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经济作物的栽培

（一） 棉花的推广

1. 甘肃棉花推广过程及绩效

民国时期，学者根据棉花生长所需要的气候、土壤条件，认为甘肃省“除洮岷等极冷之地质外，其东之平凉、泾川、庆阳、灵台，西之敦煌、酒泉、武威，南之武都、天水、文县、徽县，以及中部之皋兰、榆中、靖远，为宜棉之地”。^注1094也就是说黄河上游区域除了西南青藏高原和宁夏西蒙两旗外，大部分地区具备棉花生长条件。敦煌是黄河上游区域植棉比较早的地方，到清朝时期，敦煌“地多种棉，妇女能纺织”。^注1095乾隆九年（1744年），甘肃巡抚黄廷桂曾在宁夏府的中卫、宁朔、灵州、宁夏，兰州府的靖远，巩昌府的宁远（1914年改名武山县），平凉府的崇信，秦州的两当、秦安，阶州的成县、文县等地推广棉花，每亩收花多者20余斤，少者10余斤不等。^注1096地方志记载，皋兰“东岗镇、陈官营、一条城皆有之”；^注1097文县“近西蜀，尤宜棉”；^注1098靖远“棉花至道光年始试种”；^注1099“新产棉花，色白丝长，以之织布，光泽细密”。^注1100康县在清代中叶后从成县引种棉花，“当清代初，康邑本无产棉之可言。及清之中叶，镡家河以北毗连成县，该地始有试种者。”^注1101另外，西和、两当^注1102也有种植棉花的记载。

但大多数地方不植棉，棉布来自中原地区。如清朝文献记载：“甘省河东、河西多不种棉，民间所用棉絮俱自西安转贩而来”。^注1103地方志也有同样的记载，如张掖“布絮，其来自中州，帛其来自荆、扬，其值昂”；^注1104山丹“甘人用线皆市买，不自绩”。^注1105榆中“蚕丝弗产，男不晓经商，女不纺织，此衣食艰难大逊中原膏腴之民也”；^注1106酒泉“人亦不知种法，布皆来自中土，衣甚艰难”。^注1107清朝前期许多地方既不种植，妇女也不织布，居民穿衣主要依靠毛褐，少量的布也是依靠外地输入。

同、 光时期，清政府镇压了西北回民事变后，左宗棠开始在西北推广植棉。“文襄公认为只要向阳肥暖之地，培种得法，必能获利。于是他又编印《棉书》和《种棉十要》，普遍介绍……同治十二年，文襄公赴肃州，路过山丹、抚彝、东乐各处，见到田间已有种棉的，白花累累，恰值成熟，他停车和父老谈话，都认（为）利益不下种罂粟，很为高兴。而宁州和正宁两处，经地方官劝教兼施，民间对于种棉一事，也着实踊跃，由文襄公奏准奖励。”^注1108左氏的这项政策对各县有影响。^注1109通过左氏推广植棉，不仅棉花开始在甘肃较大范围种植，而且改变了甘肃民众穿衣习惯，所谓“甘省当数十年前，民犹衣褐……左文襄公度陇，始申命将吏，开道路，徕商旅，劝种棉，习织布。且自携南方百蔬之种，移植金城，于是甘人始得啖南蔬之味，而衣布絮矣”。^注1110

民国建立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方面大量棉布和棉花的输入，影响了棉花种植，陇东、陇南各县从陕西输入，河西从新疆输入。1930年9月至1931年6月仅平凉市场就输入河南土布166.2万匹，陕西土布44.5万匹；1933年统计，全省棉花输入9000余担，总值36万余元。另一方面，罂粟的种植占用了大量耕地，1933年以前，因各地竞种鸦片，挤占了大量的耕地。^注1111上述因素的影响，导致了甘肃棉花种植面积和产量呈递减趋势。据1920年代调查，甘肃只有文县、武都、成县、天水、秦安、西固、皋兰、靖远、毛目、抚彝、镇番、高台、敦煌等13县种植棉花。^注11121930年代前期甘肃棉花种植状况如表3—23。

从表3—23来看甘肃1930年代早期棉花种植面积呈递减趋势，1933年的种植面积只有常年的26.4%，收获量仅有常年的33.3%。^注11131933年5月，朱绍良主政甘肃后，提出了一系列禁烟措施，^注1114推广植棉成为禁烟后第一要务，“本省民田，经禁绝种植罂粟后，众民顿失耕种方针，非迅筹宜于替代作物，不足以苏民困，以现在需要情形而论，莫如种棉”。向金陵大学农学院“函购美国脱字棉、百万棉、爱字棉等优良种子，发交省立第一农场试验育种，借资推广”。^注11151935年1月，甘肃省成立棉业指导员办公处，全省划分为四个棉区，即兰州区、天水区、平凉区和河西区。同时商请棉业统制委员会（下文简称棉统会）拨脱字棉籽200担，分发于12县试行推广，其中皋兰40担，靖远6担，天水25担，徽县30担，成县20担，两当15担，平凉8担，泾川12担，灵台5担，高台19担，临泽12担，金塔8担，“甘肃植棉事业，实发轫于此”。根据天水报告，“该县原种中棉每亩平均收花衣仅十数斤，所发脱字棉籽每亩收花衣三十斤之谱”。^注1116当年全省棉花种植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上述12县种植棉花25.8万亩，在植棉区占耕地总面积的4.64%，其中徽县占7%，皋兰、成县、正宁占5%；平均每亩产籽棉79.4斤，共产净棉70408担。^注11171936年，甘肃省向中央棉统会请拨棉种5万斤，“为避免工作散漫，集中推广棉田以便管理起见，除发给请拨之少数县份五千余斤俾资试种外，余皆交指导员散放于皋兰之盐提堡、东岗堡、西柳沟，榆中之条城等处，指导农户试种。所有领种棉农，均经列册登记，共推广棉田为四千八百四十五亩九分，播种发芽后，遇有虫病害发生，即由指导员巡回指导防治，因之成绩颇佳，每亩可产净花三十斤，为利尚大，现正拟收买棉籽一千五百担，备为明年推广之用。”^注1118是年，棉花播种面积达到473500亩，“因天时顺利及该处竭力指导，除虫工作周到，故收获丰满，每亩有收益四十元以上者，农民始悉植棉之有益”。^注1119甘肃植棉面积从1932年不足1万亩增加到1936年的47万亩，应当说是有成效的。

抗战爆发后，除河南豫西、陕西关中外，我国其他主要棉田均被日本军队所占领，原棉供应减少，但需要急剧增加。原来依赖于外面进口棉布和棉花的西北地区，棉布、棉花、棉货来源减少，价格猛涨，“人民之衣被不全者，到处皆是”。^注1120因此，推广植棉成为西北面临的主要问题。

1938年，甘肃省农产改进所先后在天水、成县、徽县发放棉籽1.7万斤，种植1300余亩，每亩产棉可达55斤以上。次年，又于甘谷、武山等10县发放棉籽4000余斤，“令其试种，成绩尚佳”。该年陇南区有上好棉田1500余亩，总产量9万余斤。^注1121

1939年甘肃省农业改进所在皋兰区、陇南区、陇东区进行植棉试验，取得了较好成绩。皋兰试验的脱字棉、斯字棉、德字棉等3种，“试验结果，以成熟较早之脱字棉生长最佳，每亩产量约皮棉35斤”；在天水等13县发放棉籽17000斤，“成绩较佳之棉田，天水约600亩，徽县约500亩，成县约200亩，平均每亩产棉可达55斤以上”。^注1122

1940年，甘肃省在农业促进委员会、中国银行和合作委员会的努力下，在陇东、陇南推广棉种8.3万余斤，植棉0.92万亩。^注1123这次推广植棉面积地域虽广，有的地方效果不好，如武山县“试种结果，未获成棉一斤，故乡人十分疑惑，大部乃改种他物，棉田顿减”。^注1124

1941年3月，全国经济委员会（简称经委会）与甘肃省政府建设厅会商，由双方共同投资，成立甘肃省棉业推广委员会，并邀请省农业改进所、合作事业管理局、四联办事处兰州分处等机关参加甘肃棉业推广事宜，分全省为河西、陇南、陇东三大推广区域，需要经费44万元，由经委会担任半数。在天水、泾川、徽县、成县、武都、靖远、灵台、张掖、临泽、高台等12县区设立推广植棉办事处，共植棉6.5万亩。^注1125

1942年，甘肃省在各重要棉区，“分别设置特约示范棉田，依规定条件，选约适当棉农，从事栽培美棉示范及繁殖良种”。本年度植棉推广以“集中人力、集中区域”为原则，选定天水、徽县、成县、武都、泾川、靖远为推广区域，直接发放棉种推广4119亩，指导棉农自留种推广18984亩，共计24103亩。其中天水4274亩，徽县3681亩，成县1652亩，武都650亩，泾川544亩，靖远13302亩。^注1126为了不误农时，各区农业推广指导员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如天水县3月6日，农推员周景濓在伯阳镇等9乡推广植棉，经过半月时间完成了收发棉种和登记棉田的工作；3月15日，石指导员在距县城50里的北乡三阳川镇办理棉种收发和棉田登记工作。在办理中，农民积极性不高，配合不好，所谓“棉农的延误真急得人要死”。在这种情形下，天水县政府要求各乡镇长尽力协助推广植棉，于是4月18日，农推员又分别到北乡、东乡指导种棉事宜，直到4月底结束。这次天水中心农业推广所共约定特约农户9家，收发棉籽2.2万余斤，登记棉田2200余亩，连同棉农自留斯字棉籽者，合计本年全县可推广斯字棉4000余亩。^注1127从天水植棉推广的情况来看，一方面，农推员在植棉推广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农家种植棉花的积极性并不是很高。究其原因，主要是农家植棉有后顾之忧，如皮棉加工、销售等难以解决。

1943年，甘肃省农业改进所与合作管理处共同推广植棉，推广范围为天水、武都、徽县、成县、靖远、泾川、张掖等7县，主要方法是在推广区指导棉农组织棉花生产合作社，同时办理棉花加工、运销业务。棉花生产合作社组建后，发放植棉贷款，天水、武都分别为20万元，徽县、成县、靖远分别为15万元，张掖10万元，泾川5万元。^注1128植棉贷款的发放，对提高棉农的积极性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甘肃推广的棉花品种有亚洲棉、美洲棉与非洲棉。如“皋兰、榆中等沿黄河各县，多植脱字棉，系由前甘肃省植棉推广指导所推广者。天水、秦安、陇南产棉各县，多脱字棉或退化洋棉。高台、临泽等县，为一矮形之亚洲棉。至敦煌县种植之洋棉，系新疆吐鲁番输入，康县之洋棉系陕西输入。”^注1129河西以亚洲棉最占优势，东至民勤，西至敦煌，都有种植；非洲棉在金塔县有纯种植区，在安西、鼎新、敦煌等县与中棉混种；美洲棉是抗战时期引进，在金塔、安西郊区有种植。^注1130

通过推广和种植，甘肃形成了河西、陇南、靖远等棉花主要产地。河西棉花主要产于敦煌、高台、张掖等县，据调查敦煌“棉花产于黑河中游，敦煌县城附近，此流域约占河西棉田之半数，故敦煌统称全国第三产棉区，虽系谤言，然亦可知敦煌棉花在县经济上之地位。”全县棉区共有5400亩，年产棉花52.1万斤。^注1131高台“棉花产于城周附近及四维乡”，年产50万斤，在河西各县棉产中处于第二位。^注1132陇南棉花主要产于武都、成县、天水、两当等地，如武都“棉花生产，不但在甘南首屈一指，即在全省亦有相当地位，棉田约21000市亩，每年可产棉800000市斤，纤维细长，光泽洁白，多脱字棉和斯字棉，品质不亚于陕棉”；^注1133成县在抗战时期棉花种植普及全县，1942年统计棉田9600亩，年产棉花28.8万斤。^注1134另外，天水年产49万斤^注1135，徽县年产18.8万斤^注1136，靖远年植棉1.3万亩，年产棉39万斤，除供本县纺织用外，输出凉州、宁夏等县13万斤。^注1137陇东也有棉花出产，但数量比较少，如崇信棉田约120亩，产额2400斤；灵台植棉700亩，产额1.4万斤。^注1138民国《靖远县志》记载年种植棉花1.6万亩，产棉50万斤。^注1139又据甘肃省贸易公司、甘肃省农业改进所对全省28县植棉调查，植棉面积17.7万亩，年产棉花422.3万斤，“棉田数目，以敦煌为最大，武都、高台、天水、靖远、金塔、临泽、成县、徽县、泾川等县亦属可观。”^注1140 说明抗战时期甘肃推广植棉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2. 宁夏棉花推广的过程及绩效

清朝乾隆年间，宁夏平原就有植棉推广，宁夏县、灵州等地棉花，每亩收花十余斤至四五十斤不等。^注1141说明宁夏平原有种植棉花的条件，曾获得比较可观的收成。

1919年甘肃靖远条城发生旱灾，灾民到中宁县白马滩一带，种植棉花，“此后附近农民乃于田角隙地试种之，惟产量甚少，无注意者。后种植者虽增多，亦年仅数十亩，所产棉花均农家自用，了无社会经济意义。”^注11421931年，宁夏植棉3000亩，产棉8.3万斤。^注11431936年宁夏省政府制订了植棉计划，“颁布棉作培育方法，委专门人才赴各县指导视察，规定种棉地亩”。^注1144省政府建设厅还印发了“种棉简法，并购发大批棉种，令饬卫、宁、金、灵、夏、朔、平、磴各县政府及本厅示范农场，依法试种。”各地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尤其试验农场的成绩颇好，可收籽花80斤，中卫也有收获，但金积、灵武、平罗、磴口4县，“因土质与气候不宜，几无成绩可言”。^注11451937年，宁夏省政府颁布了禁烟提倡植棉的布告，次年建设厅派员赴甘肃购买棉籽1.8万余斤，“散发农民，并令各县农场所有田亩一律种棉，以资提倡。”这次推广因农民缺乏棉作知识，“大部未有收成”。1939年继续推广，原计划种植1万亩，实际种植4000亩，但结果依然是“栽培不得其法，棉铃不能吐絮，收成欠佳”。^注1146又据记载，1939年，宁夏引种美国的斯字棉、达字棉、脱字棉及国内的吐鲁番棉、灵宝棉和靖远棉在省内试验栽培，结果靖远棉最适合宁夏水土，尤以中宁县的鸣沙、彰恩堡和白马滩一带种植效果最佳。次年遂在上述地区集中示范种植，结果连续3年的试验示范，终于获得成功。^注1147

通过植棉试验，只有中卫、中宁适合种棉，于是1941年改变推广方针，以中卫、中宁两县为植棉推广区，扩大棉田面积，“其棉籽不足之数，由前农业改进所自西安购运来省分别补充”。在农林局的督导之下，中卫植棉4145亩，补发棉籽2321斤；中卫植棉3954亩，补发棉籽1500斤，共计推广棉田8099亩^注1148，以平均每亩产量30斤，估计产棉大约2400担。^注11491943年，宁夏又设立为卫宁植棉办事处，专门负责推广棉花种植。中国农民银行在宁夏发放农业推广贷款后，宁夏农林处向农行借款7万元，在甘肃靖远购买脱籽棉种2.8万余市斤，转贷给棉业生产合作社，共计推广植棉3130亩，效果良好，每亩平均收皮花30斤。次年，继续推广植棉，贷款20万元，^注1150推广棉田增至1万余亩，“进步异常迅速”，原因是除了棉农上年所产棉籽外，“由靖远购买优良棉种五万余斤贷放棉农，棉花收获后按卖价还款”。^注1151宁夏两年合计推广棉田“一万三千余亩，每亩以出产皮棉二十市斤计，所得增产二六〇〇市担，以每担价值一万八千元计，总值当在四千六百八十万元以上。”^注1152抗战时期，宁夏植棉区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截至1945年，中宁的棉田面积由1941年2588亩扩大到9982亩；平均亩产皮棉由1940年的20斤增加到55斤。^注1153

从上面论述来看，通过抗战时期的推广，本区域棉花种植主要分布在陇南区、陇东区、陇中区、河西区和宁夏的卫宁（中卫、中宁）5个地区。通过推广和种植，棉花的种植面积和产量都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对推动当地手工业和农村副业，解决棉花供应不足的问题起到了较好的作用。

（二） 蚕桑的扩大

由于地理环境的因素，黄河上游区域植桑养蚕作为农村的一种副业，零星地分布在陇南、陇东、河西和宁夏等地。明嘉靖《秦安县志》仅有“蚕，蛾”的记录。清代地方志有了较多的植桑养蚕的记载，如《阶州直隶州续志》：“蚕，出阶州，植桑养蚕有悠久历史”。^注1154清朝时中卫“有养蚕之家，东城之李生、永康之阎明经及西南乡宁安、枣园、广武等堡皆有养蚕成效，曾岁获蚕丝，已织成茧绸、绵绸者，或纺丝绳及织成幅巾系蒂者。特已种桑不广，育蚕亦少，眠蚕煮茧抽丝、纺丝之法未尽娴习，是以织衽不克大兴”。^注1155在镇压陕甘回民事变之后，植桑养蚕是左氏重建甘宁青农村秩序的主要组成部分，他在《札陕甘各州县试种稻谷桑棉》说：“查桑树最易长成，村堡沟坑墙头屋角一隙之地，皆可种植……各州县奉札之后，即当各察所属地方，何者宜桑，何者宜棉，逐一禀明。”^注1156由于左氏的积极推广，近代以来甘肃一些地方开始植桑。

陇南气候适宜植桑养蚕，明清时期一些地方志就有记载，但仅仅是作为农村副业，没有大面积植桑的记载。晚清以降，对于植桑养蚕记载较多，如文县“地近西蜀，大宜棉桑，故县东北比户多机杼声，然所织绡布质甚劣”。^注1157成县桑树种植比较普遍，“但养蚕者，不知修剪，任其滋生，遂致杆老枝繁，叶片甚小，影响蚕业发展前途”。^注1158康县“蚕丝，全县皆有之，故每年当清明时，即孵化为蚕，村庄妇女皆育之。经期四旬，即得丝焉。但每家育蚕不多，所得丝料仅够本地机房织丝帕之需。所制花线，并生丝绸等，皆牢守旧法，未加改良，兼之出品不多，不知推广，以致销场仅在兰州及陇东、陇南各地”。^注1159光绪四年（1878年），经左宗棠提倡，天水在汉中购桑籽数千斤，桑秧十余万株，分交农家栽种；随后，又购买浙江桑蚕秧子，雇江南人饲蚕缫丝，并在“州城四乡租地栽桑，令民就近移植，喻乡绅经理，前后四五年”，但效果并不明显，及至民初“桑树虽存，养蚕者未闻也”。^注1160尽管陇南地区适宜植桑养蚕，但养殖并不很多，只是农村家庭副业之一，而且市场拥有量极小。民国初年，成县地方士绅汪时悫发起成立“蚕桑会”，提倡栽桑、养蚕、植棉、种茶等事业。县令刘朝陛推荐其随从雷高升以镰刀和剪刀修剪桑树作为示范，“并令养蚕人家参观学习，以修剪自己的桑树”。^注1161因士绅参与推广，成县植桑有所发展。

在陇中地区，光绪初皋兰县因“总督左宗棠自浙省购秧数百万株，给民分栽，于是始有叶大者。十三年，布政使谭继洵购葚子试种，成秧数十万株，令民移栽，叶较浙桑差小，俱葚少叶多”。^注1162民国时期临洮也曾大力推广植桑养蚕，“西北积年苦旱，似不宜普遍养蚕，但在洮河流域，水源富足，土壤尤属相宜。县城附近居民，间有栽桑饲蚕者，不过近于游艺。三十年（1941年）度县政府派员计划往四川学习，学习回县后，以便普遍栽桑，家家饲养，正在切实推进中”。^注1163

河西植桑养蚕的历史悠久，但清朝时期已很少见记载了，如武威“其地宜蚕织”，后因兵燹使养蚕业近乎绝迹。^注1164晚清时期，河西植桑养蚕业再次兴起，酒泉“咸丰年间，邻有树桑者，试令养蚕亦能成丝，因力劝大家种桑养蚕”。 ^注1165左宗棠督甘期间，大力鼓励民间植桑养蚕，河西各县效法植桑，但效果不佳。民国时期东乐、临泽、高台、金塔等地也有植桑的记载。^注1166

宁夏建省后，把植桑当作一项重要的事业来推广，1940年成立了蚕桑试验室，试办养蚕，成绩尚佳，当年育苗24万株。1941年计划“向外选购大量早生桑，及中生桑籽种，尽量播种，并令宁夏、宁朔、平罗、金积、灵武、中卫、中宁等七县农林试验场，各育桑苗一百万株，以后再施以嫁接之手术，以求得最优良之育苗，令该七县之农民，凡年在十二岁之男女，每人植桑十株，可供植桑五百余万株”。^注1167宁夏在民国时期推广植桑力度较大，也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三） 烟草的种植

烟草是明朝后期逐渐在我国发展起来的种植业。烟草于嘉靖年间由菲律宾传入澳门、台湾，据有学者考证，1620年烟草“始直接进口入我国内地。栽培之法，传布浸广，几遍全国。”^注1168清朝时期，甘肃一些方志有了关于烟草种植的记载，如道光时期，皋兰县“五泉山水清土沃，性宜种水烟”。^注1169随着西北外向型经济的出现，烟草的种植面积越来越大，光绪时期，皋兰各种烟草产量达3万余担，其中“棉烟，每岁约出七八千担，销路以四川为盛；绿色烟俗名碧条，每岁约出二万余担，销路以江苏为盛；黄色烟每岁约出二三千担，销路以广东为盛。每担重约在三百斤上下。”^注1170烟草业也是光绪时期榆中县农作物出产的大宗。^注1171光绪五年（1879年），德国人福柯在甘肃旅行，“到兰州约离一百里许，地势稍低，民间出产亦丰。四［田］圃尽载烟叶，大者每叶长三尺余，宽二尺。青条水烟，流通各省，为数甚巨”。^注1172狄道“商务以黄烟为大宗，系烟叶造成，运销四川。分二路，一由阶州陆运之江油属之中坝场，一由秦州陆运之徽县之涪江，转为水运至川省重庆等处销售，每年出境约五千余担”。^注1173随着烟草的种植，兰州水烟成为居民的重要吸食品，“土人无少长皆吃水烟，每逢市集，烟气四布，几不见人。”^注1174由于消费水烟的人很普遍，促进了兰州烟草种植面积的扩大。

甘肃烟草产地分布以皋兰、临洮、榆中、靖远为最多，称之为甘肃烟草种植的四大中心， 临洮、永靖、渭源、陇西、武山次之，天水、徽县、两当、西固、固原等地也产烟，但不占主要地位。^注1175兰州郊区的烟草产地“多集中于黄河两岸，其中尤以附近之新城、郑家庄、东关镇、南园、十八滩出产最丰，而且品质最良。在抗战前，兰州附近可灌溉之田，小麦收后，全种烟草。”^注1176因兰州城郊烟草著名，故兰州及其邻近地区加工的烟草，均称兰州水烟，“秋后霜前收获者，为绿烟叶，用以制青条烟丝。霜后粘黄收获者，为黄烟叶，用以制造棉烟黄烟丝”。^注1177兰州烟草也引种到宁夏永宁的王泰堡、贺兰的大小礼拜寺等地，“唯无一定产量，均系附近小资本烟场特约种植者。王泰堡年植烟草七八百亩，均由于姓烟坊收购加工，其所制于字水烟，顷已畅销东蒙及绥西各地，行将与兰州王字烟并驾齐驱矣。”^注1178

民初至20世纪30年代，甘肃烟草不论种植面积还是产量都呈下降趋势。表3—24是北洋时期各县烟草种植面积和产量调查表。

附注：烟草各县皆产，其产量畅旺成绩大宗者，不外上列各县。其余县份，均植旱烟，大半农家自行耕作，或于场圃隙地，或屋前庄后及播种五谷地边，间为栽植，均属零星少数，供给自用。

资料来源：谢学霖：《甘肃实业调查报告》，《劝业丛报》第1卷第4期，1921年4月，第60—61页。

通过对皋兰等6县调查，1921年甘肃水烟种植面积近6万亩，年产量1679.7万斤，产值4796万元，制造销售额为1259.7万元；通过对天水等5县旱烟种植的调查，种植面积1802亩，年产量23.4万斤，产值56.2万元，制造销售额14.1万元。合计烟草种植面积6.1万亩，年产量1703.1万斤，产值4852.2万元，制造销售额1273.8万元。表3—25是民国初年至1930年代中期甘肃水烟种植面积与产量的统计。

资料来源：［1］《中华民国四年第四次农商统计表》，第100页；［2］汪惠波：《甘肃省经济之检讨》，《新亚细亚》第11卷第5期，1936年5月，第18页；［3］陈鸿胪：《甘肃的资源生产》，《西北问题论丛》第2辑，1942年12月，第58页。

从表3—25看，1914—1936年的十二年内，甘肃烟草种植面积和产量均在逐年下降，1934年的种植面积只有1914年的41.2%，产量的62.5%，抗战前夕的种植面积虽然有所提高，但产量仍然比较低。可见，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甘肃烟草种植一直未赶上之前的水平。是什么原因导致其下降？当时的一份调查能够说明问题。“当光绪年间，年产万余石，嗣后时局不靖，产量渐少，销路亦渐停滞。民国以来，迭遭天灾人祸，荒地遍野，人民流离失所，水烟产额缩减至数千石。而近数年来，纸烟充斥市面，夺取水烟销路，大有喧宾夺主之势，以致兰州水烟之产销情况，一落千丈。”“绿烟向销东省营口一带，九一八以后，东省销路完全断绝……历年各销烟市场，均充斥纸烟，故水烟销路骤减，兰市金融以蒙相当影响。”^注1179另有调查也说：“东南各省纸烟公司林立，爱好时髦者，复多吸食英美及各国烟草，公司又各得有特殊权利保障，销路极广，价值亦廉，故兰州条棉烟市场多被纸烟业夺取矣”。^注1180“近年以来，纸烟充斥市场，逐致原有水烟，销路日渐缩小。烟商烟农，几濒破产”。^注1181不仅外地人吸食纸烟，本地人也开始吸食纸烟，“人民差不多都染有吸烟卷的风气，因而兰州水烟之销路便受极大影响，烟商烟农，行将破产，甘肃农村经济也不免随之而崩溃”。^注1182上述都说明，一方面，纸烟量的增加，占领了原来水烟的市场份额，另一方面东北沦陷也造成了水烟市场的萎缩，影响了烟叶的栽培，进而使烟商、烟农都受到了较大的影响。

抗战时期本区域烟草种植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复苏。一是中国主要产烟地区如山东、河南相继沦陷，“当今豫战影响，我国产烟区域，泰半暂告沦陷，故本区域对烟叶之推广更感需要。”主要产烟区的沦陷，给兰州水烟的复苏提供了市场空间。于是甘肃当局在兰州及附近进行薰烟技术指导和资本扶持，如华陇烟草公司在兰州东乡骆驼滩等地农民试种烟草，传授薰烟方法。同时劝导组织合作社，“贷予必须之资金”。^注1183二是禁种鸦片，原来栽培鸦片的土地用来栽培烟草。如靖远禁种鸦片以后，于是“往日以植鸦片为谋生活之大批人员，不得不另谋他业，以谋生计……昔年以植鸦片之良田，改植五谷者有之，改植杂粮者有之，改植烟叶者有之。烟叶之产量，才逐年增加”。^注1184就全省而言，“自二十七年（1938年）鸦片禁绝后，一般烟田大多改种水烟，于是产量较战前增加。”^注1185三是农家栽培水烟比种植粮食获得更多报酬，调动了农家种烟的积极性。据在靖远调查，在普通状态下，每亩烟田所需要的成本是：种子2元，肥料10元，工人工资37.7元，合计49.7元；每亩收获量平均以220斤计算，每斤以4角计算，可获得88元的收益，减去成本，纯利润近40元。因此“以植烟与种其他粮食比较……烟叶之盈利，并不亚于其他农产物，虽栽烟多施肥料，但沿黄河两岸，土地既很适宜，又灌溉容易，故乡民均乐于栽植之”。^注1186陇西川区农户种植烟叶，每亩可产烟叶500斤，折合小麦约1500斤，种植1亩烟叶所获得的回报是1亩小麦的六七倍，“农民有利可图，愿意种烟叶”。^注1187这些因素促使抗战时期甘肃烟草种植有所恢复。

据抗战时期调查，各地水烟种植的情形是：兰州在“城关四乡及十八滩东西二乡，西乡自距城二十里之崔家崖起以西城关营、西柳园、西固城以至八十里之河口止，皆盛产之；东乡多在距城二十里之东岗镇以东至五十里之猪嘴止，亦盛产之。东乡多青烟，西乡多棉烟，两种共产约五百六十万斤。”^注1188榆中主要种植绿烟，年栽培面积约1万亩，产烟100万斤；临洮以产黄烟著称，年种植面积不下5000亩，年产90万斤；靖远年产黄烟20万斤，绿烟8万斤；陇西年产120万斤，多销兰州、岷县、渭源等地；永靖年产15万斤，礼县年产10万斤。^注1189据甘肃省税务局调查，1942年报税烟，黄烟301.7万斤，棉烟349.9万斤，青条烟348.8万斤，麻烟约210万斤，合计1210.4万斤。^注1190另据1942年调查，全省烟草栽培面积4万余亩，“每亩平均产烟叶250斤计，年共产约1000万斤，制成烟丝约1200万斤。”^注1191可见，甘肃的烟草栽培比抗战前夕有较大的发展。

为了发展纸烟工业，当地也引种制造纸烟的烟草。1935年，甘肃农事试验场向美国及河南许昌、山东潍县、烟台等地“征购制造纸烟之有名烟草种子”，次年春，编写《种烟浅说》，分发平凉、成县、天水、甘谷、陇西、榆中、临洮、泾川等八县，“督饬农民试种”。试种结果“一市亩年能产烘干烟叶一百斤，约可售价三十元，除工本耗费十七八元外，约可得利十二三元”。^注1192抗战时期，宁夏从河南引进许昌烟草进行种植。1941年初，宁夏永宁的河西寨和王元桥开始引种许昌烟，至1944年“栽培几风靡全省”。同时，宁夏农林处为调剂农业生产，1943年也在金积县设烟草场，并试行加工。次年，估计全省栽培许昌烟面积约320万亩，“多在省垣附近，金灵两县试种者亦不少。现农林处金积烟草场，制纸卷烟，味尚醇美，以此推测，宁夏烟草种植前途，亦尚乐观焉。”^注1193制造纸烟的烟草的种植，为新型纸烟业的发展提供了原料。

（四） 药材的栽培

黄河上游区域是中药材的主要产地。据调查甘肃药材品种有180余种^注1194，药材大多数属于野生，农民在农闲时间从事采集，只有少部分属于农家栽培，药材的采集和种植是农家副业生产的主要组成部分，亦在甘肃对外贸易中占主要地位，如表3—26。

从上表可知，药材在甘肃每年出口贸易中占到25%—40%，足见药材在甘肃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药材不仅是本省主要输出货物，而且“直接可以富裕农村”^注1195。种植的药材主要有大黄、党参、当归等，其他药材大部分为农闲时期采集而得。大黄“分家野二种，家者农人所种，每三四年收获一次，野者八九年始可采用，以野生者为佳，价值亦较贵。如用栽培方法生产，则因时间太长，且手续及费用亦昂，故除岷县、临潭、武都等地有一些栽培者外，鲜有种植者。秋后农民入深山中从事挖采”。野生大黄分布全省四十余县，而岷县、临泽、武威、文县、武都、夏河等所产最多，每年各在50万斤以上。^注1196党参野生不易采集，以家种者居多，两当、天水、徽县、西和、武都、岷县种植比较普遍，尤其两当、徽县“乡下农民十之五六多营此业”。当归“亦以种植为多”，甘肃有20多县栽培当归，其中岷县、渭源、西和、两当、武都“每年各出产五十万斤以上”。^注1197

陇东南是甘肃药材的主要采集和栽培地，产量也最为集中。据抗战时期调查，岷县种植当归之田亩约6500亩，武都约5500亩，文县约1300余亩。当归每亩约产在170—260市斤，全省年产量原来在400万—800万斤，1942年调查为700万斤。大黄岷县年产约70余万斤，武都、临潭年产20余万斤；党参武都年产约80万斤，临潭、文县约30万斤，两当约20万斤，岷县约18万斤。据1942年统计，从岷县通过邮政出口的药材13300件（每件60公斤），其中四川万县12300件，湘潭500件，湖南、碧口、西安各100件。^注1198

药材在各地农村经济中占有主要地位。如渭源县“药材产量亦丰，为本县出口货物之大宗”，主要销往四川、陕西等地。^注1199漳县“药材产量颇丰”，县内四族川、菜子川、三岔镇为药材集散地，驼运或人工背负运往陕西、四川销售。^注1200临夏“药材亦有相当出产”，据估计年产300余担，销往西安、兰州等地。^注1201岷县“药材为本县特产，在本省出口物中，占有相当地位”，年产当归530万斤，大黄72万斤，羌活21万斤，秦艽19万斤，党参18万斤，甘草18万斤，独根16万斤，黄芪15万斤，麝香15万斤，冬花15万斤。^注1202武都“药材为本县主要副产物”，黄芪、麻黄、猪苓等年产量都在10万斤以上。^注1203两当“药材之收获亦为农村一大利源”。^注1204据甘肃贸易公司1942年调查，甘肃年产10万斤以上的药材包括：当归783.8万斤，大黄331.6万斤，甘草263.5万斤，党参244.4万斤，羌活166.5万斤，麻黄140.7万斤，秦艽91.4万斤，知母79.8万斤，黄芪31.2万斤，柴胡20.6万斤，猪苓15万斤，黄芩11.9万斤，其他药材共计2306.3万斤。^注1205

枸杞是宁夏特产，中宁是主要栽培地。其栽培方法分为播种和压条两种，“播种五年结实，压条三年结实，二者均须勤加人工，厚施肥料，然后始能繁荣滋长。”^注1206中宁各乡均有枸杞园，其中以宁安堡为重要产地，该地“栽种枸杞之地，有三千余亩，每亩以最低限度之一百八十株计算，当在五十余万株上下”。据统计，1931年产量1200担（每担240斤），产值2.4万元；1932年产量1300担，产值2.6万元；1933年产量1800担，产值3.6万元。^注1207除宁安堡外，其他地方也种植枸杞，抗战前中宁“全县栽培面积约八千余亩，每亩平均年产枸杞子八十五市斤，合计全县年产量为六千八百市担”。抗战开始后，天津沦陷，“外销滞塞，价格大跌，农民多掘除改种普通作物，其栽培面积，减少约五分之四，现栽培面积，计一千六百余亩，至堪痛惜。现年产枸杞改运宝鸡，转运重庆，年约千担，较战前输出数，减少至多也。”^注1208由于天津沦陷，市场的萎缩，导致宁夏枸杞的栽培减少了许多。

近代以来，由于出口贸易的增加，药材成为产地农家的主要种植业，一方面增加了农家收入，但同时一些地方毁林种药，“在白龙江上游林区、小陇山林区，多把种区林木全砍后，再行火化。林木毁后并不耕种，而是仅种党参一次，又复弃废。解放前两当、天水境内，每年可产党参一万五千余担，同时即毁灭森林数千亩”。^注1209药材的种植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这是当时人们所没有认识到的。

（五） 麻及其他经济作物

麻是生产麻布、麻鞋、麻绳和造纸的主要原料，且在农村有广泛的用途。区域各地都有栽培，但作为主要产业分布并不广泛。表3—27是北洋时期对甘肃麻业的调查。

表3—27是对武山等13县植麻的调查，各县麻的种植面积从800到1000余亩不等，年产麻289.4万斤，合144.7万公斤，品种有大麻、苎麻、荨麻、亚麻等。农家植麻时，“膏腴之地，多产大麻；硗瘠之地，多产亚、苎、荨等麻”。农家为何做这种种植选择？主要是“大麻消费多而受利亦多；其余亚、苎等麻用费小而收益亦小”。^注121020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棉花、布匹供给紧张，使本地区麻种植范围有所扩大，产量随之提高，麻业成为产地农家的主要经济收入。1930年代，铁道部业务司商务科在陇海铁路沿线调查，各地麻产量是：“清水、武山、岷县等处之麻，每年共产100余万公斤，其中尤以清水之麻为最有名，质地既佳，产量亦丰，每年独产64万公斤。”^注1211年产量超过10万斤以上的县包括：张掖种植约1000亩，年产15万斤；^注1212山丹大麻产于西南乡，年产14.4万斤；^注1213武山大麻为主要农产品，年产10万斤，销售邻县及兰州约7万斤，占70%；甘谷年产大麻28万斤；天水年产大麻10万斤；白麻是临夏特产，年产20万斤，每年输出兰州2.5万斤，夏河1万斤；成县年产大麻18万斤，多数制成麻布、麻鞋、麻绳，其中麻绳年产5万斤，麻鞋年产9万双，“皆销临近各县”；礼县年产大麻13.5万斤。^注1214根据1934年调查，甘肃全省植麻7.6万亩，产量为173.8万公斤。抗战时期调查，甘肃年产大麻703.1万斤，白麻253.1万斤，亚麻279.6万斤，合计1235.8万斤，“产量已相当可观”。麻不仅是农村主要经济作物，而且为农村副业的发展提供了原料，“用之发展工业，对本省布匹纸张等，有相当之补助”。^注1215宁夏主要种植白麻，“其纤维粗硬，通常均用于制绳，近年乃以造纸，需用量始渐增。”宁夏各县均种麻，常年栽培面积17740亩，产量为354.8万斤。^注1216

除了棉花、桑蚕、烟草、药材、大麻外，黄河上游区域还有一些其他传统的经济作物，近代以来都有大量的栽培。园艺作物有蒜苗、辣椒等各种蔬菜。张掖年产辣椒8万斤，高台县黑河沿岸是主要农菜区，其中花墙子、镇羌堡、黑泉为主要产地，年产洋葱约1万斤，行销张掖、酒泉；花墙子年种植甜瓜150亩，产量4.5万担，“前清时期曾以之代哈密瓜入贡”；甘谷是著名辣椒产地，“色红味美”，年产46万斤，销天水、临夏、武山、临洮、岷县、兰州等地约36万斤，占全部产量的78.3%。^注1217酒泉年产蒜苗5万市石，主要销往张掖、金塔及关外各县约2万市担，^注1218占40%。园艺作物大量种植，提高了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

经济作物的种植推动了本区域农村副业的发展。如棉纺织业成为农村主要副业之一，武都“因本县产棉，一般农民多在农暇从事纺织副业，据调查约有50000人，可称甘肃省各县纺织业最普通之县份。”^注1219成县1948年“全县产棉估计5万担，家庭副业以织土布为大宗”。^注1220烟草的推广和种植，种烟和制造水烟、纸烟成为甘肃农村主要副业。如临洮全县烟坊约70家，城内约有15家，北乡及新添铺各约二三十家，所产水烟销于兰州、榆中、靖远，另外经过碧口向四川、云南、贵州输出烟叶1000余捆。^注1221华亭是甘肃植麻大县，年种植面积约4万亩，年产约200万—250万斤，农民衣着、零用、赋税等依靠植麻收入来解决，“往往以种麻多寡为农民贫富之衡量标准”，大多数农家植麻，“农民于大麻剥皮后，背负至市镇或县城，逢集出售于麻商，由麻商经营运销业务，麻商类多陕西客商，本县商店行号，竟以贩麻为副业，于价落时收进，价高时脱销……逢集则背麻赴市者络绎于道，终年不变，故麻市无显著的季节性”。^注1222植麻不仅是农家副业，也带动了华亭商业贸易和市场的发展。关于经济作物种植与农村副业、家庭手工业等问题在本书相关章节将有所论述，不再赘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