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粮食产量

（一） 甘宁青分省前的粮食产量

近代黄河上游区域粮食产量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不同机构因统计方法和统计内容不同，其产量均不一致。尽管如此，我们仍可根据现有资料对其粮食产量状况进行评估。表3—14是北京政府时期1916年甘肃主要粮食种植面积及产量统计表。

说明：石与市斤之间换算关系是：大米1石=156市斤；玉米、小米、高粱、黍子、糜子=150市斤；小麦、大麦=115市斤；豆类=154市斤。见许道夫：《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第344页。本表根据以上标准换算，如果本文没有特殊说明，均以此为标准。

资料来源：农商部总务厅统计科：《中华民国五年第五次农商统计》，第44—58页。

表3—14统计了甘肃（包括青海、宁夏）的水稻、大麦、小麦、黍、玉蜀黍、高粱、马铃薯、豆类8类粮食作物，共计种植面积2013.8万亩，总产量为1105.2万石，如果除去马铃薯，粮食总产量为821.4万石。以1914年甘肃农田2176.8万亩计算^注1020，粮食种植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92.5%；以1921年甘肃人口594.6万计，^注1021人均粮食1.9石。除马铃薯外，上述7种粮食折合为104935.6万市斤，人均粮食仅为176.48市斤。又据1925年调查，甘肃产小麦5666831石，大麦680649石，豆类（豌豆、大豆）1064184石，黄米708229石，白米95271石。^注1022这是一次不完整的调查，从中看出小麦、豆类、大麦、黄米（黍）产量均高于1916年。

又根据张心一估计，1924—1928年，“甘肃各种农产品每年平均产量以小麦为最多，达一千四百八十万市担；小米及糜子（原文为小麦，根据前后文应为糜子——引者注）次之，各约四五百万市担；高粱及玉蜀黍皆在二百万市担以上，大豆、籼粳稻、甘薯皆在一百万市担以上；糯米约产三十余万市担；油菜籽约七万余市担。”^注1023共计各种粮食作物2300余万市担。《甘肃通志稿》记载甘肃年产大米12千市担，糯米31千市担，小麦4109千市担，大麦206千市担，豌豆、扁豆2203千市担，糜子、谷子16075千市担，高粱69千市担，玉米58千市担，荞麦、燕麦、青稞、蚕豆43千市担，合计22806千市担，折合228065.3万市斤。^注1024张心一的调查和《甘肃通志稿》的记载，粮食产量是1916年的2.8倍；人口以640.3万计^注1025，人均粮食产量356.2市斤。以上四组数字，均说明北京政府时期本区域粮食产量处于上升状态，但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注1026

（二） 1930—1940年代甘肃粮食产量

关于1930—1940年代甘肃粮食产量，民国时期有一些调查，不同的是有的调查了全部粮食作物，有的只调查了主要粮食作物，有的则把豌豆算作饲料，因此各种调查数据有比较大的差距。据张心一研究，甘肃粮食产量1931年为2518万石，1932年为2195万石，1933年为2418万石。^注1027据《中国经济年鉴》记载，1934年，甘肃粮食总产量为2000万石；资源委员会调查为2700万石；中央农业试验所统计，1937年粮食总产量为1433.8万石，1938年为1586万石，1939年为1466.3万石；《西北月刊》1942年第6卷第1期刊载某专家估计甘肃年产粮食2087.1万石。^注1028据《甘肃统计年鉴》统计，1944年小麦、大麦、青稞、谷子、糜子、豌豆、扁豆、燕麦、玉麦、荞麦、高粱、玉米、黄豆、蚕豆、黑豆、水稻等17种粮食总产量为2747.8万市石。另外马铃薯产量为760.4万市石。^注10291948年，有学者综合了各种调查，认为甘肃省粮食常年总产量“当在三千七百万市担左右”。^注1030这些不同统计资料，反映出不同年份甘肃的粮食产量有增有减，但总趋势是在增长。表3—15是笔者根据许道夫等人的资料，对1930—1940年代甘肃主要粮食产量进行的统计。

资料来源：1916年总产量数据来源于农商部总务厅统计科《中华民国第五次农商统计》，第44—58页。其余数据来自许道夫《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第66—69页；1934—1938年产量，见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中华民国统计提要》，1940年印行，第35—44页；1932年水稻、豌豆、蚕豆、燕麦的产量，见宋仲福主编《西北通史》第5卷，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2页。指数为笔者所加，指数1以1916年为100，指数2以1932年为100进行计算。

说明：［1］1916年产量中蚕豆970千市担指的是豆类的产量；［2］在许道夫的统计中，1939年至1941年缺玉米、水稻、燕麦的产量；1943年缺大麦、燕麦、蚕豆、豌豆的产量。故将上述年份未列入表内。

抗战时期，对甘肃粮食产量有过两次调查，一次是1938年夏秋之交，调查区域包括全省66个县，227个区，4239个村庄，是农行“组社贷款后直接向社员们询问出来的，他们的关系相当密切，瞒报的地方比较少”。^注1031说明这次调查是可信的。农行农贷员孙友农对这次调查做了细致的研究，15种粮食作物产量是509870.2万斤，其中马铃薯149322.5万斤，其余粮食产量是360547.7万斤^注1032，折合2842.6万市担，与表3—15中1938年的粮食产量基本接近。另一次调查是在1943年秋至1944年3月，在调查前，“各县建设人员103人在兰（州）受训之便，将调查方法讲授各员，并由主办人员领导实习后，令其回县后亲履各县每保，切实调查。”从调查方法上看，这次调查基本可信。通过对调查的17种粮食作物统计，总产量为3422.3万担^注1033，折合391507.1万市斤。其中马铃薯产量为760.4万担，剩余粮食产量为2661.9万担，接近表3—15中1942年的统计。另有民国时期的学者统计，抗战时期甘肃主要粮食产量分别为：小麦8328000市担，玉米3079000市担，小米4327000市担，糜子5505000市担，大麦1939000市担，大米154000市担，高粱2505市担，大豆783000市担，燕麦674000市担，^注1034合计2729.4万市担，合371522.1万市斤。^注1035上述两次调查和民国学者的研究彼此接近，均印证表3—15的统计能够反映甘肃粮食产量的真实水平。

通过表3—15指数1看出，20世纪30—40年代，甘肃粮食生产总量超过了民国初期1916年的水平。指数2说明，1932年至1945年甘肃的粮食产量有增有减，但总趋势呈上升状态，1938年与1944年超过了抗战前的总产量。1941—1943年是北方发生灾害比较频繁的时期，甘肃1941年受灾47县，1942年和1943年受灾均为57县^注1036，粮食有比较大的减产，但还是超过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产量。就人均粮食产量而言，在1938年的调查中，人均粮食产量为761.2斤；在1943年至1944年调查的粮食总量中，以1943年甘肃655.4万人口计算^注1037，人均生产粮食597.4斤；另外一组调查数据也反映出甘肃人均粮食产量为4.45担，^注1038如果按照上文标准进行换算，人均粮食产量为553斤。这些都说明1930年代至抗战时期，人均粮食产量已远远超过民国初年的水平。

因粮食产量有了增加，一些县份粮食除够本地消费外，还有剩余输出到邻近的县份。如武威“小麦大麦除供给本县食用外，尚向民勤输出，小麦5500石，大麦40000石，惟小麦输出，实际数字并不止此”；^注1039酒泉“本县食粮生产，足敷全县消费，且每年小麦可供金塔一部分”；^注1040渭源“除供本县食用外，尚余粮一六九一二〇石，销邻县”；^注1041清水“食粮除供自食外，尚可向邻县输出十余万石”；^注1042镇原“除供本县食用外，尚可输往平凉、西峰镇、固原等地”，约小麦3.2万石，大米1200石，小米200石，高粱1.5万石，燕麦1000石，黑豆5800石，豌豆5400石，糜子3000石；^注1043固原年产粮食72.9万石，除马铃薯9.8万石外，小麦杂粮共计63.1万石，“麦子杂粮本县消费者约需五十万石，每年可剩余十余万石，多数为杂粮，麦子最多能余三万余石”。^注1044华亭以生产杂粮为主，每年有玉米5.6万石运销陕西、平凉等地，黑豆1400石运销平凉，黄豆600石运销平凉、陕西，大豆1万石运销陕西、平凉；^注1045临夏“食粮颇有剩余，俗有‘一年丰收三年足’之谚，每年销兰州、夏河之小麦，皆有数万石”；^注1046临洮“食粮生产足敷全县需要而有余，每年小麦、青稞、豌豆、大豆等向兰州及附近各县输出不下一百万石左右”；^注1047康县“食粮生产尚丰，除供本地需要外，每年尚向陕南输出小麦10000市石，大米800市石，玉蜀黍5240市石，黄豆1500市石”。^注1048天水每年约产“各种杂粮81万石，本县人口现有28万人，平均每人每年食用二石半，共需70万石，故尚有11万石可以外销”。^注1049张掖1942年粮食产量185.4万石，每人每年平均食用4石，年须食用68.5万石，此外饲养畜、播种以及消耗等年需40万石，尚可输往外县76.9万石。^注1050就连苦甲天下的定西，粮食“除供自给外，尚可输出一部分至兰州”，^注10511940年代调查，年产各种主要食粮约589030石，除供本县食用外，年可销往兰州及甘草店小麦9万石，糜子2万石，豌豆3.2万石，扁豆3.5万石，^注1052共计17.7万石，占总产量的30.1%。这些都说明，抗战时期甘肃农业有了比较好的发展。

（三） 宁夏粮食产量

关于宁夏粮食产量，1930年代初期，据陈泽溎的调查，宁夏年产大米12.95万石，谷米3.52万石，糜子5.42万石，春麦14.3万石，豆类3.2万石，马铃薯50万石。^注1053除马铃薯外，合计为39.4万石，以每石300斤（宁夏每斗30余斤）计算，合11820万斤。以1931年40.3万人口计，^注1054人均粮食293.3市斤。如时人所言“年产粮食，较之过去，只十分之六七”。^注1055说明宁夏粮食产量比过去有较多的下降。1934年，汤惠荪等对宁夏农业进行了调查，各县农作物栽培指数推算为219.3万亩，占耕地面积的102.58%，种植的粮食有小麦、糜子、水稻、粟、高粱、大麦、裸麦、玉米、豆类（包括豌豆、扁豆、蚕豆、黄豆、黑豆）、马铃薯和荞麦等，种植面积为192.5万亩，占87.8%；粮食总产量达到172.2万石（马铃薯未计算在内），^注1056比1930年代初期有了大幅度的增加。又据《宁夏省建设汇刊》1935年公布，宁夏粮食总产量556.8万担（每担100市斤），其中几种主要作物的产量占到总产量的93.8%。在主要粮食产量中，山药产量146.8万担，占26.4%；小麦142.5万担，占25.6%；水稻67.2万担，占12.1%；粟60.8万担，占10.9%；大麦37.5万担，占6.7%；高粱36.4万担，占6.5%；豌豆31.3万担，占5.6%。^注1057上述各种记载说明，宁夏粮食产量比1930年代初期有较多的增加，时人所言宁夏“每年所产，足供本省食用”，^注1058应当不假。但也有学者认为：宁夏粮食“是有点剩余，因为人口比较少的缘故”。^注1059但事实上，从1931年到1936年宁夏人口有较大幅度的增长。^注1060人口在增长，粮食仍有剩余，说明粮食产量是在增加。

抗战时期，宁夏的粮食产量继续增加，表3—16是1940—1941年农作物种植面积及产量统计表。

从表3—16来看，抗战时期宁夏的粮食种植面积、产量均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1940年粮食作物总产量约120余万宁石（1宁石为480斤），共计57600万市斤，以宁夏当时人口72.2万计算，人均粮食产量797.8市斤；1941年的粮食总产达到179万宁石，计85920万市斤，人均产量达到1190市斤。抗战时期宁夏农业有了比较快的发展，成为近代以降宁夏农业发展的高峰时期。

民国时期宁夏农业因赖黄河之利，农作物种植颇具特色，即使是粗放经营，也可获得较高亩产量。如时人所言，宁夏“农作物之生产，向极丰富，盖黄河水中挟有多量油沙，肥沃异常，灌田一次，不但可抵降落一次极适当之及时甘霖，并无异于田禾之下加肥一遍，……故土地之肥，尤异寻常，虽不施人工，而产量仍可丰稔。小麦每亩约产三百余斤，豌豆、高粱、大米、谷子每亩约产三百至四百斤之谱。”^注1061表3—17是民国时期宁夏省粮食作物的亩产量统计。

表3—17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民国时期宁夏省各地的粮食亩产量，几种主要粮食作物的亩产量的情况是：水稻260—480斤，小麦130—400斤，大麦150—300斤，粟50—400斤，高粱240—540斤，黍200—400斤，豌豆60—480斤，马铃薯300—2400斤。一般地，灌溉比较发达地区的粮食亩产量比干旱地区亩产量要高出许多。即使和邻近地区相比，宁夏的粮食亩产量也是比较高的，如1935年调查甘肃几种主要粮食作物平均亩产量是：糜子250斤，高粱300斤，粟213斤，豌豆275斤，水稻125斤，小麦300斤^注1062。比宁夏亩产：糜子低26.7斤，高粱低68.6斤，粟低35.8斤，豌豆低45斤，水稻低201.7斤，只有小麦高出17斤。但是在1935年的调查中甘肃小麦只统计了河西走廊灌溉农业区的亩产量，如果和宁夏灌溉农业区小麦亩产量（宁夏、宁朔、中卫、中宁、金积、灵武的平均亩产量为326.7斤）比较，仍然低26.7斤。民国时期，黄河上游各地宁夏粮食亩产量是比较高的，可见，宁夏有着良好的农业生产条件和农业发展前景。

（四） 青海粮食产量

青海粮食作物栽培以青稞、小麦、燕麦、豌豆等为主，据西北农林学校安汉、李自发的调查估计，全省年产粮食100万石左右（麦豆每升重量约七八斤），其中青稞约30万石，小麦20万石，豌豆10万石，大麦8万石，油菜籽7万石，燕麦6万石，蚕豆5万石，马铃薯4万石，胡麻3万石，莜麦2万石，谷子2万石。^注10631934年调查，青海农作物种植178.1万亩，占耕地面积的98.1%（余1.9%，计3.5万亩为休闲地），各种粮食作物种植情况如表3—18。

说明：其他杂粮包括莜麦、粟、糜子、荞麦、扁豆。

资料来源：汤惠荪等：《青海省农业调查》，《资源委员会季刊》第2卷第2号，1942年6月，第278—279页。

从表3—18来看，各种粮食作物种植面积为156.2万亩，占农作物种植面积的87.7%。其中栽培数量最多为青稞54万亩，占30.3%；小麦51万亩，占28.9%；豌豆9.6万亩，占5.4%；燕麦18.5万亩，占10.4%；马铃薯8.9万亩，占5%。各种粮食总产量为169.1万石，在粮食作物中，豌豆属于饲料作物，马铃薯属于辅助食粮，除这两项外，青海的粮食总产量为111万石。以当时青海56.7万人口计算，人均粮食产量为1.96石。以每石600斤计算，^注1064人均粮食产量达到1176斤。可见青海农业在抗战前夕有了比较好的发展。一般人们认为青海农业不发达，粮食不足供应，但事实上不然，据调查显示：“西宁、乐都、互助、民和、化隆诸县粮食年有盈余，可以输出至兰州销售，并供给本省粮食不足之县”。^注1065表3—19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西宁粮食输出统计。

注：1石=600斤

资料来源：陆亭林：《青海帐幕经济与农村经济之研究》，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20752页。

1928—1929年陕甘大旱灾时期，西宁粮食依然有剩余，四年间共计输出粮食23400石，合1404万斤。互助县盛产青稞与油菜籽，“为数极多，稞麦可以造酒，菜籽可以榨油”，故该县以出产酒和油而著名。据1932年调查，该县输出稞麦6000石，小麦4000石，清油60000担。^注1066化隆县在黄河北岸，“耕地广大，灌溉亦良，故农产颇为旺甚［盛］，产量最大者为稞麦及小麦，每年输出于西宁、兰州等处，为数甚多”。如1932年调查年输出西宁500石，兰州3500石，循化、同仁2000石，^注1067合计6000石，折合3600000斤。

通过对本区域各地粮食生产的论述来看，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本区域农业得到了较好的发展。关于近代以来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与不发展的问题，吴承明指出，20世纪以来中国粮食总产量是增长的，到1936年达于高峰。^注1068抗战爆发后，本区域农业和农村经济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成为农业继续增长的一个范例，抗战时期是近代以降黄河上游区域粮食产量最高的时期。

（五） 抗战时期粮食产量增加的原因

如前文所述，抗战时期是本区域粮食产量最好的时期，这种情形的出现与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的农业政策是分不开的。

第一，国民政府继续推行开发西北的政策，把西北建设成为长期抗战的基地，给农业发展带来了契机。20世纪20—30年代之交由于旱灾和社会动荡不安，社会经济出现了难以为继的局面。同时自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之后，东三省沦落，华北腹地危急，沿海门户洞开的形势下，西北成为有识之士关注的重点，“以今日之国势而论，东北已藩篱尽撤，东南则警号频传，一有非常，动侵堂奥，故持长期奋斗之说者，力主西北之建设，以保持民族之生命线”。^注1069“东北业已版图变色，西北又岌岌可危，为免使西北为东北续，故急宜从事开发，巩固西防，即为收回东北各地计，西北之开发亦为当务之急”。^注1070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国民政府开始了西北开发。“此热浪由战前开发西北始，到战时西南建设终，历时十数年”。^注1071抗战爆发后，中国沿海地区和东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相继沦陷，为了建设长期抗战基地，国民政府继续实施开发西北的政策，尤其在农田水利、农业推广等方面做出了较大的努力。尽管学术界认为国民政府对西北开发的效果不是十分理想，但是毕竟开启了西北现代化的历程，促进了本区域农田水利、农业科技的进步，成为当时本地农业处于上升阶段的主要因素之一。

第二，国民政府农贷政策的实施。1935年5月，农民银行兰州分行建立后，在皋兰、榆中发放贷款35976元（法币，下同）。^注1072这是农行在甘肃发放的第一批农业贷款。1936年甘肃发生旱灾后，农村备受灾害，在10个县发放农贷25.2万元，这是发放的第二批救济贷款。1937年，国民政府决定扩大救济贷款额度和范围，分三期发放，获得贷款的地区也逐渐由局部扩大到全省。第一期拨款50万元 ^注1073，实际放出农贷49.5万元，有15个县获得了救济贷款^注1074，占全省总县数的22%。第二期救济农贷始于1938年1月，拨付农贷100万元，次年3月结束，实际贷款98.8万元。^注1075农贷覆盖全省41县，占总县数的58%。第三期始于1938年5月，发放农贷350万元，^注1076分两次放贷，年底结束，实际贷款额340.9万元，受益社员13.3万户，占全省总农户的15.8%。1939年发放农贷710.7万元。^注10771935年至1939年，农贷的主旨在于救济农村社会，为进一步推行国民经济建设贷款奠定了基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改变了以往农村救济为主的农贷政策，开始转向国民救济建设。1940年1月4日，四联总处规定农贷包括8种：农业生产贷款、农业供销贷款、农产储押贷款、农田水利贷款、农村运输工具贷款、佃农购置耕地贷款、农村副业贷款、农业推广贷款。^注1078农贷重点已转至国民经济建设方面，标志着“我国农贷事业遂步入统一正规”。^注1079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颁布的《政府对日宣战后处理金融办法》规定：“农业贷款，以举办农田水利工程，及能直接增加必需农产者为主，对于农村之一般信用贷款，应切实紧缩”。^注1080据此，1942年，农贷政策为“紧缩放款”与“直接增加农业生产”为原则，取消“农村消费”、“农村公用”两种贷款。^注10811943年的农贷政策是“注重农田水利及农业推广贷款，以增加粮食生产及战时所需各种为中心”。^注10821944年农贷以农田水利和农业推广贷款为中心。^注1083从各年政策来看，增加粮食生产成为1941年以后农贷的中心，农田水利、农村副业、农业推广等贷款都是围绕这个中心进行的。

尤其是1941年农贷转为以国民经济建设为中心后，增进粮食生产成为农贷的主要目的，各省都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如3月19日颁布了《甘肃省增进粮产贷款计划大纲》，规定本年的贷款总额为2000万元，有各银行组织增进粮产贷款团贷放；增加耕地面积230万亩，预计增加粮食115万市担；本期增粮贷款暂定为36县，其中兰州附近20县，天水附近9县，该项贷款以增进粮食为限，对象以合作社社员为限；按亩核定贷款数额，每亩可贷款5—10元，贷款期限为1年，秋收后以粮食归还，月息1分。^注1084在农业推广中，银行资本也起了重要作用。1943年，甘肃增粮团贷给岷县、皋兰、天水、榆中、临洮、靖远、张掖、武威、永登实物贷麦种1369石，值86.3万余元，种植面积10576亩；同年又在武威、张掖、陇西、定西、临洮、酒泉、敦煌等7县贷款244.6万元，收购小麦籽种3251石，播种面积3.1万亩。^注1085这些对粮食产量的增加都是有意义的。

为配合增产运动，每当春耕前宁夏都要发放春耕贷款，1940年12月—1941年4月的春耕贷款如表3—20。

说明：［1］磴口县因春耕贷款开办较晚，尚未放贷。［2］金积县春耕贷款高于全年贷款，原资料可能有误。

资料来源：朱耀初：《宁夏省三十年度推行合作事业概况》，《经济汇报》第6卷第6期，1942年9月16日，第39页。

从上表看，除了磴口县外，宁夏1940年12月至1941年4月发放春耕贷款82.4万元，占全省全年贷款的56.31%。在青黄不接，农民最需要农业生产资料时发放春耕贷款，至少从不误农时上来说是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总之，抗战期间，甘肃、宁夏获得了大量的农贷，为农业的发展注入了资金，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当地农业生产的发展。

第三，地方政府为了增加粮食生产，采取了一定的增粮措施。一是采取措施，减少粮食损失，主要工作是防治粮食病虫害。黑穗病是本区域粮食的主要病虫害，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1943年宁夏普遍发生黑穗病，该省农林处会同粮食增产督导团指导换种和浸种，指导农民拔除病苗。^注1086关于病虫害的防治及成效见本书有关章节内容。

二是改善粮食仓储方法。如马铃薯在甘省种植普遍，也是民食的主要来源，但马铃薯易腐烂，“每年损失，为数甚巨”。为此，1941年，甘省粮产增进委员会派人在岷县试行马铃薯选种及改建储藏窖，指导农民建筑示范窖77所，每窖补助5元。各示范窖附近农户仿照修建或改建1871所，每窖平均可储藏20担，共可储藏37420担。^注1087

三是发放农贷，其他章节已经有述及，此处主要看增粮贷款问题。甘肃省增产的方向是：①扩充食粮作物面积，如垦殖荒隙地，利用冬夏季休闲田地种植小麦杂粮，限制非必要的作物增种食粮作物；②增加单位面积之产量，如推广改良品种，增施肥料与兴修水利以及各种农业技术改良；③防除灾害以减少损耗，如防治病虫害、防除水患，推广防旱作物等。^注1088抗战时期，甘肃增粮普及全省66县（局），占全省总县数的94%。如渭源县1941年2月奉令举办增粮贷款后，进行动员，有61社办理该项贷款共计33.1万元；同年10月1日起开始办理储粮工作，于11月30日完成，共计储粮3454.1石。^注1089表3—21是根据有关资料对本省增粮成效的估算。

资料来源：［1］李中舒：《甘肃农村经济之研究》，《西北问题论丛》第3辑，1943年12月，第104—105页；［2］朱允明：《甘肃乡土志稿》第5章《甘肃省之农业》。

从表3—21看，1941年推广279.6万亩，可增粮84.7万担；1942年推广392.9万亩，可增粮115.2万担；1943年推广470.7万亩，可增粮199万担。另1944年（截至8月）推广203万亩，增产82.5万担。^注1090可见1941—1944年农贷增粮工作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

抗战时期，宁夏增加粮食产量主要在充分利用土地上下功夫。一是减少休闲地。宁夏在传统农作中，在春小麦收获后，农家为保持地力，调节劳力，耕种土地施行秋季休闲制，故土地利用不足，“减收粮食甚多”。宁夏农林局为增加粮食生产起见，制订了“督导秋耕办法”，即在麦作收获后，“积极督导农民继种荞麦、小糜子及各种秋菜，以增粮产”。 ^注1091这个办法自施行后，取得了显著成效，据统计从1941年起提倡“秋期作物之种植，规定此后每年于春田收获后，凡所有麦田，一律须种秋禾如荞麦、糜子等”，这样做的结果，粮食产量逐年“略增八至十万石”，截至1945年已增至40万石。二是放垦荒地。从1941年至1946年，宁夏共放垦公有荒地42万亩，各县农民组织合作农场垦荒约12.3万亩，共计抗战期间开荒54.3万亩，“以平均产量五斗计算，每年可收获增粗粮约二十万石”。^注1092表3—22是1941年各县估计增粮成绩统计。

在1941年的增粮生产中，宁夏11县在夏收后续种秋粮16.6万亩，占全省耕种面积的7.54%，估计可增收粮食约10万石，约合4790万市斤。足见通过督导农民续种秋粮，增加土地利用率，在增加粮食生产方面有不小的成绩。

第四，社会政治趋于稳定，农民能够安心从事农业生产。中原大战结束后，因国民军在甘宁青统治造成的混乱局面逐渐得到了控制，特别是国民党中央政府开始经营甘宁青三省，“控制甘肃，羁縻诸马，基本上保持了甘宁青的稳定局面，较之以往地方实力派割据自雄，社会失范，生灵涂炭的情形为好”，^注1093抗战时期，西北属大后方，社会也相对比较稳定。正是这种相对稳定的社会局面，对促进本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是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