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川汤公

汤显祖与张居正

孟子曰：“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万章下》）这就是所谓“知人论世”。这种为学方法无疑是正确的。在我们观汤显祖的戏，读汤显祖的书的时候，不知道汤显祖其人，是不可以的。要认识汤显祖其人，必须研究汤显祖所处的时代的社会文化背景，研究汤显祖和当时重要人物间的关系。由此，才更加可以认识汤显祖的人格与思想，认识汤显祖的政见和立场。

从这方面考虑，考察汤显祖与张居正的关系，似乎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

汤显祖是走正常的科举之路而进入官场的。在漫长的科举道路上，汤显祖遇到的第一个重要人物就是张居正。

任何一种汤显祖的传记，如邹迪光《临川汤先生传》《明史·汤显祖传》、钱谦益《汤遂昌显祖传》、查继佐《汤显祖传》《抚州府志·汤显祖传》，都没有忘记汤显祖拒绝张居正的延揽这件事。隆庆四年，二十一岁的汤显祖乡试中举，接着就参加会试。第一次（隆庆五年）和第二次（万历二年）春试不第，都没有考中。虽然未能及第，但那时的汤显祖已经是“名蔽天壤”的士子，他的八股文已经非常出名。万历五年第三次进京会试，想不到和张居正发生了关系。内阁首辅张居正为了让自己的儿子名列前茅，就罗致海内名士以张大儿子们的声望，汤显祖和朋友沈懋学被认为是最佳人选。张居正“属其私人啖以巍甲而不应”，汤显祖“谢弗往”，没有进张府拜谒，沈懋学却去了。结果沈懋学中了状元，张居正次子嗣修中了榜眼。对于这件事，汤显祖淡然处之，只是在和沈懋学告别时感叹“天地逸人自草色，男儿有命非人怜”，“昨日辞朝心苦悲，壮年不得与明时”。^注1在和荆州张青野告别时，感叹“谁道叶公能好龙？真龙下时惊叶公”，“贱子今龄二十八，拔剑似君君不察。君不察时可奈何，归餐云实隐松萝”。“吏事有人吾潦倒，竹林著书亦不早”。^注2好像他已绝意仕进，只打算回家著书去了。但是，三年后汤显祖还是重新参加会试。这一次不巧又碰上了张居正的大儿子敬修和三儿子懋修同时赶考。“江陵子懋修与其乡人王篆来结纳，复啖以巍甲而亦不应。曰：吾不敢从处女子失身也”。上一次汤显祖不肯接受张居正的延揽，保持了节操。这次岂能失节？结果，张懋修中了状元，张敬修也进士及第，汤显祖则依然落第。这两次会试，汤显祖表现了高洁的品格，赢得了士林的尊敬。“公虽一老孝廉乎，而名益鹄起，海内之人益以得望见汤先生为幸”。^注3

达官贵人在科场中做手脚，已经是万历年间人尽皆知的潜规则，汤显祖见怪不怪，没有为此事对张居正做专门的评价，但是张居正的“人欲”给他留下了极坏的印象。后来汤显祖说张居正“刚而有欲”的“欲”，当然包括为儿子抡元而做手脚这件事。

万历十年，张居正死了。万历十一年，汤显祖再一次参加会试，三十四岁的老孝廉终于拿到了做官的资格证书。

造成汤显祖对张居正恶劣印象的，还有一件大事。就在汤显祖万历五年会试落第后不久，张居正的父亲在江陵老家去世。张居正没有回家奔丧，虽然有小皇帝朱翊钧的挽留，但是在非战争年代非军事将领的“夺情”，是严重违背礼法和祖制的事件。当时的张居正，已经是实际的政治独裁者。父亲过世，他非但没有坚持丁忧守制二十七个月，甚至不肯抽身一两个月暂离独裁的岗位回江陵安葬，确实是权力欲的突出表现，此事引起了众多朝臣的不满和抗议。一些尊崇礼法的朝臣，不顾生死接连上疏，结果纷纷遭受了残酷的杖刑。翰林院编修吴中行和翰林院检讨赵用贤各杖六十，杖毕，拖出长安门，再用门板抬出北京。刑部员外郎艾穆和刑部主事沈思孝，廷杖八十后，戴上手铐脚镣，收监三日，再充军。尽管有这些血淋淋的刑罚，刚刚中了进士，观政刑部的邹元标还是不顾死活地上疏反对张居正夺情，结果邹元标廷杖八十，打断了一条腿，谪戍都匀卫。

这些受刑者和张居正之间并没有私仇，都是为了维持纲常名教挺身而出的正人君子。这些受刑者大多是汤显祖的朋友，汤显祖在思想和感情上与他们相通。汤显祖写诗和通信，对他们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敬佩。汤显祖书信如《别沈太仆》《答沈司空》等说明汤显祖与沈思孝等交情匪浅。汤显祖诗如《送艾太仆六十韵》，追述当年艾穆“御梃惊魂落，丹墀溅血流”的惨状。^注4《奉赠赵宗伯二十韵》《送许伯厚归长水，便过吴访赵公》，称赵用贤为“节侠”，描述赵用贤当年“睨柱众惊归赵客”的壮烈。^注5这些朝臣遭受廷杖的时候，幸而汤显祖还没有考中进士，没有上疏的机会。不妨设想，假如当年汤显祖能和这些人士同列朝班，他也很可能会加入这个批判张居正“夺情”者的行列。至少也会像新科状元沈懋学那样，联名上疏对这些即将受刑者施以最后的营救。

在“夺情”一事中的表现，是张居正“刚而有欲”的又一个注脚。汤显祖对张居正更加不满的是张居正禁讲学、毁书院的政策。

张居正很重视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他主持的万历新政，有多方面的内容。除了颁布“考成法”以提高行政效率，推动“一条鞭法”以改进国家税负，还特别重视思想文化的整肃，那就是禁讲学和毁书院。

明朝的教育界，和各级官学并行的还有私立的书院。官学是各级官府举办的教育机构，讲习的是宋代理学家二程和朱熹传注的四书五经，教学子们练习八股文，走正统的科举之路。书院则是集藏书、教育、研究于一体的民间的教育机构。书院除了教习举业，还是各派学者的自由讲坛，学者们可以各标其宗旨，各讲其主张。有的在书院里讲学的学者，不光讨论学术，还要指点江山，批评时弊。这使得统治者很感头痛。

正德以后，讲学之风大盛。王守仁、湛若水和他们的弟子们倡导的“心学”，和作为官方主流意识的理学大异其趣。他们不买理学家的账，提倡“致良知”，常常表现为对儒家经典和程朱理学的不尊重。所以嘉靖年间起就有官员上疏，要求禁毁书院。

隆庆万历间，私人讲学之风愈加盛炽。王阳明学派的嫡传泰州学哲人，干脆“以转注为支离，以经书为糟粕”，提倡保持“不思不虑”的“童子之心”，偏偏还要做“帝王师”。

张居正本来也是很热心于心学的，但是他进入内阁，成为首辅，并且成为万历皇帝的老师以后，为了“万历新政”的推行不受阻挠，就很重视统一思想，要禁讲学，废书院，箝制言论，禁止自由思想了。为此他不惜采用极端的手段。江西著名的学者何心隐，就是因为到处讲学，而且妄议朝政，被迫害致死的。

万历七年张居正上《请申旧章饬学政以振兴人才疏》，^注6从整顿提学官着手，由皇帝出面整顿全国的学校。他提出“谨请旨敕谕提学官事理”，共计十八款。关系到各级学校的办学宗旨，培养目标，招生数额，管理办法，课程内容，标准课本等全方位的要求。其第一款说：

圣贤以经术垂训，国家以经术作人。若能体认经书，便是讲明学问，何必又别标门户，聚党空谈？今后各提学官督率教官生儒，务将平日所习经书义理，着实讲求，躬行实践，以需他日之用。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及号召他方游食无行之徒，空谈废业，因而启竞奔之门，开请托之路。违者提学御史听吏部都察院考察奏黜。提学按察司官听巡按御史劾奏。游士人等许各抚按衙门访拿解发。

这主要是对提学官的要求。其第二款，是对生员的奖惩办法：

孝弟廉让乃士子立身大节。生员中有敦本尚实，行谊著闻者，虽文艺稍差劣，亦必量加奖进，以励颓俗。若有平日不务学业，嘱托公事，或捏造歌谣，兴灭词讼，及败伦伤化，过恶彰著者，体访得实，不必品其文艺，即行革退。不许徇情姑息，亦不许轻信有司教官开送，致被挟私中伤，误及善类。

明确规定政治标准第一。特别规定生员不准帮人打官司，不准编写段子。接下来的第三款，更是进一步规定学校的生员不许乱说乱动，除了自己本人有了冤屈可以由家人出面代理控告，绝对不许代别人上访，不允许出入衙门陈说民情，更不许议论官员为政表现的好坏：

我圣祖设立卧碑，天下利病诸人皆许直言，惟生员不许。今后，生员务遵明察，除本身切己事情，许家人抱告，有司从公审问，倘有冤抑，即为昭雪。其事不干己，辄便出入衙门，陈说民情，议论官员贤否者，许该管有司申呈提学官，以行止有亏革退。若糾众扛帮，聚至十人以上，骂詈官长，肆行无礼，为首者照例问遣，其余不分人数多少，尽行黜退为民。

读此，可知考中了秀才，进了学，立即就失去了自由发言的权利，更失去了为民陈情的权利。第四款，则是针对教师的：

国家明经取士，说书者以宋儒传注为宗，行文者以典实纯正为尚。今后，务将颁降《四书五经》《性理大全》《资治通鉴纲目》《大学衍义》《历代明臣奏议》《文章正宗》及当代诰律典制等书，课令生员诵习讲解，俾其通晓古今，适于世用。其有剽窃异端邪说，炫奇立异者，文虽工弗录，所出试题亦要明白正大，不得割裂文义，以伤雅道。

观之可知学校的教师也没有了言论的自由，失去了独立之思想。至此，一个文化专制者的嘴脸跃然纸上。

这个诏令一下，到万历七年许多书院就被查毁了。自应天府以下，凡六十四处。

汤显祖曾经是官学就读的生员，但是他对民间书院的讲学也是很醉心的。他是泰州学大哲罗汝芳的及门弟子，他说：“盖予童子时，从明德（罗汝芳）夫子游。或穆然而咨嗟，或熏然而与言，或歌诗，或鼓琴，予天机泠如也。”^注7那种生活是非常自由的，所以“天机泠如”。后来为举业所销，天机就失去了。这是对两种不同的教育的亲身感受。

汤显祖是向往自由思想的人，他对张居正的禁讲学、毁书院的文化专制举措当然是反对的，以致对张居正更无好感。万历三年，张居正上这个有关文教的奏疏时，汤显祖正准备进京会试。万历七年，这个奏疏以皇帝的名义施行时，汤显祖正在准备第三次进京会试。这两次会试，汤显祖最终都因为不肯接受张居正的笼络而名落孙山。

张居正死后，万历十一年会试，汤显祖中进士，观政礼部。取得做官的资格之后，他立即找机会发表自己的政见。作为一名礼部的实习官员，他就带头奏疏开放学禁，恢复书院。汤显祖有书信《奉罗近溪先生》说：“道学久禁，弟子乘势时首奏开之。”^注8在《汤显祖全集》里虽然未收入这封奏疏，但其真实性无须怀疑。讨论教育问题，是礼部的正差，而面对自己所尊敬的老师，他更不必说假话。汤显祖自己也是热心于讲学的。在他被谪徐闻典史期间，他在本职之外创办了贵生书院，亲自讲学。量移遂昌之后，下车伊始就修复了相圃书院，也是亲自讲学。在张居正的时代，这是不可想象的事。

万历十九年，汤显祖上《论辅臣科臣疏》，批判的矛头是对准当政的首辅申时行的，但是也把死去多年的张居正拉来陪绑，说“前十年之政，张居正刚而有欲，群私人嚣然坏之”。^注9他没有列举具体内容，只是让万历皇帝自己去体会。

张居正的“刚而有欲”，他的“嚣然”做派，是朝廷内外的共同感受。

张居正之“刚”，表现在他整顿吏治的大刀阔斧，雷厉风行，也表现在他对待反对者的手段之严酷。张居正曾经信佛，他说：

二十年前曾有一弘愿，愿以其身为蓐荐，使人寝处其上，溲溺之，垢秽之，吾无间焉。此亦吴子所知。有欲割取吾耳鼻，我亦欢喜施与，况诋毁而已乎！^注10

其实他言行不一。且看他如何对待反对他“夺情”的诸位朝臣，就可知佛教所要灭除的三毒“贪嗔痴”，他完全不在乎。当时，只要他认真地陈情，小皇帝是能够让他回江陵奔丧的，至少也不会那样处分“夺情”的反对者。

张居正对言官也采取裁抑和钳制的手段。御史和给事中的意见和他稍有不合，即遭到诟责和处分。

张居正对权力的热中，毕其一生。直到生命的最后，他已卧床不起，稍为重要的公事，一切都送到张居正的病榻前，听候处理。临死前，张居正加太师衔，荫一子锦衣卫指挥世袭同知。这种情景，被汤显祖生动地写进了《邯郸记》。

张居正的“刚而有欲”，除了表现在对权位的热恋，还表现在他强烈的物欲。张居正自称“受事以来，一切付之于大公。虚心鉴物，正己肃下。法所宜加，贵近不宥。才有可用，孤远不遗”，^注11“自当事以来，闭门却扫，士大夫公言之外，不交一谈”。^注12可是，在晚明普遍腐化的环境中，他也不能真正地抵御“潜规则”以自律。

张居正在北京可以“闭门却扫”，但他没有管好在江陵的父亲和子弟、亲属以至于奴仆。地方官会使用各种手段，向张家行贿。又是给张居正建牌坊，又是给张家修豪宅，当然工价是不需要张家付出的。张居正虽然也写信谢绝，但都是半推半就，最后都成为事实而默认。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是张家把废黜了的辽王的王府据为己有，变成张府私宅。凡此种种，都不能不使人生怀疑。万历四年正月，辽东巡按御史刘臺上疏，弹劾张居正云：“盖居正之贪，不在文吏而在武臣，不在内地而在边鄙。不然，辅政未几，即富甲全楚，何由致之？宫室、舆马、姬妾、奉御，同于王者，又何由致之？在朝臣工，莫不愤叹，而无敢为陛下明言者，积威之劫也。”^注13刘臺的提问不无道理。平民出身的张居正当上内阁首辅没有多久，哪来的那么多钱？

至于张居正的“嚣然”，那更是人尽皆知的事实。单是万历六年张居正归江陵葬父时乘坐的那顶轿子，已经成为轰动天下的社会大新闻。王世贞说，这顶特制的大轿，前面是起居室、办公室，后面是卧室，两廊一边一个书童焚香挥扇，三十二名轿夫抬着，浩浩荡荡出京。一路上还有蓟镇总兵戚继光派来的铳手、箭手护卫。沿途的巡抚和巡按御史出疆迎送，府、州、县官跪拜迎接。连王爷也要迎接送礼。

张居正的这种刚而有欲的嚣然作风，汤显祖当然是极为反感的。

上述各项，都说明汤显祖讨厌张居正的为人。但是这不等于汤显祖否定张居正所做的一切。事实上，对于张居正成为内阁首辅之后所推行的许多重大行政举措，汤显祖还是拥护的。尤其在经历过宦海风波，亲自体验过晚明政治每况愈下之后，汤显祖弃官归里成为“偏州浪士”，跳出政坛之外，对政局的观察变得客观而冷静。汤显祖对张居正当年推行的许多“便民”的政策，表示了更大的认同。

张居正死后，他推行的许多政策有的被否定，有的因官员的消极抵制而无形搁浅。但是，一些正派的官员还是择善而从的。

比如考成法，张居正推行的考成法曾令许多官员非常紧张。对地方官来说，考察的主要项目是赋与讼。完成田赋征收是经济方面的头等任务。而维持地方稳定，不出重大的群体性的案件，则是政治上的要求。

张居正死后，考成法基本废止了。汤显祖为官遂昌的五年，仍然是尽心尽力办事的，他用自己的方法努力完成考成法规定的任务。他做的是“减科条，省期会，一意拊摩噢咻，乳哺而翼覆之。用得民和。日进青衿子秀扬榷论议，质义斧藻切攠之，为兢兢。一时醇吏声为两浙冠”。^注14他在遂昌采取的措施则是去豪强之害而与民休息，教学校子弟以振作士习。他用人本主义的方式治理遂昌，重视兴教劝农，刑罚与教化并施，“缓理征徭词讼”。结果是“征徭薄，米谷多，官民易亲风景和”，“行乡约，制雅格，家尊五伦人四科”，“多风化，无暴苛”，“平税课，不起科，商人离家来安乐窝。关津任你过，昼夜总无他”。（《南柯记·风谣》）

他要公平收税，也遇到过乡宦豪族的抵制。他亲自出面，给在朝为官的项应祥写信，要求项某约束好自己的亲属，老老实实纳税。^注15这种勇敢行动，制服了遂昌的“害马者”，完成了收税的任务。至于讼，汤显祖完成得更加出色。他用不着天天升堂判官司，做到了“赋成讼稀”，可以“五日一视事”。差不多是“官也清，吏也清，村民无事到公庭”。（《牡丹亭·劝农》）

和考成法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如何解决常年逋赋的问题。嘉靖、隆庆以来，各地拖欠的田赋事实上已经难以如数收清。神宗登极以后，曾下诏：隆庆元年以前的积欠，一概豁免。隆庆四年以前的积欠，免三征七。考成法实行以后，规定征赋不足额的，巡抚和巡按御史听纠，府、州、县官听调。这样一来，问题更加复杂了。各地官员在考成法的压力下，为了完成征收田赋的任务，就不择手段地搜刮压榨百姓。无名之征求过多，以致民力殚竭，反而不能完公家之赋。“其势豪大户，侵欺积滑，皆畏纵而不敢问，反将下户贫民，责令包赔”，造成了更大的不公正。万历四年七月，张居正奏疏称：“近来因行考成之法，有司官惧于降罚，遂不分缓急一概严刑追并，其甚者又以资贪吏之囊橐，以致百姓嗷嗷，愁叹盈闾，咸谓朝廷催科太急，不得安生。”他提出“敕下户部，查各项钱粮，除见年应征者，分毫不免外，其先年拖欠带征者，除金花银遵诏书仍旧带征外，其余七分之中，通查年月久近，地方饶瘠，再行减免分数。如果贫瘠不能完者，悉与蠲除，以苏民困”。^注16规定地方官只收当年的税赋，把以往多年来拖欠的税赋永远搁置，这是一个从实际出发，有利于民生的政策。

对这个政策，汤显祖是拥护的。我们在汤显祖的文集里，没有看到在汤显祖为官遂昌期间蠲免税赋的文字。但是，在汤显祖给朋友的书信等文字里，却分明看到汤显祖对这个政策的态度。汤显祖的朋友张梦泽曾任江西新渝知县三年，有极好的政绩。他本人勤政爱民，极其清廉，到北京上计述职，竟穷得没有路费，被北京人呼为“穷新渝”。汤显祖和张梦泽无话不谈。（汤显祖曾经把《紫钗记》的刊本和《牡丹亭》《南柯记》的手抄本送给张梦泽。张梦泽曾经想给汤显祖出版文集，汤显祖提出五项理由谢绝，畅谈自己的文学思想，批判当时文坛的歪风。）万历三十年，张梦泽因丁忧去职，新渝百姓非常舍不得他离开，为之作去思碑，请汤显祖写了碑文。汤显祖引述新渝父老的话，评论张梦泽的政绩。

父老进曰：“渝贫，间于章、虔，岁赋当七万余，而所获常不足以半。赋或逋负至于十年。有令悉追之者。侯至数月，喟然而泣曰：赋逋至十年，籍亦有不可得而校者矣。此徒为老胥吏奸利地，何益？下令，课吾来渝以后者。余逋须后令。民乃无哗。旁大县或先一岁而毕征，或仅如其岁，渝不能也。侯与民期以十，且曰，尽来岁春当竟也。民乃益舒矣。”^注17

张居正在二十多年前想解决的问题，其实并没有解决。张居正死后二十多年，新渝县又出现拖欠了十年田赋的事。张梦泽到任后，一声令下，只收他来渝以后的税赋，剩下的就留待后来的县令去处理。并且给百姓十个月的缓冲期，只要来年春天上交完毕即可。汤显祖对张梦泽的举措大加赞赏，这其实就是对当年张居正奏疏的一种响应。

和考成法相关的还有一件大事，就是清丈田亩。张居正推行“一条鞭”税制，首要的工作就是清丈田亩。这个工作做不好，“一条鞭”就无法执行。但是，清丈田亩之事，在统治集团内部也很难统一意见。清丈田亩必定会有损隐占土地的豪右的利益，受到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和干扰。万历七年，张居正《答福建巡抚耿楚侗谈王霸之辨》：

丈田一事，揆之人情，必云不便，但此中未闻有阻议者，或有之，亦不敢闻之于仆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仆比来唯守此二言，虽以此蒙垢致冤，而于国家实为少裨，愿公之自信，而无畏于浮言也。^注18

可见清丈之难。其实，张居正自己对清丈田亩的事也信心不足，不得不慎重从事，他常常陷入焦虑之中。在他罹患直肠癌，自感健康每况愈下的时候，这种焦虑就愈发强烈。他给一些地方大员的书信里，明白地表达了这种焦虑。万历九年，张居正《答山东巡抚何来山》：

清丈事，实百年旷举，宜及仆在位，务为一了百当，若但草草了事，可惜此时徒为虚文耳。已属该部科有违限者，俱不查参，使诸公得便宜从事。昨杨二山公书，谓此事只宜论当否，不必论迟速，诚格言也。^注19

“不必论迟速”，说明张居正知道此事推进之困难。张居正《答江西巡抚王又池》：

临川丈田事，偶有闻，即以告，今事已竣，法无阻滞，则其人亦不必深究矣。此举实属天下大政，然积弊丛蠱之余，非精核详审，未能妥当。诸公宜及仆在位，做个一了百当，不宜草草速完也。前已属该科老成查参，将此件不必入参，正欲其从容求精耳。江右事已就理，独五县未完，谅数月之内，即可了结，俟通完之后，具奏未晚。^注20

福建、山东、江西是清丈的试点省份，都遇到马虎从事的官员的消极应付。可惜，张居正小心谨慎地干了几年，到死也未完成这项天下大政。

不过，张居正死后，仍然有正派认真的地方官继续做清丈田亩的工作，这就不能不继续与地方豪绅势力作斗争。汤显祖的好朋友赵邦清就是这样一位认真的官员。汤显祖有《滕侯赵仲一实政录序》《赵子瞑眩录序》等，生动地记述了赵邦清做山东滕县知县时，为清丈田亩与当地豪右作斗争的动人事迹。

赵邦清初到滕县时，“大祲之后，人大相食”，流民遍地，赋税收不上，府库无存粮，原因就是豪强阻挠。“豪右受民所寄田失税，而移责单细民。民有田不能深治，饥则徙而他之。田益以芜，赋益以逋”。赵邦清“必令自名其田，户度之，无寄隐而后可。豪者惧，挠之曰：若而年，固已度田不远矣。间以撼大吏。君朝上议，立行。身与豪贵人斗而馳田中。瞋目赭面，奋髯怒号。豪不可当，辟易就丈。无几何而籍定”。^注21

这是张居正死后二十多年的事。张居正活着的时候，就知道在山东清丈田亩是要啃硬骨头。他在《答山东巡抚何来山》信说：“清丈之议，在小民实被其惠，而于豪宦之家，殊为未便。况齐俗最称顽梗，今仗公威重，业已就绪，但恐代者，或意见不同，摇于众论，则良法终不可行，有初鲜终，殊可惜也。”^注22事情被张居正言中了。他死之后，果然清丈的事在山东“有初鲜终”，证明了“齐俗最称顽梗”。

汤显祖对赵邦清的称赞，也就是对当年张居正清丈的响应。

汤显祖对张居正当年所推行的政策如此这般的认同，是汤显祖经历过十五年宦海风波之后的真正感悟。越到晚年，汤显祖对政局的认识越深刻。他对比了一下，世上没有了张居正，晚明政坛越来越腐败。张居正之后的历任首辅，一蟹不如一蟹。明王朝江河日下，鱼烂瓦解，已经不可收拾。此时回头一看，张居正当权的那段日子，还是有可取之处的。经过张居正的强力的治理整顿，明朝的内政外交都有起色。所以，万历三十年，汤显祖在给张位祝贺七十寿辰时，把徐阶与张居正相比较，说“凡所以为天下者，刚柔而已。华亭徐公以柔承肃祖之威，而事治。江陵张公以刚扶冲圣之哲，而事亦不可谓不治也”。（《张洪阳相公七十寿序》）^注23

这种认识，是对当年《论辅臣科臣疏》的一种修正。正因为如此，汤显祖对张居正死后的被清算持保留态度，对张家人的悲惨遭遇表示了同情。

张居正死后才九个月，就遭到万历皇帝的彻底清算。万历十一年三月，诏夺张居正上柱国、太师，再诏夺文忠公谥，斥其子锦衣卫指挥张简修为民。接着是抄家。地方官封门，中央大员还未到江陵，张家已经饿死十余口。在严刑拷问下，张敬修自杀，张懋修投井不死，绝食又不死，保住一条性命。万历皇帝给张居正的罪状是“诬蔑亲藩，钳制言官，蔽塞朕聪，私占废辽田亩，假以丈量遮饰，骚动海内，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张氏子弟，活着的皆令充军烟瘴地面。^注24

当年攀附张居正，而在此时落井下石者大有人在。在万喙齐攻的形势下，能不避嫌疑，客观地为张居正说几句公道话人，显得十分可贵。汤显祖就是肯为张居正说公道话的人士。

汤显祖贬官徐闻时，在雷阳遇到了正在充军流放的张嗣修，相见握语，境况凄苦。汤显祖和张氏兄弟还保持着书信联系。他寄信给张懋修，深表怀念。追怀当年在北京会试时的情景，怅然感慨。也说到万历十九年冬天，在雷阳与张嗣修相见的情景。甚至还问及是否给张居正扫墓的事。^注25

张居正刚倒台，汤显祖就为这位辅臣的遭遇而伤感，有诗《送沈师门友张茂一餉使归觐蒲州相国，有感江陵家世》。^注26汤显祖去官归里后，有的是时间回首往事。抛却了宦情之后，他还偶然会想起张居正，发表“忽自悲伤忽笑歌”的感慨。^注27

这就是汤显祖。一个良知充盈的思想家、政治家。一个高洁而多情的艺术家、文学家。

能够冷静而客观地评价张居正的人士，也不只汤显祖。天启二年，第一个站出来为张居正鸣不平，请求给张居正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正是当年因反对张居正“夺情”而被打断腿的邹元标。邹元标是汤显祖终生的好朋友。可惜，汤显祖没有活到为张居正恢复名誉的那一天。