劝课农桑、监督人民。长此以往，就使得中国人养成了留恋故土家园的民族性格，除非万不得已，他们绝对不会抛弃桑梓、背井离乡。

然而，“八王之乱”打破了人民宁静的生活，连年不断的战争，彻底粉碎了人们安居的梦想。在求生欲望的支配下，无数人背上行囊，神色匆忙地离开了心爱的家园。“八王之乱”期间的第一拨较大规模的移民浪潮，最先发生在关西，也就是今天的陕西、甘肃一带。这个地区不仅由于自然环境的原因，很容易出现饥荒，同时这里也是民族杂居的地方，民族隔阂、民族矛盾比较突出，很容易形成民族间的冲突和仇杀。

就在“八王之乱”发生的第六个年头，也就是公元296年八月，已经连续几年遭遇大灾荒的关西地区，又爆发了氐人齐万年（？-299）领导的反政府叛乱。面对齐万年咄咄逼人的攻势，已经被“八王之乱”搞得焦头烂额的西晋政府，即使想用武力弹压，也是力不从心了。关西地区一时狼烟四起，很快就变成了杀人如麻的屠宰场。眼见形势一天天恶化，衣食无着的人民为了逃避战火，也为能够吃到一口饭，不得不抛弃经营多年的家园，开始向相对平稳的汉中地区前进。

据历史记载，齐万年起兵以后，一次流入汉中地区的流民就有数万家之多。可是，就在他们到达汉中，惊魂未定的时候，战火很快就烧到了这里，于是这些还没来得及喘息的难民，只能连同汉中地区的新难民，再次向南迁徙，流向素有“天府”之称的成都平原，这就是史籍所说的“由是散在益、梁，不可禁止”。

这批难民在流向四川的过程中，形成为一支强大的流民队伍，在到达成都平原之后，即与当地的土著居民发生了冲突。他们在巴氐李特（？-303，字玄休，巴西宕渠即今四川营山人，十六国时期成汉政权的奠基人，成汉政权建立者李雄之父）等人的领导下，从参与西晋统治集团的内部厮杀，到走上对抗西晋政府的道路，最终建立了一个流民政权——成国（后来又改称汉国，学术界往往称为“成汉”）。需要说明的是，成国建立之后的四川地区，局势不仅没有安定，流民的反叛活动反而更加频繁、更加激烈，因为不仅有流民与士著居民之间的对抗，还有流民与政府的对抗，当然还有流民内部的争斗。四川地区的战火，进而沿长江向下燃烧至荆襄地区。

（二）三次人口流动高潮

不过，发生在关西地区的这次人口流动，还只是揭开了魏晋南北朝人口流动的序幕，其影响也主要是在西北到西南地区。更大规模的流民浪潮，还是发生在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广大北方，时间则是从刘渊起兵，特别是永嘉六年（312）刘聪攻陷洛阳、虏获晋怀帝司马炽，也就是让当时的西晋士大夫深感亡国之痛的“永嘉之乱”发生之后。“永嘉之乱”促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人口流动的第一次高潮。

“永嘉之乱”，晋怀帝被俘，神州陆沉，北方人民心中的最后一丝希望终于破灭，于是纷纷逃亡、四出避难。从全国的范围来看，当时北方人民的出逃线路主要有三个方向，即东北、西北、南方。流向东北的一支，被鲜卑慕容蝅（wěi）所收容。慕容鲜卑能够坐大于东北，并建立前燕，都有赖于所收留的中州流民。据历史记载，由于流入东北的中州人士很多，慕容蝅为他们专门设置了冀阳郡（冀州人）、成周郡（豫州人）、营丘郡（青州人）、唐国郡（并州人）。慕容蝅还从这些流民中选拔所需要的人才，这批人在前燕的建国和东北的开发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另外，大家需要注意的是，前燕在文化、制度等方面，比起刘渊建立的汉赵（按，刘渊建国时称为“汉”，319年刘曜迁都长安，改国号为赵，史称“前赵”，因此学术界往往称之曰“汉赵”）、石勒建立的后赵都要先进，与他们收容流民，并注意从流民中选拔任用人才，有很大关系。

流向西北的一支，主要是投奔凉州的张轨。凉州当时被称为河西，张轨在相当长时间里一直向司马氏的晋政权称臣，因此逃难来到这里的中原人士，对于张氏十分有好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占星家在夜观天象之后，一致认为：在天下大乱的时候，只有河西地区才是最好的避难之所，因为凉州牧张轨是一个有道德、有度量的人，值得依赖。因此，当京师洛阳沦陷，“中州避难来者日月相继”，对于突然涌入的中州士民，张轨表现出很高的热情，从武威郡中专门分出了一个武兴郡，来安置这些避难的中州人士。中州士民进入河西，不仅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技术文化，有力地促进了河西地区经济文化的进步，也为其后“五凉”政权的建立和巩固提供了智力支持。

不过，“永嘉之乱”后的人口流动，规模最大的还是流向南方的一支，《宋书》记载了这一人口流动的“盛况”：“晋永嘉大乱，幽、冀、青、并、兖州及徐州之淮北流民相继过淮……徐、兖二州或沿江北，江北又侨立幽、冀、青、并四州。”这几句话的意思是，永嘉之乱发生后，幽州、冀州、青州、兖州及徐州的淮北流民相继渡过了淮河，有些人又来到长江以北，于是政府就专门为这些流民侨置了幽、冀、青、并四州。如果再加上侨置于徐州的司州、侨置于京口（今江苏镇江）的南徐州，那么，在永嘉之乱时侨置的州至少有六个。不过，这还只是此次移民的第一阶段。

晋成帝司马衍咸和（326-334）初年，因为发生苏峻、祖约之乱，加上后赵胡骑南侵，这批滞留在江淮之间的流民再次迁徙，渡过长江来到江南。这是第二次较大规模的人口移动。

东晋孝武帝统治时期（373-396），又发生第三次较大规模的人口移动。不过，这次流民的移入地不是长江下游的三吴地区，而是长江中游的襄樊地区，这是因为关中和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政权之间发生了大规模的战争，也就是史书所说的“胡亡氐乱”。“胡亡氐乱”的主战场是雍秦（今河南、陕西）一带，因此凄凄惶惶、绝粮在陈的民众，只能双眼含泪，挥手作别已经硝烟弥漫的家园，去寻找新的栖息地。

（三）偏安江左的移民政权

往事已矣，逝者如斯！当我们回眸这段尘封已久的历史，就会惊奇地发现，当年这场席卷华夏大地的移民浪潮，原来并不只是一部民众痛苦哀号的血泪史。在无数的血腥屠杀和妻离子散的背后，文明的脚步依然在前进；在旧有文化中心遭到清洗的同时，却是新的文化中心的孕育生成！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今天侈谈的“六朝文化”，就实质来说，乃是一种移民文化。如果没有魏晋时期一拨又一拨的移民，江南的开发还不知要迟到多少年！所谓“永嘉之末，华夏衣缨，尽过江表”，绝对不是虚妄的夸张之辞，而是历史的真实写照！

就统治阶级的核心层来说，不仅东晋的执政主体是永嘉之际南迁的北方世家大族，就是紧承其后的宋、齐、梁三朝，政权的主宰者依然是北方南来的次等士族，宋齐梁三朝皇室的祖籍地无一不在北方。只有到了陈朝，南方人才开始在政治上趋于主导地位，不过这个时候，南朝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尽头，由北方实现江山一统的前景已经隐约可见！

对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人口大流动的历史意义，中外学者有过很多精彩的论述。尽管他们分析问题的角度不同、论证的途径相异，得出的结论也不完全一致，但有一点却是大家都认可的，即东晋南朝在本质上是一个“移民政权”。这个认识十分关键，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为我们进一步认识和理解魏晋南北朝“混乱”的历史拨开了迷雾。

如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曾以《南史》列传人物为切入点，在排除了后妃、宗室、孝义等类项之外，共得728人，在这728人中，原籍北方者506人，原籍南方者222人。据此谭先生指出：“东晋南朝虽立国江左，然其庙堂卿相，要皆以过江中州人士及其后裔任之。”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指出东晋南朝人口移动对江南开发的意义，在他看来，大规模的人口南迁，乃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之一大关键，盖南方长江流域之日渐开发，北方黄河流域之日就衰落，比较纯粹之华夏血统之南徙，胥由于此也。”

陈寅恪先生则说，东晋南朝的政治局面，乃是北方移民及其后裔与南方土著的结合所开创的，也就是：“南人与北人戮力同心，共御外侮，赤县神州免于全部陆沉，东晋南朝三百年的世局因此决定。”

著名历史学家周一良先生则分析了东晋南朝政局的变化。他认为东晋时期中央政权还向南方人开放，但经过百年的巩固，南下北人渐渐站稳脚跟以后，中央政权也就慢慢地对南人关闭了。宋齐梁三朝的权力中枢一直控制在“侨人”（南下北人）手中，这种情况到梁陈之际才又重新发生变化，南方土著的势力才又重新抬头。一句话，东晋南朝政权在绝大多数时间里，是由南下的流民掌握的。

日本著名汉学家中村圭尔则说，东晋以后北方人口的流入，“江南的开发也飞跃地展开，奠定了十世纪以后江南发展成全国经济中心的基础。”

韩国著名汉学家朴汉济的表述则充满了浪漫的色彩。他说东晋南朝的人口南移，“如同乘坐‘五月花（MayFlower）’船的移住民（侨民）建立了新亚美利加一样，东晋南朝时代南方的北来侨民成了主导历史的势力。”

对于以上这些表述，我们可能不尽认同，但他们所关注的人口移动问题，确是我们不能忽视的大课题。人口移动的问题，乃是魏晋南北朝史学术研究领域的基础性课题。任何忽视或轻视这一问题的研究者，对于他的学术研究水平，我们都会心存怀疑！就历史的实际情况来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口流动始终未曾停止，不过，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主要发生在东晋统治的一百多年间。

在其后的宋、齐、梁、陈时期，也就是南北朝对峙局面形成以后，北方虽然也不断有人口向南方迁徙，但这些人口移动始终不成规模，就好像潺潺的溪流，虽然偶有两朵浪花激起，却始终掀不起巨浪。这是因为北方在经过一百多年的战乱之后，社会形势开始趋于稳定，留居故土的汉人对于胡族的排斥之情业已淡化，再加上少数民族的首领也开始注意礼待中原地区的汉人士大夫，胡汉民族矛盾已经大大缓和。

与此同时，南朝由于统治阶级的内乱频繁发生，改朝换代不时而有，因此其社会形势比起北朝反而更加动荡。这样一来，北方人民向南方迁徙的理由就消失了，安土重迁的思想观念又开始发挥主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